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首先感謝中央戲劇學院戲劇藝術研究所的邀請，讓我對新編《歐陽予倩全集》提點建議。說實話，我對歐陽老只有一些印象，毫無研究。對編輯作家全集的理論同樣毫無研究。不過，我參加過《郭沫若全集》文學卷的編注工作，也參加過1981年版和2005年版《魯迅全集》的編注工作，還參加過《魯迅大辭典》《魯迅手稿全集》（78卷本）的編輯工作，多少有一些切身體會，可以跟各位交流。在你們面前，我完全是一個門外漢，發言可能會出現一些常識性的錯誤，所以總題目就叫《門外談歐》。

我想先從文獻學中的“全集”聊起。

什么叫全集呢？當下的解釋，應該是指把一個作者或一個時代、一個流派的作品盡可能搜集齊備，然后結集出版的那一類書。在中國古代，同一時代不同作家作品的混編本，一般劃歸為“經、史、子、集”經典分類法當中的“集”部，如《全唐詩》，《全宋詩》《全明詩》《全元散曲》等。個人著作的匯集則稱之為“別集”。“集”這個字象征著許多鳥停留在樹上，含有聚集的意思。“集”的名稱五花八門：有的以朝代命名，如唐代白居易的《白氏長慶集》，長慶指的是公元821年至824年。有的以居住地命名，如柳宗元的《柳河東集》——“河東”指今天山西運城一帶。有的以官職命名，如東漢蔡邕的《蔡中郎集》——“中郎將”在漢代是武官的官銜，負責統領皇帝的侍衛。陸游詩里寫道：“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后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小舟游近村舍舟步歸》）可見蔡邕的故事在宋朝已被說書藝人廣為傳唱，只是跟史實不符。有的以作者的字命名，如三國時期魏國的詩人阮籍，字嗣宗，他的作品就名為《阮嗣宗集》。當然也有稱為全集的書，如《歐陽文忠公全集》，“文忠公”是歐陽修的謚號；有《陸放翁全集》，“放翁”是陸游的號；有《元遺山全集》，“遺山”是元代元好問的號。

外國著名作家當中，《巴爾扎克全集》中譯本有30卷，《托爾斯泰文集》中譯本出了17卷，我不知道全不全。至于《莎士比亞全集》，現在通行的是8卷本或11卷本，大多是朱生豪先生譯的。朱生豪這個人當然了不起，他死于肺病，一生貧病相加，顛沛流離，但譯出了莎翁著作31種。限于當時的客觀條件，特別是工具書的不齊備，朱譯本的缺失和誤譯也很多，據專家說，在英國，莎士比亞的劇作出版了39個分冊，當然也包括合著的作品，正如同朱譯莎士比亞有些也經過其它人的修訂一樣。朱生豪死于1944年，距今78年了，其譯作早已進入公版領域，無須支付翻譯費，所以很多出版社爭相出版，將錯就錯。

中國現代作家大約有四千多人。這個數字是根據《中國現代作家筆名錄》編寫時是給作家寄發的調查信函。排名先后為魯、郭、茅、巴、老、曹。魯迅在現代文壇的領袖地位在左聯時期已經形成，后來毛澤東給予“三家”“五最”的評價，至今無人可以顛覆。1942年，周恩來為郭沫若舉辦了五十壽辰紀念活動。1945年，重慶文藝界又為茅盾舉辦了五十大壽紀念活動。魯、郭、茅的位置大概就這樣確定了。1956年。周揚在題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這篇報告中，把老舍、巴金、曹禺稱為當代語言藝術的大師。于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論著中就逐漸形成了“魯、郭、巴、老、曹”的習慣性提法。但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后，隨著夏志清《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引進，又出現了張愛玲熱、沈從文熱、周作人熱、廢名熱等等。我這樣講，絕對沒有完全茍同夏志清先生觀點的意思。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學術研究無止境。有的作家的貢獻有可能一時被高估，有的作家的貢獻有可能一時被低估，讀者的閱讀興趣又各有不同，所以見仁見智毫不足怪。

現在應該回到歐陽予倩這位今天的焦點人物身上。大家知道，只要一提及中國話劇史，就必須提及1906年留日學生在日本東京成立的春柳社。春柳社最早的創始人是李叔同、曾孝谷這些人。但李叔同1918年38歲時就出家了，成了弘一法師，曾孝谷1912年之后就告別了話劇舞臺。所以，歐陽老就成為了春柳社的標志性人物。就連話劇這個名稱，也是1928年歐陽老跟田漢等人確立的。在文藝的其他領域，歐陽予倩是個通才。京劇旦角藝術、話劇表演藝術、話劇創作、舞蹈藝術、戲劇理論建設、戲劇教育，如果要找出一個在上述諸方面都有卓越貢獻的人物，想來想去還只有歐陽老一個人，無怪乎有人稱它為“通吃”的人物。這是戲劇界一種罕見的現象。歐陽老去世那年我剛從大學畢業，沒有機會目睹他的豐彩，親聆他的教誨。不過引以為榮的是我也是湖南人。湖南民間有句俗話：“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湖南人講官話。”這里的官話是指湖南式的普通話，類似于四川人講的“川普”。歐陽老是湖南瀏陽人。瀏陽以生產煙花爆竹聞名，出現了譚嗣同，唐才常，胡耀邦等杰出的歷史人物，不過瀏陽方言比長沙方言更為難懂。但歐陽老的普通話講得很不錯，又會粵語，在舞臺上說白清晰，抑揚得宜，還特別強調演員的臺詞訓練。“呵，你來了”這四個字，他就能表達出七種不同的感情，這說明他語言天賦很高。我看過上海文藝出版社《歐陽予倩全集》的封面，是楊尚昆題寫的書名，一開始不大理解。后來一想，原來楊尚昆夫人李伯釗是劇作家，擔任過北京人藝院長，中央戲劇學院副院長。她不僅欣賞歐陽老的臺詞，而且欣賞歐陽老的唱功，說歐陽老的嗓音跟十六歲的小姑娘一樣甜美。鑒于歐陽老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的近現代中國戲劇運動史，重新編輯一部更為完善的《歐陽予倩全集》不僅是歐陽予倩研究的基礎建設，而且也反映了中國近現代戲劇運動既坎坷而又輝煌的歷程。他本人也承認他的作品是中國“戲劇運動史的參考資料”。

出版一部全集，具備什么條件才能稱得上相對完善呢？我認為基本要求有三點：一，收羅比較齊備。二，校勘比較精確。三，注釋比較詳盡。

前面我們提及中國現代作家中的魯、郭、茅、巴、老、曹。這六位大師都出版了全集，但我想，其中最全的應該是《魯迅全集》。2005年出版的《魯迅全集》共有18卷，屬于創作。另有《魯迅譯文集》10卷；《魯迅輯錄古籍叢編》4卷，《魯迅科學論著》10卷。《魯迅手稿全集》竟多達78卷。前一時期在抗疫中有一個提法，叫應收盡收，應檢盡檢。魯迅作品和手跡的出版就真正做到了這一點，幾無隱私可言。有境外人士說中共對魯迅作品進行了刪改，這完全是一種政治陷構。

《郭沫若全集》分為文學、歷史、考古三大類，共38卷。《茅盾全集》42卷。《巴金全集》26卷。《老舍全集》19卷。《曹禺全集》7卷。跟《魯迅全集》相比，都不能算全。比如，郭老的日記未收，能算全嗎？我手頭還有茅公的未刊書信，其他單位也有，我看到過，也能算全嗎？請教巴金紀念館館長周立民，他說《巴金全集》“不算全，要增補很多”。我估計《老舍全集》《曹禺全集》同樣存在這種情況。

據我所知，歐陽老的著作極豐，他在《〈歐陽予倩劇作選〉前言》中說，他創作的戲曲劇本、話劇劇本、翻譯或改編的劇本共有54個，歐陽老的佚文也應該不少。像他自排自演的京劇共有24個，其中自編的劇本有18個，但只有少數得以保存。話劇作品《玉潤珠圓》《長夜》《哀鴻淚》《和平的血》未留底稿，俱已散佚。歐陽老1935年11月底在南京《扶輪日報》發表的《田漢與洪深》（上）一文未能找到，現存僅同年12月1日在該報發表的下半部分，不知是否還有重新找到的可能？收集佚文是繁重的工作，要靠《歐陽予倩全集》編輯同人的共同努力。

現在有學者下大功夫，從報刊中收集了很多關于歐陽老的報道，其中有大段的演講記錄。這類資料的價值不能低估，但要不要增補進全集？如何增補？這個問題可以研究。我們編《魯迅全集》時，凡魯迅審定過的講演詞當然要收，最著名的是《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這是由馮雪峰憑回憶增補寫定的，魯迅本人認可。凡未審定的，則由學者另編為《魯迅講演鉤沉》一類資料性讀物，以供研究者參考。這樣處理比較慎重。關于歐陽老的有些講演記錄和活動報道，可以作為他文章的補充，或寫其文章互證。比如1937年5月25日在《光明》雜志發表的《中國劇運先驅者懷舊座談會》，歐陽老是參加者之一，記錄者是劇作家尤競（即于伶）和著名演員趙慧深（《馬路天使》中妓女小蕓的扮演者），有的則不一定靠譜。比如1946年11月《聯合晚報》在“綜合閑談”欄目刊登了歐陽老的講話，歐陽老隨后就致函該報，說關于他的發言摘要“頗與事實不符”。這類資料當然不收，區別對待。編全集時可將關于歐陽老的報道單歸一類，作為“附錄”編入。這類消息報道中關于活動背景的文字都是編輯或記者寫的，應置入題注部分介紹，不要列入正文。歐陽老參與簽署的一些宣言、聲明，如果不是他起草或領銜的，也可不收。

收集佚文，必須考證作家的筆名。像魯迅一生大約用過200個筆名。如果不知道魯迅的筆名，編《魯迅全集》就難免有遺珠之憾。但不同作者使用同一個筆名的情況并不少見。署名“樹人”的文章，不見得都是魯迅的作品，因為“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是中國的老話，以“樹人”二字為名的人多得很，必須結合文章的內容和文風、發表背景諸因素認真考證，編入全集時采取寧缺毋濫的態度。

歐陽老的筆名不算多。除用歐陽予倩本名發表文章之外，多用的是“予倩”和“倩”。但也不能把署名“倩”的都當成歐陽老的文字。他還有一個筆名叫“桃花不疑庵主”，1919年11月以此為筆名在《公園日報》發表過《桃花不疑庵瑣談》，其他文章似未見。歐陽老還有一個外號叫“小草”。目前在《禮拜六》雜志以“小草”為筆名發表小說和譯文的應是“鴛鴦蝴蝶派”作家，我們找不到歐陽老跟這一文學流派的歷史淵源。

歐陽予倩還有不少合編作品，編全集時，如何處置可以研究。魯迅跟瞿秋白共合作撰寫了十一篇雜文，他們生前均以魯迅的名義發表，這是為了保護瞿秋白的安全。現在分別收進了《魯迅全集》和《瞿秋白文集》。魯迅跟顧瑯合著的《中國礦產志》，也收入了《魯迅的科學論著》，不過同時也署上了顧瑯的名字。歐陽老的京劇《晴雯補裘》是跟張冥飛合編的。春柳劇本《一縷麻》是跟陸鏡若合編的，《悔恨》是跟馬絳士合編的，《亡國大夫》是跟張冥飛合編的，《怨偶》是跟小髭合編的。這類作品是否單分一類，譯文也單分一類，都編入全集，請編委們考慮。

在編輯全集的過程中，還會遇到如何看待和處理作家的敗筆問題。宋人戴復古在《寄興》一詩中就有“黃金無足色”，“求人不求備”的句子，后來衍繹為一個成語：“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有資格編《全集》的作家當然都是成功的作家，歐陽老同樣如此。從春柳社時期開始，歐陽老一直就是中國戲劇改革的推動者。他特別重視作品的藝術性，一直主張戲劇要講故事性，要有人情味，要有趣味性，反對把戲劇跟宣傳畫上等號。但他也認為戲劇事業就是革命事業，真正的藝術沒有不含革命性的。他力圖讓戲劇掙脫金錢和權利的枷鎖，要服務民眾，教化民眾。特別在1932年發生的“一·二八”上海戰爭之后，他反日本侵略，反國民黨專制獨裁的政治態度更加鮮明，在上海孤島時期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秘密抗日團體“星二聚餐會”，直至1955年12月5日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然而，作為一個歷史中人，歐陽老也必不可免地存在不同程度的歷史局限性。這種局限性反映到文藝創作方面，就出現了我上面所說的這種敗筆。比如1953面3月15日，他在《文藝報》發表了《遵循斯大林同志的遺訓前進》，1955年3月30日在《文藝報》發表了《抗議胡風對中央戲劇學院的污蔑》，同年6月9日在反胡風運動中發表了《對反革命分子決不姑息》，1957年9月28日在《戲劇報》發表了《粉碎右派分子對社會主義戲曲事業的進攻》，1958年10月3日他在《劇本》雜志發表了《為共產主義的戲曲藝術而奮斗》。同年他還寫了一部電影劇本，叫《礦工的女兒》，描寫戲劇界的反右斗爭，但一直未修改定稿，不知是不是也算是他的佚作。他的詩作中甚至出現過“隨定阿哥步武”這樣的句子，“阿哥”即指“蘇聯老大哥”。這些文字今天看來當然不妥甚至失誤，但以歐陽老當年的身份和處境，完全不發表此類文字反倒顯得不可思議。

對于這類所謂敗筆性的文字應該如何處理？不同人的態度和主張不同。有人忌諱，有人則不忌諱。《周作人日記》已由大象出版社出版了三冊，但不包括周作人淪陷時期的日記，這是一種態度。但2004年出版了一部劇作家杜高的檔案，其中有他的檢討書，也有別人對他的揭發材料。杜高說：“在那個時代，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命運。”所以他并不在乎。2001年，詩人郭小川的家屬還出版了一部郭小川在政治運動中的另類文字，書名就叫《檢討書》。這本書不僅是研究郭小川的傳記資料，同時也是研究建國后文藝運動的珍惜史料。201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12卷本的《馮雪峰全集》。這部500多萬字的全集中，文化大革命期間馮雪峰寫的外調材料就占兩卷，多達80萬字。

歐陽老的這種另類文章應如何處置？我有兩點意見。一，鑒于歐陽老1962年去世，至今60年，其作品已進入公版領域。所以凡歐陽老公開發表的文章，哪怕是表態性的應景文章，收不收可由全集編委會全權決斷。二，歐陽老未刊稿中的此類文字，收與不收要尊重家屬意見，以保證全集順利出版。

為了使全集內容更為齊備，還會涉及同一部作品的改編本問題。比如歐陽老將京劇劇本《桃花扇》改編為桂劇，將電影劇本《木蘭從軍》改編成桂劇，將京劇劇本《桃花扇》改編成話劇，這些作品當然是同中有異。《魯迅全集》中也有類似情況。魯迅跟許廣平的《兩地書》，就有原信跟公開出版前經過修改潤飾和兩種文本，因為有重要的改動，所以《魯迅全集》兩種全收。公開出版物按著作收，原信則按寫作時間插入《魯迅全集》的書信部分。《歐陽予倩全集》如何處理類似情況，編委會也應該考慮。

關于全集內容如何齊備，我還有一個小建議。我在百度上看到了一個電視記錄片，叫《走進新中國的百年巨匠——歐陽予倩》，應該是中央戲劇學院錄制的，其中有些歐陽老的音像資料，我還聽到他評價梅蘭芳的講話錄音，還有他1959年演唱的昆曲唱片。我想，這些音像資料也可以跟全集同時發行。臺灣出版《胡適全集》時就附了一個光盤，名為《大師的聲音》，很受讀者歡迎。我們開胡適研討會時還現場播放過，瞬時拉近了我們跟大師的時空距離，我不知出版《歐陽予倩全集》時是否可以參照這一做法？

編一部好的全集，第二個基本要求就是校勘精確。在中國古代，校勘是一門專門的學問，也叫校仇（讎）。本義是兩個人，把同一本書兩種版本的文字加以對照，找出異同，判定優劣。這兩個人認真治學的態度，就好像仇家相對。廣義的校勘學包括校讎學、版本學、目錄學這三個部分。狹義的校勘就是厘清文字的正誤。我們研究任何問題都要從實際出發，研究作家的實際主要就是文本。文本即書面語言的表現形式。古人云：“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一個字的不同，就可以涉及到情感的表達和語義的差別。魯迅《七律·慣于長夜過春時》中的“怒向刀邊覓小詩”，后改為“怒向刀叢覓小詩”。把“刀邊”改為“刀叢”，一字之差，就突出了國民黨統治時期白色恐怖的嚴酷。成功的作家對筆下的文字都是千錘百煉的，正如唐代賈島《題詩后》所說：“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所以不認真校勘文字，就對不起作家的一片苦心。

中國古籍在流布的過程中，經過了手寫，鐫刻、木雕、石印、鉛字排版，電腦打印的若干發展階段，所謂“手民之誤”是無法避免的。校對工作十分煩繁。好的校對是作者的老師，不過由于校對工作常被人輕視，報酬又跟所付出的辛勞極不相稱，所以好的校對越來越難找。

校對通常是要把通行本跟一個善本相對照，發現通行本的錯訛，加以訂正。但善本的含義比較寬泛，有時指刊行年代比較久遠，如宋版本、明版本；有時指裝幀印刷特別精美，甚至有名人批校、題跋或鈐印；有時指校勘精準可靠。總之，善本兼具歷史文物價值和學術研究價值，將其與通行本校對，目的是厘清次第篇數，恢復篇名原貌，訂正錯誤脫衍，調整竄亂章節，鑒別殘佚真偽，力圖使文本恢復歷史原貌。

根據我校勘魯迅作品的經驗，就是要確定善本十分困難。魯迅創作原始手稿其實留存不多，多為付印前的謄清稿。報刊發表的文本結集出版時往往經過作者的增刪修改，有時連題目都改得原目全非。魯迅著作再版的次數多。一本《吶喊》僅北新書局一家就重印了22次，出到第13版，魯迅才把《不周山》改為《補天》，從《吶喊》抽出，編進了《故事新編》。所以從內容上說，《吶喊》的第13版才算定本。不過此后魯迅又親自訂正了45處錯誤。所以校勘《吶喊》，應該參看《吶喊》的第13版和第14版。《中國小說史略》從講義本到鉛印本，也有一個增補修訂的過程，到1935年6月的第10版才算以后修訂本。

校勘《歐陽予倩全集》，同樣會遇到選擇底本的問題。有些作品底本比較容易確定，比如歐陽老的自述《自我演戲以來》，回憶他1907年至1928年的戲劇生活，1929年7月曾在廣東《戲劇》雜志連載，1933年2月由上海神州國光出版社出有單行本。歐陽老說，他當時想到哪里就寫到那里，有的記錯了，有的排錯了，有的措辭不當，有的謙虛得不得體，自己沒有校過。所以1959年5月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重印之前，他重新校對，一一加注，或補充說明。因此，這次編入全集，當然應該以中國戲劇出版社的版本為據，不能沿襲錯誤，貽誤讀者。但是，歐陽老的有些著作，再版次數較多。校勘時以哪個版本為依據難以確定。比如歐陽老的京劇《人面桃花》創作于1920年。但此書1954年和1956年分別在北京、上海出的單行本，是歐陽老1950年重新整理的。如編全集，應該以哪個版本為底本？歐陽老的獨幕劇《回家以后》，從1924年10月25日在《東方雜志》刊登，至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13年間至少收進了8個不同的劇本選集，文字自然總會有些出入。歐陽老的話劇代表作《潘金蓮》和《忠王李秀成》，都有5至6個不同版本，現在收進全集，究竟應該以哪個版本作為底本？此外，《屏風后》《同住的家人》《買賣》《越打越肥》等也都有多種版本。將這些版本進行匯校幾乎是不可能的，確定底本又必須要斟酌，必然增加編全集的難度。校勘后發現的錯誤當然必須訂正，但很多時候是兩種文字都可說得通，這就讓人難以決斷。

在中國，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情況，就是作家出于政治動機對原有文本的內容進行了實質性的修改。比如，1928年，郭沫若將其1919年的詩作《匪徒頌》作了重大改動；把原來歌頌的英國哲學家羅素和優生學家哥爾登的詩句改成了歌頌馬克思、恩格斯。這樣一改，讀者就會誤認為五四時期郭沫若就是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這顯然是不妥的。1951年8月，曹禺在北京開明書店出版《曹禺選集》時，刪去了《雷雨》的序幕和尾聲，讓魯大海進行武裝斗爭，侍萍也帶著四鳳參加了暴動隊伍。這就跟1934年7月在《文學季刊》上發表的《雷雨》大相徑庭。解放初期，老舍將《駱駝祥子》刪去了萬余字。葉圣陶也讓死去的倪煥之復生，參加了革命隊伍。這些改寫，當然不符合作家本人的思想發展歷程，不利于對作家做出正確的歷史評價。

相對而言，歐陽予倩的情況應該單純一些。根據我的了解，他在建國前出版的話劇劇本并不多，除1941年出版過五幕歷史劇《忠王李秀成》，1944年出版過獨幕劇《回家以后》之外，其他的獨幕劇均見于當時的一些劇本選集，如《劇本匯刊》一集（1925年），《劇本匯刊》二集（1926年），《現代中國戲劇選》（1933年），《戲曲甲選》（1935年），《戲曲新選》（1937年），《戰時戲劇選》（1938年），《近代話劇選》（1942年）。不過，歐陽老一生足跡遍及了湖南、江蘇、上海、廣東、廣西、北京、香港、臺灣，還去過日本和蘇聯。有些佚文和報道是發表在各地的報刊上，這些報刊在半個世紀之后已有不同程度毀損，文字或有脫漏漫漶之處，切不可妄自推測。我們現代人國學基礎不深厚，辨字能力差，整理信件時常常看不清草書，必須請教專家，查閱有關工具書，也不能妄測妄斷，使全集出現硬傷。

搞校勘還會遇到一個所謂規范化的問題。比如中國古代原來沒有標點符號，直到漢朝才發明了句讀。1918年《新青年》雜志開始使用標點符號。1922年，標點符號才在全國通行。后來對標點符號又有了若干次規范，才有了今天所說的標點正確使用方法。對于出版學術著作也有出版規范，這是為了便于檢索，為了跟國際接軌。對于政治性的用語更是有嚴格的規范。比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色”后面的那個“的”字應該去掉。黨的十七大有“改革開放新時期”的提法，在十九大報告中統一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但是，我們編注作家全集，是屬于整理歷史文獻，其目的是恢復歷史原貌。決不能用當代的規范去規范前人或古人。比如我們將甲骨文都規范為簡體字，那豈不成了笑話。這也是對歷史的不尊重。

編輯全集的學術功力尤其表現在注釋方面。注釋可以成為全集當中華彩部分，注釋就是對文本當中的疑難之處進行解釋的文字。古人也稱為“訓詁”。“訓詁”這兩字就包含有解說古語，使今人易于理解的意思。《魯迅全集》對于作品中涉及的人物、書籍、報刊、流派、國家、民族、地名、歷史、外文、引語等都進行了注釋。這項工作實際上從建國后就特聘孫用、林辰、楊霽云、王士菁等專家著手進行。1956年10月至1958年出版的《魯迅全集》10卷本中，增加了5800多條注釋，成為了《魯迅全集》的一大亮點。1981年修訂增補的《魯迅全集》16卷本將注釋增加了23000多條，約190余萬字，字數增加了4倍。2005年18卷的《魯迅全集》不僅對原注文進行了修訂，而且又增加了1500多條，使注釋總數增加到了240多萬字。這些注文具有百科全書性質，是一個重大的文化工程。目前，無論在文學、哲學、文化學、藝術學、宗教學、歷史學乃至自然科學研究領域，《魯迅全集》的引用率都位居前茅。這無疑歸功于魯迅作品本身，但也不能低估《魯迅全集》注釋的作用。大家知道，目前魯迅作品早進入了公版領域，出于普及魯迅作品的目的，也不排除成本低、能盈利的動機，出版魯迅作品各類選本的出版社很多。但除開人民文學出版社之外，敢于出版魯迅作品注釋本的個人和出版社不會很多，因為目前《魯迅全集》的注釋雖然還存在錯誤，但要想從整體上超越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為這240多萬字的注釋是幾代魯迅研究者經過幾十年努力的學術成果。

對作家的全集作注釋要注意哪些問題呢？

一、注釋宜簡明。古人將注釋稱為“義疏”。“義”就是解釋正文，“疏”就是疏通文意。其目的是排除讀者的閱讀障礙。一般的字、詞，如果通過查閱《新華字典》《成語詞典》等方式，即可解決，那就可以不注。切忌在注釋中進行繁瑣考證。歐陽老的一些文章比較好讀，可注之處不會太多，但他的書信和舊體詩詞那就非注不可。

二、注釋應緊扣文本的具體語境。比如歐陽老的文章中涉及田漢，只需要介紹跟文本有關而讀者又感到陌生的部分，不必介紹田漢的一生，更不必牽涉他們之間的親家關系。

三、注釋重知識性，學術性，不能輕易在注文中進行價值判斷。注釋帶有工具書性質。雖然注釋者必然有個人的學術立場和觀點，但應該在其他場合（比如論文、學術專著）中去表達。當下意識形態領域呈多元態勢，對作品的理解往往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如果在注釋中各抒己見，必然會影響全集的學術壽命。這方面的教訓是很多、很深刻的。魯迅答徐懋庸信的一條注釋，就引發了一場政治風波，成年人多半都還記得。

四、注釋要講究體例。不同全集的注釋體例可以不同，但同一全集的注釋體例必須一致。比如中國的歷史朝代跟公元紀年是否要同時出現，古今地名是否要逐一注明，已故歷史人物的生卒年是否應該注全，外國人物名字的舊譯跟通譯是否應該同時出現，不同國度的人物是否應該用不同國度的文字注明原名，等等。

早在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狄德羅主編一套《百科全書》，全稱為《百科全書，或科學、藝術和手工藝分類字典》，參與者有伏爾泰、盧梭、愛爾維修等著名學者，在編撰過程中形成了一個百科全書學派。這個工作歷時20年，幾經周折，共出版了32卷（正文19卷，附錄4卷，圖片11卷）。這也說明了編輯全書、全集之類作品的艱巨性。參與者中當然少不了專家，但也需要一些雜家，因為注釋中往往會出現一些離奇古怪的詞條，不依靠集體智慧，單憑少數人之力，恐怕是很難完成的。沈從文作品中有一句湘西民歌歌詞，有“耶孥（音近luǎn）耶孥”四字，魯迅因此戲稱他為“孥孥阿文”。我認為這兩個字沈從文研究專家也未必能懂。但我自認為懂，因為我小時候就生活在湖南鳳凰那個邊城。沈先生上的小學叫鳳凰小學，我上的叫沱中一小。這些方言民俗語匯，就屬于是我所說的雜學。

總之，搞注釋是一種崇高而艱巨的工作。古人可以靠注釋成名。像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是《楚辭》最早的完善注本。三國時代王弼對《周易》和《老子》從思辨哲學的高度去注釋，也在中國文獻學的歷史上占有崇高地位。但當下的學術評估體制重論文，特別是重論著。兩部書就能評教授，但兩千條注釋也不入評委的慧眼。一個國家課題可以有六十萬元經費支持。單位再一配套，就成了一百二十萬。但你發表一千條注釋呢？能有一千元稿酬嗎？所以，真正搞注釋的人需要有一種為學術獻身的崇高精神。我們搞《魯迅全集》注釋時為注釋魯迅致胡風的書信，以及潘漢年的卒年，都驚動了公安部。因為胡風當時還在四川坐牢，潘漢年死于湖南茶陵縣洣江的勞改農場。我為注釋高長虹的卒年，一直追蹤了二十年。如果為追名逐利，這種工作就不會有人做了。

以上聊了許多。我想以歐陽老的兩段話結束這個粗淺的發言。一段話是：“成功是由于許多失敗積累而得。我們從成功者所得的教訓。不如從失敗者所得的教訓為多。”（《〈忠王李秀成〉自序》1941年10月15日《文藝生活》）我對編輯全集的一些想法，與其說是經驗之談，不如說是我曾經走過的彎路，曾經失敗的教訓，提供給大家作為前車之鑒。另一段話是：“大凡一件有意義的工作，開始必然艱難，只要我們抱定決心努力去做，定有好的收獲，在戲劇史上，定有光榮的一頁。”（聶格：《歐陽予倩談改良舊劇》，1939年3月13日《申報》香港版）我想這段話也適用于編輯《歐陽予倩全集》。借此機會，先預祝這一工作取得成功！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