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胡適晚年存照（攝于1954年）

《中國的國語》，載于1948年的《北平小報》

75年前，胡適在北平最后一次暢談“中國的國語”

近日，在一份1948年7月7日刊行的《北平小報》中，偶然發現胡適曾受邀赴福德圖書館講演的報道。此際撫讀這一份75年前的舊報，不由得遙思當年北平的那個夏日炎炎的暑假，北大校長胡適身著長衫、手執折扇步入館中講演的模樣，真真有恍如隔世一般的別樣感觸。

1948年底，因時局所迫，胡適不得不乘南京政府所派專機飛離北平，從此流寓美國、終老臺灣，再未能回歸故土。而此次講演時間已近于其飛離北平之時，且講演主題又為“中國的國語”，恐怕是其人自上個世二十年代以來力推“國語運動”以來，最后一次在公開場合，最后一次在故都北平暢談“國語”了。

因此，此次講演實具有某種“蓋棺定論”之意義，應當是比較完整地表達出了胡適畢生所倡舉的“國語”觀念之總結罷。報道部分原文如下：

昨（六）日下午六時半，特請北大校長胡適博士講演，胡博士于六時即到東四清真寺，因略作休息，即開始其畢生所倡導之國語講演。當胡氏步入會場時，全場報以熱烈之掌聲，歷久不息。在馬松亭先生的“不用介紹”的簡單介紹詞后，胡博士即以“中國的國語”為題，講述著國語的定義和各種方言，由競爭而達到獲得國語的榮譽地位，以及構成國語的兩個要素，即（一）流行廣、說的多、懂的眾，（二）文學作品多。胡氏于講演時，旁征博引，亦諧亦趣，引得聽眾捧腹不已。至七時半，始于熱烈掌聲中散去。

然而，遍查《胡適日記》《胡適年譜》《胡適全集》等相關史料，皆無任何關涉此次講演的記載。或許，1948年7月6日下午，胡適在北平福德圖書館的這一次講演，乃是胡適一生眾多講演中，尚不為人知的，并不特別引人注目的一次罷。那么，此次講演的主體內容究竟如何，是否還有內容更為完整充實的講演稿存世呢？

這不流血革命的成果，是值得寶貴的

帶著這一疑問，筆者繼續翻檢搜尋，果真又在1948年7月11日的《北平小報》上尋獲刊發其上的胡適講演稿。主要內容如下：

國語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共同的語言。

國語的來源是“方言”，許許多多的方言競爭下特別占優勢的一種方言，這種占優勢的方言，成了最高的東西，成了大家所了解的話。于是變成了國語。這方言是很光榮的。中國北方的方言，就是國內許多方言中占優勢的一種，所以成為中國的國語。

為什么北方的方言，會變成國語，且大家公然承認而不反對？這并不是簡簡單單的，方言之能變成國語，必須有它成為國語的資格。

第一：這種方言，必須說的多，懂得多，區域廣，人口眾，流行得廣，傳播得廣。譬如：英國話是英國中部的一種語言，它不但是英國的國語，而且在今日世界中是占了極重要位置的語言。這的確不是簡單事。英倫三島這個小小的地方，算起來也不過中國一省大小，竟有好幾種語言，然而英國中部的倫敦，因為是政治的中心、商業的中心，而且附近有“牛津”同“康橋”的兩個大學，又是文化中心。由于這些關系，人口都集中在那里，文化也在那里發達，中部的方言，就成了最多人說的話，這自然占就了優勢，而成為英國的國語。法語是以巴黎為中心的語言，也是因為巴黎都會的緣故，中國也不外此例。中國有一大片“關話”地域，假使我們從極東北的哈爾濱走，翻一根線到極西的昆明，中間經過河北、山東、河南、安徽北部、湖南、湖北、廣西、貴州之一部分，這一大段都是關話區。雖然南北關話，各有語言不同，但都是關話，都是大家聽得懂的關話。比方“我”字，在這一條線上有WO.O.ngo等音，但不管WO或O或ngo，大家都可以聽懂，這就夠成為國語的資格了。大家不要笑，我在談國語，而我說的似乎“南腔北調”，要真正的“南腔北調”，那才是真正的中國國語呢！

光有第一個資格還不夠，還得有第二個條件。這方言的文學作品，必須比其他的方言多。中國的關話區域里，五百年當中，產生不少的文學作品，如：《西游記》《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兒女英雄傳》等好多好多的東西。尤以《紅樓夢》和《兒女英雄傳》是純北京話的作品，自然寫這作品的“關話”，就成了大眾所了解的東西，成了大家公認的語言了。

中國字在最初我們那些造字的老祖宗們，就沒有造“字母”，所以非常難學。但我們要從那些匹夫匹婦、癡男怨女的口中，記下的歌詞，記下他們的語言，就很困難了，就發現我們的文字太不夠用了。我們那些長袍先生們的“之乎者也”等字，一個也用不著，這怎么辦呢？我們只有造字了，比如從前說我們的“們”字，這樣簡單的字，古時就沒法寫，遇到這種字，只有頭痛，不知怎樣寫才好。于是有寫“懣”字，寫“每”字的，“我懣，我每”，麻煩極了。遇到一個“呢”字，則更沒有辦法了，把“呢”字寫成“樂”字，“這”字用“遮”字來代替，這簡直苦死了。極其簡單的字，反而弄得非常麻煩。自白話小說一流行，才確定了“們”字、“呢”字、“這”字，許許多多這一類字的寫法，這一類字的語言，就變成大家共同的語言了。

“文學”是把老百姓活的文字，用一個標準形式記載下來，使大家都了解，夠得上這個標準的文字或語言，才配做“國語”……中國一千多年來老百姓們，匹夫匹婦，癡男怨女們，以及流浪的瞽人，給我們留下了大（量）的文學遺產，尤其是水滸、紅樓夢等白話小說給我們留下的是最標準的語言。中國關話區、非關話區，都已完全懂得了這些語言，所以我來提倡白話文的時候，很容易便成功了。所以我說中國的國語并不是簡簡單單就成國語的，而是包括了上述兩大條件，充分地具備了其成為國語的兩種資格。

我國的文字固屬難學，但我國的語言，卻一點沒有疑義的是世界上最容易學習的語言。這是我們祖先們，那些道地的老百姓們，經過了長時期的不流血革命，在語言上淘汰了許多的復雜問題，使我們的語言在文法上極其簡化，留下這份好的遺產，他們這不流血革命的成果，是值得寶貴的。我希望大家要承受這份遺產，去創造“國語的文學”。

這篇近1800字的胡適講演稿，生動地展現了胡適“國語”觀念的總體架構，對“國語”概念的歷史脈絡及現實運用，都為聽眾給出了深入淺出的一份說明書。可以想見，之前的報道稱“胡氏于講演時，旁征博引，亦莊亦趣，引得聽眾捧腹不已”云云，現場氛圍一定是熱烈且輕松的罷。

《北平小報》僅存世兩個月，演講稿更顯珍貴

值得一提的是，刊載胡適講演報道及講演稿的這份《北平小報》，其報名即“小報”，概指那種規模篇幅皆小、發行范圍亦小的市井性質的“小報”，這是頗為特別的。《北平小報》的“自知之明”，也確實名符其實。此報存世極少，究竟何時創刊，何時終刊，筆者至今亦不甚明了。只是查閱國家圖書館所藏舊報縮微膠片可知，僅有1948年7月2日至1948年8月31日期間的此報攝錄有圖像留存。

謹以此推測，《北平小報》的存在時間，可能僅有1948年7月與8月兩個月的時間。那么，胡適“中國的國語”這一講演的報道及其講演稿之刊載，未能在當時北平地區的“大報”，諸如《華北日報》《世界日報》等報刊上留存下來，卻在如此僅存世兩個月的“小報”上得以留存于世，實在是難能可貴，彌足珍貴。

此外，胡適講演所在地北平福德圖書館的情況，也需略加說明。據查，此館始建于1936年，其前身為北平成達師范學校圖書館。福德圖書館于1936年9月22日正式建成，參加成立儀式的有顧頡剛、沈兼士、陳垣、張星、盛成中等學界名流，以及馬松亭等原成達師范的董事會成員，由顧頡剛擔任福德圖書館首任館長，馬松亭、常子萱任副館長。建成后的圖書館，其館藏圖書數量之豐、種類之繁為國內一時之冠。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成達師范的師生分兩路遷往桂林。除帶少量書籍之外，福德圖書館藏書幾乎全留北京。1945年，抗戰勝利之后，回到北平的成達師范已經被國民政府當局接管，成為國立的普通師范學校，福德圖書館開始附屬于東四清真寺。

1948年7月6日，胡適也正是受邀請赴福德圖書館講演的。胡適講演開篇即語“國語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共同的語言”，在這樣的場合中論述與闡揚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明結晶，自然是再合宜不過的了。身為著名學者與教育家，時任北大校長與中研院院士的胡適，在此回顧與總結“國語運動”的歷史經驗，在當時的北平公共文化領域中，應當還是產生過一些積極影響的。

只是白云蒼狗，世事無常。當年時局的發展，已經遠非胡適所能預期——因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導致國家政權的崩潰及其殘部潰逃臺灣，胡適畢生所倡舉的“國語運動”以及“國語文學”，也隨之化作泡影，也在北平福德圖書館中畫上了一個不十分圓滿，卻意味深長的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