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虹:《海上晨鐘》后記
六年前一個冬日的午后,我應邀參加上海上藥信誼藥廠有限公司(簡稱上海信誼)的百年慶典活動,也正是在那一天,我被信誼輝煌的百年歷史觸動,萌生了創作一部以上海民族制藥企業為背景的文學作品的念頭。在后來的幾年里,這個念頭常常在腦海中徘徊,創作的沖動也越來越強烈,以至常常為此坐立不安。
去年國慶前夜適逢在單位值班,徹夜未眠,這種沖動已讓我“忍無可忍”。于是,第二天交班后,帶著幾捆歷史資料,獨自住到長興島朋友閑置的房子里,開始了小說創作。
無奈平日本職工作上事情比較多,很難集中精力寫作。真正靜下心來,還是在今年上海疫情“靜默”期間。當時,整個小區靜悄悄,馬路上沒有匆匆而過的車輛,也沒有熙熙攘攘的人群,甚至連空中都沒了飛鳥的蹤影。這種清靜雖然有些可怕,但對于平常忙忙碌碌的我而言,卻也不失為閱讀、靜思與創作的好機會。
《海上晨鐘》這部長篇小說是以上海信誼為背景的。創作前期,我用了四五年的時間,通過采訪、座談等方式全方位了解上海信誼的歷史,收集了大量相關的歷史資料。
認真閱讀這些史料,便身臨其境般走進它塵封的過去。當年,上海信誼是遠東地區最大的制藥企業,職員多達千人。它于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在研發上的高投入、在引進人才上的不拘一格、在績效考評上的自成體系,至今仍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可以說,上海信誼百年發展的歷史,對于中國的民族工業和民族品牌而言,是一個標本級的個案。作為具有悠久歷史的民族制藥企業,它的成長歷程也構成了中國百年風雨和社會發展的一個縮影。
就是在這樣一個聞名中外的制藥企業里,當年曾活躍著多名地下黨員。特別是抗日戰爭開始到上海解放前夕,上海信誼的地下黨員,為新四軍購買運送藥品,為提籃橋監獄關押的“犯人”捐贈提供藥品,在國民黨軍隊撤退前開始護廠運動……
在《海上晨鐘》創作過程中,我試圖借助類似電影平行蒙太奇的手法,將歷史與現實兩條情節線分別敘述,相互穿插表現,最后統一在這部長篇小說完整的情節結構中。上海信誼的歷史故事,便是其中的一條情節線。
另一條情節線則圍繞“新誼”的現實故事展開。事實上,現實故事也由兩條情節線構成,一條是鄭筱韻與張東國之間的愛情故事,另一條是圍繞“新誼”展開的改革故事。在這部小說中,鄭筱韻與張東國的愛情故事頗具戲劇性,并與歷史故事產生聯系,使得歷史與現實兩條情節線產生了交叉。
國資國企改革是當下一個熱門而又敏感的話題。讀者可以從若隱若現的時間坐標中發現,小說故事發生的時間,正值有關方面提出以增強企業活力、提高效率為中心,提高國企核心競爭力,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的特殊年份。小說觸及產業工人的主人翁地位、混合所有制改革、建立經理人制度等敏感話題。或許在許多學者看來,這些敏感的話題都是重大的理論話題,但基于在國資委工作十幾年的經歷,我更愿意認為這些都是重大的現實問題。事實上,無論是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還是新時代“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的形成,其內在邏輯是一脈相承的,就是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這是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更是國資國企改革的方向和目標。
文學作品畢竟不同于研究理論文章,創作的醞釀階段,我竭力希望用曲折的故事情節來描述民族企業成長發展的故事,希望讀者能從中感受并增強民族自信。由于創作水平所限,作品或許并不盡如人意,但希望通過這樣的嘗試,直面國資國企改革發展問題,并希望有更多的作家深入到國資國企一線,創作更多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