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論述太炎先生的文章多不勝舉，但大多集中在他的早年與中年，對他晚年的論述少之又少，尤其這方面專著，幾乎沒有。太炎先生的《自定年譜》也只寫到55歲，即1922年，以后歲月缺乏權威的記載。但更重要的原因大概都與魯迅先生臨終前留下的兩篇文稿：《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對太炎先生做的蓋棺定論有關。人們不敢反對與懷疑魯迅的權威性與正確性。魯迅先生高度評價了太炎先生，稱他“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并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但對太炎先生晚年也有遺憾，“既離民眾，漸入頹唐”“自收鋒芒”“倉皇制作《同門錄》”，竟沒有將魯迅先生列入門下，給人一種“落伍”印象。但魯迅先生也說，“這也不過白圭之玷，并非晚節不終。”而1949年后又把他塑造成“半截子革命者”的代表，用來敲打勝利后居功自傲又意志衰退的革命干部，防止再出現李自成或章太炎。這種對勝利后防止革命家落伍的實際需要，對“半截子革命者”的宣傳從來沒有放松過，作為反面教材的太炎先生的形象愈加固化了。因此人們對太炎先生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前期，加上他后期資料貧乏，尤其1927年至1929年他又兩次遭到南京政府“通緝”，不得不四處藏匿，人們更無從了解他的行蹤。正如魯迅先生所稱——“用自己的手與別人的手”筑起的墻與時代隔絕了，被逼退入“寧靜的書齋”。人們也就缺乏對他晚年研究的興趣了，研究也相對單薄，造成了對他晚年的誤解。

一個老人往往會不及年輕時的奮勇與激進，這也是常態。太炎先生晚年肯定沒有早年般奮勇。但評論一個人應當看在他各個歷史時期，在主流問題面前的立場。太炎先生早年以反帝、反專制、反王權，沖鋒陷陣；中年反復辟、反割據，維護法統，毫不屈服；晚年面臨日寇侵華，他反日、反內戰，堅定不移，他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氣節是一貫的，總是站在歷史的最前沿。所以“文革”結束后，國家有關方面第一次以法定形式發文確定八十三名歷史人物為“中華英杰”，不允許隨便否定與歪曲。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只確定了太炎先生與中山先生二人為“中華英杰”，作了全面肯定。

太炎先生是魯迅先生最崇敬的人，魯迅先生身上留下了太炎先生許許多多的印記，無論思想、性格、文風、為人、喜好等，都受太炎先生的巨大影響。尤其在日本流亡時期，他讀太炎先生的《民報》，跟太炎先生學國文，參加太炎先生的“光復會”，用稿費將太炎先生從日本扣留所贖出，用稿費為太炎先生印著作……而這個時期正是魯迅思想形成的最重要時期，太炎先生當時系列文章令他神旺、令他模仿、令他追隨，他稱之為“戰斗文章”是太炎先生最大的功績。但太炎先生逝世后，當局雖下“國葬令”，但完全抹殺了太炎先生的革命貢獻，僅僅將他作為“一代宿儒”加以紀念，太炎先生及其弟子幫助他刊落早年的“戰斗文章”，這一切讓魯迅感到憤慨，他既要為先師“辯誣”，又要批評太炎先生不該太忠厚而“自藏鋒芒”，但他無意要刻畫太炎先生的保守落后，只是有點惋惜，魯迅的這兩篇文章主要表達了他有志繼續舉起太炎先生革命的旗幟，成為當代的太炎，將革命進行到底！

對于什么是晚年，大家認識標準是不一的，我是把太炎先生最后四年定格為晚年，即結束漂泊、定居蘇州、辦學辦刊、教書育人、堅定抗日的歲月，即相對安定得享天倫之樂的四年，他畢竟也是人，況且這也是他一生中精彩和成果迭出的歲月。我作為他的后裔，也年逾八旬，實在有責任來彌補這缺憾。過去數十年間，我在編《章太炎全集》過程中，研究和梳理了他的一生，出了多部這方面專著，等于完成了其中許多章節，奠定了我完成他的晚年一著的基礎，得以從容從他北上見張、吳中講學、遷居蘇州、講學辦刊、晚年生活、他與抗戰、晚年學術、身后哀榮、晚年評價等九個方面，加以詳盡闡述，以彌補“章學研究”的一個薄弱環節，也為人們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參數。

很多名人之后都不約而同以完成先人論述為志，我也樂此不疲，尤其在疫情中，迫使我將難熬的日子變成有意義的光陰，也兌現了我祖母的囑托要盡“后死之責”！當我寫完這篇“前言”，終于長長吐了一口氣，至于知我罪我，交給讀者吧！

最后我想給這部書取個書名，就用先祖父自己的書件——“子其艱貞”四個字。這是他晚年的書件，是我見過他撰寫的最大的書件，每字達一百三十多厘米，充分抒發了他內心某種情懷，勉勵自己要艱貞不屈，這是他一生的寫照。這四字取自《周易·明夷卦》，“明夷，利艱貞”。這幅巨作一直收藏在家中，去年我一起捐贈給先祖父故居——余杭倉前，共十大類五十一件文物，有未刊著述、書件、印章、文房、扇畫等等，都帶了他的余溫回歸故里，嘉獎家鄉的發展，鼓勵收藏與研究。一個沒有收藏與研究的全國文保單位是可憾的。我也生活在商品社會，不是不知一定要有點錢，但我又不想把這些珍貴的文物變現，而想用得到的獎勵去完成自己的一個心愿，即繁榮學術，弘揚“章學”！

寫于2023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