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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大湖消息》與物性書寫
    來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3年第2期 | 劉長華  2023年03月30日16:11

    內容提要:與一般的生態文學有所區別的是,沈念的《大湖消息》通過對“物性”的書寫來抵達觀照人性、反思人性。其主要表現有:一、從物性的多樣性來看取人性的豐富性;二、從物性中的“遷徙”與“安居”習性,參悟人性的“此心安處是吾鄉”;三、從物性對自我生存的珍視中感喟人性中尊重生命之可貴;四、從物性的本能化狀態反思人性中相應物性之不足,物性與人性本有交集。物性書寫不僅是生態題材的開拓,而且是文學視閾本身的充盈,對人們進一步探詢文學與人學、文學與世界之間的關系大有裨益,是建構新“感悟詩學”的重要路徑。

    關鍵詞:沈念 《大湖消息》 物性書寫 人性

    近些年來,王兆勝先生以及學界青年新銳敏感地意識到,物性書寫是中國新文學中一道風光旖旎的學術風景線。事實上,中國文學一直有著“玩物”傳統。子曰“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1,《文心雕龍》中就專設“物色”篇,詩詞曲賦爭先恐后地以器皿建筑、山水博物等為題材……當然,更有比比皆是的佛佛道道文學,多以“性盡人己參天地,心同日月耀陽春”2為衷曲。然而,到了“五四”后的新文學,“人性論”和人道主義等飛揚跋扈,大張其道,雖有周作人、梁實秋、林語堂、汪曾祺等人多涉足“物”的敘寫,但流水無情,作者們有意無意的“物性”思考基本上被湮沒不聞。當前,生態文學正昂首闊步,備受世人歡心。但總覽起來,相當多的生態文學只是“見‘物’不見‘人’”,或者說在表達體性上極盡自然生態之能事,而絕少有人文生態的深層次挖掘。文學是人學,對人性的攬鏡和追詰,對“人”本身的關注和凝思無疑才是文學的永恒正道。因此,通過生態文學中的“物性”書寫,與“人性”的圈層范圍達成交集與和解,應是搭建了一座橋梁,通達了橫亙在生態文學中社會學、環境學等命題與文學經典主題之間的溝壑。沈念的《大湖消息》正是沿著這樣的路徑努力,進而標識了它與一般意義上的生態文學之區別。要知道,物性在周流宇宙中至少占據人性之外的半壁江山。

    《黑楊在野》《麋鹿先生》《圓形之夜》等作品直接對獨步一時、氣吞云夢的“黑楊”有過口誅筆伐。自不待言,這關涉作者對生物多樣性的理解問題。愛德華?歐?威爾遜認為:“物種這個概念對于生物多樣性的研究起著關鍵性的作用。”3言下之意,生物多樣性是物種這個概念得以命名和繼續生長的基礎,而宇宙與物種是不可切分的。保護生物的多樣性是近幾十年來生物界、環保界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共識。易言之,只有生物的多樣性才能詮釋生命和生態的本義,“組織能夠以不同的方式把不同類型的聯系組合到一起,組織使成分之間產生聯系,變成一個整體,使成分與整體相聯系,整體與成分相聯系,也就是說,把它們之間的各種聯系組織起來,組織是聯系的聯系”4,生命和生態是在組織中得以綰結、維系,人類和社會焉不其然?馬克思不正也說過:“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嗎?5小說《水最深的地方》在談及“蘆與荻”“葦與茅”的辨別時言道,“世界之妙不僅是人的復雜,任何物種也都如此”。《大湖消息》從物性的多樣性來勘定著人性的豐富之必要,主要基于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以鳥和植物的多姿多彩來類比人性在物欲之外的美學追求。“鳥的翅膀之下埋藏著太多的學問。毒鳥人不會懂得這些學問,也看不到天鵝美麗的飛翔。他那雙紋路復雜的手,卻泄露了人內心的惡念”(《毒》),人確乎不能只是肉欲的饕餮者、貪戀者,費爾巴哈說過:“究竟什么是人跟動物的本質區別呢?對這個問題的最簡單、最一般、最通俗的回答是:意識。”6人除了基本的吃喝拉撒,生命在得以確保的基礎之上,應該有著精神上的余裕、超拔和價值上的追求,這也是人與動物最大的界別之一,或者說是人性中的光輝與物性中的暗面之區分。同題散文《大湖消息》中描寫到眾鳥的“高飛”和“深鳴”,還有它們遷徙時那種對生命含義的闡釋和對自由的無窮向往,都是作者調動了身體感覺細胞,筆法虛實相生,修辭在廣大和精微中閃轉騰挪,醞釀出的美的詩篇,人性陶然忘機。當然,它們都是基于物性而來,事實上,冬天的洞庭湖也一直被譽為攝影家的天堂。這些對于腸肥腦滿、滿嘴流油者而言,無非是天方夜譚。作品安插了一個研究鳥類的林博士,旨在闡釋科學與人文本相諧,物性和人性能通。小說《化作水相逢》中的少年,心智懵懂,除了勞作,便是空虛無聊,對于漫天蘆葦和活潑的飛鳥不會作靜心欣賞狀,他的關注點在小魚和鳥蛋上,沉浸在過往童年中,結果誤陷泥沼身亡。“‘美’,是不能忘記的”,物性多彩,人性應愛美。這是作品中多次所提到四個字——“活著之上”的“份內事”“必修課”。

    其次,以“黑楊”對多樣性的侵襲和獨霸折射人性中偏至固執的不足。眾所周知,達爾文提出過“物競天擇,優勝劣汰”的論斷,與之同時達爾文又認為生物多樣性是生物進化的結果。據說從1920年代的英國數學家兼生物學家羅納德?費希爾等,到1930年代西奧多修斯?杜布贊斯基、恩斯特?邁爾等人的研究反而愈加證明達氏理論的合理。本文無力就達氏的理論做出深究,但需饒舌的一個簡單道理便是,當某一強勢生物足以睥睨和征服一切時,它自身將自動從食物鏈中脫落,失去可寄之物,不得不接受“餓死”和“孤獨致死”的命運,所以不偏至、不過度盛氣凌人是任何生命主體資格健旺的不二選擇。《黑楊在野》《麋鹿先生》《圓形之夜》等中寫到了“黑楊”,“當黑楊成為洲灘上大面積的樹種主角,就會抑制植被生長的豐富性”(《黑楊在野》),作品幾乎“代言”了本文要論述的觀點。富有意思的是,《黑楊在野》和《圓形之夜》中都構繪了“父子沖突”的橋段。父親“背佝著,瘦骨嶙峋,背脊像一座風化的薄山,那些峽谷、溝壑、峰巒、鳥藏身的罅隙、野獸奔跑的路,都能找得到痕跡”(《黑楊在野》),其實“父親”更是“黑楊”的化身,無論“崔福”的父親(《黑楊在野》),還是“崔支書”(《圓形之夜》),他們固執和強勢,對待子輩簡單粗暴。這就進入了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弒父”主題譜系之中。這樣的敘事倫理學的確“不探究人的生活應遵循的基本道德觀念,而是通過個人經歷的敘事提出關于生命感覺的問題,營構具體的道德意識和倫理訴求”7,是寄予作者對偏至固執、強勢霸道的文化人格之不滿。“黑楊”最終被砍伐,兩位父親都黯然退場。

    最后,以水的韌性、鳥的“寬宥”映射人性應有的寬容。寬容是氣度,無疑也是一種豐富,偏狹往往陷入的是尖薄、苛刻,是寬以待己,嚴以律人,生命呈單向度,是對包括自我在內的生存鏈條的戕害。“容忍比自由更重要。”8作品寫道:“水,忍氣吞聲,卻從不輕易退縮”,水涵括洞庭湖的水在正常時態下都是以柔弱姿態呈現,隨物賦形。釀成滔天洪災,這是柔弱者最后的絕地反擊,是對非常遭遇“是可忍,孰不可忍”式地復仇。相關道理,老子說得徹底,道家在源初上崇尚水式的智慧,其中就暗含著對寬容的持認。《人間客》中的“她”一生躓踣,中間也是有過短暫的幸福時光,但最終流產和心愛的丈夫早逝,落得孤苦伶仃,一生承受過多少社會和江湖的風浪。所幸的是她堅強地挺下來了。“又一次見面,我們平靜注視,她衰老的容顏卻遮不住眼眸里的光亮”,“她”的“光亮”就是對所有的滄海桑田和不盡的傷害能泰然處之,寬容過往和堅定未來地生活下去。《云彩化為烏有》中的“他”與《人間客》的“她”是精神姊妹,兒子死了,孫子腦損傷,妻子多病……他倆都是另版的“福貴”,“他”也是堅毅無比的,“小時候聽老人說,看到水變的云,再大的苦難都會化為烏有,生活重新開始。一笑泯悲愁”。“生命以痛吻我,讓我報之以歌。”9《水最深的地方》中的“譚畝田”與上述兩位成了“我們仨”,他的內心才是“水最深的地方”,獨子被殺,尸體葬掛在自家船身下……依然入盟“環保志愿者”。這是形而上般的大愛精神、寬容人格。在《大湖消息》里,“鳥”幾近之。“人對鳥的傷害應該掛在天幕昭示,但鳥總以寬宥之心,壓制憤怒、恐懼,也不像希區柯克導演的電影《鳥》中群起而攻擊人類”,“不帶著任何仇恨飛向遷徙之路”,這似可歸為所謂的“萬物有靈”范疇之內。“寬容”是切近“神性”的。“神性”于此不是一元和獨斷,而是豐富和超越。

    “樓觀岳陽盡,川迥洞庭開。雁引愁心去,山銜好月來。云間連下榻,天上接行杯。醉后涼風起,吹人舞袖回。”10李白的《與夏十二登岳陽樓》就表征了遷徙是洞庭湖書寫這一文學構型中不歇的主題。確乎,洞庭湖周遭常是貶謫官員的流放地,一篇膾炙人口的《岳陽樓記》便是最直觀鮮活的見證。有關“去留”和“浮沉”的精神拷問,洞庭湖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塊天然的土壤。沈念的《大湖消息》接續了文學史上的話題,與之同時更多的是基于所看、所聽、所感的物性,又融入了生態環保的時代主題和現實政策等,使得相關表達就有了立體的精神意蘊。大體上說來,作品從物性中的“遷徙”與“定居”習性中,感悟到了“此心安處是吾鄉”之于人生的要義。實際上,“此心安處是吾鄉”才是相關行為和意識的出發點和目的地,并為之注入了不俗的思想劑量。

    首先,從“迷鳥”改變遷徙的習性中肯定人性中的“錯把他鄉當故鄉”的意義。“狐死,正丘首,仁也”11,精神返鄉既有人類學的普遍性,像海德格爾那般稱贊荷爾德林詩歌的價值,也有傳統中國文化的獨特性——它宣教人們安土重遷。安土重遷所帶來的負面歷史價值自然毋庸本文饒舌。洞庭湖群鳥畢至,遷徙于此,其中就有非為“候鳥”而屬“迷鳥”的。《大湖消息》就此穿插了1937年挪威的“田鶇”被風暴趕到英格蘭,從此定居的故事。“忘記故鄉,不也是同時擁有了另一個故鄉嗎”,這是作者的深情感慨。遷徙習性的改變,無疑既是主體對環境適應能力的考驗,也是其適應能力的表現。洞庭湖環保必然牽涉到一大批人要異地搬遷,要改寫祖輩世代積淀和流傳下來的生活模式。這需要主體身心調適,甚至創痛傷巨。“錯把他鄉當故鄉”在很多情境中就不是“忘本”,而恰是心智開明、心胸開闊,在善于學習、善于適應中慢慢地“心安理得”。“你必須不停地奔跑,才能使你保持在原地”12,這也是生物學家的觀點。生物與環境互相選擇,從中閃現著“此心安處是吾鄉”的精神印痕。《麋鹿先生》中寫到“南海子”“大豐”“石首”麋鹿野外自然融合,就有“錯把他鄉當故鄉”后所帶來的“健康的遺傳基因、生物多樣性”。《人間客》中的“她”,早年受盡凌辱,從湖北逃難和漂泊到許家,不再出走了。因為許家人的善良與本分,懂知了魚性和生命。她覺得那是情之所歸、心之所向,不為其他所動搖。“唐山女人”(《圓形之夜》)愿意與“他”廝守相伴,就在于“只要真心想找一個人”。這顆“真心”在哪里呢?就在于“他”能仗義行事,敢于路見不平一聲吼。《人間客》中的“她”和《圓形之夜》中的“唐山女人”的“幸福感”都不是建立在物質享受上,而是源自自我內心。

    其次,物性雖因“遷徙”而抵達自由與美麗,但常為之不惜代價,由此彰顯“此心安處是吾鄉”之于人性的價值。“候鳥照亮清朗的夜空,不同色彩的羽翼編織永難抵達的夢境”,“鳥驚艷的飛翔姿容,在眼前展翅、俯沖、盤旋,揮之不去。所有的候鳥都有自己的語言,與人類語言共通的表達”(同名散文《大湖消息》)。在有“心”人看來,候鳥在完成一年一度的遷徙,就表達著對自由和美麗之冀望。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作者以“飛”“鳴”等核心意象,深情地描述了候鳥遷徙時的動情之處,它們“連接不是烏托邦的理想,而是人類詩意棲居的現實與田園夢想”。問題在于,許多候鳥的一次飛翔,就成了它們的葬身之旅,罹遭獵殺與毒害。這樣的慘劇曾經上演過一年又一年。盡管如此,它們“親近友善的人們,不帶著任何仇恨飛向遷徙之路”,“遷徙”是候鳥的“此心安處”,為此它不惜代價。“心安”也就成了《湖上寬》最突出又沉潛的精神意向。其標題三個字的意境敞亮,給人以心胸豁然,有種踏實感。主人公“鹿后義”是名聞遐邇的槍手,載譽頗豐,一生槍殺鳥禽無數,甚至研創過獨門法器,“事功”超過乃父。然而,到了知天命之年,他突然心生恐懼,為自己此前的“孽障”寢食難安,焦灼不已,了無生趣。基此,有人建議他去祈求圣靈感化,洗凈罪過……時刻籠罩在不安的情緒之中,最終他不明不白地死了。該作寫到一個細節:“天花板上一只蜘蛛來來回回爬動,像是醉酒找不到家的人”,這正是“鹿后義”的象征,物性書寫適時出現。此中的“家”的含義,自不待言就是“此心安處”的同義語。

    最后,所謂“心安”就是聽從內心的召喚,與物性中或“遷”或“居”時的“天籟”有相契性。“讓語言的本性成為其已存在的贈予”13,海德格爾強調了在沉默中諦聽道的言說。道也就是本真語言,而語言是存在的家園。本真語言是與主體的心聲是分不開的,是與宇宙天籟分不開的。從這個意義來講,所謂詩意的棲居,還是“此心安處”的另種說法。沈念的《大湖消息》在聲音詩學上是大有作為的,這一點甫一開始就被人所捕捉、所關注。在沈念的筆下,無論眾鳥遷徙、江豚定居,還是麋鹿撒歡,似乎都能傳達出一種聲音來。聲音從中是它們生存狀態最為真實的表達、最切己的生命呼喊。“江豚是靠聲吶來探測環境和捕食的”,“聽上去像是小羊的咩咩聲,又像是輕柔的鳥鳴聲”(《故道江豚》),這既是生物學上的客觀描述,又包含著作者苦心孤詣的藝術安排。自然界與物性所發出的或具體或抽象的聲音,常常被人稱之為天籟。而且這些聲音的發出,與物性中或“遷”或“居”時的行為選擇聯系極多。所謂天籟并不一定就是山水清音,悅耳動聽,但大體應是最真實、最源初和直覺化的,不經人為修飾和工具理性的過濾,有學者將其定義為“莊子的無心之言與海德格爾的不可說之說”14。本文看重的是直覺化、不虛偽的一面。這正與人的“心安”——“致良知則心得其宜”15有著深潛的交集。《圓形之夜》中的“他”聽從內心的召喚,以“說出皇帝新裝”的赤誠和膽識說出了造紙廠污染性極大并棄廠而去,從此夜晚不再有恐懼之聲擾得他心神不寧、夢魘不斷。聆聽了自己的心聲,就是一種“返鄉”。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物我合一”的思維,使得傳統中國文化在“人”的生命與“物”的生存的理解上往往糾纏在一起。這種混沌未開式的處理辦法,最終是指向德性文化的建構和詩性精神的人生體驗之中。顯然,它與現代文化的軌轍之間還是有一定距離的。“我們以及其他一切生物都是各自基因所創造的機器,它們創造了我們,創造了我們的肉體和心靈,而保存它們正是我們存在的終極理由”16,《自私的基因》一書作者理查德?道金斯認為,所有的生物體都在最大程度優化自己。換個角度而言,所有動植物都有珍視自我生存的沖動和趨向。但“人”是在“活著之上”的,與“物”有迥異之處,因為人是有感情、有思想的,“人”是以生命意識代替和超越了“物”的生存本能的。《大湖消息》憬悟到了提升生命的質量,是離不開以物性的生存狀態為參照、為經驗,但又不執泥于“物”。從中表露了作者現代性的精神和眼光,也可以說,在看待傳統文化上,作者是有著自己的理解的。

    首先,“物性”的新陳代謝昭示人性中應該重點保護幼弱生命。無論從生物的多樣性,還是人與自然和諧共存來看,某些生物在其生理成熟后,讓其數量保持在穩定可控的范圍之內是必要的,無論是因食物鏈自身的選擇,還是人為的捕捉和殺取。這是符合新陳代謝的自然規律。但“畋不掩群,不取麋禾;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17,又是這條規律中的“黃金法則”。對弱小生命必須特殊“關照”,才能保證整個食物鏈的可持續性延續。《人間客》中的許家捕魚網眼較大,他們世代的家教便是“要給魚活路”,就是讓小魚能得以繼續生養。給小魚以活路,本質上就是給捕魚人自己以活路。小說匠心獨運地提到“飛龍化魚”一語,“魚龍互化”強調因成熟而帶來的質變。保護幼弱,是動物的秉性,所謂舐犢情深。與之對應的細節便是《湖上寬》中“鹿佬”對整窩冬眠、不分大小的蛇“斬草除根”“不留后患”。同名散文《大湖消息》和《故道江豚》《麋鹿先生》等中都描寫過種種的“天倫之樂”。《大湖消息》將“救救孩子”的母題融入到了《化作水相逢》《水最深的地方》中。《化作水相逢》中的“少年”在懵懂之中跟隨父親來到湖區砍伐蘆葦。輕舞飛揚的年齡,本應在窗明幾凈中埋頭捧讀,或者在沿海開放城市初展羽翼……他卻別無選擇地來到了孤島上,與孤獨和無聊為伴,最終被依稀尚存的貪玩天性所傷害。悲劇的由來,就在于麻木恣睢的父親和大人們對“少年”呵護不夠,與之缺乏必要的溝通和交流,不曾進入他的內心世界,概言之,是失職的。大人的冷漠與無知便是人性的殘缺。《水最深的地方》涉及今下做父母觸目驚心的話題——校園霸凌。“譚畝地”最終淪為失獨者,苦不堪言,就在于兒子在學校被不法青年殘害了……

    其次,從物性對繁衍的渴求中申證人性中生命之于“愛”是不朽的。《麋鹿先生》介紹到麋鹿的壽命一般是13歲左右,2歲可以交配,3歲可以生育。種的延續,是它們不竭的動能,但能夠擁有交配權和繁衍后代的,只能是鹿王。作品動情地抒寫道:“一切來得那么神奇,身體欲望帶來的改變,那段日子它倆墜入愛河,無論哪時哪刻,都如膠似漆地走在一起”,此刻的交配不再是依憑本能,而是心靈的升華。無獨有偶,《故道江豚》中也敘述到了江豚交配時的場景。兩部作品相關情節都滲透了作者對“愛”的理解。本都是有些桀驁不馴的動物,在“愛”面前變得嬌羞萬分、含情脈脈。有“愛”的生命才是有品質的,“肉”與“靈”結合,“靈”對“肉”的超拔。正如《麋鹿先生》中講到鹿王對交配具有絕對支配權,進入到人性中就是“愛”的排他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說過,性愛按其本性來說就是排他的18,《圓形之夜》中的“崔山”家有妻子,又與寡婦有染。結果“生命中的兩個女人”跳湖,他卻作壁上觀,私心昭然若揭。由此反襯出主人公“他”母親的偉大。“他”母親舍己為人、寬恕善良、忠于家庭,庶幾“洞庭湖神”的化身。她是“小人物”有“大愛”,其“小愛”就在于對性格多有缺陷的“崔支書”和整個家庭不舍不棄。《人間客》特意提到“她”“此生的唯一一次婚姻”,“她”在心愛的丈夫“許飛龍”死后,用剪刀嚇退男人們的覬覦并捍衛自己的清白。與其說清白或“忠貞”,倒不如說是“她”的專情、專愛。

    最后,從物性的艱難生存中明白生命“沉重”之于人性的不可約分性。尊重、珍視生命,并不等于生命不再是“沉重的肉身”19。“如果永恒輪回是最沉重的負擔,那么我們的生活,在這一背景下,卻可在其整個的燦爛輕盈之中得以展現”20,米蘭?昆德拉對尼采的引用,道出了生命的沉重感是與有思想、有意識的人普遍生存狀態和一以貫之的體驗。自希臘神話、基督教義到現代主義文化,生命的沉重感一直是相關思想家所關注和思慮的。加繆通過西西弗斯推石的神話洞見了人這種生存上的“荒誕”。《水最深的地方》在講述蘆葦分類時,恰到好處地引入了帕斯卡爾的說法,“人是一根會思想的蘆葦”。的確,在整個生物圈層中,在進化論的武裝下,所有的存在物都是處在艱難困苦之中。遑論龐大如恐龍者亦遭受滅頂,單就《大湖消息》中所講的鳥類、江豚、麋鹿和魚類等也無時不刻要承擔著生命之虞。沒有哪種生物能夠做到“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式的“躺平”。但對于“人”而言,一方面固然是脆弱的,另一方面他能夠明白自身的脆弱,這是物性世界所不具備的,而且思想的力量戰勝和超越了這種脆弱,這更是物性世界所無法抵達的,盡管這個過程本身又可能是“深淵”。這正如《圓形之夜》中的“他”在最終所省悟道的:“世界是不是也是在這樣的殼上,被一只巨大的蝸牛馱著,在圓形的時間通道里緩緩爬行”,這幾乎是西西弗斯神話的漢文翻譯。《人間客》《水最深的地方》中兩位遍體鱗傷的老人,那種行走大地的姿態,一如魯迅《過客》中的“過客”明知前面是墳,依然闊步前行。“如果我們沒有經歷或多或少的苦難,我們又如何知道我們的存在?除了受難而外,我們又如何能轉向自己而獲取到深思的意識呢”21,在烏納穆諾看來,痛苦讓我們感受生命之為生命。“欲戴皇冠,必承其重”,這“皇冠”就是生命本身。

    “在人身上,神性和獸性彼此糾結、混合、戰斗、消長,好像發生了化學反應一樣,這樣產生的結果,我們稱之為人性。所以,人性是神性和獸性互相作用的產物”22,物性自然也包括獸性。獸性、人性、物性三者的接壤和疊合空間較大,人性中就包含著物性——獸性。物性在生存狀態上其主導性動能是本能。本能化就意味著于人而言,欲望性的成分占主要。盧梭認為,“一切其他欲念都不過是自愛的演變或變體”23,當欲望不斷放大,突破了主體意識閾值,也就愈演愈烈成為了赤裸裸的自私。欲壑難填時就是獸性橫行。物性中的本能放縱無疑是對生態平衡的破壞,傷天害理,傷己害彼。人需要從中借以鏡鑒。正如前文中以“黑楊”對多樣性的侵襲和獨霸折射人性中偏至固執的不足,已經觸及對人性中劣根性的反思。《大湖消息》從物性的本能化狀態中反思人性中相應物性之不足,占據相當的篇幅與分量。

    首先,從“大魚吃小魚”的物性反思同類相斥、強食弱肉的人性叢林法則。生物進化論與叢林法則兩者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同義語。物性與進化論關系的探討,上文中多有或隱或顯的觸及。將叢林法則與社會并置在一起,其貶義色彩不由分說地加深。人們對社會或者人性的叢林法則之批評由來已久。《化作水相逢》中的“少年”是稚氣未消,大山里來,是不懂“江湖規矩”的。他看到湖區人們用小魚喂養大魚,就覺得不可思議。或童年記憶或集體無意識中,他持認的便是同類之間就不應相食。在他疑竇忽生時,大型蘆葦收割機派生用場,它的工作效率超出人力百倍,這意味著手割蘆葦的工作將被取而代之。這批一直藉手割蘆葦以營生的勞力將面臨無事可為、難以為生。夸張地說,農民工就被包工頭“強食弱肉”了。他們為究竟使用機器還是人力糾結過,但包工頭思考問題的首要因素在于利益如何最大化。《大湖消息》與一般意義上的作品有所不同的是,除了對現實問題有直面和對歷史遺留有反思,還努力為人生和社會增添一抹亮色。相對于一味以灰色基調自雄的作品,這是在審美維度上的勝出。《黑楊在野》就塑造了一位名叫崔福的正面形象。“玉山”借了“崔福”的農用卡車,結果出了交通事故,車毀后,“崔福”只好自食苦果,并沒有予以索賠。“玉山”后來有貸款,種了黑楊,尚未成材,樹木被要求提前砍伐,可謂又碰一次大壁,正如作品中寫到:“他后悔了,被人家也是被自己的貪心‘算計’了。”對于“玉山”屋漏偏逢連夜雨的窘迫狀,“崔福”沒有選擇落井下石,乘人之危從中“算計”一把,而是“煩躁不安,早該勸這位發小的”。這才是人性中的神性折光,是對叢林法則的反動。作品最后說,“崔福人生第一次把玉山喝趴了”,可視為深層隱喻,正與本處所論列的叢林法則有呼應。

    其次,從以“食”為基本沖動的物性中反思人性的“趨利”意識。同名散文《大湖消息》講述了鳥被不斷毒死的血腥事件,毋庸置疑是與鳥的貪吃有關。畢竟它們是動物,缺乏基本的審視力、辨別力。盡管如此,數年來候鳥南遷時,都有種“集體失憶”的意味,依然不到“洞庭”心不死,結果身亡毒手。梅爾維爾說過:“普天下的野獸決不會癡心妄想,認為人類在瘋性大發的時候,不會把它們大批殺害”24,也就是物性在“食、色”為生存追求,不會考慮其他,而人類的“趨利”意識比物性中的“食、色”有時帶來的危害更大。這正如同名散文《大湖消息》中寫道:“‘沒有買賣,沒有殺戮。’印在環保宣傳冊上的口號,從沒讓獵鳥者的貪婪自覺收斂。”買賣有利可圖,人們對鳥禽魚獸殺戮不止。在“趨利”意識面前,洞庭湖自1920年代開始,人們爭相移民和圍湖造田。使得湖區被“條塊分割”得千瘡百孔。作品中感慨:“在這個物欲‘滿血’的年代,沒誰能一下把緊緊纏繞的‘結’解開。這個‘結’包裹著形形色色的利益,還有各種各樣的桎梏、傷害、遺忘和拋棄。”“趨利”應該與“避害”相提并論,而且其中的“害”不是一己一時的個人利害安危計,只有如此,才意味著把正義、道德和長遠利益等所謂“無用之大用”的東西考量進去,這樣的“趨利”才是健康合理的。問題是,更多時候人們只被“趨利”所承包,利欲熏心。

    最后,從物性對“孤獨”的害怕中反思人性對孤獨的恐懼。“新問題小說”是“五四”時期“問題小說”的世紀輪回,在前些年風生水起,起到了“史”的價值。但如何“詩”?這是難的。沈念的《大湖消息》對此應是打好了藝術提前量。隨著環保工作推進,湖區老兒女將面臨異地搬遷,告別生于斯、長于斯的生活方式。“養老”等一系列社會問題便浮出水面,下輩不能再靠水吃水了,外出打工,而孤寡老人留守在家,誰味個中孤獨三昧呢?作品巧妙地將人性和人的孤獨哲學性思考融入了其中,不露痕跡。《人間客》中假借人物形象之口說道:“魚比人更怕孤獨,水路太長,風浪太險,魚兒成群是保護自己。”眾所周知,“孤獨感”在哲學家、藝術家那里等同于思想性和創造力。存在主義哲學家更是宣稱,人是孤獨的,為存在的本質規定。“五四”倡導張揚個性,信奉過托尼的魯迅禮贊過孤獨的力量。然而,日常經驗中所相遇的更多是“凡夫俗子”,他們對孤獨的恐懼,從根本上是物性中“抱團”生存的精神遺留。《人間客》中的“她”、《水最深的地方》中的“他”,《湖面寬》中的“鹿后義”,以及《化作水相逢》中的“少年”,等等,都是孤獨的。“鹿后義不緊不慢,說他還反復想起父親生前最喜好說的一句話,“人都是孤獨而終”(《湖面寬》),“鹿后義”不是蓋世的孤膽英雄,但步乃父的后塵,一生槍殺飛鳥無數,罪孽深重。他在“孤獨”中檢視起來路,開始心生懺悔,并走上救贖之路。而眾人只對“鹿氏”父子的豐功偉績“交口稱贊”流傳。顯然,作者是賦予了“孤獨”作為思想和個性存在物的位置。在具體社會管理措施上,人們應該重視“生養”的問題,盡力化解人的孤獨。在形而上層面上,孤獨并不可怕,是人性對原始物性中“合群”的“特權”和“強力”,人不應該恐懼它,而應將其轉換成思想、創造力和更高的生存意志。

    結 語

    物性,無疑是生物和非生物性所共有,主要基于現代文明和人道主義視野下人性的區別而來。這就意味著物性書寫本是一片廣闊的天地。當然,需要辨析的是,所謂人性是包涵了物性或者獸性的,但人們更多地擇取了神性與物性或獸性之間的和諧,均衡地結合,也不是滑向單極化、一元化、絕對化——即只存神性,或者物性、獸性,因此人性在具體實踐和理論操作中有形無形被人們“偏正”性、習慣性地賦予了希望和光亮,本文亦不例外。《大湖消息》立足生態文學,其中的物性除了水,其他主要圍繞生物作材料。《大湖消息》所取道物性書寫的四個方面,其基本邏輯是立足于洞庭湖的生態現狀和核心特征。物性書寫的展開,使得《大湖消息》在表達路徑上與同類生態文學有了明顯的不同,突破了報道式的寫作,有了哲學性、人類學的深度,并緊扣著文學即人學的精神而不動搖。文學的這種本源性帶給了它寫作自由。類紀實性的寫作和虛構性表達可以相得益彰地融于一爐,而且在具體寫作技法上無障礙地穿梭,神話與現實、抒情與寫實、呈現與表現、理性與感觸……各盡其妙,但作者又是克制和冷靜的,以“水”的內涵指導著自己的寫作精神脈動。同名作品《大湖消息》庶幾為解說詞式的深度散文,鏡頭遠近深淺地推拉,展現了一幅幅聲情并茂的場景,相關的議論、抒情、介紹等就像一位磁性聲音十足的男低中音在播畫外音。這是文類選擇和作品結集上的創新。從物性中感悟人性,是“感悟詩學”的傳統性轉化。“感悟”在傳統主要是緣于作者們對如何道德修身上的發現,無論如何“參悟”天地,最終大體上還是落在“立功、立德、立言”的功利性矢向上,而“新感悟詩學”對此是要有所超升的,它是以“人之思”為關懷點的,融于了現代性的思考和文化底蘊,胸襟和氣度要更閎放。因此,物性書寫不僅是生態題材的開拓,而且是文學視閾本身的充盈,對人們進一步探詢文學與人學、文學與世界之間的關系大有裨益。

    注釋:

    1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85頁。

    2宣化法師:《〈六祖法寶壇經〉淺釋》,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頁。

    3[美]愛德華?歐?威爾遜:《生命的多樣性》,王芷等譯,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頁。

    4[法]埃德加?莫蘭:《方法:天然之天性》,吳泓渺、馮學俊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頁。

    5[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頁。

    6[德]費爾巴哈:《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下卷),榮震華、李金山等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26頁。

    7張光芒:《道德嬗變與文學轉型》,昆侖出版社2013年版,第184頁。

    8胡適:《忍不住的新努力》,浙江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47頁。

    9 [印]泰戈爾:《生如夏花:飛鳥集?新月集》,鄭振鐸譯,中國紡織出版社2012年版,第71頁。

    10 李白:《與夏十二登岳陽樓》,《唐詩宋詞元曲全集》(第4冊),周振甫編,黃山書社1980年版,第1259頁。

    11王文錦:《禮記譯解》(下冊),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70頁。

    12[英]劉易斯?卡羅爾:《愛麗絲鏡中奇遇記》,吳鈞陶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46頁。

    13[德]海德格爾:《林中路》,孫周興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61頁。

    14那薇:《天籟之音、源自何方———莊子無心之言與海德格爾的不可說之說》,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

    15王陽明:《王陽明全集》(第1冊),中國畫報出版社2016年版,第228頁。

    16[英]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盧允中等譯,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36頁。

    17何寧:《淮南子集釋》,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686頁。

    18[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8頁。

    19劉小楓:《沉重的肉身:現代性倫理的敘事緯語》,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頁。

    20[捷克]米蘭?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許均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5頁。

    21[西]烏納穆諾:《生命的悲劇意識》,北方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94頁。

    22周國平:《把心安頓好》,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4頁。

    23[法]盧梭:《盧梭全集》(第6卷),李平漚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331頁。

    24[美]赫爾曼?梅爾維爾:《白鯨》,盧匡譯,陜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7頁。

    [作者單位:湖南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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