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大學畢業已然四十余年，不管是在高校當教師，還是在雜志社做編輯，抑或在文學院搞寫作，我始終堅守在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這塊“土地”上，自知建樹菲薄，但有一點還是可以自慰的，就是在風云變幻、世俗如潮的時間長河中，守住了學術的良知、評論的底線，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而這種堅守，與《文學評論》對我有形、無形的影響，連續不斷的“鞭策”，有直接的關系。

一

20世紀70年代中期，我在山西大學中文系讀書。那時的學生年齡大、經歷廣，與老師之間既是師生關系，又像父子、兄弟。學生到老師家里請教、聊天、借書是家常便飯，可謂其樂融融。我們開設有“文學概論”課、寫作課。講授寫作課的是李西成老師，他曾在1949年前創辦的《益世報》《文匯報》做過編輯、記者，有豐富的寫作經驗，性格隨和而健談。我是寫作課課代表，與李老師的交往比較多。

有一次，我在李老師的書柜里，看到“占據”多半層、排列整齊的一溜刊物。他打開書柜讓我自己翻閱，我抽出幾本，正是《文學評論》。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份期刊，封面簡潔、純正，內容豐富、厚重。李老師在一旁說，這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學部文學研究所（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辦的期刊，1957年創刊時叫《文學研究》，1959年改名《文學評論》，1966年停刊。這是全國文學研究的權威期刊，涵蓋文學理論、古典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等各個領域。發表文章的大多是著名學者，在上面發表文章很難。我一邊翻閱刊物，一邊聽李老師介紹。他看我入迷的樣子，說：“你要喜歡，拿幾本去看吧，看完再來換取。”

于是，我每次借二三本，看完即還，再續借。就這樣，我用幾個月時間，瀏覽了李老師書柜里珍藏的大約十年的《文學研究》《文學評論》。當時，我們雖然開設“文學概論”課，但內容簡單、有局限，對于理解《文學評論》這樣專業、高深的刊物，確實有點力不從心。但我憑著一種熱情、鉆研的精神，還是“螞蟻啃骨頭”般選讀了其中的百十篇文章。

“現當代文學”和“文學理論”兩個欄目的文章，是我格外感興趣的。現當代文學研究文章，譬如卜林扉（林非）《魯迅小說的人物創作——學習魯迅短篇小說札記》、潘旭瀾《談李準的小說》、何其芳等《筆談〈林海雪原〉、〈苦菜花〉、〈紅日〉》、張立云《英雄的時代，時代的英雄——〈歐陽海之歌〉的創作成就》等；文學理論文章，譬如蔡儀《再論現實主義問題》、以群《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唐弢《關于題材》、韋吶《略述關于典型人物的幾個問題》、郭預衡《〈文心雕龍〉評論作家的幾個特點》等，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文學評論，伴隨著時代、文學發展一路前行，雖走過一些彎路，但在思想內容上努力發掘、提出重大的文學問題，在學術追求上堅持求真、務實、嚴謹的精神，是值得充分肯定和敬重的。我自知幼稚、淺薄，“雖不能至，心向往之”，在《文學評論》上發表文章成為我遙遠而美麗的夢想。

1978年，《文學評論》復刊，我從山西大學的小書亭喜悅地買到了第1期，定價0.37元，從此期期不落，還有很多同學也是每期必買。80年代之后，水漲船高，定價節節攀升，但我一直把它當作訂閱雜志的首選。

二

20世紀80年代中期是社會風云激蕩、文學艱難轉型的時期。1986年秋天，我參加了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辦的“文學評論高級進修班”的學習。文學所的領導、學者以及《文學評論》的編輯，大多是進修班的授課老師，此外還聘請了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美學等方面的專家講課。全國活躍的文學態勢，專家學者開放的思想觀念，激蕩著青年學員的心靈。此時，我已認定了自己的文學評論志向，在《山西大學學報》《名作欣賞》《批評家》《小說導報》《當代文壇》等報刊發表過二十多篇評論文章，內容集中在當代作家作品評論和文學理論批評研究上。

1987年1月8日，我專程拜訪了《文學評論》當代文學編輯室的彭韻倩老師。早在1982年，我和山西大學中文系的高捷老師等合著了《趙樹理傳》，彭老師閱讀了黃修己的《趙樹理評傳》，寫了《讀〈趙樹理評傳〉》，發表在《文學評論》上，其中論及我們的傳記，并給予好評。彭老師是南方人，和藹、干練，因了有此前的文字之交，見面就感覺親切、放松。她詢問了我讀書、寫作的情況，以及進修學員的動態。我向她談了自己對文學的一些想法、認知，特別談到我想寫一篇評王安憶“三戀”（即《荒山之戀》《小城之戀》《錦繡谷之戀》）的文章。她鼓勵我把評“三戀”的文章寫出來，說這是一篇難度較大的評論。

告別彭老師后，我沉浸在興奮中。彭老師的真誠、和藹，顯示出學術的境界和風采。回到山西，我認真寫出了評王安憶“三戀”的文章《生命的河流》，寄給彭老師。但不久收到回信，說“三戀”在文壇上有爭議，批評聲音較多，我的文章還不夠成熟。我深深感受到《文學評論》的持重、嚴謹，自己在學術上的稚嫩、淺薄，還達不到它的高度。隨后，我把文章轉寄給天津的《文學自由談》發表。

1990年秋天，我用心寫出《“屏蔽”后的重建——池莉中篇小說解析》，惴惴地寄給彭韻倩老師，沒過多久收到她的回信，說稿子已審閱，明年可發出，并指出了文章的優點和不足。文章在《文學評論》1991年第2期發表，放在“作家作品評論小輯”首篇。這是我在權威評論刊物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實現了大學時期的文學“夢想”。這篇文章用學術的標準衡量，自然還有距離，但它蘊含了一種新意和銳氣，可謂我青年時期的代表作。也許彭老師正是從扶植青年的意義上推出了它。丁帆曾在一篇文章中說：“《文學評論》還有一個值得許多學術刊物敬重和學習的優良傳統，就是他們為了培養青年批評家隊伍，肯花大力氣。”（《為我引路的良師益友——我與〈文學評論〉》，《當代作家評論》2020年第2期）我在彭老師身上感受到了她對后學的關愛、引導和扶助。

三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二十多年間里，我經歷了《文學評論》的三位編輯：彭韻倩老師、楊世偉老師、董之林老師。在他們的幫助、提攜下，我在《文學評論》發表了六篇文章，倘若加上在《文學評論叢刊》（《文學評論》編輯部與南京大學中文系合辦）發表的三篇文章，有九篇之多。我給《文學評論》投稿很鄭重，并不多，但大多數都被采用了。作者與刊物的關系，實際上就是作者與編輯的關系。我同這三位編輯老師并無什么來往，有的甚至未曾謀面，只是一種文字關系，是志同道合的君子之交，但他們卻給予我那么多鞭策、提攜。他們代表的是學術刊物的一種境界與職責。

1996年夏天，山西作協召開全省文學理論與批評會議，邀請了楊世偉老師。楊老師既當編輯也從事當代文學研究，是一個真誠、樸實、嚴謹的人，他在會上講了當下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我們就這樣相識了。當年秋天，我寫了一篇評鄉村小說作家劉玉堂的文章《民間的魅力與生命》寄給楊老師。不到兩個月，楊老師就回復長信，說：“劉玉堂是我們早已注意到的作家，在寫農村的作家中是比較有特色、有成就的……您的來稿正合時宜。您文章的視角——民間文化，是好的；論述也準確，準備刊用。”接著，又詳細談了幾處“需要改進和提高”的地方，如對魯迅“啟蒙批判”思想的闡釋需要更簡練、準確一些，對民間文化的論述要跟作家作品的分析貼合得更緊密一點，并囑咐要在當年10月底前修改好寄回。這些意見既中肯又專業。文章在1997年第1期發表。這是一次順利而愉快的投稿經歷，楊老師對我的文章傾注了心血。1997年底，我完成了關于90年代鄉村小說創作的課題，全文16000字，又寄給楊世偉老師，他很快回復說：稿子將盡快發表。他又作了一些刪改，這就是《文學評論》1998年第3期發表的《90年代鄉村小說綜論》。文章被《新華文摘》等多種書刊轉載，在學術界有一定反響，也開啟了我“中國當代鄉村小說研究”的方向。

董之林是我經歷的第三位編輯老師。她有文學博士學位，在《文學評論》當編輯，也做當代小說研究，是我的同齡人。我曾讀過她的多篇文章，在思想觀念上頗有共鳴。2005年10月，有感于90年代之后短篇小說的種種變化，我寫了長文《消沉中的堅守與新變——1989年以來的短篇小說》，有18000字，寄給董老師。她給作者寫信，但更愿意與作者直接通話。她在電話中談了對文章的感受、意見，說文章基本成熟、不用大改，作些刪節、打磨即可。她還談到對山西文學以及幾位批評家的印象，快人快語、委婉而準確。她的聲音清澈、知性，我們像朋友一樣聊得開心。過了不久，她把代表作《舊夢新知：十七年小說論稿》寄贈，我通讀全書，收獲匪淺，成為我研究當代文學的重要參考書。

從這篇90年代短篇小說綜論開始，我的短篇小說研究逐漸擴展，向前一年一年跟蹤、撰寫年度述評，向后一段一段延伸，直至2015年終于完成一部六十余萬字的《中國當代短篇小說演變史》，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推薦，進入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并由該社出版，獲得多項獎項。我深知，沒有董老師的引導、鼓勵，這個課題是不可能形成并完成的。之后，經由董老師之手，還發表了《高曉聲小說論》《馬烽、趙樹理比較論》兩篇文章。

大約在2009年，我給董老師寄上一篇《林斤瀾創作綜論》，第二年她給我打電話說：“你的稿子早已編好，等著有機會安排。但現在積稿太多了，你的稿子遲遲不能發出，實在不好意思。你看這樣行不行？我們與南京大學中文系合辦《文學評論叢刊》，我推薦到那兒可以嗎？”她說得誠懇，我連忙答：“可以可以。”她又說：“我明年要退休了，咱們保持聯系……”我突然一愣，董老師與我同齡，她明年退休，我也要退休了。至今還未見董老師一面。腦子里像飄過一只風箏。

我曾在山西大學中文系留校任教，不久輾轉調到山西作協當編輯、搞寫作。我力圖走一條感性與理性交融的學術路子。在作協，作家的寫作沒有硬性的任務與考核，全靠自覺自勵，這跟高校那種嚴格的科研考核規則下，老師們想方設法發論文迥然不同。我始終覺得自己游離在學術“邊緣”，但在這種自由、寬松的環境和氛圍中，我之所以能有一點學術建樹，矢志篤行，是《文學評論》和編輯老師們給了我目標、定力和力量。

2020年，我寫成一篇《論李健吾的小說創作》，想投給《文學評論》，現在變成網上投稿了，需要在電腦上進行一系列操作，就像面對一部龐大而冷漠的機器，用了兩三天時間終于操作成功，但等了三個多月時間，等來一句審稿意見：“大作已審閱，不擬采用。”心里突然覺得很失落。好在當下文學評論期刊甚多，我的寫作沒有功利之慮，學術的天地依然廣闊。

（作者單位：山西省作家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