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朝顏，畬族，中國作協會員，江西作協散文專委會副主任。魯迅文學院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學員，第十次全國作代會代表。作品散見《人民文學》《青年文學》《天涯》《作品》等刊，有作品被《新華文摘》選載，部分入選《21世紀散文年選》等選本，有作品譯介國外。曾獲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民族文學》年度獎、丁玲文學獎、三毛散文獎、谷雨文學獎等獎項。出版有散文集《天空下的麥菜嶺》《陪審員手記》《贛地風流》等。

一

雨聲淅瀝，如同幼時的哭泣，沒有一個準確的停止時刻，除非，天空累了，像從前的我，哭累哭倦了，不知不覺伏在門檻上沉入夢鄉。

我記得那道高高的木門檻，需要手腳并用，極力攀爬才得以跨過。門檻上，鑲著一根半圓形的長竹片，年長月久，中間部分被我磨得光溜溜的，連同竹節也收斂了它的突兀和粗糙。有時候，我也從大門左側的狗洞里鉆進鉆出，不顧父母的責怪兀自我行我素。我瘦，四肢靈巧又柔軟，足以模仿小動物的多種行進姿勢。于我而言，那更像一種游戲式的神秘探險，通過一個洞穴，鉆進一個豁然開朗的空間，比之一本正經地跨過大門，對我更具吸引力。

更何況，我們家的雞啊，狗啊，也并不那么循規蹈矩，不會一直老老實實地從洞中出入。它們時常爭搶食物，尖叫怒吼，奔逃的，追趕的，一溜煙就穿越了高高的木門檻，演足了人們常說的雞飛狗跳情景劇。

可想而知，那樣的場景，只能屬于童年，屬于我的麥菜嶺和我的村莊，屬于我棲身過的那幢房子。二十年，它容納了我的眼淚和夢囈，覺醒和長大。只是今天，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一個事實，房子，以及那道木門檻和那個狗洞，都永遠地消失不見了。

父親接到村委會打來的電話時，也是在這樣一個陰濕的雨天。我們坐在飯桌前，原本談笑風生。電話那頭近乎吶喊的聲音，無須打開揚聲器就讓旁邊的人聽得清清楚楚。于是我們全都安靜下來，電話那頭那些沉甸甸的字眼，像正在用力敲擊的錘子，一錘一錘，重重地打在我們的耳膜和心坎上：“老屋，土坯房，空心房，危險，須在一個月內拆掉。”

不，我們不愿意認同那是危房。父親每年都回到老家，去清除四邊陽溝的淤積，去彌補頭頂屋瓦的滲漏，去修繕所有門窗的松動，去清掃悄悄積聚的灰塵和蛛網。因為村里有小孩無師自通地模仿了我童年的游戲，從狗洞里鉆進老屋，像深入一座城堡那樣四處探險，父親不得不用磚塊將狗洞封住。今天的孩子，和20世紀80年代放養的我已經不一樣了，他們被小心地看護著，生怕有一丁點閃失。常常是大人們反復呼喊，仍遍尋不著孩子的蹤跡，最后發現孩子竟躲在我家老屋的偌大空間里，玩起了和大人躲貓貓的游戲。這時候，大人們自然要將滿肚子的氣惱怪罪到老屋頭上。

我們保留著那幢老屋，并不為著一定要回去居住。也許會，也許不會，誰說得清楚呢？至少，每年的清明節，我們要山水迢迢地回去，在正廳里點燃香燭，擺上供品，祭祀祖先。事實上，最重要的原因是，那所房子對于這個家庭的意義如此重大。四十年前，一座新房幾乎耗光了父母的心血，見證了他們最艱苦的一段奮斗，也承載了他們生命中最初和最大的驕傲。

然而我們又都明白，村委會通知的拆屋事件幾乎無可違拗。對于危房村委會的干部們挨家挨戶地做著工作，村民們喜憂參半地抗拒或接受著現實。施工隊熱火朝天地忙碌著，高高揚起的灰塵彌漫在村子上空，也無孔不入地鉆進生活的每一個縫隙。那些曾經花費諸多時日，被用心筑起的居所，那些被一塊一塊壘上高墻的土磚，無不因時光的荒廢被狠狠地摔到地上，成為一堆癱軟的爛泥或齏粉。

那時候，整個麥菜嶺，除了大伯的房子，就剩我們的土坯房沒有拆除了。村干部承諾：“現在拆，可以拿到一筆補償金，工人也由村里來安排。再往后政策會怎么調整，就不好說了。”父親嗯嗯啊啊地應對完電話，許久沒有吭聲。他差不多已經看見了老屋的命運，是的，無論他怎么小心保護、仔細修繕，也留不住它了。一所房子，需要每天的人氣將養，才不至于蕭條頹敗。即使他不在乎維護的成本，一代以后，再往下一代呢，誰還會繼承這份相同的使命？我的哥哥一家，早已在廣東安定下來，回來的可能性幾乎為零。而我，終究是嫁出去的女，潑出去的水，在以宗族男性唱主角的村莊里，實在頂不得門戶。

思前想后的結果是，父親接受了村干部的建議，乘車回老家丈量面積，拍照取證。然后，眼睜睜看著它轟然倒塌。

二

遷入那所房子時，我還很小，唯有一個細節，被牢牢地固定在記憶里：步伐尚不穩健的我，鬧著要參與搬家，母親遞給我一件最輕的家什（大概是火鍬），我吃力地抱著它，歡天喜地跟在大人身后，走向了通往新家的上坡路。我們家的大黑狗興奮地搖著尾巴跑前跑后，還不時涎著臉在我身上蹭一蹭。一棵巨大的冬青樹將裸露的樹根橫亙在土坡路上，險些絆了我一跤。一些不肯南去的留鳥在枝頭嘰啾嘰啾地應和著我們的動靜，仿佛在議論這新來的鄰居會不會打擾它們的安寧。不遠處，一頭系在柚子樹上的牛哞哞地叫喚著，不甘寂寞地加入了熱烈的合唱。

那應該是一個陽光燦爛的臘月天，是早就請先生看定的吉日良辰。“我們要住新屋了哦。”我學著母親告訴我的話，一遍一遍地念叨著，渾身每一個細胞都在歡呼雀躍。向往一切熱鬧，是孩童的本能。而我憑一顆早慧之心，便隱約感覺到這是一件大事情。

如今想來，當時的那一幢新屋對我們意味著什么呢？是寬敞自足的棲身之所，是獨立私密的家庭空間，還是父親作為一家之主頂天立地的證明？

許多年以后，我將父母零零星星的講述拼湊起來，輕而易舉就連綴起一部艱辛的建房史。那些我雖未親見，卻完全能夠想象的生動畫面，閉上眼睛，便會時不時地在腦海中放映，好像就發生在眼前似的。

在那之前，父親領著一家人擠在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屋子里。一張床、一張桌子、一個衣柜，門背后還放個尿桶。母親沒有自己的廚房，只能在屋檐下搭個簡易的土灶做飯。一個沒有煙囪的灶，炒起菜來總是騰起一股嗆人的煙熏味，加上屋子里的乳腥味、尿騷味，在狹小的空間里混雜成一種無法言說的逼仄氣息。

這一間窄小的屋子，是和大伯分家前共同建造的。和贛南多數底層農家的格局一樣，它作為一幢房子的一部分，連綴著一間廳堂（兼作飯廳和廚房）與另一間屋子，二層是矮矮的閣樓。決定建房的時候，大伯已和祖母從小帶大的童養媳完婚，很快生下三個孩子。他給還在部隊服役的父親寫信，訴說經濟的困難。父親把一分一分攢下的津貼往回寄，還想辦法買了鐵釘等物件寄回家。憑票證購物的年代，一切都需要仔細籌劃。

那時候，父親意氣風發，滿腦子高尚的人生道理，退伍歸來時，還將退伍費一分不剩上交給大伯。他忽略了人與人的種種私念和算計，單認為一家人不說兩家話。直到齟齬一次次發生，貧窮的家庭，衣食、勞動、家務的分配和承擔，無不矛盾叢生。最后分家時，父親兩手空空，只分得一間偏屋，廳堂和另一間正屋歸了大伯一家。

若干年以后，那間偏屋最后還是歸了大伯。在麥菜嶺，建房被稱為“做事業”，那是一個男人在村莊里立住腳跟、受人尊敬的基本依憑。然而大伯在和父親共同建造了那棟房子之后，再無建樹。他的一眾兒孫無處安身，他需要它。父親只收了象征性的兩百元，連同屋子里的家具，也一股腦地送給他了。

原本跟著祖父學過殺豬的大伯，在鄉村屬于相對容易討生活的手藝人。可是他很快退出了這一行當，也許是因為太過辛苦，也許是因為不喜歡殺生。總之，他一生再也沒有舉起過屠刀，而是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農夫。他躬身事地，直到年近八十，脊背弓成九十度直角，真正是面朝大地背朝天了。

前些年大伯一家被識別為貧困戶，領上了低保金。他的房子，成為結對干部最頭痛的問題。拆吧，他沒錢再建，總不能讓人沒有立錐之地。不拆吧，又不符合政策。最后，他們想了個折中的辦法，由政府出資，將那棟房子全部粉刷裝飾過，改水改廁，達到了驗收標準。

“叫化”，對，大伯這個諢名被祖母喊了一輩子，喊得親切，喊得自然，像喊一個無比珍愛的昵稱，直到她老去、仙逝。我不知道他為何被安上這樣一個意為乞丐的綽號，如果是基于把孩子叫得賤一點，更容易養活的鄉間習俗，我的二伯和父親卻沒有同樣的遭遇。依我與祖母相處十幾年的觀察，我能感受到的是，祖母更愛她的大兒子。據說，天下的父母永遠憐愛窮苦的孩子。另一方面，祖母未曾生育過女兒，大伯母是她親手帶大的，情同母女。祖父早逝，祖母憂慮著大伯家的一切，盡一個母親的所能幫襯他。有時，甚至寧愿犧牲一點小兒子的利益，也要操心大伯一家的溫飽。

祖母常在人前唉聲嘆氣：“我家南昌（父親）是好過日子，可憐我叫化。”母親聽見了，總是爽朗地接應道：“是哦，我們有哦。”母親心氣高，再困窘的時候也不愿意喊窮。她相信冥冥中有一種暗示，會影響人生的運勢。

父親與大伯曾經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開跑，生命境遇卻大相徑庭，包括子女的培養與職業選擇。我至今不明白，所有的結局是否與那些暗示形成因果。我相信祖母的每一次感慨都發自真心，只是她不知道有個詞語叫一語成讖。

三

20世紀70年代末，父親相中了麥菜嶺上的一座荒坡，決定在那里開基。

他首先要征得村里的尊長同意，這一關相當順利。父親一向禮數周全，為長輩們所信任。再者，那樣一片人們鮮少涉足的荒涼之地，實在很難引起爭執之心。相對于白手起家的開創，人們更習慣安享現有的舒適區，或爭奪祖上留下的產業。

可以想見，當年的父親沒有積蓄，入不敷出，要建造一幢新屋，無異于面對一座愚公也難以搬動的高山。他所能夠傾囊而出的，唯有力氣和時間。作為一名從軍八年的退伍軍人，父親無比諳熟也無比信奉著愚公移山精神。

山坡高而陡，土層厚而硬，大多是最難撼動的豬肝石，輕易無人敢下決心動手。父親咬著牙，開啟了移山的第一步——蠻力征服。一天一天，從日出到日落，他領著母親，一鎬頭一鎬頭地挖下去，一畚箕一畚箕地將土石挑走。最終，他們硬是將山坡挖開，平整出一大塊足以造屋的地。這其中，他們只花錢請過一次專業人員進行爆破，其余的苦活兒全部自己扛下了。

有很多年，我站在屋前的空坪上，俯視著低于我們家的整座小村莊，仍難免升起睥睨一切之感。我們有獨屬于自家的余坪，有分別通往后山、村莊、小河的三條小路，偌大的空間，足夠我們自由撒歡而不受干擾。就連我們家的大黑狗，將軍一般在房前屋后巡視時，尾巴里都難免翹著一絲得意勁兒。那種一覽眾山小的驕傲，是父母親用超乎常人的勤勞與汗水換來的。

我恐怕再沒有見過父母那樣吃苦耐勞的人了。為了節約開支，他們自制了建房所需的每一塊土磚，幾乎挖空了銅鑼湖那丘自留地里厚厚的黃土層。我至今仍能回想起制土磚的所有程序：在黃土中灑水，摻上干稻草，反復地拌勻，然后將黏稠度恰到好處的黃泥倒入磚格，壓實壓平，迅速劃上兩個手指印，猛地抽出磚格……此后是一次次地翻曬，用泥刀削平邊邊角角，再從曠野中一擔擔挑回村子里碼好，蓋上遮雨布。

當然，這些都是在我長大一些，我們家新建豬欄、廁所時習得的。彼時我已經學會挑磚了，兩頭各一塊，就將我的身子壓得搖搖晃晃。每次走近那一排排整齊列隊的土磚，我就犯怵。而他們的雙肩究竟承擔了多少噸的人間重負呢？我不敢計數，也不能計數。我只知道，與之相對應的，是朗日、寒暑、汗水、泥漿，是隱忍、承受，或曰希望。

按照時間推算，他們造屋的行動應該持續了好幾年。其間，我們兄妹相繼來到人世，嗷嗷待哺，占據了母親諸多的時間精力，也拖累著造屋的進程。母親曾講述過一個令哥哥羞赧不已的場景：她挺著大肚子，在拌一堆三合土，而哥哥則追在她屁股后哭鬧不已，喊著要抱。她只好停下活計，哄一會兒哥哥，然后又投入緊張的勞動中。我在母腹中那十個月，無論擔水、挑沙、運瓦，還是洗衣、做飯、喂豬，她都帶著子宮里的我在村頭村尾行走，身后跟著一條小尾巴。她需要完成無窮無盡的勞作，還需要應對我的踢騰，安撫哥哥愛的索求。

后來，當我也成為一個孕母，小心翼翼地護著肚子里的女兒時，實在不敢想象，一個人承受重荷的能力如何能達到母親那樣。也許，皆因對擺脫逼仄生活和住進獨立新居的渴望太過強烈。也許，在那樣的年代，那樣的家庭，她根本別無他法。

父親需要盤算的事情很多。磚可以自己制，沙可以自己挑，可是梁、柱、檀、椽等木材，自己是造不了的，想買還未必能找到合適的。彼時他在鄉電影院工作，經常要進山區放映，憑著自己的人格魅力，結識了一幫熱血兄弟，講義氣，肯幫忙。他們聽說父親準備建房，二話不說，砍下最好的杉木，剝好樹皮，吭哧吭哧地運到我們村，錢卻只肯收象征性的一點點。請泥水師傅動工時，他們還挑來一擔一擔的柴火。

父親對他們充滿了感激。正是那些沒有念過書、穿著并不體面、說話并不漂亮的山區兄弟，在他最艱難的時候，毫不猶豫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就在我們全家搬進新屋生活后的二十年，這些來自山區的男人，還在農忙時幫我們家犁過田、打過谷、挑過糧。自然，當他們隔三岔五出來趕圩時，也將離圩場不遠的我家當成了落腳點，中午過來吃一餐便飯，和父親聊一聊家常，偶爾也帶來一些山區土特產。有幾位走動最勤的兄弟，甚至結下了不是親戚勝似親戚的關系，在紅白喜事上相互施以厚禮，過年過節送米粿、送粽子更是常有的事。

我記得他們的名字，一位叫窩眼，一位叫久逢，還有一位打我記事起已不在人世，他的妻子兒女一直與我們家保持著密切往來，那個延續著亡夫友誼的妻子名叫道娣。

許多年以后，時間帶走了年長于父親的窩眼——那個木訥憨厚的單身漢，道娣一家不知所蹤，只有在市區務工的久逢，仍與父親偶爾聯系著。時空移易，許多曾經以為堅不可摧的人事，終究像那幢被推倒的老房子，只合懷念。

四

事實上，那幢給予我俯瞰自由、接納我無數幻想的二層土坯房，在剛剛搬入時是簡陋而粗糙的。

它沒有經過細致的裝飾，起初只是滿足了一家四口基本的起居需要。我們有了自己的廚房、自己的臥室，再無須四個人擠在一張窄小的床上，也無須在嗆人的油煙味中咳醒了。我和哥哥可以在寬大的廳堂里蹦蹦跳跳，不用擔心遭到大伯的呵斥，還可以在那個大狗洞里鉆進鉆出，笑得咯咯的。我們不知道父母為此欠下的糧食、債款和人情，也不知道此后還將面臨多少人世的艱辛。

父親沒有懈怠，他又花了幾年的時間，陸陸續續對新居進行了美化。他買來油漆，將大門漆上了均勻的藍色，中間是一個規整的大圓，涂上了鮮艷的紅色。大門合上，多么像大海中浮蕩著一枚渾圓的紅日，大門打開，分出來的兩個半圓，又多么像燒紅了臉的月亮。啊，唯獨我們的房子，我們的大門，區別于任何一家。我是多么喜歡將大門打開，又合上，看著它們一次次變換著形狀。

那時候，我還沒有親眼見過大海，它在夢境中幻化成一片汪洋，將我幸福地淹沒。我幻想坐上一條大船，從這幢屋子里駛出去，駛向無際的水域。去看海鷗，去撿貝殼，去追逐落日，去嘗一嘗海水的味道……我常與哥哥站在門前爭論誰主張的事物更大，我們用雙手使勁地張開，張開，然后朝身后伸去：這么大，這么大，比海還大，比天還大。

那個年代，將房子內外墻都刷上白白的石灰，想來是很前衛很時髦的，因為在那之前村子里沒有一家這樣做過。一來費錢，二來這活計一般是由專業的泥水師傅完成。而父親，從沒學過刷墻的父親，卻獨自一人完成了這一巨大的工程。他買來石灰、泥水工具，按照打聽來的方法搭配好紙漿，一個人提著石灰桶，站在高高的木梯子上，從一間屋走向另一間屋，從一面墻走向另一面墻，不停地刷啊，刷啊，終于，將整個家粉刷得潔白而透亮。在幼時的我看來，那簡直像一座童話般的純潔的宮殿。

在這里，我們不再整天直面泥土，不再看著塵埃臟兮兮地撲進飯碗，我也不像其他的孩子那樣，在無助哭泣時使勁摳掉墻上的土用以泄憤。相反，我有時會做一種類似公主的夢，潔白的城堡，蓬松的紗裙，披在肩上的長長的頭發，精美的飯食，被寵愛，被呵護……盡管那些不切實際的幻夢總是被清晨的雞啼聲拉回到現實，但是無可否認，在四面環山的麥菜嶺，那幢房子給予了我最廣闊的想象空間和最早的審美教育。

那時候我并不知道，父親將為之付出永遠無法彌補的代價。他的雙手皮膚被油漆和石灰腐蝕，從此像沙粒一樣粗糙、生硬、丑陋。我害怕被它們觸摸到臉蛋，那雙手一伸過來，我就下意識地飛快跑開去。它唯一的好處是，當我背上癢癢時，父親將手伸進衣服里，無須動用指甲，只需以手掌摩挲，便可起到撓癢癢的作用。

起初我們家的墻壁上空空如也，作為電影放映員的父親，漸漸用電影畫報填充了那些空白。每一組電影畫報都相當于一本簡單的連環畫，日日相對，故事梗概和人物形象便深深地烙印在腦子里了。我記得客廳里貼有《樊梨花》和《佘賽花》，那種盛裝的威武的女英雄樣貌令我艷羨，最重要的是她們敢于挑戰男性的權威，這會不會是我從小就不甘向男孩示弱的潛移默化之影響呢？不得而知。廚房里貼有一張《開槍，為他送行》，年長月久，男主人公的面目已被煙火熏得漆黑而模糊，只記得一把巨大的黑漆漆的槍，槍口對著盯視它的眼睛。再后來，墻上每年增添一張父親的退伍軍人慰問年畫，有時候是先進工作者獎狀。自然，還有我們兄妹的三好學生獎狀。

那時候我們都以為將在這幢屋子里天長地久地住下去。房前屋后種上了杉樹，左右兩側種上了桃李、枇杷，一年一年，我們看著這些樹木高過人頭，開枝散葉，成材的成材，開花的開花，結果的結果。如果撇開勞作的艱辛、物質的匱乏，我們的生活的確是堪稱幸福。雞啊，兔啊，狗啊，在我們的屋子里搶食，鬧騰，相親相愛，所有的日常煙火都在這里密集地散發著溫暖的氣息。

父母依著經濟所能承受的范疇，不斷地添置著家具家電。先是有了縫紉機、組合柜，后來又有了電風扇、電視機、電話、電腦，還打了壓水井。我們在這里迎接了嫂子的到來，也迎來了大侄兒的降生。我的先生在與我談戀愛時曾無數次翻過麥菜嶺，穿過小竹林，來到我的簡易書房。他輕易地贏得了父母的信任，也贏得了我們家大黑狗的信任。離開的時候，帶走滿心的快活或忐忑，偶爾也帶走一兩只跳蚤。

那時候我們怎么會想到呢，若干年以后，它成了老屋，成了需要推倒的土坯房。而我們全家，已經搬到了市區，住進了高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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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全文，請見《民族文學》漢文版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