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許壽裳先生速寫 楊先讓

許壽裳先生是民國時期重要的教育家、學者，1948年2月18日在臺灣遭暗殺身亡，與聞一多先生、李公樸先生被害的時間僅相隔一年多。這件事在當時引發輿論嘩然，其余波卻因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被湮沒了。

那年，我剛滿十八歲，在國立中山中學讀高中二年級，處于初嘗世事的啟蒙階段。我只知許壽裳先生與魯迅先生在留日期間相識，二人既是好友，又為同鄉，對其突然遇害，心中一直存有困惑。然而歲月匆匆，一晃，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一些歷史就此遺忘，許壽裳其人其事，開始變得模糊不清。

退休后，我在美國待了十幾年，這期間不時向臺灣來的學者詢問有關許壽裳的信息，對方都表示不大了解。也難怪，許壽裳先生遇害的時候，大部分臺灣學者的父輩尚未抵達臺灣，事后也沒有相關信息披露出來，自然是無從知曉了。

直到2004年夏，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休斯敦結識了許壽裳先生的本家曾侄孫許建章，從他那里獲得兩本許壽裳先生的文集和零星資料。后來，我又與許壽裳先生的小女兒許世瑋建立書信往來，這才對許壽裳先生有更多地了解。2004年冬，我與許建章夫婦在休斯敦組織了一次小型紀念活動。

許壽裳先生在他六十六年的人生歲月中，主要是在文化教育領域辛勤耕耘，1907年由黃興先生介紹加入中國同盟會，一生與章太炎先生、蔡元培先生、魯迅先生保持著密切的聯系。人們說蔡元培先生與許壽裳先生是民國時期最理想的合作伙伴，二人一為教育總長，一為教育部僉事、科長、參事、司長；一為北京大學校長，一為北京女子高等師范校長；一為中央研究院院長，一為中央研究院文書處主任……這期間，許壽裳先生受蔡元培先生之托，起草《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和《新教育意見》；他還在傅增湘先生和蔡元培先生的領導下，參與我國文字拼音統一方案的制定、推行和普及工作；在教育部和江西省教育廳任職期間，他為推動普通教育、社會教育的發展做了很多基礎性的工作。蔡元培先生、魯迅先生和許壽裳先生真可謂“三位一體”的紹興同鄉、摯友。后來，許壽裳先生常對自己的子女說：“自己有嚴師章太炎、宋平子，有摯友蔡元培、魯迅，平生足矣。”他還說過：“魯迅知我之深、愛我之切，世無第二人。”

1936年與1940年，魯迅先生和蔡元培先生相繼病逝，許壽裳先生是整理他們學術研究成果的不二人選。雖然他有相關的寫作計劃，卻只完成了章太炎先生的評傳，蔡元培先生的傳記僅寫了一部分，關于魯迅先生留下了《亡友魯迅印象記》和《我所認識的魯迅》，實在是可惜。

至于許壽裳先生遭暗殺這件事，經過七十五年的歷史沉淀，已能厘清一些線索了。該事件的起因應是魯迅先生的病逝，此事對許壽裳先生的震動之大，是難以用文字形容的，畢竟他們的感情超過骨肉兄弟。許壽裳先生深知魯迅先生病逝是國家、民族的巨大損失，他理應擔負起弘揚魯迅精神的重任。他籌劃募捐，為“魯迅紀念文學獎金”的設立、《魯迅全集》的出版而奔波；他積極參與籌建“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并且不遺余力地著文、講演，為此被當局禁止在國立大學任職。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他輾轉多地，在西北聯大、華西協合大學短暫任教。無論處境如何，他都以平常心處之，在不斷加快寫作進度的同時多次參加蔡元培先生和魯迅先生的紀念活動。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了，許壽裳先生本想回上海與家人團聚，未料時任臺灣行政長官公署長官兼臺灣警備總司令陳儀邀請他到臺灣省立編譯館任負責人，為臺灣的文化教育拓荒，清除日據時期的流毒。陳儀認為他精通日語，是擔此重任的最佳人選。經過慎重思考，許壽裳先生于1946年6月抵達臺北，隨即草擬編譯館組織大綱，并加緊邀請學者、教授來臺共事。

許壽裳先生與同事克服重重困難，馬不停蹄地出版刊物，編寫教材和語言普及專著，參加各種文化講演和座談。與此同時，他持續發表研究魯迅的文章，要以魯迅精神來教育全臺灣的青年。

臺灣省立編譯館建館剛一年，陳儀就因“二·二八事件”被迫辭職，臺灣省政府首任省主席魏道明事先不打招呼，即宣布解散編譯館。1947年6月，許壽裳先生被勉強安排在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文字學”，任教期間，他仍在撰寫研究魯迅的文章，還為臺灣大學創作了校歌歌詞。沒想到僅過了八個月，他慘遭暗害，一位和藹寬厚、廉潔自守、德高望重的學者就這樣倒下了。他是為魯迅獻身的。

關于許壽裳先生的死因，一直眾說紛紜。有人認為這是魏道明在國民黨戰敗退守臺灣之際，為清除遺患、免去后顧之憂，一不做二不休，先解散臺灣省立編譯館，而后又對臺灣文化界的前輩許壽裳先生采取卑劣、殘忍的暗害手段。

因許壽裳先生遇害，受邀來臺共事的李何林先生、李霽野先生等學者、教授紛紛離開臺灣；留在臺灣的一部分人則選擇了沉默，如臺靜農先生在臺灣大學任教期間只專心教授古文，許壽裳先生的長子許世瑛先生、楊云萍先生等人也是如此。

其實，臺靜農先生是一位熱血文人，他在北平曾三次被捕：1928年4月，因與李霽野、韋素園同為“未名社”成員，他受牽連入獄，長達五十天；1932年12月，他因“共產黨嫌疑”入獄十多天，出獄后被迫離開輔仁大學；1934年7月，他又因“共產黨嫌疑”被押解到南京囚禁了半年之久，后由魯迅先生托蔡元培先生、許壽裳先生等人營救獲釋。

1938年，即魯迅逝世兩周年之時，臺靜農先生應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之邀，在“重慶魯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紀念大會”上作“魯迅先生的一生”的專題報告。最后，他滿懷熱情地高呼：“為了爭取最后的勝利，我們每個炎黃子孫都得學習先生的精神，就是‘拿赤血獻給中華民族’。”可在臺灣，因與魯迅關系親密，他被日夜監視，只得以詩、書、畫、酒度日。

許壽裳去世后，臺靜農先生寫了一篇追思文章，他在文中說道：“我現在所能記下的只是與先生的遇合，所不能記下的，卻是埋在我心里的悲痛與感激。先生之關心我愛護我，遠在十幾年以前，而我得在先生的左右才幾個月。這些天，我經過先生的寓所時，總以為先生并沒有死去，甚至同平常一樣的，從花墻望去，先生正靜穆地坐在房角的小書齋里。誰知這樣無從防御的建筑，正給殺人者以方便呢？雖然先生的長厚正直與博學，永遠活在善良的人們心中。”他“不能記下”、只能“埋在心里”的對許壽裳先生的感激，是多么的耐人尋味！

抹去歷史那厚重的塵埃，回首往事，讓我們以崇敬的心情，對中國近現代教育界的前輩許壽裳先生致以深深的敬意與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