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廣州是郭沫若從文學家轉變為“革命名流”的完成階段。郭沫若在廣州因時應勢發起的“擇師運動”演變為風潮背后，疊加了青年動員、黨化教育和國民黨左右派之爭等多重政治光譜。廣東大學學生、各級黨部和國民政府的積極介入與推動，對事件的走向與解決起主導作用，郭沫若基本依循各方要求處理風潮。廣州的左派卻極為認可郭沫若，將他塑造成能為革命帶來效益的“革命名流”，而非參與政治軍事實踐的革命者。郭沫若與革命陣營融入與疏離的反復顯現了兩者間隱微難察的裂隙，暗示他從事實際革命實踐將遭遇尷尬。因此，“廣州郭沫若”既是理解郭沫若與政黨政治及中國革命關系的重要視點，又反映出知識分子與革命的復雜糾葛。

從1926年3月23日抵達廣州到7月22日隨軍北伐，郭沫若在國民革命策源地生活了整整4個月。對時屬邊緣知識分子的郭沫若來說，國民革命策源地的4個月生活經歷對他本應是極大挑戰。不過，因“廣州的一段生活”和“北伐期中的一段生活”相“蟬聯”，郭沫若在《創造十年續編》中只是詼諧地說在廣東大學（后文簡稱“廣大”）“吃了一次文科教授們的‘杯葛’”[1]，而未作細致記述，記錄北伐生活的《北伐途次》卻又從1926年“八月二十四日離開長沙時寫起”[2]。因而，郭沫若在自傳中也就有意無意地抹掉了他的廣州經歷。事實上，郭沫若到廣州后雖自覺與文字生活疏離，謹慎而積極地介入革命，但因時應勢也做了不少講演。不過，時人及后人未對郭沫若做過類似鐘敬文《魯迅在廣東》的材料搜集工作，相關講演、著述和報道也長期散佚于《廣州民國日報》《國立廣東大學周刊》《國立廣東大學演講錄》中。有學者雖對郭沫若在廣州的相關史料進行過梳理研究[3]，卻未注意到郭沫若進入革命策源地廣州后經歷的一些重要事件，尤其是擇師運動，使他的形象從南下前“有革命精神之文學作家”[4]轉變為“革命名流”[5]，以及帶來的新問題。而這些新問題成為理解郭沫若與政黨政治及中國革命關系的重要癥候。因此，本文以已有及新搜集的部分史料為基礎，聚焦“廣大”文科風潮，討論郭沫若的廣州經歷對理解其思想與行動的重要意義。

一、情理矛盾：“廣大”的擇師運動

郭沫若初到“廣大”，各方就要求他革新文科。郭沫若抵到“廣大”第三天，《廣州民國日報》記者在專訪中就特地詢問他文科革新計劃。對此，郭沫若回答得頗為謹慎：“因本人初到廣州，對于此間情形，不大熟悉，須俟與褚校長及楊壽昌學長詳細商訂，乃能確定”。《廣州民國日報》在報道中卻說，28日歡迎大會上將“請郭先生宣布其整頓文科之計劃”[6]。作為國民政府官媒，《廣州民國日報》的言論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官方對郭沫若的期許。28日，“廣大”學生又在歡迎會上詢問文科革新計劃，大有逼迫郭沫若當眾宣布計劃的意味。面對學生催逼，郭沫若回答得也十分巧妙：“革新文科事，他自當竭力做去，務祈無負同學所望”[7]。事實上，郭沫若雖是初到廣州，但在上海對廣東的動蕩政局就有所感受。接到“廣大”聘書后，郭沫若多方動員創造社成員和他同下廣州就與此有關，還因此和王獨清、郁達夫發生不愉快。因而，郭沫若雖懷著大展拳腳的想法南下廣州，畢竟初來乍到，縱使面對各方催迫，也不敢輕言文科革新計劃。

不過，革新文科是醞釀已久的事情。3月初，褚民誼接替陳公博執掌“廣大”伊始，文科學生就向其提出“早日請一有學問肯負責之人為文科學長”“革退不良教員”“請另辟一文科研究室、多設參考書籍、以備各生研究”[8]三項要求。“廣大”校務革新委員會總結為“（一）撤換不良教師；（二）設立文科圖書館”，但“一路都沒有結果”[9]。郭沫若到任后，各方自然就迫切希望他能迅速擔起革新重任。對“廣大”文科有所了解后，郭沫若于4月8日主持召開1926年文科第一次會議，補選了文科各系主任。在此次文科人事變動中，隨郭沫若南下的郁達夫當選外國文學系主任。郭沫若還宣布將親自負責圖書館選址及圖書調撥，“援照理科圖書館”[10]增設文科圖書館。這些舉措雖讓文科有所改觀，但遠未達到革新文科的目的。《申報》記者毅廬就認為，郭沫若雖對“文科教務頗有所興革，惟是革新之方，首在更動該科教員”[11]。

《申報》記者尚作此觀察，“廣大”學生對郭沫若的舉措自然也有不滿。4月中旬，朱念民等百余名文科學生聯名致信郭沫若和褚民誼，請“將不良教師，一律辭退”[12]。郭沫若起初對此“殊覺礙難照準”：一方面，“廣大”6月14日即行放假，屆時“舊任教員，自有一瓜替，惟非目前所能中途辭退”，另一方面，學生“所稱不良教師，其所授功課，仍有多人選修，不能由片面斷決”，但 “念諸君選師求學之心，出于一片至誠，本學期特為通融”，遂于4月20日與褚民誼聯名發布擇師公告“準許諸君于本月中，對于所有功課，一律從新改選”，以改選結果定教師去留。郭沫若顯然知道此舉存在不合情理之處，因而為自己找了一套說辭：“一方面，對于諸君與以選擇之自由，而他方面，對于教員諸先生，亦示以行藏之取決，殊覺于情理兩宜”[13]。“行藏”典出《論語·述爾》：“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有“去留”之意。郭沫若看來他兼顧了師生兩方面：既遵照學生意愿辭退“不良教師”，又讓教員提前知曉各自去留情況。不過，在教員去留這一核心問題上，仍以學生所選“不良教員”為依據，沒給教員留下選擇余地，所謂“情理兩宜”只是對學生而言。

公告發布后，引起黃希聲為首的26名文科教員的強烈反對。他們不僅呈文政府和教育行政委員會，要求主持公道，還將寫給褚民誼的聯名信刊諸報端，搶占輿論先機。致褚民誼的信中，他們著重指出布告的不合理之處：“本校定章，開課一星期后，不許改選，系為學科進程，得照預算時間完竣而設”，而郭沫若“于學期過半之后，擅行改選”，實為“蔑視校章，變亂校程”；郭沫若身為學長對“教師良不良，標準如何”“應負審查之責”“今不加審查，一律改選，但憑改選結果為標準，以此為示教員以行藏之取決，其侮辱全體教員，又莫此為甚”。因而，他們以郭沫若“搗亂學程，侮辱全校教員”，不能勝任“文科學長之職”為由，要求褚民誼將其“辭退”[14]，并以罷教相脅。黃希聲等人看來，郭沫若于期中讓學生重新選課，并以此決定教員去留，既違“廣大”校章之“理”，又有傷“全體教員”之情。他們對郭沫若指控言辭上或有過激，也并非毫無道理。申公理的《廣大文科學潮批判》就列出郭沫若“違反校規”、“本學期時日不多，徒滋更擾”、置教授尊嚴于“一紙布告及學生任意取舍之上”、“事前一不經教授會議二不經校務會議”等六種“尤為無當”的手段，但接下來寫了一句饒有意味的話：“學長以學生之心為心，想切實整頓文科一切，是誰也贊成的”。因而，申公理認為學潮的“正當解決辦法”“一是學長自動地撤消這種布告與布告內的這種方法”“二就是眼前學生排斥的教員們，應早自動地辭職”[15]。因而，申公理對整頓文科、辭退教員本身是極為支持的，只是對郭沫若使用的手段與方法不認同。郭沫若本人也知道布告本身存在情理矛盾，只將布告作為“廣大”內部材料下發，并沒將備受關注文科改革公于報端。

盡管如此，罷教潮發生之初，郭沫若在褚民誼處看到黃希聲等人的信仍“不勝驚愕”。受此刺激，郭沫若于4月22日晚作《我來廣東的志望》強調“我們從事于教育的人也不能不以學生為本位”[16]以表心跡。顯然，郭沫若認為自己的舉動全“以學生為本位”，遭到諸多教員的抵制與威脅，略顯委屈的言語中卻不無強硬。23日寫給褚民誼的公開信中，郭沫若進一步詳述文科所開課程“凌亂雜沓”，“講授者則復笑話百出”的問題；學生在此情景下痛苦不已，屢次表達從新選課，辭退教員“熱烈之要求”。針對黃希聲等人的指責，郭沫若辯解說期中擇師有“先例可援”，且既以“校長為依規”和“學生為本位”之“理”，又體諒了學生選師求學至誠之“情”，“毫無恣肆”。可見，郭沫若已從前面的師生兼顧，轉而從學生方面強調擇師布告的“情理兩宜”。對于停課罷教的威脅，郭沫若仍不作任何妥協，擬“召集科務會議”“暫請在職各教員分擔”[17]。郭沫若在信中屢次提及褚民誼與布告的關系，有將褚與自己綁在一起，使其就范，作為自己強援的意思。

不過，褚民誼卻不如郭沫若般堅決，面對布告引起的巨大反應，竟自認理虧：“此次所出布告，手續上或有不合之點”[18]。26日的調停會議上，褚民誼更是示意郭沫若撤銷布告。褚民誼有所妥協倒是情有可原，畢竟3月中旬上任才遭受法科全體教員辭職的威脅。褚民誼的退讓給郭沫若留下了極為不好的印象。郭沫若在《脫離蔣介石以后》中對褚民誼多有揶揄，聽說孫炳文之死與褚民誼有關，便隨即在《脫離蔣介石以后》中不露聲色地寫“把賣了孫炳文同志的褚民誼”[19]，后來雖鄭重其事地對此進行更正，實則是為自己續寫《脫離蔣介石以后》找油頭[20]。郭沫若此時卻毫不退讓，一方面強調“布告已出，革新方針難于變更，教員不諒，致惹起學潮，本人不負風潮責任，如校長認為措施失當，本人只有引咎辭職，決不戀棧”；另一方面又向學生發出布告：“此次四月二十日改選布告，惹起一部分教員同盟罷課之風潮，顯系本學長才德不孚之證，業已呈明校長，聽候處決，所有罷課教員擔任之科目，如何進行之處，亦已擬定辦法，呈請校長核準”，暗示學生“靜候校長解決”[21]。可見，真正讓郭沫若引為強援增加底氣的是他滿足了文科學生“撤換不良教師”的要求，獲得學生的支持。

不論是布告還是寫給褚民誼的公開信都透露出，布告發布前文科學生雖多次提過撤換教員的要求，郭沫若卻一直打算“以待暑假”再行“瓜替”，并不想有大的革新舉措。郭沫若雖稱擇師布告“情理兩宜”，但從各方對擇師布告的言說與反應看，恰好顯現出布告本身難以實現“情”“理”兩宜。因而需要進一步討論的是，是什么契機讓郭沫若甘冒“蔑視校章”之險，突然決定將原有計劃提前以滿足學生要求；革命陣營又如何應對由郭沫若挑起的擇師運動的情理矛盾，其間又折射出大革命時代怎樣的政治光譜。

二、“法良意美”：青年“運動”風潮

朱念民等文科學生致函郭沫若和郭褚二人發布公告的時間節點選擇看似偶然，實則精心挑選。與此節點緊密關聯的是彼時在廣州召開的廣東全省學生聯合會，擇師運動的引發、走向和結局都與此學生運動相關。

4月15日，廣東省學生聯合會假 “廣大”禮堂舉行開幕式；17日，學聯會議組織起草《廣東省學生聯合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宣言》大部分篇幅都在討論青年學生在國民革命中的重要作用，結尾卻筆鋒一轉：“從我們在學校中所處的地位來看，殊不足以盡此重大責任，現在的學校都是校長教職員專制，財政不公開，學校行政學生不能過問，學生要組織學生會以謀自身利益”“課程多不切合實際需要，所學非所用，我們日常社會生活所必需的社會科學尤為缺乏，至于學校設備如圖書室”“更多不周到”[22]，而就在該日朱念民等文科學生致信郭沫若，要求“撤換不良教員”；19日，廣東省學聯代表大會討論通過的《對于學生本身利益問題決議案》中說：“提議改良課程廢除一切¨用有悖時代精神之科學，或酌為選科，加增各種于實際生活重要必須的科學”[23]。因此，20日，郭沫若與褚民誼在發布的布告中強調學生“求學之心，一片至誠”；致褚民誼函中，郭沫若也一再申言文科不合理的課程設置與為學生之心。這并非只是據時間點的契合作的推論，郭沫若和褚民誼兩人本身就深度參與了學聯大會：14日，郭沫若和褚民誼受廣州學聯之邀，參加歡迎各地代表大會，先后做講演。郭沫若的演說詞還被《廣州民國日報》摘要發表。歡迎會的另一項重要內容是討論和通過學聯大會的主要決議案和宣言[24]。19日，兩人出席“廣大”特別黨部與學生會共同舉辦的歡迎學聯代表大會，褚民誼主持大會，郭沫若代表教職員致歡迎辭[25]。可知，看似偶然的郭褚二人的布告，實則是借了學聯大會之勢。

罷教潮發生后，“廣大”學生的反應極為迅速。黃希聲致信褚民誼第二天，“文科及文科預科全體同學大會，討論對付飯桶教員聯合罷課問題”[26]，成立專門應對罷教潮的“廣大文科革新委員會”，通過的《文科全體學生宣言》（下文簡稱“《學生宣言》”）和《廣大文科革新委員會宣言》（下文簡稱“《委員會宣言》”），基本確定了風潮的走向和最終解決方案。《學生宣言》與《郭沫若致褚校長函》同在4月26日的《廣州民國日報》“廣大文科學院風潮續志”欄刊發。《學生宣言》認為文科部分教員“在學識上，既不能給我們以相當的幫助，在思想上，亦不能為我們之指導”，肯定布告以學生為中心的公心；與此形成對比的是，罷教教員以“犧牲文科學生的學業”為代價謀個人飯碗之私心。對罷教教員，《學生宣言》提出的基本處理辦法是，除部分“可以為我們之指導的”“良好教師”外，不能容納“毫無學識的飯桶教員”[27]。不過，《學生宣言》發出后，效果并不理想：一方面，校長褚民誼認為“校務初定，不宜再鬧風潮”，連日斡旋調停[28]，并試圖讓郭沫若妥協取消布告；另一方面，學生介入后，引起罷教教員的強烈不滿，遂召集“文理法醫農各科教員到者百余人”，商定應對之策，要求罷免郭沫若學長之職，并要挾說“倘學校不能于二十八日以前完滿答復，決一致停課”[29]。“廣大”學生為此又發表《委員會宣言》申明對風潮“堅持到底，誓不妥協”的三條解決原則：“（一）不阻礙褚校長郭學長之改革計劃；（二）不維持不良教員之飯碗；（三）不使褚校長郭學長難堪而驅之辭職”，并明言“無論任何解決辦法”“出之于任何方面”，只要不與以上原則相違悖，“本委員會皆可容納”，反之則“絕對不能容納”。這似乎只是給風潮的解決定下基調，尚留比較大的轉圜空間。不過，《委員會宣言》又提出具體解決辦法：“不良分子黃希聲等十五人，良以害群之馬，在所必除，而尸位素餐者，在所必驅”[30]。褚民誼只得順從“本預科全體學生”公意，致函郭沫若說“罷課教員中，有石光瑛等十一位，為良好教師，請求挽留”，“照舊到校授課”[31]，至于黃希聲、楊壽昌和彭堯祥等十五位罷課教員則予以解聘驅逐。至此，郭沫若和“廣大”學生在文科風潮中已占盡優勢。不過，被驅教員并未死心，“仍以郭沫若擅更校章，搗亂課程為辭，請教育會主持公道”。教育會對郭沫若的布告和被辭教員雖各有責備，但“似有意維持被辭退教員之席位”[32]。在國民政府對文科教授的處理“準如”褚民誼“所請辦理”[33]的情況下，教育會的介入顯然無法改變已成之局。從《學生宣言》到《委員會宣言》，再到風潮的具體解決，“廣大”學生在風潮發生之初只是表明自身的基本立場以支持郭沫若，隨著風潮的擴大和校長褚民誼的妥協搖擺，學生的態度也漸次明朗強硬，并決定具體教員的去留，學生可謂深度介入了“廣大”校務與行政管理。校長褚民誼最終也只得根據學生提供的名單決定教員去留，這或許也是他在致郭沫若的信中以“俯順公意”來略表不滿的原因。而郭沫若的布告因允許“學生從新自由改選科目，以避免其不滿意之教師，而就其所滿意之教師，法良意美”。至此，從布告發布到進入尾聲，文科風潮十天左右就基本解決，成為“廣大”“成立后第一次教學改革的成功嘗試”[34]。

與1925年底“廣大”查辦風波引發的風潮相比，文科風潮不論在解決速度還是在結果，都比較令人滿意。1925年底，“廣大”校長鄒魯被免職后，38位教授又集體辭職，引發風潮[35]，在國民政府的全程干預下也用了兩個多月才迎來代理校長陳公博；而文科風潮卻十天左右就被平息。兩次風潮雖有范圍大小之別，但學生介入后為何就能成功“運動”風潮，且短時間內就取得滿意結果，仍值得進一步思考。這從學聯代表大會中可窺知一二。4月中旬的學聯代表大會既是一次“聯合”的大會，又是一次對青年學生隊伍進行清理凈化的會議，無論是與會代表的確定還是顧問的聘請都是如此。15日的歡迎會上，國民黨中央青年部代表說現在表面上雖有“兩個學生聯合會”，但實際上只有一個是“為民眾利益而奮斗”，“所以這個學聯會是革命的”，而另一個學聯則是反革命的[36]。因此，革命的學聯代表大會，一方面“指定同志包圍代表”，使多數代表左傾，另一方面揭露“反動分子”“分裂統一運動之罪惡”，“請愿中央，懲辦反動分子”領袖，將其踢出局。褚民誼也以“廣大”是 “革命的學府，不容反動派集會”為由拒絕為反革命學聯提供集會場所。據中共廣東共產主義青年團報告，此次與會代表中，中共及其外圍組織“同志占百分之三十，民校占百分之六十”，保守估計“左派代表約占百分之八十”[37]。這個數據是可信的。鄒魯為抵抗共產主義青年團創辦了民權社。民權社領袖畢磊及其中堅分子，在學聯代表大會前后紛紛左傾，右派社團僅剩孫文主義學會。此外，學聯所聘顧問甘乃光、黎樾庭、許崇清、陳公博和惲代英等，都是當時有明顯左傾色彩的國民黨或共產黨人。因此，不論從學聯代表大會的操作過程還是結果看，左派青年基本掌握了廣州學運的領導權，學聯“成為左派的組織”[38]。也就是說，經過學聯代表大會的清理與選擇，廣州及“廣大”的左翼陣營變得更加“純凈”。與1925年底的“廣大”風潮的局勢相比，文科風潮前后的各種派系雖仍盤根錯節至為復雜，但左傾氛圍已比前者濃厚了不少。這不僅使文科風潮趁勢而起，還成為解決風潮的主要力量。

若對被解聘教員的經歷稍有了解，將發現文科學生所謂的“不良教師”并非完全以學識新舊論，而是應革命政治而生的修辭術。研究者多依照《學生宣言》和《委員會宣言》將黃希聲視為“頑固守舊教員”之首[39]。事實上，黃希聲的學識不僅不舊，反而比較新。黃希聲是美國加利福利亞大學教育心理學碩士，五四時期與蔣夢麟、胡適及汪精衛等人組織以“養成健全之個人”“創造進化的社會”[40]為宗旨的新教育共進會，共同編輯《新教育》雜志。1921年，黃希聲受汪精衛之托，借鑒歐美學制起草廣東省學制報告[41]。1924年2月，孫中山分別給廖仲愷和鄒魯發出訓令，令二人籌備成立國立“廣大”，鄒魯為籌備處主任[42]，籌備處下設6個特科委員會，黃希聲任文科委員會委員。“廣大”成立后，黃希聲除肩挑教育系和哲學系主任外，還任文科選課指導委員會委員、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和學生紀律委員會委員等職[43]。可見，黃希聲被定為“守舊教員”不免有些牽強。“廣大”籌建過程中，黃希聲雖算不上舉足輕重的核心人物，但也不能忽視他對廣東省尤其是“廣大”現代學科設置及圖書館建設方面所起的作用[44]。顯然，教育的新舊并非判別教員良與否的標準，倒是對文科風潮進行跟蹤報道的《時報》認為“郭沫若亦為接近共產黨者，遂繕發布告”[45]的觀點值得重視。《時報》倒也不是空穴來風，郭沫若在風潮前后確實與中共外圍組織共產主義青年團接近[46]。呂芳上甚至認為，1926年4月“廣大”的風潮是“因學聯選舉，使C.Y.及孫文主義學會派沖突引起”[47]。盡管簡單將此次風潮歸咎于C.Y.和孫文主義學派間的沖突略顯武斷，但可將其視作左派與右派之爭的具象化。文科風潮雖以“飯碗”問題和教員良否形式表現出來，實則是兩派將各自的政治理念延伸至教育領域后產生的爭奪。風潮具體解決中“廣大”學生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其背后的政治勢能才是推動學生運動風潮的動力。

三、情理兩宜”：黨化教育與“革命名流”

4月22日，“廣大”黨部召開黨員大會做了三條與文科風潮相關的決議案：“（九）援助文科同學擇師運動，（十）擁護為學生謀利益之褚校長及郭學長改革文科計劃，（十一）普遍擇師運動于全校”[48]。“在經濟上，黨部捐助文本預科革新委員會經費二十元，后來又發表五月十日的宣言，申明此次風潮的意義”[49]。可見，“廣大”黨部從始至終參與到文科風潮中，將文科革新視為黨務工作的重要實績。國民黨黨部也自覺將教學領域的革新運動納入黨務工作。郭沫若或許并未料到各級黨部會迅速施以援助，將文科革新納入黨化教育布局，向全校推廣。

在此有必要追溯一下文科革新前，國民政府在“廣大”推行黨化教育的大致狀況。這有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文科風潮快速演化為黨化教育的內在動力，也能更好地了解郭沫若在這一演化鏈條中所起的作用及影響。“廣大”是孫中山一手創辦，被視為國民黨“唯一培養革命人材之所”。鄒魯掌校期間，“廣東大學所培養之人才，乃未能滿足黨及政府之所需要”[50]。國民政府對此深為不滿，1925年下半年，借改“廣大”為中山大學之機，派調查委員會調查“廣大”，試圖掌控與改革“廣大”。《廣州民國日報》作為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喉舌，配合國民政府對“廣大”校長鄒魯進行連篇累牘的討伐。10月31日，“黨務消息”欄刊出的《黨籍校長會開全體大會》說“（一）各學校內之各級黨部為訓練黨員之主要機關，本會同志，務宜利用校長地位，監導工作”，“（四）本黨以黨建國，各校直接（原文疑脫“受”——筆者按）政府之指揮，即間接受黨部之指揮，各校課程應加入孫文主義一科，闡明黨義，其課本請中央宣傳部及青年部合編頒發各校”[51]。該報同日刊出一篇“廣大”學生的文章認為鄒魯 “對黨的觀念或者濃厚，但因思想窒塞，所以他的手段，時變為開倒車”[52]。《革命與學問》指出“垂危的中國之要養成能革命的人材為緊要的”，但鄒魯“管理的廣東大學課程中竟將三民主義除外”[53]，成為“反革命的大本營”[54]。

其實，將廣東國立師高等師范、廣東法科大學和廣東農業專門學校三校合并為廣東大學，作為國民黨“訓練革命人才”的大本營，本就出于鄒魯的提議[55]。鄒魯曾作為國民黨青年部部長，對國民革命初期的青年運動不無功勞，說他和所掌的“廣大”反革命，有些言不符實。鄒魯的問題并非反革命，而是不夠革命。這不僅在于他對風風火火的工農運動比較冷淡，還在于他對聯俄容共政策一直心懷異議，聯合“廣州中等以上七校的校長”，共同“防范共產黨誘惑青年”，在“廣大”更是親自組織女權運動會、民社和民權社抵抗共產黨及其外圍組織[56]，防范共產黨“侵教育權”[57]。回應“廣大不能培養革命人才”的指責時，鄒魯說“廣大”“要養成建設的革命人才”，而不是“三個月養成的什么講習員”[58]。鄒魯的論點后來被38位集體辭職抵制國民政府的教授進一步發揮，認為“廣大”改革“是中國學術上文化上的一個最大的損失”，明確提出“取感化主義，而不取黨化主義”[59]的教育方針。這隨即引發汪懋祖、吳稚暉等人批判黨化教育，強調大學教育的獨立性。廣州國民政府看來這種教育理念與革命時代的要求方枘圓鑿。這種觀念培養出來的人才，并不是“國民黨目前最迫切的需要”[60]。因此，從革命現實與黨化教育角度看，鄒魯的抵制行為無疑客觀上阻礙了國民黨對青年的革命化教育，被以對“政府所實行之政策，往往藉端阻擾”“厚誣政府”[61]之過免職。

國民黨改組后的革命策略調整和激進的革命氛圍，使得推行黨化教育勢在必行。國民黨改組后，孫中山借鑒蘇俄革命經驗，強調政治宣傳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甚至夸張地說革命成功“宣傳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要求重視“宣傳的奮斗”這一“革命成功極快的方法”[62]。為此，國民黨需對青年學生進行“黨化主義”教育，培養國民革命所需的革命人才。這是孫中山出于革命現實作出的“策略”調整，后來卻成為民國大學教育的基本內容，此時期的黨化教育也被教育史研究者視為民國時期重構府校關系的轉捩點。以此來看，汪懋祖等人強調教育獨立性，與激進的革命氛圍雖方枘圓鑿，卻也不無道理。但就中國的實際革命狀況而言，孫中山的主張顯然更符合國民革命時代需求。廣州國民政府也將“學生完全黨化”作為“廣大”“改為中山大學”[63]的前提，強力推進黨化教育。不過，鄒魯免職后，“廣大”代理校長陳公博作為有政治抱負的政客，并未將精力放在黨化教育的推行上。黨化教育也就成為褚民誼接手“廣大”就需提上日程的重要計劃。可見，郭沫若應學生要求開展擇師運動前，黨化教育已經積聚強大勢能，只是在“廣大”沒有實質性推進。

文科革新是觸發黨化教育勢能動起來的契機。這個勢能一旦觸動，就在國民革命策源地的廣州產生高山滾石的效應。據“廣大”黨部報告：“自文科風潮以后，廣州市的學生，誰都知道趕飯桶”；市立師范“學生受了趕飯桶的傳染，也開會決議驅逐不良教員”，第一中學“學生居然開會決議限教務主任于二十四小時離校”。“廣大”黨部認為這是“廣州青年得到了革命覺悟的表征”[64]。“廣大”黨部在推進校務革新時，又重申了郭沫若發動擇師運動的意義：“（一）謀青年本身利益之運動，（二）實現中山大學之運動，（三）打倒反動派之運動。文科風潮之后，擇師之大義，已炳若日星，擇師之運動，更淘涌莫當”，“本黨部對此實深覺欣慰”[65]。

郭沫若觸發的擇師運動雖使黨化教育在“廣大”及廣州得以展開，但并不意味著他在擇師運動與黨化教育中處于核心位置。郭沫若事后顯然也不認為他在此運動中起重要作用，回憶錄中只詼諧地說“吃了一次文科教授們的‘杯葛’”，但也并不能由此忽視此“杯葛”對他產生的影響。成仿吾在《創造月刊》《編輯余話》里說“不時襲來”的“廣東大學文科的風潮”，掃盡了創造社諸君“創作的興致”。郭沫若的“一篇《中國國民性與中國文學》寫了一半，總沒有時間繼續下去，須緩一期”[66]。可惜的是，這篇寫了一半的文章多半未作完，遲遲未見發表。

更為重要卻又長期被忽略的影響是，郭沫若在文科風潮中的“革命”表現，受到“廣大”黨部的重視，為他在國民黨內確立政治身份與地位積聚了資本。文科風潮尚未平息，“廣大”黨部就對郭沫若的革命態度予以肯定：“各科學長，只有文科學長郭沫若先生，很能幫助黨務的進展”，“能夠在重大問題發生的時候，有徹底的革命表示和主張”[67]。風潮結束不久，郭沫若就在褚民誼的介紹下成為國民黨黨員[68]。這是郭沫若在國民革命時期十分關鍵的事件，此后的一些連帶性事件都與此相關，只是郭沫若在將《脫離蔣介石以后》編選入集時刪掉了此信息，使得研究者長期忽略郭沫若這一政治身份。此后，郭沫若頻繁現身于各類革命性活動。5月3日，第六次農民運動講習所在番禺開學，會議由林伯渠主持，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毛澤東報告招生籌備經過，而參加者有政治委員會主席譚延闿、中央青年部長甘乃光、“廣大”校長褚民誼等國民黨要員。從《廣州民國日報》所列名單看，郭沫若是唯一以“學長”身份參加此會的人。這或許是出于林伯渠或毛澤東的邀請，但也有可能是“廣大”黨部對郭沫若的關照而作出的特別安排。5月29日，郭沫若受邀參加“廣大”特別黨部二十一分部專修學院黨部成立大會，并作講演[69]。6月初，國民黨廣東省青年部夏令營成立以“講究革命理論及經驗，以推動國民革命之進行為宗旨”的講學班，郭沫若為該班講授“革命與文藝”。值得注意的是《廣州民國日報》的排序，郭沫若之前是吳稚暉和顧孟余兩位有影響力的學人，分別講授“科學與人生”和“政黨政治論”，其后的是陳公博、甘乃光、蔣中正等重量級黨政人物。這樣的現象也出現“廣大”黨部在6月8日為所開設的政治研究班聘請的教授名單中。排在郭沫若之前的是吳稚暉、顧孟余和陳啟修，而位列其后的是甘乃光、陳公博、張太雷和何香凝等國民黨名流。作為官媒的《廣州民國日報》，應十分注重“論資排位”，一再報道郭沫若參與的革命大會，將其排位靠前，不乏刻意宣傳的意味。而郭沫若在《廣州民國日報》上的形象，確實已由南下廣州前的“有革命精神之文學作家”悄然轉變成“革命名流”。

四、“文學家的革命者”與名流的悖論 

從南下廣州前后的選擇看，郭沫若更看重的是具實踐性的“革命”而非“文學”，也一直試圖實現從文學家到政治家或革命家的身份轉換。但即便是到在“廣大”發起了擇師運動，郭沫若仍被視為“近代文學上負有聲譽之人才”[70]。可見，對郭沫若身份的定位與想象，廣州方面和郭沫若存在抵牾。擇師運動后，郭沫若的形象從“文學作家”轉變為“革命名流”，兩者的沖突才形式上得以解決。不過，郭沫若成為“革命名流”的過程并非前文呈現的那般順遂，而即便是“革命名流”郭沫若和革命陣營間仍存在疏離。

“廣大”黨部在報告中說郭沫若的“文字和演說，很能增加黨化宣傳的聲勢”[71]。其實，郭沫若到廣東后就“不大有文章發表”[72]，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忙著講演，聲如破罐”[73]。據《國立廣東大學講演錄》《國立廣東大學周刊》和《廣州民國日報》等資料的講演稿和報道看，郭沫若到“廣大”后共講演了12次，實際次數應遠多于此，其中9次講演作于文科風潮后。通過這些講演，將了解由滬到穗的革命外來者郭沫若即使通過擇師運動獲得革命陣營的認可，但兩者間仍存在微妙難察的距離。

3月28日，“廣大”文科為郭沫若舉行盛大的歡迎儀式。歡迎會以革命儀式“宣讀總理遺囑”[74]開始。這雖非專為郭沫若設計的儀式，卻能將他的“主體經驗和社會力量產生互動，并受到社會力量的形塑”[75]，使其與廣州革命共同體聯系在一起。郭沫若也被廣州革命氛圍感染，聲稱到了“平生所極愿到的”“革命策源地的廣東”“是歡喜不過的事”，認為中國文化的發展向來是“由黃河流域至長江流域”，此后“長江流域以至珠江流域，將來也必后來者居上”[76]。可見，懷著國家革命南下廣州的郭沫若[77]，很快融入廣州的革命氛圍中。這具體表現在講演中“我”和“我們”的關系處理。首先，“我”的個人看法悄然置換為“我們”的集體觀點，“我”成為“我們”的代言人。《文學與革命》中，“我”將“我們的國民革命的意義”闡釋為“國際間的階級斗爭”，因而“對內的國民革命工作，同時也就是對外的世界革命的工作”。其次，“我”看似是“我們”這一集體中的一員，但“我們”實際和第三人稱復數“你們”一樣是外在于“我”的他者，是需要“我”加以革命啟蒙的對象，講演末尾說道：“我們對于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要根本鏟除，我們對于浪漫主義的文藝也要取一種徹底反抗的態度”，“我希望你們成為一個革命的文學家，不希望你們成為個時代的落伍者”[78]。“我”與“我們”無論屬何種關系，“我”都掌握著國民革命的革命真理，并以革命的闡釋者乃至引路人的姿態出現。4月15日，郭沫若在廣州學聯歡迎會上對學生說：“第一戰線上之農兵，正要我們知識份子去組織他指導他。各位同學們，我們的責任何等重大”[79]。作于4月22日的《由經濟斗爭到政治斗爭》寫道：“我們現在來紀念這個五一勞動節，須要曉得我們的運動的策略是由經濟斗爭跑到了政治斗爭”[80]。郭沫若到“廣大”后已然認為融入了革命陣營，并處于和諧狀態，自覺充當國民革命的布道者。

4月22日在褚民誼處看到黃希聲等人的聯名信后，郭沫若與革命陣營的和諧狀態不僅被打破，還讓他覺察到了危機，迫使他當天深夜寫《我來廣東的志望》重申南下動機。有意思的是，這篇受聯名信的刺激而寫的文章，并未直接回應黃希聲等人的質疑，而是在中國現實、國民革命的情勢中解釋自己南下的動機。郭沫若在文章中首先聲明自己是“抱著革命思想的人”“想在國民革命的工作上實際貢獻一些棉薄”。不過，在“四處受著軍閥和帝國主義雙重壓迫”的中國，“我”只能到“能擔當國民革命這個工作”的“我們廣東”。其次，國民革命是“很偉大的工作”，既需要“堪為棟梁的大木”，也需要“堪為地基的小砂小石”。“我到廣東來的第一個志望就是想做這一點點兒的小砂”“小石”。由此，郭沫若強調了自己到國民革命策源地“從事革命”的目的。最后，“我們從事于革命工作的人”“負擔著兩種使命”：“一種是打破現代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其他一種是創造一種更高級的新的制度”。因此，“在這革命時代，我們對于破壞事業當然要盡力參加”，“對于建設事業亦不能不予作準備”。他推動擇師運動的原因是“想把我們廣大的這個文科，盡力地把他弄成一個近于理想的組織”，為“國民革命的勢力將來統一了中國之后”，儲備“建設新中國”的“文化的力量”。顯然，郭沫若看來黃希聲等人的詰難實際是否定他的革命性，讓他覺得自己與革命陣營之間產生裂隙。因而，在《我來廣東的志望》中，郭沫若在中國革命與國民革命的革命框架中，對“從事革命”的動機、發起擇師運動的原因等都進行重新解釋定位，賦予革命意義。他在文中也不斷對自己的言行進行辯誣與正名：“我自己并沒有什么野心，我自己也并沒有什么依恃，我只是認定我們從事革命的人不能不以民眾為前提，而我們從事于教育的人也不能不以學生為本位”。“我”的主體性不但需依靠他者即民眾與學生才能得到確認，而且還能因他者而改變乃至否定自己：“假使我的行動與民眾的利益發生沖突，與學生的利益發生沖突，我隨時可以改，隨時可以走，隨時可以死”[81]。郭沫若對自己到南下動機及到廣州的言行進行革命化解釋，意在接受廣州革命共同體的檢驗，獲得革命陣營的認可，彌合罅隙。

隨著學生的正面推動、“廣大”黨部的強勢介入與引導、中央黨部的默許與支持擇師運動，風潮在短時間內得以順利解決。郭沫若因此得到廣東左派的進一步認可，被認為是“很能幫助黨務”的學長。他與革命陣營間緊張微妙的心理疏離不僅很快隨之消失，還很快再次融入“我們”中。不過，擇師運動也給郭沫若洞察革命陣營尤其是青年學生團體內部沖突的契機。隨后的講演中，郭沫若再次以“革命”闡釋者和指引人的姿態出現，對這些分歧進行批評與糾正。擇師風潮平息不久，郭沫若在“廣大”五四紀念會上反駁了“學生運動是沒有結果的”觀點，認為五四青年學生“赤手空拳，奮不顧身地抵抗帝國主義”，“打倒陸章曹諸賣國賊，收回青島，拒簽巴黎和約，都是學生運動的結果的明證”。不過，不少青年已有“不革命又不讀書”和“專假借革命的名義，以出風頭”的習慣。這些“習慣傳染遍及青年界，影響于國民革命的工程”。可見，郭沫若擇師運動后的言論，除根據自身對革命的理解，闡釋與宣傳國民革命外，還具有明顯的現實針對性，有政治批評的特征。不過，郭沫若雖對國民革命策源的浮滑現象有較為清醒的認識，但未達到反思的地步，批評的目的也只是將他們“喚醒”“到革命的道路上”，去“一致努力抵抗一切惡勢力”。因為，在情勢危急的中國，不僅要承繼五四青年學生“獨力與帝國主義搏戰”的精神，還要團結一切力量，將戰線“擴大到各階級人民去” [82]。

6月21日起，郭沫若以準備進入政治部還未到任的身份，連續3天參加政治部戰時政治工作會議，并被推舉為北伐宣傳隊訓練班委員[83]，到任后被政治部主任鄧演達任命為宣傳科長。隨軍出征前夕作的《革命勢力的普及與集中》中，郭沫若將“擴大到各階級人民中去”進一步解釋為“革命勢力的普及”：“就是要使一切民眾革命化”“使一切民眾都認清了自己的痛苦的原因，認清了自己的敵人……認清了須得共同來革命的必要”。這需要根據“全民眾中間各種團體各個階級”“知識程度”“利害關系”等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革命宣傳策略，“使各階級各團體都同受感化，同成為革命的團體”。在此基礎上，通過“一切民眾的言論、行動，都要力求統一”，使一切革命勢力的行動都統一到國民革命的大蠹下。不僅如此，他還熟練地掌握了一套“革命”與“反革命”的言說方式：“凡為反對這種聯合，或者破壞這種聯合的人，便是反革命的人”，“這種反革命的人，這種反革命的言論、行動，是人人得而誅之的”[84]。從郭沫若此后的人生走向與際遇看，進入政治部的確如有學者所說給他留下了多重政治遺產[85]，但使此時郭沫若振奮異常的恐怕還在于他真正進入革命實踐，成功實現身份轉換。

7月20日，四川同志會在“廣大”歡送郭沫若參加北伐。郭沫若特地穿象征革命的“中山裝、武裝、佩刀帶，精神極佳”地參加歡送會。與會者“看見郭沫若武裝參會，便說：‘創造社也武裝起來了，中國革命一定會成功了’！”郭沫若卻在講演中卻說自己“只會拿一支筆，如何去革命呢”[86]。從精心挑選的行頭看，郭沫若對投身革命顯然十分得意，謙遜的回應中卻略顯自得，他的攜“筆”從戎也引起時人不少關注。22日，郭沫若隨總政治部出發后，“荷笠”在《廣州民國日報》副刊發表歡送詞《給一個文學家的革命者的一封信》。文章發表后，“特群”以戲謔的筆調寫了《革命閑話》批評“荷笠”的歡送詞。“特群”認為“北伐是我們的本分事，不值得什么歡送”，但他也指出許多人歡送郭沫若“大概都是說歡送有筆的同志北伐”[87]。對知識分子而言，從軍既有“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的自我貶低，更有“黃沙百戰穿金甲”的浪漫想象，是不同于書齋生活的另一種人生模式。因而，從軍救國雖是國人應盡之責，本不應多作宣揚，但郭沫若攜“筆”從戎在當時從軍潮中又確實比較特殊。國民革命期間，南下廣州參加革命的作家雖不少，但像郭沫若這樣推動了青年軍事化和革命化教育的新文學作家并不多，能像他的從軍本身產生轟動效應，影響大批文學青年如汪靜之、周毓英及潘漢年等投身革命的更是少見。由此可見，不論是知識青年，還是國民政府都未將郭沫若從軍視作單純革命行為，而是從各自的角度視為具有象征意味的符號。有意思的是，符號產生于郭沫若的參軍行為，符號象征意義的生成邏輯卻和郭沫若的文學家身份緊密相連。由此出現一個吊詭的現象，成為“革命名流”的郭沫若投身實際軍事實踐的特殊性，并非來自新獲得的革命者身份，而是源于舊有的文學家身份。這意味著，郭沫若即使已被革命陣營吸納并參加實際革命實踐，但對革命陣營而言他仍是革命另類。

結語

郭沫若雖以吃了“文科教授們的‘杯葛’”的只言片語回顧其經歷的擇師風潮，但擇師事件本身卻疊加了青年動員、黨化教育和國民黨左右派之爭的多重政治光譜。教育領域的擇師運動很快受到“廣大”學生、“廣大”黨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的多方關注、推動和支持，作為“新氣象之表現”[88]在“廣大”乃至廣東迅速普及。盡管擇師運動存在“情”與“理”、“目的”與“手段”的沖突，但在激進的國民革命氛圍下，各方更看重的是事件本身的合目的性，手段是否合情理倒并不那么重要。郭沫若處理擇師運動的手段雖有違情理，但因應了學生的要求、與國民黨的黨化教育布局相暗合，無意中推動了對青年學生的革命化教育。因此，對擇師運動疊加的多層政治光譜進行歷史化剝離處理，力圖還原“文學家”郭沫若熱衷歡迎和積極介入國民革命的“革命名流”形象，它的存在證明了郭沫若在政黨政治和中國革命中復雜糾葛及尷尬處境。“革命名流”雖是對郭沫若革命活動的認可和革命者身份確認，但緊密關聯的卻是此前的文學實績和文學家身份。后者決定了前者的獨特性和革命效益，“革命名流”郭沫若確實影響了汪靜之、周毓英、潘漢年乃至臧克家等文學青年投身國民革命。不過，成為“革命名流”的郭沫若并不意味著真正進入了革命陣營，融入與疏離的反復，顯現的正是兩者間隱微難察又難以彌合的縫隙。而廣州革命陣營塑造“革命名流”郭沫若是需要“名流”帶來革命效益，成為革命的招牌而非切實的政治軍事實踐。郭沫若此時卻更傾向于從事實際革命活動，不失時機地攜筆從戎，成為革命戰士。“革命名流”從軍成為革命戰士遭遇革命現實后，兩者間的裂隙就變得顯而易見：一方面，郭沫若投身實際革命后，將詩人靈感之源的“感情”視為革命的原罪，自廣東出發就“遏制著自己的感情”；另一方面政治部主任鄧演達卻因郭沫若主張槍決郭聘伯“以鎮壓反革命勢力”的激進革命方式，給郭下了“感情家”[89]的惡評。因而，“文學家的革命者”這一夸贊之詞指出不同群體對郭沫若的形象想象的同時，也恰如其分地道破“革命名流”郭沫若在國民革命中的尷尬境地。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不僅是國民革命時期的“革命名流”，在此后的中國革命中他也充當了類似角色。1927年3月30日，郭沫若前往南昌游說朱培德起兵革命，反對蔣介石。周恩來同日卻在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特別委員會上“建議推舉郭沫若為知識分子的領袖”[90]。兩者不經意間的錯位，或可作為理解郭沫若與政黨政治及中國革命關系的重要視角。

注釋：

[1] 郭沫若：《創造十年續編》，北新書局，1946年，第203-204頁。

[2] 郭沫若：《北伐途次》，《宇宙風》，1936年7月1日第20期。

[3] 前者主要有易明善：《郭沫若在廣州》（《郭沫若研究專刊》第2集）；金欽俊，梁山：《郭沫若在廣東的若干史實》（《郭沫若研究專刊》第3集）；張志強，陳家新：《<廣州民國日報>有關郭沫若在廣州的報道》（《郭沫若學刊》1989年第3期）；后者主要有方仁念：《郭沫若與廣東大學文科風潮》（《郭沫若學刊》1988年第3期）；鄧偉：《“一次文科教授的‘杯葛’”——郭沫若與廣東大學“擇師事件”》（《郭沫若學刊》2005年第1期）；蔡震：《在與國共兩黨的關系中看郭沫若的1926—1927——兼論與此相關的史料之解讀及補充》（《郭沫若學刊》2007年第1期）；張武軍：《作家南下與國家革命》（《文學評論》2019年第4期）。

[4] 《廣大學務之近訊》，《廣州民國日報》1926年2月3日，第11版。

[5]《一中學生組織反抗侵略同志會》，《廣州民國日報》1926年6月16日，第5版。

[6]《廣大學生歡迎郭沫若——二十八日開歡迎大會》，《廣州民國日報》1926年3月26日，第3版。

[7]《文科同學歡迎郭學長大會紀盛》，《國立廣東大學周刊》，1926年4月5日第46期。

[8]《廣大文科生要求三事》，《廣州民國日報》1926年3月12日，第5版。

[9] 譚小蓮，林水先等編：《廣東大學青年運動及校務革新運動情況報告》，《廣東青年運動歷史資料（3）》，廣州：廣東省檔案館，1988年，第478頁。

[10]《本校文科教授會議紀事錄》，《國立廣東大學周刊》，1926年4月19日第48期。

[11] 毅廬：《廣大文科發生罷教潮》，《申報》1926年5月3日，第7版。

[12]《廣大文科風潮之內幕》，《廣州民國日報》1926年4月24日，第6版。

[13] 毅廬：《廣大文科發生罷教潮》。

[14] 毅廬：《廣大文科發生罷教潮》。

[15] 申公理：《廣大文科學潮的批評》，《廣州民國日報》1926年4月27日，第13版。

[16] 沫若：《我來廣東的志望》，《中山大學學報》1984年第4期。

[17]《廣大文科學院風潮續志》，《廣州民國日報》1926年4月26日，第6版。

[18]《廣大文科風潮之面面觀》，《廣州民國日報》1926年4月28日，第6版。

[19] 郭沫若：《脫離蔣介石以后（四）》，《中央副刊》，1927年5月11日第48號。

[20] 鄒佳良：《郭沫若北伐時期給孫伏園的一封信》，《新文學史料》2018年第3期。

[21] 廬毅：《廣大文科罷教潮告一段落》，《申報》1926年5月6日，第7版。

[22]《廣東全省學生聯合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續）》，《廣州民國日報》1926年4月27日，第7版。

[23]《對于學生本身利益問題決議案》，《廣州民國日報》1926年4月21日，第6版；“¨”：原文不清。

[24]《學聯會歡迎各地代表情形》，《廣州民國日報》1926年4月15日，第5版；《廣州學聯會歡迎各地代表大會——各代表演說詞摘錄》，《廣州民國日報》1926年4月16日，第3版。

[25]《廣大昨日歡迎全省學聯會代表》，《廣州民國日報》1926年4月20日，第7版。

[26]《廣大文科風潮之內幕》。

[27]《廣大文科學院風潮續志》。

[28] 毅廬：《廣大文科發生罷教潮》。

[29]維岳：《廣大學潮之擴大》，《時報》1925年5月4日，第1-2版。

[30]《廣大文科革新委員會宣言》，《廣州民國日報》1926年4月29日，第7版。

[31]《廣大文科罷課潮已解決》，《廣州民國日報》1926年4月30日，第7版。

[32] 毅廬：《廣大文科罷教潮告一段落》。

[33]《褚民誼上國民政府呈》，《廣州民國日報》1926年5月14日，第6-7版。

[34] 黃義祥編著：《中山大學史稿》，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66頁。

[35] 尚紅娟：《革命黨精英在“聯俄”“容共”后的蛻變：“西山會議派”之再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第137-149頁。

[36]《廣州學聯會歡迎各地代表大會——各代表演說詞摘錄》。

[37]《團廣東區委廣東省學聯會第一次代表大會經過》， 廣東學生運動史料選編：《廣東學生運動史料選編（1923-1927）》（無出版社與出版時間，下同），第106-109頁。

[38]《團廣東區委粵區學運報告》，廣東學生運動史料選編：《廣東學生運動史料選編（1923-1927）》，第101-105頁。

[39] 秦川：《文化巨人郭沫若》，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16年，第187頁。

[40] 《本月刊倡設之用意》，《新教育》，1919年2月第1卷第1期。

[41] 劉玉芬：《近代國人出國教育考察與中國教育改革》，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79頁。

[42] 孫中山：《給廖仲愷的訓令》（1924年2月9日）、《給鄒魯的訓令》（1924年2月9日），《孫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452頁。

[43] 黃義祥編著：《中山大學史稿》，第18-39頁。

[44] 黃福慶：《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研究——國立中山大學（1924-1937）》，臺北：中央歷史研究院，1988年，第153頁。

[45] 維岳：《廣大學潮之擴大》。

[46]《團廣東區委三個月來粵區學運概況報告》，廣東學生運動史料選編：《廣東學生運動史料選編（1923-1927）》，第113頁。

[47]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1919-1929）》，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第295頁。

[48]《廣大黨員大會詳情（二）》，《廣州民國日報》1926年4月26日，第11版。

[49]《廣東大學青年運動及校務革新運動情況報告》，廣東學生運動史料選編：《廣東學生運動史料選編（1923-1927）》，第248頁。

[50] 孚木：《調查廣東大學之重大意義》，《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10月16日，第2版。

[51]《黨籍校長會開全體大會》，《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10月31日，第11版。

[52] 天聽：《我所要說的幾句良心話》，《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10月31日，第4版。

[53] 何冀：《革命與學問——并正告廣大學生此后求學的態度》，《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11月30日，第6版。

[54] 鄒魯：《告孚木》，《國立廣東大學周刊》，1925年11月30日第33期。

[55] 鄒魯：《鄒魯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10年，第106頁。

[56] 鄒魯：《鄒魯回憶錄》，第112-117頁。

[57]《廣東大學鄒魯反動函錄》，孫道昌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23-1926）》，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1982年，第151頁。

[58] 鄒魯：《告孚木》。

[59]《廣大離校教授來滬后之宣言》，上海《民國日報》1925年12月11日，第1版。

[60] 梁明致：《廣東大學與人才供求問題》，《現代評論》，1926年5月8日第3卷第74期。

[61]《免鄒魯校長職——宣布鄒魯陰謀及罪狀》，《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12月2日，第3版。

[62] 孫中山：《在廣州對國民黨員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568頁。

[63] 《廣大專修學院改為試辦之不確》，《廣州民國日報》1926年2月25日，第5版。

[64] 譚小蓮，林水先等編：《廣東大學青年運動及校務革新運動情況報告》，《廣東青年運動歷史資料（3）》，第480頁。

[65]《廣大黨部革新校務進行——發出征集關于校務革新意見》，《廣州民國日報》1926年6月16日，第11版。

[66] 成仿吾：《編輯余話》，《創造月刊》，1926年6月1日第1卷第4期。

[67] 蔡震：《在與國共兩黨的關系中看郭沫若的1926-1927——兼論與此相關的史料之解讀及補充》。

[68] 郭沫若：《脫離蔣介石以后（七）》，《中央副刊》，1927年5月23日第60號。

[69]《廣大專修學院黨部成立》，《廣州民國日報》1926年5月25日，第11版。

[70]《廣大文科風潮之面面觀》。

[71] 蔡震：《在與國共兩黨的關系中看郭沫若的1926-1927——兼論與此相關的史料之解讀及補充》。

[72] 魯迅：《兩地書·八六》，《魯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233頁。

[73] 成仿吾：《編輯余話》。

[74]《文科同學歡迎郭學長大會紀盛》。

[75] [美]大衛·科澤：《儀式、政治與權力》，王海洲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頁。

[76] 《文科同學歡迎郭學長大會紀盛》。

[77] 鄒佳良，張武軍：《郭沫若的南下與新國家想象》，《文藝理論與批評》2022年第5期。

[78] 郭沫若：《革命與文學》，《創造月刊》，1926年第1卷第3期。

[79]《廣州學聯會歡迎各地代表大會——各代表演說詞摘錄》。

[80] 沫若：《新發現的郭沫若佚文——由經濟斗爭到政治斗爭》，《學術研究》1982年第2期。

[81] 沫若：《我來廣東的志望》。

[82] 郭沫若講，甘家聲記：《郭沫若先生五四紀念日在本校演講辭》，《國立廣東大學演講錄》，廣大大學秘書處出版部印行，1926年，第24-27頁。

[83] 《總司令部政治部戰時工作會議之第二日》，《廣州民國日報》1926年6月25日，第6版；郭沫若進入政治部的人事關聯，可參見蔡震：《在與國共兩黨的關系中看郭沫若的1926-1927——兼論與此相關的史料之解讀及補充》。

[84] 郭沫若：《革命勢力之普及與集中》，《鵑血》，1926年8月1日第4期。

[85] 蔡震：《北伐，開啟郭沫若亦文亦政的人生模式》，《郭沫若學刊》2017年第2期。

[86] 《革命的歡迎歡送大會》，《鵑血》，1926年8月1日第4期。

[87] 《革命閑話》，《廣東青年運動歷史資料（3）》，第586頁。

[88] 《廣大文科風潮之內幕》，《廣州民國日報》1926年4月24日，第6版。

[89] 郭沫若：《北伐途次》（10-11續），《宇宙風》，1926年12月1、16日第30、31期。

[9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1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