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說起序言，一點也不稀奇。我們讀過的書籍，幾乎本本有序，且置于書前，翻開即是。序言篇幅，一般不長，長了影響人們閱讀正文的急切，易被讀者嫌棄。可萬事有例外。有作序言者如梁啟超，寫作時激情洶涌，下筆不能休，把序言寫得與正文字數相當，不好擱在他人書前，只能獨立成冊，另作短序完成任務；自己獨立成冊的“序言”，又反轉來請著書者作序，自己再為這篇“序言”自序，并再一再二……著實堪稱序言史（假若有“史”的話）上一道奇觀。今年是梁啟超誕辰150周年，想起這段文壇趣事，故忍不住想要寫作記述一番。

一

1920年，擔任過保定軍校校長等職，我國有名的軍事家蔣百里（名方震），在與梁啟超等游歷歐洲后，深感文藝復興對歐洲文化藝術以及社會的巨大影響，回國后，他撰述出一部《歐洲文藝復興史》，希望能對中國的文化發展有所貢獻。在游歐途中，蔣百里常常對人說：我這次游歷，就是為著求取光明（“吾此行將求曙光”）。同行者多次打趣他：光明求得沒有？一直到將回國之際，蔣百里才正色回答：尋得了。人們問尋到什么？蔣百里不答。回國不久，蔣百里就拿出了這部著述。

書交梁啟超讀后，他評述說：“及讀此書，見其論歐洲文藝復興所得之結果二：‘一曰人之發現，二曰世界之發現。’意者（蔣）百里之得‘曙光’，其亦新有所發現于此二者耶？”蔣百里認為歐洲文藝復興的結果，一是人的覺醒，再是開闊了對世界、社會、文化藝術、自然萬物的認知眼界。梁啟超認為，這大約即是蔣百里尋到的，對我國有益的文化“曙光”。

《歐洲文藝復興史》完成后，因為一同游歷，道途中相互討論啟發。蔣百里希望有相同認知的梁啟超來為此書寫一篇序言。梁啟超讀過此書后，也大感興趣，他對蔣百里說：所謂文藝復興，是由復古而達到文藝解放，如果這樣判斷無誤的話，我國清代的學術情形，也十分類似。那么我來分析一下我國清代的學術情況（近似我國文藝復興），且比較一下此過程中不如他人的緣由，（作為序言）可以嗎？蔣百里立即回應：好！

清代學術，是梁啟超精神濡染、思想接續，并親身參與創造的內容。這階段的學術情形，他了然于胸，且由于游歷歐洲時見到的社會及文化藝術現實，兩方沖撞，便有了“下筆不能自休”的創作波潮。一連十五天下來，五六萬字的序言大功告成。當時人們寫作，不尚擴張注水，蔣百里一部《歐洲文藝復興史》，亦不過五六萬字。正文、序言間，篇幅居然差不多。這要如何為“序”？

二

梁啟超自己也覺著序文和正文篇幅相等：“天下古今，固無此等序文。”于是“只得對于蔣（百里）書宣告獨立矣”。序文獨立出來，成為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名篇《清代學術概論》，其中許多觀念認知，至今為學人重視征引。譬如其中判斷：“‘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簡單言之：則對于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而以‘復古’為其職志者也。其動機及其內容，皆與歐洲之‘文藝復興’絕相類。而歐洲當‘文藝復興期’經過以后所發生之新影響，則我國今日正見端焉。”此文對清代學術梳理，要言不煩，給人敘述精到和線索清晰的印象。

此書的“個性”也很是突出。譬如言及讀者喜歡的“梁啟超文筆”，也頗為自信不避：“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煉，至是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于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當然，剖析自己也不客氣：“其（梁）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于胸中，隨感情而發，所執往往前后相矛盾。嘗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世多以此為詬病，而其言論之效力亦往往相消，蓋生性之弱點然矣。”個人對于時代的意義價值，梁啟超這般估價：“啟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壞力確不小，而建設則未有聞。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淺薄，啟超與有罪焉。”可“平心而論，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閉塞萎靡，非用此種鹵莽疏闊手段，不能烈山澤以辟新局。就此點論，梁啟超可謂新思想界之陳涉”。對自己如此清醒論斷，似乎前無古人。他的開路先鋒（陳涉）勇力，自信坦率的性格，給人留下一派明亮清爽的印象，傳達出進取時代的特別風采。

這部作品，寫作時間雖然不長，可由于作者學問廣大，內容了然于胸，加之科目條分縷析，文筆豐潤暢達，所以一經問世，便為學人認同，成為研究清代學術繞不過去的經典。直到今天，評述、征引該書的文字，絡繹不絕，印制版本之多，也是那一代學術著述少見的。再，按照“第二自序”的介紹，梁啟超早懷有寫作《中國學術史》的抱負，此篇完成，他準備把“清代以前學術一并論述。”他設想，全書分為五部。第一部：先秦學術；二部：兩漢六朝經學及魏晉玄學；三部：隋唐佛學；第四部：宋明理學；第五部即此篇。看來，此書完成，激發了梁啟超的創造熱情。

三

這是文本之內的情形。文本之外，序言委托，友情交往，形成故事，則讓人見出當時學人的可喜作為。盡管自己的序文太長，篇幅與原文幾乎相等，只能獨立成冊，“然對于（蔣）百里之諾責，不可不踐也，故更為今序”。這一次，梁啟超盡量收束，用千余字，較為輕松地完成一篇“前言”。對于蔣百里認為歐洲文藝復興結果為“人的發現”和“世界的發現”，梁啟超似乎還不確定：“夫‘世界’則自有世界以來而即存在者也。‘人’則自有人以來而即存在者也。而人乃以為歐人于文藝復興后始發現之。則前乎此未嘗發現也，而他族之未經‘文藝復興’之磨煉解放者，皆其未嘗發現者也。吾民族其已有此發現耶？否耶？吾甚難言之。”“文藝復興”其實是對“人”及“世界”的重新發現和定義。僅僅從名稱上，對此難于充分解讀。盡管如此，這種努力是值得稱許的。“吾儕處漫漫長夜中垂二千年，今之人皇皇然追求曙光饑渴等于百里者，不知凡幾也。不求而得，未之前聞；求而不得，亦未之前聞。”我們所處的地域，若漫漫兩千年的長夜，現在內心惶然而極度渴望追求理想光芒的如蔣百里這樣的人，不知道有多少。

“歐洲之文藝復興，則追求之念最熱烈之時代也。追求相續，如波斯蕩，光華爛縵，迄今日而未有止。吾國人誠欲求之，則彼之前躅，在在可師已。然則此書者，吾不敢徑指為百里所得之曙光，然吾有以窺其求曙光所由之路也。”歐洲的文藝復興，是一個信念追求最為強烈的時代。這種追求精神，如同波濤推蕩，光華爛漫，至今不止。我國有心者，也欲追求向往，歐洲的文藝復興，正是我們可以借鑒學習的老師。蔣百里這部著作，梁啟超雖然不敢充分認可他所謂的光明，可是由此可以探測到追求光明的精神路徑。當時學人士子為國復興所作的努力，由這段序文可以更為充分理解。

四

這番序文周折到此并未結束。梁啟超這部因為蔣百里著述序言而成的《清代學術概論》，反過來，又要求蔣百里為其作序：“方震編《歐洲文藝復興史》既竣，乃征序于新會。而新會之序，量與原書埒，則別為《清學概論》，而復征序于震。”“新會”是梁啟超的出生地，古時有以出生地代指名家之俗。“方震”“震”即蔣百里。蔣百里年輕梁啟超近十歲，受到過西方正規高等教育，在思維方面，較之出入文史的梁啟超，更為清明。他認為：“（蔣方）震惟由復古而得解放，由主觀之演繹進而為客觀之歸納，清學之精神，與歐洲文藝復興，實有同調者焉。”從某種程度而言，他同意梁啟超認為的清代學術精神，與歐洲文藝復興，有一致相同之處。但是，“物質之進步，遲遲至今日，雖當世士大夫大聲以倡科學，而迄今乃未有成者，何也？”雖有一致的探索精神，可應該帶來物質進步的結果，在當時的中國并未有大成就。為何？蔣百里進行了一番發問探討。他注意到，一、早年多門近代學科由部分西方傳教士帶入中國，可是只是在上層，尤其君主中傳播。上層人或君王有興趣，才能略有發展，他們不注重，一切就無從談起。二、科學致用，應該對民生有利。可這種科學精神，在我國“轉入于經典考據”，“而其余獨不發達”，令人感慨。三、清代著名學者戴震提出“理欲”學說，在蔣百里看去“震古爍今”，前所未有，認為是“真文藝復興時代個人享樂之精神也。”可大家皆漠視，不僅沒有“贊成者”，連“反對之聲”也不多……由此看，蔣百里對可以促進物質發達的“自然科學”，人的個性張揚方面，更為偏重。

蔣百里在寫序言之前，應該給梁啟超提出了這些看法。之后，梁啟超根據蔣及其他友人意見，在原稿基礎上，增加了三章。其中“前清學風與歐洲文藝復興的異點”，“清代自然科學為何不發達”，顯然是在回應蔣百里。其中討論盡管具備一定科學精神，可自然科學卻不發達緣由，梁啟超說出兩點認識。一、文化進步，總是后代繼承前人知識遺產，“繼長增高”。清代學者，以科學精神，將數千年文化遺產大加整理，“其貢獻于我文化者已不少，實不能更責以其他”。二、我國人有“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藝”即技術）的舊觀念，“對于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而自然科學研究，需要如學校、學會、甚至報刊公開援手，沒有相互宣揚支持，不容易“光大其業也”。這樣的見解，從現在的角度看，似不夠深入，可就在今天，自然科學研究的艱辛耗時，從事者的獻身精神，以及社會的認可程度等問題，似乎依然未能充分解答解決。

蔣百里一本不大的著述《歐洲文藝復興史》，引發了一連串的故事。對于自己的“概論”，梁啟超自己也頗為看重，僅“自序”就是兩篇……表面看，是文人之間的藝興發揮，可從各篇的內容看去，皆為文化傳統發揚光大的討論。對他國文藝復興的比較借鑒，希圖本國文化、經濟各方面發展的拳拳之忱，溢于言表，實在不能僅僅作為談資草草一笑，倒應該視為傳統文化因子，借助他國文藝復興經驗而呈現出的精神景觀。而前輩先賢那種勇于開放、借鑒，同時汲取傳統文化的自信風度，是促使筆者疫情期間搜集資料，竭忱寫作記述的動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