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當下保加利亞最受關注的文學獎項是?Перото“，可譯為“鵝毛筆”文學獎。此名取自保加利亞國家文化宮建筑一層的文學俱樂部/咖啡館，是當前最受保加利亞作家青睞的文學熱門場所，經常承辦新書發布會、讀書會、文學沙龍、簽售等活動，當然也是每年“鵝毛獎”的揭曉現場。

文學俱樂部活動照片

“鵝毛筆”文學獎由保加利亞國家文化宮下屬的國家圖書中心設立，設散文、詩歌、兒童文學、外譯、新秀五大類別，每年邀請保加利亞文學創作、文學研究、文學批評、翻譯、圖書出版等領域的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團，由5至9人不等，重復率高，熟面孔多。各評審在五大類別下分別推選6部作品列入長名單，后經過內部評審，各類別提名3部作品進入短名單，最后每類各一部獲獎。另專設“全面貢獻獎”（全稱為“對保加利亞文學環境作出了全面的貢獻”獎），頒給著作等身、在現今保加利亞文壇和文化界均有巨大影響力的作家。“鵝毛筆”文學獎意在表彰對保加利亞當代文學環境的發展或是對保加利亞文學在世界范圍的傳播作出貢獻的作家、譯者、文藝批評家及文學領域的學者。

2022年“鵝毛筆”文學獎全面貢獻獎獲得者雷扎平（Владимир Зарев，其父為保加利亞社會主義時期著名文學評論家Панталей Зарев，漢語名字為上世紀90年代隨團訪華時保語老教師所起

2022年度摘得保加利亞“鵝毛筆”散文類大獎的作品是涅文娜·米特洛波利特斯卡的小說《在鐵軌上》。小說通過一位猶太老婦麗貝卡對自己一生的回顧以及移居加拿大的15歲小孫女瑪雅的現實講述，串聯起祖孫三代女性的人生故事，包含了二戰集中營、東歐劇變、轉軌、移民等元素，“還有對生活與愛的憧憬”——封底簡介中寫道，在苦難經歷中追尋人性至善。“鐵軌”是老婦苦難回憶的起點。1943年納粹要求保加利亞將境內的猶太人都“裝進”火車“運”到德國集中營，但當時的保加利亞沙皇鮑里斯三世攔住了大部分的列車，可是小說的主角麗貝卡所在的火車卻是為數不多、開向德國的那幾列。鐵軌也象征著每個家人的命運——在自己的軌道上吭哧吭哧地埋頭前進，回頭一望才發現彼此漸行漸遠，卻又已無力改變列車的方向，但這份家人之間的牽絆也如鐵軌般堅若磐石，正如有書評所說：“所有的鐵軌都在瑪雅那里交叉……我們所有過去都流向瑪雅，她是我們唯一的未來。也是因為她，我還活著。”

比較特別的一點在于，作家米特洛波利特斯卡并非猶太人，本書是完全以文獻和采訪為基礎創作的虛構文學。這樣的創作方式似乎是作家的習慣：米特洛波利特斯卡的處女座《安娜與山》講的是轉軌時期酗酒者的故事，第二部作品《天賦》則關于生殖醫學和一位芭蕾舞者的野心，《在鐵軌上》是她的第三部作品——這些話題都離作家的個人生活非常遙遠，在時空上也都超出其自身經歷。她1969年出生在保加利亞索非亞，在保第一和第二大城市度過童年，三十余歲移居加拿大，學習的是俄語和英語語言文學，以及圖書館學和情報學，主業是圖書管理員兼科研人員。她的創作方式或許是職業使然，因為這樣的工作性質讓她能夠接觸到海量的資料，其專業背景又能支持其進行文獻研究和田野調查。于是，作者巨大的同理心和局外人的視角融合成其關切共情但又不評價、不批判的敘事風格，故事結構精巧，但語言平實近人（或許與其取材于親歷者采訪有關）。作家在保加利亞國家電視1臺采訪中分享道，其實主角麗貝卡的原型是她的一位舊時鄰居，關于這個主題的故事她已經構思了15年，因為太過沉重、需要的材料太多而遲遲不敢動筆。

2022年“鵝毛筆”文學獎散文類獲獎者米特洛波利特斯卡及其獲獎作品作《在鐵軌上》

縱覽“鵝毛筆”散文類獎項近幾年來的獲獎作品，都是女性作家關于歷史大事件中的個體生存體驗的書寫，不約而同地關注民族的苦難以及小國寡民的生存困境。獲獎作品所選取的大背景關鍵詞“戰亂”“移民”“種族”“階層”“身份認同”等與當今世界文壇的關切不無契合。“鵝毛筆”文學獎雖然是當下保加利亞最炙手可熱的文學獎項，其實只有7年的歷史，其核心組織成員、獲獎作家群體都相對年輕，接受西式教育，意識形態上較親歐，獲獎作品背后的出版社也基本是當下最紅火的幾家。

而老一輩的左派作家則基本在保加利亞作家協會抱團取暖。保加利亞作家協會年度文學獎是保國現存歷史最悠久的文學獎，1923年在當時的國民作家、文學家、民俗家伊萬·希什曼諾夫的倡議下設立，今年正好迎來獎項的100周年紀念。獲得2022年度保加利亞作家協會小說類獎項的是一部歷史小說《奧菲斯神》，講述的是三千多年前的神話故事，離當下普通或專業保加利亞讀者的閱讀志趣相距甚遠。

2022年保加利亞作家協會文學獎項頒獎現場

此外，保加利亞社會較為關注的是連鎖書店Helikon的年度文學獎（2022年度獎項暫未揭曉），文學界較為關注的則是索非亞大學的年度文學獎。后者與諾獎一樣表彰的是作家本人。獲得2022年年度作家獎項的是德奧多拉·迪莫娃，她也是2020年“鵝毛筆”文學獎散文類的獲得者（獲獎作品為《受創者們》。其作品內容及風格即前文所述，十分具有歐洲性，著重于對歷史苦難下個體境遇的人文主義關懷。

苦難是保加利亞（或許也是整個巴爾干）文學的底色，其實也可以是如今保加利亞文學要自立門戶、脫穎而出的金字招牌。保加利亞文學和文藝一直具有很強烈的政治關切性和敏感度，好于、敢于并善于談論時事與歷史。隨著保加利亞愈發向美歐集團靠攏，契合歐洲偏好的文學也逐漸成為主流；但保國內仍有一大批懷舊主義的左派知識分子在振臂高呼，雖然其臂膀已經逐漸衰老，呼聲也逐日無力。代表著傳統—當代、現代—后現代的兩派各自占山為王，似乎正是當代保加利亞社會愈發趨向兩極、但已疲于爭斗的意識形態在文學之鏡的倒映，像是也“在鐵軌上”漸行漸遠。但無論是哪派作家，無論其創作手法多具有實驗性和后現代色彩，其核心都是對社會現實的關切，內里仍是現實主義的，甚至是歷史主義的，都在思考“保加利亞為什么會變成這樣、保加利亞是什么樣的、我——保加利亞人——到底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