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時間：2023年3月16日

■地點：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

日本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于3月3日逝世，3月13日經由媒體報道后，在海內外引發了悼念熱潮。大江是與中國有著深厚淵源的作家，他多次到訪中國，并做過多場演講。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是2000年大江健三郎訪華時做過紀念演講的場所之一。3月中旬，該中心特別策劃了一次座談會，邀請國內多位大江作品的譯者和研究者，共同追思大江健三郎的文學精神與人格魅力。本版從中擷取部分內容，以饗讀者。——編輯題記

大江當年的演講，是寫給青年讀者的一封親密來信

秦剛

■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教授

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是大江健三郎先生曾經做過演講的地方，2000年9月底大江先生訪問北京，分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外國語大學和清華大學做了演講，在北外的演講是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成立15周年紀念研討會開幕的紀念演講，也是日研中心歷史上的重要一頁。這里培養的碩士、博士的畢業生中也涌現出了大江文學研究的優秀學者，在座的張文穎教授、王麗華副教授便是其中的代表。

1994年10月大江先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兩年后，日本講談社的知名編輯、曾擔任大江多部小說編輯工作的小孫靖先生，將其收藏的3000余冊文學類圖書捐贈給日研中心圖書館成立“小孫文庫”，其中就包括大江健三郎的主要著作，以及大江先生贈送給小孫先生的十余部簽名本。這些圖書為閱讀和研究大江文學創造了條件。數年后，小孫靖先生作為北外專家任教期間，帶領我們一批日研畢業的青年教師舉辦讀書會，閱讀大江的新作《被偷換的孩子》。當時參加讀書會的就有今天在座的王志松教授、徐滔教授、熊文莉教授等，主要成員還有清華大學王成教授、北師大林濤教授、已故北外應杰老師等。

2000年9月29日大江先生演講的錄音稿刊發于《日本學研究》第11期，重溫這次演講的內容，會發現這對了解他的文學思想以及面對中日共同問題的態度和立場，都是一篇重要而珍貴的文本。

他在演講開始后特別介紹了同來參加研討會的日本文學學者小森陽一先生。小森先生后來成為大江文學最重要的研究者和闡釋者，還擔任了大江先生等九人為捍衛和平憲法而發起的“九條會”的事務局長。在演講中，大江先生談到了如下話題：中日韓之間關于歷史認識問題的隔閡與距離，1960年訪問北京時的記憶，新世紀達成亞洲內部相互和解的可能性，大江自己所追求的日本文學，戰前受到的軍國主義教育和幼時的反抗意識，由故鄉的四國方言、東京的標準語以及戰后開始接觸的歐洲語言所構成的他的“語言世界”，正在計劃的最后一部長篇作品的寫作藍圖，腦部殘疾的兒子大江光對音樂的感知，武滿徹的音樂所展示的示范性與普遍性，小澤征爾對于西方音樂壟斷性規范的突破，以及薩義德的音樂見解與武滿徹音樂創新性的高度一致，等等。其中，提及了布萊克、石黑一雄、金芝河、魯迅、茅盾、老舍、谷崎潤一郎、巴赫金、武滿徹、斯特拉文斯基、貝多芬、薩義德、小澤征爾、彼得·塞爾金等眾多的文學家、藝術家和文化名人。與在社科院、清華大學的演講相比，這次演講涉及到了歷史認識、亞洲和解、文學創作、語言世界、文學理論、藝術普遍性與創新性等多個領域的問題，體現了這位文學家的人文知識的豐厚和思考范疇的廣博，而且所有的話題都非常有針對性。他充分意識到了是在一個學術研究機構面向日本研究的學者和學生在做演講。

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段是他談到魯迅時說，從戰前到戰后，為日本的知識分子帶來強烈沖擊的文學家就是魯迅先生。魯迅異常尖銳的批判讓日本文學者受到極大感銘，但這些日本知識分子卻沒能阻止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日本的知識分子有沒有把從魯迅那里得到的教誨再回饋給中國？有沒有去誠實地落實？我認為是沒有的。”這段話體現了大江先生作為日本知識分子與文學者的深刻的反思意識。今天的座談會以“逆行于絕望的文學與思想”為主題，也正是想體現出大江文學和魯迅文學之間的深度關聯。在談到他自己試圖探索的文學時，他講到“我對自己的文學所考慮的，是如何設法讓自己從日本人的文學的束縛或封閉之中解放出來。而且，我希望自己的文學是通向世界的、通向普遍性的文學。但這絕不意味著我想成為世界上被挑選出來的幾名作家中的一員。”

大江先生在演講即將結束時說：“在中國的研究者以及通過學習今后將成為研究者的年輕的中國學生面前，我講了作為一名日本小說家的多個具體層面，呈現了日本的一角，為此我感到非常滿足。”可以說，這次演講也是大江先生寫給所有有志于研究大江文學、研究日本文學的青年讀者的一封“親密的來信”。

大江在回應諾貝爾文學獎問題時有他的問題意識

王志松

■北京師范大學外國語文學學院教授

2000年，我在日研中心成立15周年研討會上有幸現場聆聽了大江先生的演講，其中談道：“日本文學能成為世界文學嗎？”在當時中國的語境中，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就是成為世界文學的標志。他到中國來被媒體問得最多的便是關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問題，因此談到這個主題，大概包含了回應中國媒體的意思。他說，真正的世界文學并不在于是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是在于由個人經驗創作的作品是否能通向普遍性。日本文學要成為世界文學就不能鎖閉于日語之中，而是要向亞洲和

世界開放。在大江先生去世之后重讀這篇文章才發現其中包含了很多值得思考的問題。

首先，日本文學向亞洲開放的說法在演講中不是空洞抽象的主張，而是有具體的問題意識。他認為，日本與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國和韓國之間存在很大的心理距離。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日本近代侵略亞洲國家，但時至今日非但沒有和這些國家達成相互和解，甚至也缺乏基本的信任。他強調說：“要達成真正心靈上的和解，文學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媒介”。其次，大江從創作者的角度提起翻譯的問題。他說，日本文學向世界開放的前提是，作品的文體要能夠很容易被翻譯和理解。大江作品的文體以艱澀著稱。他之所以采用雜糅故鄉方言和歐式句法的表達方式，是為了對抗以東京語言為中心建構的現代“言文一致體”的權威性。這種表達方式本身無疑是其文學思想的體現，但也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給讀者帶來了閱讀困難。大江表示他一直有個夢想，就是用一種很容易被翻譯的日語進行創作，而迄今的創作都是為創造這樣的日語在做準備。創造這樣的文體是否具有可能性在此姑且不論，但由此可以看出，大江說自己的創作離他所理想的世界文學的目標還有距離并不完全是謙遜之語，而是包含了他對自己文體的反思。

重溫這篇演講不僅加深了對大江文學的理解，其關于世界文學的設想，在文學遭遇危機的當下對于突破近代以來的“國民國家文學觀”也提供了新的思路。

大江的《萬延元年的足球隊》開啟了我的文學之旅

張文穎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日語學院教授

對我而言，大江先生是給我影響最大的一位作家，中國的作家沒有任何一位能給我帶來這么大的影響。1994年大江獲獎之后我才開始讀他的作品，我覺得既然能獲得諾貝爾獎，一定是很出眾的作家。剛讀的時候覺得很痛苦，因為他的初期作品充滿著一種理念先行的味道，完全是存在主義的東西。當時我對存在主義也不太了解，所以很難接受那種怪誕式的寫法，但后來《飼育》這部初期代表作品成了救命稻草，讀了之后感覺很符合我的口味，后來又讀了《掐去病芽，勒死壞種》，也很符合我的味道且很有先驗性。所以，又讀了一些他初期的、依然是充滿存在主義色彩的作品，漸漸地好像開始能讀懂他了。那時候我還接觸到了他的代表作品《萬延元年的足球隊》，這等于開啟了我的文學之眼，讓我忽然明白原來文學作品還可以這樣寫！不僅可以寫得如此宏大，而且能如此地貼近個體的靈魂體驗，令我豁然開朗！

我好像漸漸地能夠走入到他的文學世界中去了。當然讀《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的過程也很艱辛，前前后后讀了兩個多月，因為實在太難讀了，尤其是前50頁，讓我產生過無數次想要放棄的念頭，但最終還是堅持讀完了。讀完之后，我很感謝由于自己的堅持，而接觸到了真正意義上的高水平的文學作品。之后，我也陸陸續續讀了他的很多作品。我比較喜歡他與自身經歷保持一定距離的作品，例如《燃燒吧綠樹》《空翻》等。但將個人的體驗摻入到作品之后，我反倒不太喜歡讀。可能相對而言，那種文學作品對于讀者的考驗有點太高，而且這種寫法我不是特別的認同。所以關于他后期的作品我評論和研究的不多。當然他有他個人要去挑戰和要去挖掘的東西，但對我們個人可能距離遠了一些，畢竟有他個人的一種戰斗在里面。他的后期作品里也包括普遍意義的一些東西，但是總覺得離我的距離有些遠。

說到這些，其實也是因為太喜歡他了，所以對他的后期作品，可能多了一些情緒性的東西。剛才也提到，我很喜歡他具有普遍意義的一些作品，比如說他的邊緣立場，我是非常欣賞的。作為一個邊緣人，以邊緣視角來觀察這個世界，這是任何一個時代作為一個普通人都要具有的一種為人的姿態，所以這一點我也希望在座的年輕的同學們能夠繼承下來。

談大江，也想談談加藤周一

翁家慧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廣島札記》譯者

首先，我對大江健三郎先生的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因為工作關系，我跟大江先生有過一次近距離接觸。2009年1月19日，大江先生來北京大學做演講，我被安排去做口譯。這次演講時間不長，包括提問環節大概是一個半小時。不過，大江先生為此做了精心準備，演講稿也是再三修改。演講稿的內容，正如大家所熟悉的，里面談到了很多魯迅的作品。大江先生說自己還不能完全理解《希望》，但他在演講中多次引用“絕望之于虛妄，正與希望相同”這句話，并強調從絕望中尋找希望的重要性。今天追思會的標題“逆行于絕望的文學與思想”可以說非常準確地概括了大江先生的這種信念。這篇演講稿還被收入彭廣陸教授擔任總主編的大學日語教材《高年級綜合日語》，這可以讓有志于從事中日文化交流工作的年輕學子在學習階段就能夠通過大江和魯迅文學之間的關系，了解到中日文學交流的重要性。

第二點，我想講一下他跟加藤周一的關系。他和加藤先生都是“九條會”的發起人，這一點可以說已經廣為人知。但實際上，他們在思想或者師承上，都跟東京大學法文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尤其是法文系的渡邊一夫教授，對他們兩人都產生過重要影響。大江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詞中就已經明確表示，自己是渡邊一夫在人生和文學方面的弟子。在大江之前，還有一位受到渡邊一夫教授影響的東大學生，就是加藤周一。大江甚至認為從某些方面看，加藤周一才是最好地繼承了渡邊一夫思想的人。經由渡邊一夫譯介到日本的歐洲人文主義思想，對他的這兩個弟子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我想如果從結果來看，那就是他們最終都成為了反戰的和平主義者，以及日本戰后民主主義的守護者。

最后，我想從譯者的角度，對大江作品的語言特色談一些粗淺的看法。我非常理解并同意各位老師的意見和其他讀者的反饋意見，由于大江作品的語言過于繞口，翻譯后就更加艱澀難懂，以至于很少有中國讀者能堅持讀完他的代表作。其實，在日本，大江的作品也是曲高和寡。不過，我想在這里補充一點，那就是他的句式、語法、修辭確實存在冗長、繁復、堆疊之感，但在用詞上，卻表現出超乎尋常的準確，或者說是謹慎。他會在使用日語漢字的同時，用片假名標注上外來語，有時候他會使用自己造的譯詞，有時候甚至會在文章中反復討論選詞的問題，他在諾獎獲獎詞中有關vague和ambiguous的討論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今天的追思會一方面悼念這位偉大的作家，另一方面則要思考如何從他留下的鴻篇巨著中汲取養分。我想我的工作還是以翻譯和研究為主，至于讀者能從中汲取什么？學習什么？辨別什么？最后又能獲得什么？那只有在你打開大江文學之門的那一刻，才會有無限的可能性展現在你的面前。

大江為何能在“世界中談日本”？

陳言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沖繩札記》譯者

我進入大江的路徑，是從他因《沖繩札記》跟日本右翼打官司的事件（史稱“大江、巖波沖繩戰役審判”）開始的。這本書正好涉及二戰末期的沖繩戰，跟我的二戰研究形成了對接，于是我以《沖繩札記》為日語學習和二戰史研究的范本，開始翻譯《沖繩札記》。日語專家都說因為了解大江艱澀的文體而刻意回避，而我對這些壓根兒不了解，就稀里糊涂地一頭鉆了進去，是真正的無知者無畏了。我翻譯的《沖繩札記》先后于2009年、2010年、2017年在臺北的聯經出版公司、北京的三聯書店和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那場“審判”在2011年4月迎來終審，以大江和巖波書店獲得勝訴告終。巖波書店將本次訴訟始末及相關言論輯成《記錄·沖繩“集體自殺”審判》，于2012年出版。我后來組織學界師友將這本書翻譯過來，2017年在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在我學術生涯的成長期，大江先生以這種方式伴隨著我，一直影響著我，給了我巨大的勇氣。

他是個面向時代的寫作者，不僅勇敢面對時代的重大課題與人類生存的困境，而且提出了解決方式。他本可以一生平靜，卻沉潛到一個又一個歷史事件中，讓自己的一生過得兵荒馬亂。所以當聽聞大江的死訊，我的腦海里首先浮出的，是他站在被告席上，還有他長年為大江光往返醫院拿藥的衰頹之軀，那一刻，我想，太操勞的他終于可以安息了！莊子說，“道無終始，物有死生”，隨著大江先生肉體的消亡，我們就認真地去繼承他的遺產吧，他留下的遺產足夠豐厚。還有一點要提醒的，當我們過多地強調大江與中國的關聯時，我們還要看到他博物館式寫作中的西學素養，是他之所以能夠“在世界中談論日本”（而不是“在日本中談論世界”）的根本，希望在座的青年學子能夠憑借更為完善的知識結構來深入大江研究。

最后還想轉告嚴安生老師的幾句話：主持2000年大江先生的演講是他最后一次履行日研中心主任的職務行為。大江先生始終為弱者發聲、始終承擔歷史責任、他對文明的穿透力這幾個方面，是嚴老師特別想強調的，他向大江先生致以最深的敬意。

“在抵抗中迎接希望”的思想

王麗華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副教授

大江健三郎先生突然離世，悲從中來，難以釋懷。他選擇走了一條最艱難的路，這一方面是薩特存在主義的影響，另一方面，殘疾兒長子的出生迫使他將個人、家庭面臨的難題與人類生存的困境、災難和危機聯系起來思考，此外，和他所接受的當時知識界的影響也不無關聯。1955年，大江如愿進入東京大學法文科學習，師從渡邊一夫教授學習法國文學。渡邊一夫（1901-1975）是日本知名的法國文學研究者，通過翻譯《巨人傳》等拉伯雷的巨著，將人文主義思想從西歐移植到了日本。

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講中，大江健三郎特別提到自己是渡邊一夫人生和文學方面的弟子。他以兩種方式受到了渡邊一夫的決定性影響，一種是小說，另一種是人文主義。但反觀大江健三郎的整個文學創作歷程可以發現，他并未全盤接受渡邊一夫“抵抗中走向滅亡”的末日指向理論，而是綜合了魯迅“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這一充滿希望的生存態度，形成了自己“在抵抗中迎接希望”的思想和文學觀，這成為幾十年來貫徹大江健三郎文學創作生涯的感情基調。

另一個給予大江影響的老師是東京大學法學部的教授南原繁。南原繁（1889-1974）在中日戰爭、太平洋戰爭期間是東京大學法學部的教授，戰后不久曾擔任過東京大學的校長。在南原繁擔任校長期間，曾頻繁地面向學生和普通市民發表演講，曉諭戰后日本人如何重新做一名新國民、重新做真正的人，以及如何復興已成為戰爭廢墟的國家等問題。

大江健三郎在1963年12月1日聆聽了南原繁題為“放棄戰爭的再次宣言”的演講，南原繁特別提到了核武器問題，他認為作為人類第一個原子彈受害國的日本，擔負著重建和平新國家以及把戰爭殘害無辜生命的情況和放棄戰爭的決心告知全世界的義務。這不僅是對中日戰爭、太平洋戰爭應盡的責任和應付出的代價，也是日本的出路，更是日本對亞洲、對世界的使命。1963年也是大江文學重要的轉折點，這一年大江開始重點關注核問題，并堅持長達50多年的反核文學創作。大江文學中的核問題，不僅涵蓋了廣島原爆、沖繩核基地和“3·11”福島核電站事故等日本歷史上重大的核危機事件，還對核時代人類生存秩序的重構與靈魂救贖進行了文學的求索，過程異常艱辛。

大江先生，是時代的靈魂。大江文學，是大于文學的。大江先生的離去，是日本文壇巨人的隕落，更是世界文學的損失。

（本文根據速記整理，經發言者審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