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38年2月底，茅盾第二次抵達香港，全身心投入抗戰文化宣傳工作。他與薩空了、徐伯昕、鄒韜奮等著名報人或出版人密切合作，擔任香港《立報·言林》與廣州《文藝陣地》的主編，同時筆不輟揮，撰有長篇小說《你往哪里跑？》（后改名《第一階段的故事》）等作品。此外，他還積極參加各種進步文藝活動，通過集會、演講等形式傳播新文化，對民眾進行宣傳教育，對青年進行指導提攜。雖然人民文學出版社與黃山書社已先后推出兩版《茅盾全集》，另有查國華、萬樹玉、唐金海等分別編著的四種《茅盾年譜》出版，但茅盾的集外文字仍有一定的發掘空間。通過查閱書刊，筆者新近找到了茅盾1938年寓港時期的三則佚文和一篇新見演說，現披露于此，并試作考證與解讀。

一、給《茶陽月刊》的題詞

1938年4月1日出版的新加坡華文雜志《茶陽月刊》第2卷第10期上，刊有一篇署名流螢的《茅盾論“抗戰文藝”的創作方法》（目錄頁誤作《矛盾論“創作方法”》），記錄了3月12日晚茅盾在香港的一次演說。隨文還刊出茅盾3月14日給本刊的一則題詞，系一篇未見前人提及的佚文：

在全面抗戰中僑胞的奮起是抗戰必然達到最后勝利的保證，而僑胞中文化戰士的努力又是團結僑胞共赴國難的前提。

書祝

茶陽月刊社

茅盾

廿七年三月十四日

《茶陽月刊》創刊于1936年5月，是新加坡茶陽勵志社出版發行的綜合性刊物。茶陽勵志社由茶陽旅新華僑成立的文化學術團體，《茶陽月刊》則函邀邑內外文人為特約撰述，內容“除注意邑內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外，并注意國際政治，經濟，文化之變動”。1938年1月6日，時在廣州的茅盾曾應《南洋商報》特派記者梁若塵之邀為該報題詞：“在抗戰中，僑胞對于祖國的貢獻是一股偉大的力量！書贈南洋商報 茅盾 一月六日于廣州。”據現有文獻，這是最早得到茅盾題詞的東南亞華文報刊。因《茶陽月刊》的讀者同樣以南洋華僑為主，茅盾在題詞中再次重申僑胞之于抗戰的意義，從而廣泛爭取海外華人支援抗戰。

編者在同期《編輯室》中特意提到茅盾的題詞：“……這小小的刊物——而且帶有地方性的刊物，今期居然得到茅盾先生由由香港賜寄近于勉勵的題詞。這不成樣子的局部性的小冊子，也得到茅盾先生的垂青，我們確引為十二分的榮幸！”并推介茅盾的演講：“其次直得介紹的，是流螢君一篇記茅盾先生的在香港的一個學術團體上的演說詞，流螢君先把茅盾先生前后到港的一切，用幽默的筆調寫出來，最后記出茅盾先生所論的‘抗戰文藝’的‘創作方法’。茅盾先生在現階段上，是愛好文藝的青年人唯一導師。自然，這篇文字，是可當作一篇文藝論文看。”從中可以窺見茅盾在南洋文化界的影響力。

流螢應是筆名，原名不詳，早年曾在杜埃、饒彰風等主編的《天王星》雜志上發表小說《撤職》。據其發表于《茶陽月刊》第2卷第5期、第7期的《由香港至廣州》《一年來的中國文壇》可知，他（她）是廣州大埔人，受邀任《茶陽月刊》特約撰述員，曾在南洋生活過，抗戰爆發后赴港，與同鄉杜埃等參加進步文藝活動。《茅盾論“抗戰文藝”的創作方法》（文末標注寫作時間為3月14日）便是其響應《茶陽月刊》編者的催稿而提供的。因為急于交付郵寄，文中記錄的演講未經茅盾本人過目，遂宣稱“文責由流螢自負”。在演講詞之前，流螢敘述了本次演說的緣起。得知茅盾來港后，文藝青年們很想知道國內抗戰文藝的動態以及茅盾對于文學的意見，因而香港中華藝術協進會某次理事會通過“文藝組座談會請茅盾先生出席”的議案。1938年3月12日晚，茅盾出席香港中華藝術協會文藝組主辦的座談會并發表講話。關于此次演講與座談內容，同月18至21日香港《大眾日報·大眾呼聲》副刊曾連載馬凡筆錄的《抗戰后文藝的一般問題——茅盾先生在藝協文藝組座談會上的演講及討論》，已收入盧瑋鑾、黃繼持編著的《茅盾香港文輯 1938—1941》。因流螢的記錄與馬凡的記錄頗多不同，茲將流螢整理的茅盾演說詞照錄如下：

各位朋友，兄弟所說的語音是土音太多，不是普通話，恐怕說來不很清楚，請各位原諒。（他笑著說，先這幾句，真的，他的話多是浙江土音）剛才主席說指導的話，這不敢當，兄弟是文化工作者之一，不是和大家有特別的地方，兄弟在這里也和大家一樣，隨便提出意見討論。

杜先生和李先生的“為什么沒有偉大作品產生”問題，已經討論了很久了，兄弟這回到漢口時也曾有很多朋友提出，并且也開了一座談會，但沒有共同意見，不過有一個記錄，這記錄曾在《七月》第七期發表過的。“為什么沒有偉大作品產生？”在兄弟意見，以為這是時間問題，現在抗戰剛開始，工作是很多的，文藝作品要包刮全面的斗爭，在這很短的時間內，很難說到（就天才作家）也是有可能為時間限制的。十九世紀以前大多數作品是在長久時間內鍛煉出來的。在蘇聯偉大作品成功比較快點，托爾斯泰以前沒有偉大作品，但托爾斯泰并不能代表蘇聯以后的偉大的作家，高爾基在偉大斗爭時代成功了偉大作家，都是時間問題，這就是說文藝創作的大前提要有斗爭的豐富的材料產生時代，但在這個時代各個作家倘不能夠抓到正確道路，就是在創作方面上，沒有深入正確的理解，那無論怎樣，亦是沒有產生偉大作品的可能。

那么今天我們就談創作方法好了，對創作方法，中國很早就提了出來，在左翼聯盟那個時候就有了綱領，蘇聯提出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的創作口號，有其現實的根據，而中國那個時候提出這樣創作口號，只有在蘇區可以實際施用，在別一個區域里提出這口號，就失了大部份作家有不能自由發展的機會。

前二年上海有“國防文學”，“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二個口號的提出，這二個口號比較那一個對，不是今天要談的問題，不過引出來證明中國文學在創作方法方面已有了新的提出，而且后者比較前者更有了創作方法包括在內。

現在抗戰了，應該有比“國防文學”更具體的口號提出，所以我們可以來談“抗戰文藝”這一創作方法。

自從抗戰以來，成績是很好的，在各雜志刊物都是無分彼此，充滿抗戰作品。在這短短的七個月期內，而文藝工作者又很少——據前年統計，在各雜志上寫稿的，全國只有一千人——待遇又差，但能有這種成績，是可以自慰的。不過缺點當然是有，作品太一般性，太過忽略深入，著重訪問記之類的小說，報告文學也寫得少，而且帶缺點，要找到典型化的作品很少。那就是說作家們都沒有注重實際生活經驗了。但我們可以這樣說：“作家實際生活經驗當然需要，然而作家對于某種生活有實感，仍可運用正確意識從旁面去把握著。”譬如有幾位作家要寫一位抗戰兵士，這些作家都不是士兵，可是有的曾經和士兵過同一的生活，子彈從頭上飛過，有的在后方和士兵混了若干時日，這二個人當然可寫出并不隔膜的戰事場面來。而另外一個人不曾與士兵共同生活過，只時常喜歡與士兵談話，關心戰事，同情士兵生活，他把實際經驗與生活調整一下，透過自己正確思想，把材料整理出來，寫成作品，這個人這樣做，寫出來的未見得是不正確。

一個作家的作品正確，私人生活也極關重要，不墮落，不荒淫，不存升官發財欲望，肯腳踏實地，肯實際上多研究多討論，那就得了。但要知道，作家又不是“好好先生”就可以成功的，目前是斗爭的社會，要有武裝的頭腦，要有堅決的精神，“好好先生”斷不能成為作家。所以創作上有了客觀現實材料，經過意識的選擇，加進斗爭的成份，再以忠實的處理，才能成一種好作品。

目前所謂斗爭，不是單指打仗，在抗戰中各種反映是很多的，換句話說，所謂斗爭的并非一定要上火線或天天在干群眾運動之謂。一個人對于真理忠實，對于自己忠實，做事一絲不茍嫉惡如仇，見不善必與之抗——用口或用筆，這就是斗爭的生活。好像悲觀主義，失敗主義，我們就必須以必勝的理論去克服他。斗爭生活是廣泛的募捐、演講可以說是斗爭，無時無地發現的不良傾向，我們就要不放松地去糾正，抗戰中需要我們做的事是多著擺在面前，一切我們都要使之合于革命斗爭的道路。處理題材應有強調或減輕的手段，于抗戰有害的人或事，給它畫成一個餓鬼的面孔，使其猙獰化，給人們讀了更加厭惡，一個抗戰士兵描寫得更為活潑英勇，這就是說，可以加上理想化浪漫化。總之作品上創作方法問題，總是十足在原則上連系到抗戰，有利于抗戰。

創作方法如果詳細討論起來，是很長大的，一切發生的問題，如果歸納在作品上都包含創作方法問題的，今天我說來另碎，沒有系統，希望大家原諒。

香港中華藝術協進會（簡稱“藝協”）成立于1937年5月，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成立之前“抗日旗幟最鮮明、最活躍的文藝團體”，先后聘請茅盾、夏衍、胡子嬰等為顧問。上文提到的“杜先生和李先生”即“藝協”文藝組的負責人杜埃、李育中，均與茅盾有密切交往。確如文章所稱，1938年《七月》第7期曾以《抗戰以后的文藝活動動態和展望》為題發表艾青、胡風、聶紺弩、田間、蕭紅等作家的座談會記錄，其中一節涉及“為什么沒有偉大作品產生”的討論。杜埃、李育中對這一問題感興趣，應是受到漢口文藝界的影響。

可能因茅盾的浙江口音對于香港青年而言理解起來有一定的困難，馬凡、流螢的整理稿均存在個別文字不夠明暢的問題。茅盾在看到1938年3月18日、19日的《抗戰后文藝的一般問題——茅盾先生在藝協文藝組座談會上的演講及討論》后，于19日當天致函《大眾日報·大眾呼聲》編者，21日以《茅盾先生的一封來信——關于<抗戰后文藝的一般問題>》為題刊出。現收入兩版《茅盾全集》第21卷。本函就“為什么沒有偉大作品產生”、“工作方向與創作方法”、“正確的宇宙觀人生觀”三個問題進行重述，從而補充說明馬凡文中“未盡未實之處”。其中在談及第三個問題時寫道：“關于作家的生活應是戰斗的，——這一點，我的意思是：所謂戰斗的，并非一定要上火線或天天在干群眾運動之謂；一個人對于真理忠實，對于自己忠實，做事一絲不茍，嫉惡如仇，見一不善必與之抗，——用口或用筆，這就是戰斗的生活。”將這節文字與流螢的相關記錄對讀，可發現表述幾乎相同。一般而言，記錄者的整理稿不可能完全再現演講者當時的語言。為什么茅盾信文與流螢的記錄存在部分文字高度“雷同”的情形呢？對此我們作出如下猜測。流螢于3月14日完成《茅盾論“抗戰文藝”的創作方法》，同日專程拜訪茅盾，請他為《茶陽月刊》題字。依據常理，他（她）隨身帶去演講記錄交由茅盾審閱的可能性極大。此時茅盾正忙于《文藝陣地》的編校與出版等事宜，顯然無暇顧及演講文稿。因新一期《茶陽月刊》出版在即，流螢只好將自己的記錄稿連同茅盾題字寄至新加坡。當茅盾讀到馬凡的記錄后，對于文中的不確之處覺得有訂正的必要，于是決定寫一封更正信，此時流螢的記錄恰好就在手頭，自然會拿來作為參考。這表明“關于作家的生活應是戰斗的”一段，流螢的記錄是茅盾所認可的。其他的記述大致符合茅盾的原意，然而與馬凡一樣漏記了若干內容。嚴格來說，這篇未經茅盾審定的演說不能算作一篇佚文，但作為一篇史料仍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二、兩篇雜文

茅盾一生曾使用過大量筆名，在主編香港《立報·言林》期間，除用茅盾、止水、微明、仲方等筆名在該刊發表小說、隨筆外，還以“迂士”這一新筆名發表過多篇文章。周作人1935年為袁涌進主編《現代作家筆名錄》（1936年正式出版時名為《現代中國作家筆名錄》）所作的序言中將現代作家使用筆名的原因歸納為四點——“怕招怨”“求變化”“不求聞達”“化裝”。“迂士”的署用當主要出于“求變化”：“有些人擔任一種定期刊的編輯，常要做許多文章，倘若永遠署一個名字，未免要令讀者覺得單調，所以多用幾個別名把它變化一下。”《立報·言林》上署“迂士”的具體篇目如下：1938年5月29日的《讀史偶得》，7月8日的《退一步想？》，7月11日的《古不古》，7月25日的《又一種看法》，8月6日的《論<游擊隊>》，9月12日的《“偷機”者手里的牌》，9月14日的《譯電質疑》。前四篇已經收入《茅盾全集》，后兩篇則失收，亦未見各家《茅盾年譜》著錄。《“偷機”者手里的牌》全文如下：

紐倫堡國社黨大會已經開了兩天，希特勒的廣播也發表了，——對于捷克問題未著一字。然而中歐時局尚在密云未雨，雷聲隆隆；據今日（九日）報載，則捷克政府既作最大（最后？）讓步，蘇臺德黨又復藉口瑪里查斯特魯地方蘇臺德黨代表為捷克騎警鞭打之事，聲言“停止談判”了。希特勒對“國防工人”演說，又對和平世界投了一下恫嚇：“吾人業已準備好了！”

卐字英雄們不止一次夸揚他們的“不流血的恢復領土”。當然，吞并奧國是這班英雄們的“杰作”。曾是“鐵血政策”的冒險家的兒孫，而轉以“不流血恢復領土”對內打氣，其色厲而內荏的情形，不也盎然可掬么？我們還記得幾星期前捷克問題突然嚴重時德國人心惶惶的報道。

這一次，希特勒當然又想到再演一遍“不流血恢復領土”的杰作，——再來一次“偷機”。有一位歐洲的觀察家分析過希特勒手里的牌，下的結論是：這位“偷機家”手里五張牌之中只有一張好牌。希特勒自己大概也明白，所以他歷次的手法只是看準了同局者們遲疑動搖的心理而大膽地“偷機”。這一次，他不怕他的行藏早被窺破而仍來這老調子，因為他又新換進了一張牌，——他認為可靠的好牌。

這一張牌，我們從今日的報上也得一點消息：希特勒已指示漢倫堅持要求最大限度之讓步，因“英國對捷之援助已開始動搖”。希特勒這“指示”，正和泰晤士報社論主張捷克割讓蘇臺德區以為“釜底抽薪”之計同時發生，是值得玩味的罷。

然而同時據報，英政府已表示泰晤士報的社論絕非代表英政府的意見。而這是捷克公使抗議的結果。

由此可知：希特勒的這一張牌還在變化。它的變化如何，將決定了希特勒此次“偷機”之成功或失敗；但它的究竟變成什么，和捷克民族的決心也有關系。捷克的堅決很應該讓這里的人們好好研究一下。（九日）

《譯電質疑》原文亦不長，照錄如下：

下面兩條路透電，剪自本港十日的兩種晚報：

（路透社巴黎十日電）法國現準備行動，惟此間人士相信英國對于此一沖突，將置身事外，巴黎人士咸認捷克政府已作極端寬大之讓步，此項事實愈增強同情捷克者之力量，此間人士以為法國之海陸軍事準備業已使德國充分明瞭德攻捷時，法國將采何行動，又此間政界稱，局勢現仍平靜，并希望捷政府與蘇臺德日耳曼人可以和平解決。（￡￡晚報）

（巴黎路透社十日電）據悉，駐倫敦法大使，經將法方之種種準備，通知英外交部。據巴黎人士相信，果法已準備動作，則沖突一起，英國將不能袖手旁觀，捷府對蘇臺德黨人之屢作極度讓步，實使各同情捷克之國家，有堅強之藉口，至法方之軍事準備，已予德國于侵犯捷克前一重大考慮，惟各方尚望捷事能由捷府與蘇黨和平談判解決也。據柏林方面預測，捷事談判中止時，任錫曼將發表一報告書，表明意見，惟該報告書，將較袒蘇臺德黨人云。（￡￡晚報）

這兩條電文，我相信是同一來源的翻譯因為雖然譯文表面上幾乎像是兩個東西，但全電文的骨架卻是一模一樣的，除了第一譯文少了一條尾巴。（即第二譯文“據柏林方面預測”等數句）。

但是兩種譯文卻在最重要的一點上完全相反。第一譯文謂“英國對于此一沖突，將置身事外”，而第二譯文則謂“英國將不能袖手旁觀”。我沒有找到這一條路透電的原本，不知道英國到底是“置身事外”呢，抑“將不能袖手旁觀”乎？

另外的感想是第一譯文中“此項事實愈增強同情捷克者之力量”一句也頗令人莫明其妙。

《“偷機”者手里的牌》寫于9月9日，是作者針對當日報紙上有關蘇臺德事件的新聞報道有感而發。在作者看來，雖然希特勒在捷克蘇臺德問題上公開宣稱“不流血的恢復領土”的姿態，但難以掩蓋其色厲內荏的本質。茅盾引用了一位歐洲觀察家的分析，認為希特勒雖然握有五張牌，但只有一張好牌，其屢次慣用的手法“只是看準了同局者們的遲疑動搖的心理而大膽地‘偷機’”。文中多次對希特勒與德國法西斯軍進行諷刺，如稱他們為“卐字英雄們”“冒險家的兒孫”，將德國吞并奧地利稱作“這班英雄們的‘杰作’”等。此篇是茅盾較早關注歐洲局勢的文章。及至二戰爆發后的1941年，身在香港的茅盾連續發表《納粹德國的宗教如此》《納粹人員之惡魔的生活》《希特勒怎及拿破侖》《希特勒的“文化政策”》《柏林人的菜單》等文抨擊希特勒與納粹德國，并與胡風、夏衍等留港文人致函世界作家，提議組織反法西斯作家同盟，積極響應國際反法西斯運動。

《譯電質疑》從9月10日香港兩份晚報上刊登的來自英國路透社的歐洲時政新聞開始談起。作者列出了兩條電文，認為它們是同一個來源的翻譯，只是表述不盡相同，其中有一處關鍵信息迥然有異。文章僅僅指出這一現象，未作過多的評論，但寫作意圖不難推斷——希望新聞編譯人員在處理外文時要格外認真、謹慎，抱著對讀者負責的態度，求真務實乃新聞工作的基本原則與職業操守。

由于《言林》副刊僅占《立報》第2版的半個版面，逐日連載的長篇小說《你往哪里跑？》約占去四分之一的版面，留給其他作品的版面并不多，因而《“偷機”者手里的牌》《譯電質疑》均不足千言。前者旨在揭露希特勒作為政治“偷機家”的丑惡嘴臉，后者意在鞭策譯電員與新聞從業者們，在不長的篇幅中寄寓著作者的良苦用心。整個抗戰時期，茅盾不僅密切注目著國內抗戰局勢，而且十分留意歐洲大陸的反法西斯斗爭與革命運動。上述兩篇雜文即是茅盾追蹤歐洲動態、關心世界政局的產物，體現了其心懷寰宇、放眼全球的國際視野。

結語

時人曾這樣描述抗戰初期茅盾南下之于香港新文藝運動的影響：“上海戰事西移，滬港通航，作家們要到內地去的，有不少經過香港入粵，這小島頓時像樣起來，成了非常重要的交通站。來往既多，當然也不乏安居下來的。其中最主要者厥惟茅盾先生。四月間《立報》南遷在港出版，他就負責編輯《言林》，同時又手創至今發生廣大影響的《文藝陣地》半月刊。雖然仆仆港粵道上，心力交瘁，卻把一個垂死的病人刺激醒了，《言林》和《文陣》開始在青年中間起見了同化作用，《文陣》教育他們，《言林》是他們惟一發表思想的地方。”學者許翼心在考察香港文學史時下過一個判斷：“對抗戰前期香港文學做出重大貢獻的作家首推茅盾。”此評價不可謂不高。寓港期間，茅盾正是利用香港作為重要的文化“交通站”，以撰述、編輯、演說、講學等活動促進了香島新文學的發展，并對南洋抗戰文化不乏影響與推動，從而為抗戰文化統一戰線的建立與中國革命文化事業的發展作出了杰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