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上

一位幫我整理書櫥的“80后”小伙子，從一本舊書里抖落出一樣東西，他撿起向我報告：“有封信！”我問他：“誰寫給我的？”他把信封上的落款報告給我：“上海……李寄。”我聽清了那地址，連忙讓他把信遞給我：“是巴金寫來的啊！”他愣了一下，才恍然大悟：“是啊，巴金原來姓李！”我抽出信紙，發現巴金的來信是用圓珠筆寫在了《收獲》雜志的專用信箋上，現在將其照錄如下：

心武同志：

謝謝您轉來馬漢茂文章的剪報。馬先生前兩天也有信來，我寫字吃力，過些天給他寫信。我的舊作的德譯本已見到。您要是為我找到一兩本，我當然高興，但倘使不方便，就不用麻煩了。

您想必正為作協代表大會忙著。這次會開得很好。我因為身體不好，不能參加，感到遺憾。

祝 好！

巴金

一月三日

說實在的，我已經不記得那是哪年的事了，仔細辨認了信封前后兩面的郵戳，確定巴金寫信是在1985年的1月3日。

我在“80后”前持信回憶往事，他望著我說：“好啦！您又有回顧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活材料啦！”我聽出了他話里調侃的味道。跟“80后”的后生相處，我不時會跟他們“不嚴肅”的想法碰撞，比如巴金的《隨想錄》，他一邊幫我往書架上歸位，一邊哼唱似的說：“這也是文學？”我不得不打破“不跟小孩子一般見識”的自定戒律，跟他討論：“文學多種多樣，這是其中一種啊！”最惹我氣惱的是他倒一副“不跟老頭子一般見識”的神氣，竟歡聲笑語地說：“是呀是呀，這是一部大書！好大一部書啊！”巴金的《隨想錄》，確有論家用“一部大書”之類的考語贊揚，用心良苦，但從眼前“80后”的反應來看，效果并不佳。

在和“80后”茶話的時候，我跟他坦陳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供他參考。我感嘆，個體生命在時空里的存活掙扎，其悲苦往往是隔代人不解不諒的。“為什么那么‘聰明’？”“怎么不敢當烈士？”是不解不諒者最常用的“追問”。記得蕭乾先生晚年曾對我說：“有的年輕人那么說，可以理解，但要不了太久，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會比我們更‘聰明’。”其實全人類都有此類現象，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美國“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如金斯伯格，到七十年代也都成了那個社會守規矩的納稅人，會心平氣和地接受他們以前罵死的媒體采訪，將著作交由他們以前鄙夷的主流出版商包裝推出。

巴金無疑是寫過無可爭議的正宗文學作品大書的，不僅有“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及其他長篇小說，還有無論從人性探索還是文本情調都堪稱精品的《寒夜》《憩園》等中篇小說。當然，他后半生幾乎不再從事小說創作，他的最后一篇小說也許就是《團圓》。從文學的角度來看，那不是一篇杰作，更不能稱為他的代表作，但根據這篇小說改編的電影《英雄兒女》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拍成放映后，影響極大。不過看過電影之后再去找小說看的人，恐怕很少。電影里那首膾炙人口的插曲《英雄贊歌》，在小說里是沒有的，詞作者是公木。巴金后半生沒怎么寫小說，散文隨筆寫了一些，我記得少年時代讀過巴金寫的《別了，法斯特》——法斯特是一個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頗活躍的美國左翼作家，寫過一些抨擊資本主義的小說，但在斯大林去世、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泄露出來以后，感到幻滅，遂公開宣布退出美國共產黨——法斯特當然可以評議，但巴金那時寫此文是奉命，是一種借助于他名氣的“我方”“表態”。這類的“表態”文章，他和那個時代的另一些名家寫得不少。那當然不能算得文學。可是，粉碎“四人幫”以后，巴金陸陸續續寫下的《隨想錄》，卻和之前的那些“表態”文章性質完全不同。他這時完全不是奉組織之命，而是從自我心靈深處說真話，表達真感情，真切地訴求，真誠地祈盼。這樣的文字在那一特定的歷史階段得以激動人心，獲得共鳴，我作為一個過來人，可以為之見證。“這也是文學？”年輕人發出這樣的質疑，我也理解。拿眼前的這位“80后”來說，他覺得像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紅》那樣的著作才算得文學作品。這思路并沒有什么不妥，帕慕克并不是一位“為文學而文學”的作家，實際上這位土耳其作家的政治觀念是很強的。《我的名字叫紅》里面就浸透著鮮明的政治理念，但無論如何，帕慕克不能憑借著一些說真話的短文來標示他的文學成就，他總得持續地寫出藝術上精到的有分量的小說來，有真正的“大書”，才能讓人服氣。

巴金后半生沒能寫出小說，這不能怪他自己。他實在太難了。“文革”十年他能活過來就不易。粉碎“四人幫”后，他公布過自己的工作計劃，他還是要寫新作品的，包括想把俄羅斯古典作家赫爾岑的回憶錄翻譯完，但他受過太多的摧殘，年事日高，身體日衰，心有余而力不足。盡管如此，他仍不懈怠，堅持寫下了《隨想錄》里的那些短文。特殊情況下的特殊寫作，我們除了尊敬，別無選擇。巴金晚年公開聲明，他不是作家，只是一個通過寫文章把心交給讀者的人，我以為這不是謙虛，而是他已經非常明了自己作為一個特殊的生命，應有一個什么樣的堅實的定位。

巴金

我不贊同那種因為巴金在粉碎“四人幫”后不但恢復了“文革”前的名譽地位，甚至更上層樓，就把他奉為神明，甚至非要把大白話的《隨想錄》說成巔峰“大書”的夸張性評價。那也實在是辜負了他最后給自己的定位。

“80后”小伙子問我：“巴金給你的信講的究竟是什么啊？怎么跟密電碼似的？”其實這也不過二十多年，但拿著那張信紙重讀，我自己也恍若隔世。我和巴金只見過一面。從這封信看，我起碼給他寫去過一封信，這是他給我的回信。“你既然見過巴金，還通過信，前幾年他去世的時候，怎么沒見你有文章？”我告訴他，以前的不去算了，粉碎“四人幫”以后，跟他交往頻密的中青年作家很多，跟他通信的大概也不少，算起來我在他的人際交往中是很邊緣、很淡薄的，對他我實在沒有多少發言權。不過我既然發現了這封信，它也勾出了我若干回憶，而與眼前的小青年對話，也激活了我的思路，忽然覺得有話要說。

我跟“80后”小伙子從頭道來。而這就不能不提到另一個人——章仲鍔。“他是誰？也能跟巴金相提并論？”我說，世法平等，巴金跟章仲鍔，人格上應享有同樣的尊嚴，他們可以平起平坐。確實，巴金跟章仲鍔平起平坐過。那是在1978年。那一年，我和章仲鍔都在北京人民出版社（現北京出版社）文藝編輯室當編輯。當時只有《人民文學》《詩刊》兩份全國性的文學刊物，我們北京人民出版社文藝編輯室的同人以高漲的熱情，自發創辦了向全國發行的大型文學刊物《十月》，但一時沒有刊號，就“以書代刊”，興高采烈地組起稿來。章仲鍔長我八歲，當編輯的時間也比我長，他帶著我去上海組稿。那時候因為我已經于1977年11月在《人民文學》雜志發表了短篇小說《班主任》，在文學界和社會上獲得一定名聲，組織上就把我定為《十月》的“領導小組”成員之一，但章仲鍔并不是“領導小組”成員，所以他偶爾會戲稱我“領導”，其實出差上海我是心甘情愿接受他領導的。他無論是在社會生活的經驗還是對文學界的情況的了解都比我熟絡，去巴金府上拜見巴金，我多少有些靦腆，他坐到巴金面前，卻神態自若，談笑風生。巴金祝賀《十月》的創辦，答應給《十月》寫稿，同時告訴我們，他主編的《上海文學》《收獲》也即將復刊。他特別問及我的寫作狀況，為《上海文學》和《收獲》向我約稿。他望著我說，編輯工作雖然繁忙，你還是應該把你的小說寫作繼續下去。現在回思往事，就體味到他的語重心長。他自己的小說寫作怎么會沒有繼續下去？他希望我這個趕上了好時期的后進者，抓住時代機遇，讓自己的小說寫作進入可持續發展的軌道。我說一定給《上海文學》寫一篇，巴金卻說，你也要給《收獲》寫一篇，兩個刊物都要登你的。《收獲》也要？那時記憶里的《收獲》，基本上只刊登成熟名家的作品，復刊后該有多少復出的名家需要它的篇幅啊，巴金卻明確地跟我說，《上海文學》和《收獲》復刊第一期都要我的作品。我回北京以后果然寫出了兩個短篇小說寄過去，《找他》刊登在了《上海文學》上，《等待決定》刊登在了《收獲》上。我很慚愧，因為這兩篇巴金親自約稿的小說，質量都不高。我又感到很幸運，如果不是巴金對我真誠鼓勵，使我的小說寫作進入持續性的軌道，我又怎么會在摸索中寫出質量較高的那些作品呢？回望文壇，有過幾多曇花一現的寫作者，有的固然是外在因素強行中斷了其寫作生涯，有的卻是自己不能進入持續性的操練，不熟，如何生巧？生活積累和悟性靈感固然重要，而寫作尤其是寫小說，其實也是一門手藝，有前輩鼓勵你不懈地“練手”，并提供高級平臺，是極大的福氣。

作家寫作，一種是地道的文學寫作，如帕慕克寫《我的名字叫紅》，一種是行為寫作。巴金當面鼓勵我這樣一個當時的新手不要畏懼松懈，把寫作堅持到底，并且作為影響深遠的文學刊物主編，向我為有特殊意義的復刊號約稿，這就是一種行為寫作。巴金的行為寫作早在他的青年時代就已十分耀眼。他主編刊物，自辦出版機構，推出新人佳作，我生也晚，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事跡也只能聽老輩“說古”，但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他和靳以主編的《收獲》，我作為文學青年是幾乎每期必讀的，也留有若干深刻的印象。別人多有列舉的例子，我不重復了。只舉兩個給我個人影響很深而似乎少有人提及的例子。一個是《收獲》曾刊發管樺的中篇小說《辛俊地》，寫的是抗日戰爭時期游擊隊員辛俊地。他和成分不好的女人戀愛，還有個人英雄主義，自以為是地去伏擊給鬼子做事的偽軍通信員，將其擊斃，沒想到那人其實是八路的特工……讓我讀得目瞪口呆卻又回味悠長，原來生活和人性都如此復雜詭譎——《辛俊地》明顯受到蘇聯小說《第四十一》的影響，但管樺也確實把他熟悉的時代、地域和人物融匯在了小說里。這樣的作品，在那個不但國內階級斗爭的弦越繃越緊，國際范圍的反修正主義也越演越烈的歷史時期，竟能刊發在《收獲》雜志上，不能不說是巴金作為其主編的一種“泰山石敢當”的行為寫作。再一個是《收獲》刊發了兒童文學作家任大霖的系列短篇小說《童年時代的朋友》，跳出那時期“政治掛帥”對少年兒童只進行單一的階級教育、愛國教育、品德教育的窠臼，以人情人性貫穿全篇，使憂郁、惆悵、傷感等情調彌漫到字里行間，文字唯美，格調雅致，令當時的我耳目一新。這當然是巴金拓展兒童文學寫作空間的一種可貴行為。

其實中外古今，文化人除了文字寫作，都有行為寫作呈現。比如蔡元培，他的文字遺產甚豐，老實說其中能有多少現在還令人百讀不厭的？但說起他在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以及躋身學術界時那種兼容并包寬容大度的行為遺產，我們至今還是津津樂道、贊佩不已。哥倫比亞的馬爾克斯，《百年孤獨》固然是他杰出的文學寫作，而他一度履行的“文學罷工”，難道不是激動人心的行為寫作嗎？晚年的冰心寫短文《我請求》，還有巴金集腋成裘地寫《隨想錄》，我以為其意義確實更多地，甚至完全地體現為一種超文字的可尊敬和欽佩的文學行為。

“80后”小伙子耐心地聽了我的傾訴。他表示“行為寫作”這個說法于他而言確實新鮮。他問我：“那位章仲鍔，他的行為寫作又是什么呢？難道編刊物、編書，都算行為寫作？”我說這當然不能泛泛而言，作為主編敢于拍板固然是一種好的行為，作為編輯能夠識貨并說動主編讓貨出倉，需要勇氣也需要技巧，當然前提是編輯與作者首先需要建立一種互信關系。章仲鍔已被傳媒稱為京城幾大編之一，從我個人的角度，以為他確實堪列于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的名編之前茅。

下

這篇文章還沒寫完，忽然得到消息，章仲鍔竟因肺炎并發心力衰竭，在2008年10月3日午夜去世了！嗚呼！我記得他曾跟我說過，想寫本《改革開放文學過眼錄》，把他三十年來編發文稿、推出作家的親歷親為來個“沙場秋點兵”，一一娓娓道來。“你是其中一角啊！”我斷定他會以戲謔的筆調寫到我們既是同事又是作者與編者的相處甚歡的那些時日。但他的遺孀高樺在電話里哽咽著告訴我，他的肺炎來得突然，他臨去世前還在幫助出版機構審編別人的文稿，“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自己的一部專著竟還沒有開筆！

劉心武與章仲鍔（右）

從寫這段文字起我要稱他為仲鍔兄。他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1980年我一邊參與《十月》的編輯工作，一邊抽暇寫小說，寫出了我的第一個中篇小說《如意》。這是我寫作上的一個轉折點，我不再像寫《班主任》《愛情的位置》《醒來吧，弟弟》那樣，總想在小說里觸及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以激情構成文本基調。我寫了“文革”背景下一個掃地工和一個淪落到底層的清朝格格之間隱秘的愛情故事，以柔情的舒緩的調式來進行敘述。稿子剛剛完成，便被仲鍔兄覷見，他就問我：“又闖什么禁區呢？”我把稿子給他：“你先看看，能不能投出去？”過一夜他見到我說：“就投給我，我編發到下一期《十月》上。”我知道那一期里他已經編發了劉紹棠的《蒲柳人家》，還有另一位同人正編入宗璞的《三生石》。這都是力作精品，中篇小說的陣容已經十分強大，我就說：“我的擱進去合適嗎？”他說：“各有千秋，搭配起來有趣。聽我的沒錯。”我雖然是所謂《十月》“領導小組”成員，但確實真心地相信他的判斷。那時《十月》的氣氛相當民主，不是誰“官”大誰專斷，像仲鍔兄，還有另外比如說張守仁等資深編輯，也包括一些年輕的編輯，誰把理由道出占了上風，就按理發誰的稿。

后來有同輩作家在仲鍔兄那里看到過我《如意》的原稿，自我涂改相當嚴重。那時一般作者總是聽取編輯意見，對原稿進行認真修改后再謄抄清爽，以供加工發稿。仲鍔兄竟不待我修改謄抄就進行技術處理，直接發稿，很令旁觀者驚詫，以為是我因《班主任》出了名“拿大”。仲鍔兄卻笑嘻嘻地跟我說：“人怕出名豬怕壯，活豬也能開水燙，說你幾句是你福，以后把字寫清楚！”他后來告訴我，他是覺得我那原稿雖較潦草但文氣貫暢，怕我正襟危坐地一改一謄，倒傷了本來不錯的“微循環”。你說他作為編輯是不是獨具慧眼？

1981年我又寫出了中篇小說《立體交叉橋》，寫居住空間狹窄引發的心靈危機，以冷調子探索人性，這是我終于進入文學本性的一次寫作，但我也意識到這個作品會使某些曾支持過我的領導和主流評論家失望甚至慍怒，寫完后我擱在抽屜里好久不忍拿出。那時我已離開出版社，在北京市文聯取得專業作家身份。仲鍔兄憑借超常的“編輯嗅覺”，一日竟到我家敲門。那時我母親尚健在，她開門后告訴他我不在家。他竟入內一迭聲地伯母長伯母短，哄得母親說出抽屜里有新稿子。他取出那稿子，也就是《立體交叉橋》，坐到沙發上細讀起來。那個中篇小說有七萬五千字，他讀了許久，令母親十分驚異。讀完了，我仍未回家，他就告辭，跟母親說他把稿子拿走了，“我跟心武不分彼此，他回來您告訴他他不會在意”。我怎么會不在意？我回到家聽母親一說急壞了，連說“豈有此理”，但那時我們各家還都沒有安裝電話，也無從馬上追問仲鍔兄“意欲何為”，害得我一夜沒有睡好。第二天我才知道，他拿了那稿子，并沒有回家，直接去了當時《十月》主編蘇予家里，力逼蘇予連夜審讀，說一定要編入待印的一期。蘇予果然連夜審讀，上班后做出決定：撤下已編入的兩個作品，以后再用，將《立體交叉橋》作為頭條推出。《立體交叉橋》果然令一些領導前輩和主流評論家覺得我“走向了歧途”，但卻獲得了林斤瀾大哥的鼓勵：“這回你寫的是小說了！”上海美學家蔣孔陽教授本不怎么涉及當代文學評論，卻破例地著文肯定。這篇小說也很快地被外面漢學家譯成了英、俄、德等文字，更令我欣慰的是直到今天也還有普通讀者記得它。如果沒有仲鍔兄那戲劇性的編輯行為，這部作品不會那樣迅速地刊發出來。

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鐘鼓樓》，責任編輯也是仲鍔兄（那時他已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鐘鼓樓》獲得了第二屆茅盾文學獎，記得頒獎活動是在國際俱樂部舉行。我上臺領獎致謝頗為風光，但三部獲獎作品的責任編輯雖然被點名嘉獎，卻沒有安排上臺亮相。仲鍔兄后來見到我憤憤不平，說就在后臺把裝有獎金的信封塞到他們手里完事，抱怨后還加了一句國罵。“80后”小伙子今天又來跟我聊天，聽我講到這情況說：“呀，這位章大編確實性格可愛，其特立獨行的編輯方式也真是構成了行為寫作！”

再回過頭來說巴金給我的那封信。原委應該是1984年冬我應邀去聯邦德國訪問，其間見到德國漢學家馬漢茂（Martin Helmut）。他雖然原本以研究中國清代李漁為專長，但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對中國當代文學產生了濃厚興趣，對巴金等老作家的復出和改革開放后新作家作品的出現都很看重。當時他是波鴻大學的教授，也是行為寫作勝于實際寫作。他自己翻譯的中國作家作品并不多，主要是寫推介性文章，積極組織德國漢學家進行翻譯，并且善于利用自己在學術界的地位和社會影響，說動出版社出版中國當代作家作品的德譯本，還從基金會或別的方面找到資金來邀請中國作家到德國訪問，聯系媒體安排采訪報道以擴大影響。并且他具有向瑞典文學院推薦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的資格，盡管他后來的立場和觀點具有爭議性，而且不幸因患上抑郁癥在1999年6月跳樓身亡，但他那一時期對中國當代作家作品進入西方視野的行為寫作，我們不應該遺忘抹殺。我從德國回來，應該是把馬漢茂在境外發表的與中國當代作家作品特別是與巴金有關的文章、訪談的剪報寄給了巴金。馬漢茂那時候跟我說，后來我又從瑞典漢學家馬悅然等那里聽說——他們雖然觀點多有分歧，但在這一點上卻驚人一致——中國當代作家的作品本來不錯，但缺少好的外文譯本。他們認為中國文學要走向世界，必須要有好的外文譯本。馬漢茂很具體地跟我談論了巴金作品的英、法、德文的譯本，其中德譯《寒夜》的一種比較好。他說要是巴金其他小說的譯本都能達到或超過那樣的水平，那么西方讀者對巴金的接受程度會大大提升。我大概是帶回了《寒夜》的德譯本轉給巴金，所以他信里說“我的舊作的德譯本已見到”。那時在“文革”后巴金手里已經沒有幾個自己小說的境外譯本，他希望我能替他多找到一兩本，心情可以理解。

改革開放給中國當代文學帶來怎樣的生機？一是作家的生存方式和作品的面貌都呈現多元了，這是以前難以想象的。還有就是中國對外面的文學敞開了門窗，而中國文學也確實走出了國門，盡管到目前還是“入超”的局面。從巴金二十三年前的這封來信，你可以看出像我這樣的新作家已經得到他那樣的老前輩的平等對待，我們已經完全不必懼怕“里通外國”的嫌疑，可以坦率地談論與外國漢學家的交往以及中國作家作品在境外的翻譯出版情況。“80后”小伙子說他從網絡上查到一份資料。天津有一位用世界語寫詩的蘇阿芒，寫的詩完全不涉及政治，但因為投往境外的世界語雜志發表，竟被以“里通外國”的罪名鋃鐺入獄，直到胡耀邦主政時才被平反昭雪。我說你應該多查閱些這類的“近史”資料，有助于理解祖輩父輩是通過怎樣的歷史隧道抵達今天的，而這幾輩人也就可以更融洽和諧地扶持前行了。

巴金信里說“您想必正為作協代表大會忙著”，他的猜想不確。我這人不習慣開會，到了人多的會場總手足無措。他說的是中國作協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我沒等會議開完就回家去了，那以后我沒有參加過類似的會議，我從未為開會而忙碌過。在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共識的形成、凝結、發酵和碰撞、破裂、分馳，是必然的，文化界包括文學界莫不有這樣的現象。現在大體上歧見各方對問題的“點穴”幾無差別，但如何化解這些問題，則擇路不同。作為一個改革開放進程的參與者與見證人，我的想法是無論如何不能往回走。巴金的一封信，使我對老一輩肩住因襲的閘門，自己走不動了，鼓勵后輩沖出閘門，去往廣闊的天地那樣一種悲壯的情懷深為感動，我同時回憶到仲鍔兄那樣一起往前跑的友伴。就實質而言，我們的生命價值可能也都更多地體現于行為寫作。我對“80后”小伙子說，創作出真正堪稱“大書”的作品，希望正在你們身上。他沒有言語，只是拿起那封巴金的信細看，似乎那上面真有什么“達·芬奇密碼”。

（本文摘自《也曾隔窗窺新月》，劉心武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年3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