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蒙古文《家》書影

大約在四五年前，“孔網”上了一冊外文書，黑漆布書脊，粉紅的封面上，一只鮮紅的燈籠斜飄在中央，店主注明系俄文書，其作者為巴金，但未提及書名。“巴金”的俄文拼寫我是清楚的，與網上這本書的作者名拼寫天差地遠。考慮到此書“身份”不明，我選擇了放棄。2022年春節期間，我的眼前又飄蕩起這冊外文書封面上那只鮮紅的燈籠，乃再次上網搜索，發現此書仍在，無人問津。我心想憑其封面設計，無論如何也應該是一冊中國題材圖書，而且售價也就幾十元，還是拿下吧。

書為32開精裝本，共380頁，其中正文376頁。翻過扉頁，便是兩頁序言，其落款讓人眼前一亮，乃中文手寫的“巴金”，正是這位作家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清逸瀟灑的簽名筆跡。我心中竊喜，結合封面設計分析，這書倘若不是《激流三部曲》中的一種，多半便是《憩園》。細覽其內頁文字，有少數字母在俄文里根本不存在，當我將全書翻到內頁的最后一張時，又意外地發現上面有原藏家手書的幾行漢字：

蒙文譯本

蒙古國家出版社1960年出版

印八千冊

我的英文還算湊合，日文和韓文也略知皮毛，但對蒙古文是十足的“門外漢”。借助網絡上的互譯器，我將該書版權頁掃描后進行翻譯，很快確信該譯本系由設在烏蘭巴托的蒙古國家出版社1960年12月18日付梓；書名亦水落石出，正是讓我心儀已久的《家》。

接下來，我的注意力都傾注到書中序言上。《家》是一部具有國際性影響力的名著，我所知所見的譯本就有50余種。文學作品版本多，序跋相應地亦不會少。巴金為《家》寫過多少篇序跋？這個數據可以從人民文學出版社自1986年至1994年陸續付梓的《巴金全集》中找到答案。在全集第1卷中，收錄有《呈獻給一個人（初版代序）》《初版后記》《五版題記》《關于〈家〉（十版代序）》《新版后記》《重印后記》《法文譯本序》《羅馬尼亞文譯本序》《意大利文譯本序》《為香港新版寫的序》等《家》的10篇序跋；他為世界語版《家》撰寫的序言，則作為《隨想錄》之九十四《一篇序文》第一節，收入全集第16卷；全集第20卷中收錄的《談〈家〉》一文，系他1956年10月為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譯本《家》寫下的后記，但該書問世時并未采用，于是他在經過改寫后以《和讀者談談〈家〉》為題，發表于1957年7月《收獲》創刊號，后又更名為《談〈家〉》，收入《談自己的創作》一書。在他1989年11月13日寫給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王仰晨的信件（收入全集第22卷）內，提及“還有幾種《家》的《序》也未留底（如烏茲別克文、蒙古文、越南文）”；不僅如此，全集第25卷即日記卷內，還記載他在1964年2月曾為印尼文譯本《家》提供序言，但同樣不見底稿。梳理下來，巴金共為這部代表作至少創作過16篇序跋。但中國讀者能夠閱覽的，僅有12種，尚有烏茲別克文、蒙古文、越南文和印尼文譯本序言無緣得見。換言之，我手中的這種譯本序言，巴金未留底稿，時隔60余載，因為一次意外的邂逅，終于可以撥云見日，我未免有幾分心旌搖蕩。

蒙古文《家》譯本序

借助互譯器，我花費一天時間用于掃描、校對和翻譯，幾經推敲潤色，才在深夜拿出這份序言譯文的初稿。初次翻譯這個小語種，我缺乏自信，又拜托《新文學史料》編輯部把關（她們找到一位精通蒙古文的學者照日格圖先生進行校譯，增刪訂正）終于完成下面這篇譯稿。

作者自序

東格爾·里其勒、班迪夫兩位同志希望我能給他們合譯的長篇小說《家》寫個序。感謝我的兩位朋友，讓我有機會對蒙古讀者說幾句話。雖然我從未訪問過蒙古人民共和國，但我在烏蘭巴托機場降落過幾次。去年十月，我從蘇聯回國時途徑烏蘭巴托機場，蒙古作家協會的負責人同志還接待過我。我認識的蒙古朋友不多，但我對積極建設社會主義的兄弟國家蒙古和智慧勇敢的蒙古人民有著深厚的感情。

今天的蒙古讀者可能對40年前中國社會的內部狀況不太了解。但我想說的是，我的作品里，寫了當時的真實情況。我在這個“家”里生活了19年，我很了解這里面的生活。我不僅對這樣的生活了如指掌，也對它充滿愛和憎恨。我親身體驗過這個家里的喜怒哀樂。

我曾說過，如果我沒有對當時腐朽的舊體制恨之入骨，如果我沒有受到舊社會摧殘，如果我沒有那么深愛我的兄弟姐妹，如果我沒有那么渴望控訴過去的種種不公，我大概不會寫這部作品。我小說中的那些人，都是我朝夕相見、愛過恨過的人，我所憎恨的那些人，現在都去世了。我所感激和愛戴的人，有的為中國革命流盡了最后一滴血，有的正在為建設新中國而兢兢業業地工作。然而，在《家》的故事發生的年代（1920—1921），他們中的一些人別無選擇，只能生活在專制政權下的封建家庭里。高老太爺是以我的祖父為原型，他是個地主和卸職官僚，掌管家庭的經濟大權。當時的成都（四川省會），有很多像高老太爺這樣的一家之主。他的錢財讓孩子們四分五裂，他的專制把他的兒女逼上了革命斗爭的道路。埋葬大家庭的墳墓，是他親手挖的。在這樣一個封建大家庭里，年輕人吃盡了苦頭，他們無論是公子哥闊小姐還是傭人和婢女，都淪為他人的玩物。只有勇敢而叛逆的人，才能突破黑暗的園囿，尋找到一個新的天地。在開辟新道路之前，無數年輕人走上革命斗爭的道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年之際，封建制度已基本消失，封建大家庭也已經成為往事。如今我重讀27歲寫下的作品，依舊激情澎湃。我喜歡我的這部作品，這部作品自始至終都充滿了年輕人的激情和希望。它告訴我：“青春是最美的東西。”

我一直認為，青春是最美的東西，它是始終激勵我的源泉。

我相信，蒙古讀者會理解我的所思所言。

巴金 1959年12月21日上海

20世紀50年代，巴金多次乘飛機出訪蘇聯和東歐，往返往往需要在蒙古國烏蘭巴托機場轉機或經停，如在1958年10月25日的巴金日記，便記載著他參加亞非作家塔什干會議之后，在乘機回國途中，“九點半前后到烏蘭巴托，蒙古作協秘書長來歡迎并接待，十點起飛”，這篇序里就寫到此人此事。

在本文開篇提及的巴金致王仰晨的信中，有一句“其實這些序文并無新意”，那么，是否確實如此的呢？答案也許應該是，因為反封建的主題在《家》的幾乎所有序跋內都一以貫之；就文字而言，這篇《蒙古文譯本序》與其他序跋以及其他談論《家》的回憶文章亦存在些許雷同。

通讀《巴金全集》所收錄的12篇序跋，在1937年2月創作的《關于〈家〉（十版代序）》、1953年3月寫下的《新版后記》和1957年7月發表的《談〈家〉》等文章中，我找到少量文句與蒙古文譯本序類似。如《新版后記》中也有“書中那些人物卻都是我所愛過的和我所恨過的”一句。又如在《關于〈家〉（十版代序）》中：“青春畢竟是美麗的東西。/不錯，我會牢牢記住：青春是美麗的東西。那么就讓它作為我的鼓舞的泉源罷。”另外，在《談〈家〉》一文中：“今天上一輩的已經死了，下一輩的連維持自己的生活的能力也沒有，年輕一代中有的為中國革命流盡自己的鮮血，有的作了建設新中國的工作者。”

然而，蒙古文譯本序對于《家》的研究仍然具有參考價值。如這句“如果我沒有對當時腐朽的舊體制恨之入骨，如果我沒有受到舊社會摧殘，如果我沒有那么深愛我的兄弟姐妹，如果我沒有那么渴望控訴過去的種種不公，我大概不會寫這部作品”，首次集中披露了自己創作《家》的諸多動機。另外，這篇序言不過八百余字，卻用近百字談及高老太爺，高老太爺成為序言內唯一專門加以介紹的人物，這也是巴金在序跋中唯一一次把高老太爺當作核心人物隆重推薦給讀者。

這篇序文，巴金未留底稿，說明他不曾有在國內發表的打算，然而手頭稿約不斷的他并未因此去“復制粘貼”一份舊序稍加改動敷衍其事，而是盡可能不重復自己，以嚴肅認真的態度寫出一篇新序，奉獻給蒙古讀者。巴金為《家》寫下一篇又一篇序跋，樂此不疲，個中原委他在《談〈家〉》中做過解釋：“有許多小說家喜歡把自己要對讀者講的話完全放在作品里面，但也有一些人愿意在作品以外發表意見。我大概屬于后者。在我的每一部長篇小說或者短篇小說集中都有我自己寫的《序》或者《跋》。有些偏愛我的讀者并不討厭我的嘮叨。有些關心小說中人物的命運的人甚至好心地寫信來探詢他們的下落。”

銳意窮搜了一二十年，我的書櫥中《家》的各種譯本已不下四五十種，但烏茲別克文、越南文、印尼文譯本仍暫付闕如。期待不久的將來，幸運女神再度眷顧我，圓我的收藏夢，也能夠讓《家》的16種序跋實現大團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