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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古籍出版社新出“蠹魚文叢”六本書，孫郁的《苦路人影》拿到較遲，而翻翻序言和其中文章，便發現在對“文人”話題的熱衷方面，此書正與我已讀完的另一本孫著《文人的左與右》很是一致，處處有對舊文人與新文人的對照性思索。恰好這也是我近來感興趣的話題，故而閱讀中每每有一種會心之感。

舉例而言，《苦路人影·自序》一開始，便提到五四以后文人與古代文人在文字、文章方面的差異以及造成此種差異的原因：“五四之后的文章，學習西洋隨筆者漸多，宋元以來的文脈斷了，唯有京派文人還留有些許殘跡，可惜已不能造成大勢。因為大眾的口味和作者的口味均已變化。是時風對于文人的影響大呢，還是文人對時風的影響大，一看就清楚了。”

又如《尺牘之音》，由“苦雨齋派文人”的書信集娓娓談來，最后說到一個不得不令人深思的“悖論”：“走上十字街頭的實踐者，多傷痕累累，內心溫潤的存在日稀；而那些沉浸在審美靜觀里的人卻有了深厚的生命之力，至今仍可滋潤人心。”作者的感慨是：“文化的演進與政治的演進，是不可以同樣的邏輯視之的。俞平伯那代人提供的資源，今人可深思者，非一兩句話可以說清。”

在《走向大眾的知識人》里，作者對五四以后“新的文化人”有個不甚嚴格的分類：胡適、魯迅、周作人、鄒韜奮各自代表一條路徑……

自然，這些關于文人的思索，往往由對關注對象以及研究對象在為人、處世和寫作等方面的考察生發出來，多少有些隨意和浮泛，但也自有意味，給我不少啟發。如果再聯系《文人的左與右》以及另外一些同類文字，看起來似乎就更有些意味了。

較之《苦路人影》，《文人的左與右》問世在七年前，從圖書館借出的這本書，照藏書界的收藏標準，或許只能勉強算八品了。封面已見污損，書中也有不少讀者用鉛筆畫的標記線。可是從閱讀量來看，這顯然又是一本借閱次數較多的書，見出其受讀者歡迎的程度。

仍以“文人”作觀察視角，則《文人的左與右》對文人的考察、思索已是相當廣泛和密集。看得出，作者對文人這一稱謂的使用，并非止于一般習慣性常規性層面，而是的確有較明確的理性觀察的意圖，只不過此種觀察借了隨筆的形態，點到即止，不做純理論的考辨罷了。

但即使是點到為止，由于作者拓出的考察背景之廣闊，也就往往鋪得開、看得準、點得深，令人信服。這方面，我以為《蕭乾的左與右》就頗有代表性。它上來就對過去那種左右分明劃分文化思潮和人物成分的方式表示質疑，提出了“雜色”的概念，接著便提及民國文人“選擇的自主性”之特點，再由此一層一層分析蕭乾“難以分類”的特點，讀來很是受用。

作者注意到了蕭乾“在各種文人的圈子里混過”，而又因為個性的坦誠和記者生涯的訓練，就沒有沾染“京派文人的高雅勁”，“他有立場，又寬懷大量，沒有瑣碎、無聊的那些毛病。他從不回避自己的問題，心是洞開的。這一點和巴金、冰心很像。中國的讀書人最少的是這樣的寬厚精神，蕭乾大概是難得的一位”。

故而，孫郁將蕭乾視為“介于京派趣味和左翼良知之間的”文人，“他理解京派的立場，知道自由書寫的價值。但又深知左翼的正當性”。而到了“八十年代，在談及藝術的基本問題時，他不像一些作家如丁玲那樣在革命話語里陷得很深，反倒有沈從文、汪曾祺那樣的溫潤了”。

在“左”與右之間，似乎真有一個被否定過千百次的開闊的中間地帶，這真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歷史現象。

說到“雜學”，孫郁另有一篇寫汪曾祺的文章，標題就叫《汪曾祺的雜學》，試圖解索汪氏文章“好的原因”，說來說去，水落石出的就是這所謂的“雜學”。試看這些溫和的表述和輕輕的判斷：“他同代的人寫文章，都太端著架子，小說像小說，散文像散文，好像被職業化了。汪曾祺沒有這些。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個雜家，精于文字之趣，熟于雜學之道……”“他的閱讀量不算太大，和黃裳那樣的人比，好像簡單得很。可是他讀得精，也用心，民謠、俗語、筆記閑趣，都暗含在文字里，真是好玩極了。”“中國有些作家沒有雜學，文字就過于簡單。……汪曾祺是沒有作家腔調的人，他比較自覺地從紛紜錯雜的文本里找東西，互印在文字里，真的開筆不俗。”“從他的審美習慣看，應當是屬于陳師曾那類的文人情調，和豐子愷的禪風略有差異。汪氏的入世與出世，都和佛家的境界不同，也就談不上神秘的調子。他的文風是明儒氣的，雜學自然也和那些舊文人相似。”既注意到了汪氏知識結構以及此種結構的成因，作者想要表達的東西也就差不多呼之欲出了，因為通過考察，他和被考察者一樣看到了那知識結構的淵源——“文化的原態”。為此，也就不憚于再來一次輕輕的、也是重重的判斷:“汪曾祺復活了一種文體。”

其實圍繞這些考察，作者也還時時流露一些有意思的想法，比如：“風俗美是對士大夫文化無趣的歷史的嘲弄。我們中國的舊文化最要命的東西是皇權的意識與儒家的說教，把本來豐富的人生弄得沒有意思了。行文張揚，大話與空話過多，似乎要布道或顯示什么。”而汪曾祺明白，“士大夫文化沒有生命力的原因，是與人間煙火過遠的緣故”。對此，我有一種深切的同感，當代文學之一大病癥，似乎恰恰也是高蹈得過了頭，結果就是讓人親近不起來。對此，木心先生似乎也曾給出過批評。民間以其最接地氣，倒反而不去弄這些玄虛的東西，故而早就有“城中桃李愁風雨，春在溪頭薺菜花”之說。而我，也是素來喜歡薺菜花者流的。

寫文人，話文人，自然是既有所尊崇，亦有所反思，目的之一，是想知道所謂“理想的文人”該是何等樣的文人。我覺得孫郁寫汪曾祺、張中行、曹聚仁乃至當代的董橋，也都有這樣的一點動機在里面。

他贊賞曹聚仁“知人論世的敏銳”，以為此種敏銳“和迂腐的書生比，是多了精神上的力度的”。他拿來做例證的，是曹氏一段議論文人的話：“一成為文人，便不足觀，也可以說，他們的光明面太閃眼了，他們的黑暗面更是陰森；所以詩人往往在歷史上，幾乎等于神仙，要是住在我們樓上，便是一個瘋人。誰若把文人當作完人看待，那只能怪我們天真了。……我們說文壇掌故，雖有人如其文的說法，卻也有人不如其文的事實；文人中雖有朱自清、葉紹鈞這樣恂恂儒者，但狡猾陰險的也并不少。文人氣量之狹小，那是‘自古而然’的。”

那么，在孫郁眼里，哪些文人的哪些品質是今之文人應該具備的呢？

《未始有物》記張中行“沉迷于古代，回到過去”。原因只在于他對當代所謂“文化之爭”，有他自己獨到的理解。對此，孫郁如此表述：“在思想的深處，他認為無論周揚也好，胡風也罷，那種理念是大同小異的，不能解決靈魂的問題。”如此做法，只是南轅北轍，“離人性的存在反而越來越遠了”。

張中行欣賞儒家對待人生的態度，而對儒家的基本立場則表示懷疑。“可以說，儒家的精神，對他的意義不是天下、君臣層面的，是個體修身與審美的參照。儒家所講的仁、智、勇，他都贊佩。不過度地偏激和沖動，靠理性支持自己，殊為重要。自己所欣賞的靜謐的生活，就有古人的遺風。”

這樣，張中行“把西洋的個人主義內涵與儒家的某些愛意融化在一起，遠不失舊的血脈，近弗疏離個性傳統，保持了東方式的智與勇”。這種智與勇，也還與他對莊子的閱讀有關，最后就是在這樣的綜合中完成了他自己。

健朗文人之另一個范例，或許該是曹聚仁吧?孫郁寫曹氏，尊崇的話語著實不少，譬如文章一開頭就是：“現代報人中，文章最有學問家氣質的，是曹聚仁先生。”隨后又說：“在文字上，除周氏兄弟外，他大概是最有味道的。”在孫郁看來，曹氏也屬于“雜家”，能把學識和美的感受融到一起，而學理上的激進一面又不妨礙他對諸種文化思潮秉持自由的態度，某些方面類似胡適和周作人，“不以個人的喜好而臧否他人，注重學理，心胸開闊，能跳出文化旋渦，遠距離地打量人生……”

孫郁概括曹氏，一是“史家境界”，二是“自由精神”，頗為精當，而“中國文人，最缺少的，乃朗然的精神，曹聚仁給后人，做了這種示范”。

“曹聚仁以后，要談香港的文人隨筆，董橋是個不可忽略的存在。”這是《遠看董橋》一文中的話，寫于1998年，那正是董橋散文在內陸掀起一股小旋風之時。

那時我也在看董橋《這一代的事》，特別喜歡《星期天不按鈕》《中年是下午茶》諸篇，那種輕松有趣的智慧很對我的胃口，所以當時還買了本浙江文藝版的《董橋散文》送給一位喜愛寫作的老同學，但似乎沒有得到期待中的回響。似乎說明對董橋散文，也的確存在不同的感應。

孫郁則認為“讀董橋并不是件費勁的事情”，原因在于“他把學問淺顯化、藝術化了”。而其對學術的觀點“絕不武斷，又無高傲的真言”，“對一些‘主義’和學派的理解，是很溫和而又一語中的”。

他看到了董橋世界里最核心的東西“書趣”，看到了董橋“書話”與唐弢、阿英、孫犁甚至周作人之間的關聯，更看到了董橋書話中的洋味兒，最后就是一種特別的啟示：“中國的讀書人，倘只會玩古董，而鮮知域外書林中事，總不能算及格的。看了董橋的書，便愈覺得文人知識結構更新的重要。”

我以為這是一個重要的提醒，尤其對于固守中國傳統文化一隅而不知有世界更無論宇宙的自我滿足論者，此種提醒的意義就更大。大陸當代散文，自然也包括讀書隨筆或書話，之所以陳陳相因，學二周而不像周，學孫犁汪曾祺而不能近孫犁汪曾祺，說近一點是沒有舊學的根柢，說遠一點就是缺少西學，特別是當代西學的浸淫。這方面，除了香港的董橋，臺灣余光中的散文也該具有同樣的啟示。

在孫郁對文人的描摹中，蕭乾、孫犁、汪曾祺、張中行、曹聚仁、董橋，都從不同側面體現出作者所企望的某種理想文人質素，這自是無須諱言。與此相關，讀《文人的左與右》留下深刻印象的，還包括作者坦誠的自我面對，或曰自我審視與反思。這個文人的真正好傳統，西方有盧梭為前驅，中國有魯迅開鴻蒙，可惜中經激進思潮與商品經濟之歪曲，此種自省傳統屢次走樣，最后竟至演變成了政治高壓下的被動“改造”和經濟大潮中的主動“墮落”，著實悲催。試看如今林林總總之“后現代”文人，主動也罷，被動也罷，看上去一個個都忙得腳不沾地，哪里還有閑工夫自省？

讀孫郁《別一類的夢》《吞吞吐吐》，感覺就很不同，原因大概就是其中大段的自我省察令人有些坐不住。第一篇有對中國讀書人不務實際而總是喜歡凌空蹈虛毛病的批評，不過此種批評首先從自我開始，先是回顧自己以文學史作為“遠離現存世界”的選擇，繼而由“馬馬虎虎、不求甚解、邏輯混亂、似是而非”之國民性反思“自己也深深地染有此病”。他說：“翻看昨天寫下的文字，空洞的和縹緲的內容，多于實在的東西，那根柢，還是未能過‘常識’這一關的。”《吞吞吐吐》是對一種不夠健朗之寫作態度的反省，然而也是從對自我的審視開始：“我至今不太敢像小說家或散文家那樣從容地寫作，因為知道心里有鬼，談吐之中，多違心的言辭。既不血性，又無狂態。偶看到幾位真人的寫作，讀那文章疏散出的豪放之氣，便暗暗地企羨。像尼采那樣自由地書寫，在我而言，永遠都是一個夢想。所以，細想一下自己，多少年來，像患了腿疾的病人，還沒學會自由地走路。那些工作之余偶寫的文字，不過蹣跚于小路上的足跡，和真的人生，是有些隔膜的。”

“中國早應該存有更朗健的文人，創造出別一類的別一聲音。”這或許就是作者要表達的核心吁求，可是，欲達致此一目的，需先正視自己存在的問題。不從自己開刀，只去要求他人，哪有這樣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