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法國知識分子的終結？從左拉到維勒貝克》，[以色列]施羅默·桑德著，樊艷梅譯，上海書店出版社｜也人，2023年1月出版，283頁，68.00元

按照特拉維夫大學歷史學教授施羅默·桑德（Shlomo Sand）在《法國知識分子的終結？從左拉到維勒貝克》一書中的看法，作為法國公共知識分子代表的伏爾泰、左拉以及薩特、福柯等人堪稱法蘭西的“牛虻”——正如先賢蘇格拉底自稱他是“雅典城邦的牛虻”。與之相對的則是以當代小說家維勒貝克等人為代表的“媒體知識分子”——他們以文藝創作積累的聲望為資本，熱衷于各種媒體訪談、演講，心甘情愿充當權力的辯護士甚至代言人。在勾勒啟蒙運動以來法國知識分子從偉大到衰落乃至終結的全過程之后，桑德教授得出結論：在信息碎片化、知識淺薄化以及信奉“娛樂至上”法則的當下，知識分子與當權者已成為“共謀”，因此即便在法蘭西這片盛產“牛虻”的土壤里，也很難再產生“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

本書由伏爾泰開篇。1878年，長期流亡海外的作家雨果在巴黎“紀念伏爾泰逝世一百周年集會”上發表演講，贊揚伏爾泰是十八世紀法國社會正義和良知的化身，是法蘭西這個龐然大物身上的“牛虻”：“啊，伏爾泰！你發出痛恨的呼喊，它是你的永恒的榮譽！你投身于對過去的驚人的審判；你反駁暴君和惡魔，這是人類的事業，你贏得了它。”雨果此處提及的“人類的事業”，即伏爾泰晚年奮不顧身為之奔走呼號的“卡拉斯事件”。

1761年，胡格諾派教徒卡拉斯因莫須有的謀殺（天主教徒）罪被判處極刑，激起伏爾泰滿腔義憤——他一方面向包括國王情婦蓬帕杜夫人在內的宮廷顯貴求助，一方面撰寫雄文《論寬容》（“我雖然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據說是文中流傳最廣的一句格言），從而使得這一事件“成為整個歐洲矚目的焦點”。熟諳中國文化的伏爾泰在文中首先指出：人權和天賦權利的首要和普遍原則，在全世界范圍都大致相同，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伏爾泰看來，依據這項原則，宗教迫害無異于反人類罪行——那種只允許民眾相信某種教義的宗教政治團體，自以為掌握了宇宙真理，其實無非是以專制特權鉗制悠悠眾口。伏爾泰最后哀嘆：“偏執的權力是荒謬和不文明的，這是虎狼之權。可怕的是，老虎撕咬是為了充饑，而我們卻只是為了一些信條而被消滅。”在國王路易十五直接過問之下，“卡拉斯事件”迎來翻轉——對卡拉斯的判決被撤銷，卡拉斯一家獲得巨額國家賠償。更重要的是，從此之后，法國正式宣告廢除車碾酷刑。

桑德教授將伏爾泰視為廣義的公共知識分子代表——在“卡拉斯事件”中，以伏爾泰為首的法國知識分子第一次發揮其作用和功能，即作為社會正義的代表對抗社會非正義。同時，他也指出，當時這一群體的社會身份尚不能稱作知識分子，只能稱為哲人（philosophe）——事實上，要等到一個世紀后，在舉世震驚的“德雷福斯案件”中，知識分子一詞才正式步入歷史。

1894年，一名猶太裔法國軍官德雷福斯被指為德國間諜。三日后，經軍事法庭審判，德雷福斯以叛國罪被流放至法屬圭亞那的魔鬼島。在證據不足（筆跡鑒定專家的證詞招致多方質疑）的情況下，軍方為何倉促作出判決？很顯然，其中一個重要原因與當事人的猶太身份有關。一戰前夕，反猶浪潮席卷歐洲，法國也不例外。法國右翼分子以愛國為名，力主將所有猶太人驅逐出境。德雷福斯身為猶太人竟能擔任法國國防部軍官，在他們看來簡直是法蘭西的奇恥大辱——因此必欲除之而后快。

面對因種族身份而引發的冤案，左拉像伏爾泰一樣拍案而起。1897年末，他在《費加羅報》撰文，表示“真理在前進，什么也阻擋不了”。1898年1月，他在致共和國總統的萬言書（“我控訴”）開頭便朗聲宣布：“我的責任是說話，我不愿成為同謀。”他毫不留情地揭露軍方在德雷福斯事件中隱瞞真相、陷害無辜、踐踏法律、縱容邪惡的卑鄙行為，并實名指控包括總參謀長和陸軍部長在內的軍方高層犯有瀆職罪。不僅于此，左拉在信中還抨擊了在法國社會各階層中蔓延的極端民族主義，認為鼓噪針對德軍“復仇計劃”的法國軍方難辭其咎——1870年普法戰爭的失利是法國人最為敏感的神經。“幾名軍官運用一連串瘋狂、愚蠢、放縱的想象力、鄙劣的警察手腕，卻沒有受到處分！他們用靴子踐踏國家，以國家利益為借口，將國家要求真理及正義的呼聲塞入它的喉嚨。”他在書信結尾呼吁：“以人類的名義讓陽光普照在飽受折磨的人身上，人們有權享有幸福。我的激烈抗議只是從我靈魂中發出的吶喊……”左拉這篇檄文義正詞嚴、氣勢磅礴，在法國社會乃至整個歐洲激起了極大反響。

法國右翼對“叛國賊”左拉恨之入骨——通過調查，他們發現左拉的祖父是意大利人而非純正的法國人，因此將他改名為“意大利·左拉”，并貶稱他為一無是處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el）——據考，這是該詞最早的出處，可見其污名化由來已久。對此左拉欣然回答：“對，我就是繼承了啟蒙思想的知識分子……為維護人權、伸張正義而戰斗到底。”這是在對方挑釁之下變身為斗士的左拉，事實上一開始他并未表現得“如此勇敢”。正如他在與友人書信中所說，他只是一名作家，沒有任何權力，更沒有能力去為別人辯白洗冤。相反，如果他挺身而出，等待他的結局一定不妙——他已預感軍方會以誹謗罪將他推上法庭（他在書信最后一行以“我正等候著”作結，也表明自己“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和決心）。從這個意義上說，誠如評論家所言，“我控訴”一文昭示德雷福斯事件出現了重大轉折：“從政治史的角度來看，它標志著德雷福斯事件已演化為一樁全國性的政治事件；從知識分子史的角度來看，它標志著筆桿子終于要向槍桿子無畏地提出挑戰了。”

不出所料，左拉大著發表后，軍方旋即以“誹謗罪”對他提起訴訟。1898年2月，左拉被陪審團判決監禁一年，并處罰款一千法郎。左拉受審期間，右翼鼓動民眾包圍法院，不斷高喊“法國萬歲、軍隊萬歲、絞死左拉”等口號，與左拉的支持者相抗衡。兩派的沖突嚴重割裂了法國社會。《費加羅報》上曾刊載一幅漫畫：原先衣冠楚楚、其樂融融的上流家族，竟因在餐桌上討論德雷福斯案而撕破臉皮并打成一團。與此同時，矛盾沖突也由家庭蔓延至政府、軍隊以及社會團體，幾乎所有法國人都必須對這一事件表明立場——就其字面意義而言，德雷福斯事件的確將法國人“撕裂”為兩半。

左拉不是一個人在戰斗。他的同道中人包括歷史學家饒勒斯、文學史家古斯塔夫·朗松、小說家安德烈·紀德等人。此外，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法朗士專門創作一部以德雷福斯事件為背景的小說《克蘭比爾》，以此作為聲援。小說家普魯斯特倡議社會各界人士在支持左拉的請愿書上簽名——最終征集到三千余人聯名，有力促進了政府對德雷福斯一案的“重審”。1898年初，著名社會學家涂爾干發表名篇《個人主義與知識分子》。在文中，涂爾干承認個體的神圣性，強調個體的基本權利以及政治義務的界限——“任何人要掠奪一個人的生命、他的自由或他的榮譽，都會在我們內心激起震驚和恐慌，就像信徒見到神像被褻瀆時的感覺”，并呼吁知識分子采取行動，捍衛公平正義和天賦人權。

在所有人當中，左拉最堅定的支持者是法國著名政治家克列孟梭。左拉萬言書刊發之前，時任《曙光報》主編的克列孟梭靈機一動，加上標題“我控訴”，使得這篇檄文如虎添翼，戰力倍增。在請愿書上，他率先簽名；左拉出庭受審，他寸步不離左右。克列孟梭選擇和左拉并肩作戰，因為他堅信“心靈的最大疾病是冷漠”——作為報人，他認為自己的職責不僅在于揭示真相，更在于鼓舞人心。當時持陰謀論的右翼分子炮制謊言，宣稱在爭取德雷福斯案件重審的行動背后，存在一個類似共濟會的跨國“辛迪加”，企圖借機控制并攫取法國的最高權力，克列孟梭對此予以猛烈抨擊。作為富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克列孟梭深知，每有一個為德雷福斯拍案而起的左拉，就有幾十個為軍方立場辯護的反動文人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每有一張發表左拉“我控訴”的《曙光報》，就有幾十張為反猶主義火上澆油的《小日報》（Le Petit Journal）。因此，他們唯有緊密“抱團”，才有望戰勝強大的敵人。

這個團體中的代表人物與左拉政見不同（饒勒斯和克列孟梭），文學主張不同（普魯斯特和法朗士），他們的脾氣性格更是迥然不同。吸引他們走到一起的是對弱勢群體的共同關注，以及維護社會正義的道德良知——他們堅信這是知識分子的神圣使命。正如桑德教授在一次訪談中所說，在此之前的知識分子，無論是蘇格拉底還是伏爾泰，他們之所以感到孤立無援，正因為在報刊媒體興起的現代社會之前，知識分子難以形成這樣一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互助團體——相反，他們被切分為若干個體（“分子”），只能像充滿理想主義的堂吉訶德，單槍匹馬向社會發起挑戰，結果自然是被逐個擊破，境遇凄慘。像美國獨立戰爭期間革命元勛富蘭克林所說：“我們要不緊緊抱團（hang together），要不分開被絞死（hanged separately）。”

桑德教授將“我控訴”視為“典型的法國知識分子宣言”，將左拉譽為具有獨立思想和批判精神的公共知識分子典范。誠如傳記作家菲利普·埃爾朗熱所言，“一位聲明卓著、家道殷實、秉性非但不好斗爭反而有些荏弱（他甚至害怕暴風雨）并在事業上已經達到登峰造極地步的作家，為了拯救一個素昧平生的受害者，竟不顧一切甚至連生死也置之度外，實在是極其難能可貴的。”1998年，在紀念左拉“我控訴”發表一百周年之際，時任總統希拉克致辭，回顧德雷福斯事件“像犁的刀口般分裂了法國社會，分割了家族，將國家分成敵對的兩個陣營，彼此以極大的暴力互相攻擊”，然而在此危難之時，“有一個人挺身而出……讓我們永不忘記一位偉大作家的勇氣，他冒盡風險，不畏自身的安危、名譽、甚至生命，運用自己的天分，執筆為真理服務。左拉，一位杰出的文壇健將，倫理道德的捍衛者，明白自己有責任明辨事理；當別人保持緘默時，他表達意見。一如伏爾泰，他是最佳知識分子傳統的化身”。這是對左拉的最高禮贊，也是對法國知識分子的集體禮贊。

“德雷福斯事件”之后，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分子繼承左拉等人的斗爭精神，使得法國知識分子這一群體成為世人崇敬和仰慕的對象——“這不僅是因為他們是一個為人類貢獻和傳承大量精神財富的群體，更是因為他們是全世界最敢于挺身站在權力與暴力面前為正義吶喊的群體。他們代表了人類自由、平等的最高價值”。從羅曼·羅蘭、安德烈·馬爾羅到布爾迪厄、福柯，無不受到左拉精神的感召——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法蘭西“牛虻”，在桑德教授看來，非薩特莫屬。

薩特是典型的“介入型”知識分子，1940年代與友人一同創辦《現代》雜志并擔任主編。他在創刊號上發表《爭取傾向性文學》一文，主張“文學必須具有傾向性，必須干預生活”，“作家在他的時代都有一個位置。每一句話，哪怕是沉默都會有回音。我認為福樓拜和龔古爾對鎮壓巴黎公社的事件負有責任，因為他們沒有為阻止此事寫下只言片語。你也許會說：那不關他們的事。那么，卡拉斯審判是伏爾泰的事嗎？譴責德累福斯事件是左拉的事嗎？”

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期間，阿爾及爾等城市爆發大規模反戰游行，法國增兵進行彈壓。薩特不僅著文公開質疑政府對外政策，而且親自走上街頭勸阻法國士兵“與其前線送死，不如轉頭回家”。1960年，他說服一百二十余位知識分子共同簽署聲明：“公職人員或軍人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有權不服從。”換作他國，這無疑是赤裸裸的“叛國”行為，起碼也能安他個“口袋罪”。但出乎意料的是，當許多正人君子對這位哲學家并未依照法律被傳喚而感到“義憤填膺”之時，戴高樂將軍回答：“我們不會監禁伏爾泰。”這是享有社會批判特權（且不必提供解決方案）的公共知識分子，桑德教授將其稱作“巴黎最后的貴族”，因為從此以后，法國知識分子逐漸失去其鋒芒而走向平庸和墮落。

與薩特形成對照的是，“一些對媒體非常敏感的知識分子開始飛速出版一些簡短、輕盈的作品，這樣他們才有更大的可能性被邀請去參加周日的電視節目”。由此，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職業知識分子”，他們思考敏捷、反應迅速，十分懂得如何通過兜售自己的知識分子形象來贏得更多的屏幕時間，并且對市場行情及其身價了如指掌——布爾迪厄將其稱作“提供文化快餐（fast food）的快式思想家（fast-thinkers）”。在桑德教授看來，本書副標題中的暢銷書作家米歇爾·維勒貝克便堪稱個中翹楚。

維勒貝克是當之無愧的“媒體知識分子”，以擅長“博眼球”著稱。早在2000年，他便發表雄文《走出二十世紀》，在文中痛斥薩特和波伏瓦“對科學無知透頂”，宣稱馬爾羅“不配被稱為偉大作家”，甚至為“布爾迪厄或鮑德里亞之流竟然能最終找到愿意出版他們蠢話的報刊媒體”而感到極度震驚。以維勒貝克為代表的這類“媒體知識分子”自稱“不介入型知識分子”：他們每晚閱讀《時報》（Le Temps），定期參加選舉投票，但他們會小心翼翼，避免就任何重大公共問題發表意見——他們是當今社會成功人士的“模板”。

維勒貝克于2015年出版的小說《臣服》（Soumission）大受歡迎：在小說設定的場景中，法蘭西被穆斯林征服，并淪為地中海哈里發帝國一個行省。盡管桑德教授將其斥為“無稽之談”，但小說在很大程度上既反映又激化了法蘭西和伊斯蘭的宗教和民族矛盾。更有甚者，同年11月，巴黎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后，維勒貝克刊文指責當局“過于松懈”，并主動獻策，認為當局應當針對非法移民采取更為嚴厲的懲罰措施——桑德教授對此評述道：“當一名知識分子對警察、軍隊和國家力量大唱頌歌的時候，那么他與伏爾泰以來的法國歷史就不再合拍。維勒貝克指責政府在軍國主義上做得不夠充分……我們怎么能想象站在對立立場的一名知識分子、一位作家、一位藝術家批評當權者不夠‘強悍’呢？”

桑德教授將當下“媒體知識分子”大行其道歸咎于人文精神的缺失，“我們都知道，自由主義、民主、政治自由等思想同《百科全書》一樣，曾誕生于十八世紀的沙龍，這些沙龍既不授予博士學位也不頒發任何文憑”。然而時至今日，如雷蒙·阿隆在《知識分子的鴉片》中所說，知識分子在無形之中卻被“異化”：一方面，他們“被一個政黨和一種僵化為教條的意識形態所控制”，淪為御用“喉舌”；另一方面，他們被商業和資本裹挾，淪為賺錢工具。

這也是桑德教授在本書第五章“偶像的黃昏”中援引拉塞爾·雅各比的主要原因。在《最后的知識分子》一書中，雅各比將二十世紀末的高等教育機構描述成知識分子的“墓地”：“現在，研究者只給學術期刊寫文章，這樣才能在大學的體制中盡快升職……理論話語總是顯得更加艱深、晦澀，非專業的讀者往往無法理解。大學語言就像一種新的拉丁語，它的目的主要是幫助使用者升職，讓其保留一種能使自己與眾不同的知識并維護他們重要的權力地位。”由此作者發出感慨：“公共舞臺消亡了。二流的業余愛好者登上了舞臺，因為曾經偉大的知識分子沒有了繼承者。”

恰如本書副標題所示：從昔日以公理正義為己任的法蘭西“牛虻”左拉到八面玲瓏的“媒體知識分子”代表維勒貝克，兩百余年來法國知識分子不斷退化以至于“終結”的全過程已昭然若揭。需要指出的是，桑德教授（以及雅各比）將這一種知識分子的“終結”歸因于“學術資本主義”的泛濫，顯然有簡單化之嫌——幸好，作者在“終結”之后打上了一個大大的問號（？），似乎也預示著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和探究尚未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