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近年來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手稿研究似亦如火如荼，但關于現代文學手稿研究的理論、方法與技術條件等重要問題，至今似未見有較為專門、深入且較具綜合性的討論。本文即以對魯迅、巴金、郁達夫手稿研究現況的考察為討論線索，對上述問題作一扼要論析，并指出：目前的現代文學手稿研究理論，似過于依賴“文本生成學”理論，有待開拓；其研究方法相對較為單一，或可引進歷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取向，及方興未艾的“數字人文”研究取向，以為補充；而在技術條件層面，手稿復制技術（如影印出版、照相、建置數據庫）和手稿文本復原技術（如排印整理的形式、符號，如何處理并盡可能呈現不同手稿的“文本性”與“物質性”等）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手稿研究的深化，亦須不斷改進、革新，因手稿文本的整理，不同于一般的文獻史料整理，不僅難度極高，需要豐富的手寫字跡辨識、鑒定經驗，也牽涉到文本復原問題（如在排印整理本中如何恢復一則日記、筆記手稿的“天頭”），需要探索新的作業規范和技術。最后，本文認為，數字時代（digital era）的到來，重新定義了手稿和手稿研究，因此提出有必要將“數字手稿”視為手稿研究對象這一觀點，并討論了數字時代手稿研究的六個發展面向。

一、手稿研究的理論、方法

盡管現代文學手稿研究（下簡作“手稿研究”）早在1949年前就已開始，但簡要回顧其學術脈絡可知，自覺的、作為問題的手稿研究之提出，乃在新世紀。正如筆者曾所論及，在1949年至今“現代文學文獻史料持續開掘、理論體系與研究方法不斷探索的背景之下，新世紀以來，新的領域、議題也被相繼開發出來。這些新的領域、議題，依主題、重心和處理方法的不同，可概括為三個方面”，其中之一即是有關手稿、簽名本、毛邊本等的研究，特別是手稿研究，[1]不僅有不少專題研究論文發表，且擁有理論、實踐層面的雙重考察，以手稿整理出版為主要目標的大型研究項目（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魯迅手稿全集》文獻整理與研究”）亦得以重新啟動，此外，連續數次在上海召開的手稿學研討會，在東北等地召開的手稿研究論壇、南北高校成立的手稿研究中心等，都說明了它在學術界受到的歡迎程度。

傳統的手稿研究，多與版本學、?？睂W相結合，以此作為研究方法。現代手稿研究則與文本生成學、敘述學關系極為密切，尤其法國學者皮埃爾—馬克·德比亞齊（Pierre Marc de BIASI）的“文本生成學”，成為這一領域重要的理論資源。但是，在此之外，研究現代文學手稿的學者，似乎較少吸收、參考中國古代手稿（包括寫本、抄本、稿本等等）和其他國家、地區手稿的研究傳統，正如有學者所談：“法國學者之現代手稿研究或文本生成學，究竟與?？敝畬W（按：指英美世界的Textual Criticism），中文傳統之版本學目錄之研究，前現代手稿之研究，是否有截然之分別，是歷史與理論待解問題”[2]，其實“文本生成學”只是歐美手稿研究之一脈，且是對現代作家（如福樓拜等）手稿的研究中建立起來的，與歐美古代手稿研究傳統頗多有異。最近也有學者從近現代手稿與政治遺產、書法藝術的糾葛，其所關涉的著作權與名譽權、學術價值，鑒定與研究等方面論及手稿研究視野、方法諸問題，[3]向學界再次提出須重視手稿研究這一觀點。然而，除此之外，在手稿研究理論、方法上，還有哪些可以汲取的學術遺產？竊以為，歷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似亦可為手稿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論資源或方法論層面的鏡鑒。

“史料批判”又稱“史料論式的研究”或“歷史書寫的研究”。[4]借用日本學者安部聰一郎的話來說，是“以特定的史書、文獻，特別是正史的整體為對象，探求其構造、性格、執筆意圖，并以此為起點試圖進行史料的再解釋和歷史圖像的再構筑，將此作為明確的目標進行研究。”[5]中國學者孫正軍則將其定義為“通過分析史料來源、書寫體例、成書背景、撰述意圖等，考察史料的形成過程，以此為基礎，探討影響和制約這一過程的歷史圖景，并揭示史料形成所具有的歷史意義。”[6]這一研究取向，在日本的以中國為中心的東洋史學領域（亦有專門的學術團體史料批判研究會，長期編輯出版?？妒妨吓醒芯俊罚⒅袊闹泄攀费芯款I域頗為發達，自有其來源。當然，另一方面，也正如不少學者所指出的，無論是日本的東洋史研究，還是中國的古史、近現代史研究領域中出現的“史料批判”取向，遠承現代史學的奠基人物、德國歷史學家蘭克等人的歷史主義、實證主義史學傳統，近接20世紀20年代由顧頡剛、錢玄同等學者發展出的“疑古”史學思潮，而蔚為大觀。

從表面上看，以“正史的整體”為批判對象、旨在研究歷史書寫和文本構造的“史料批判”，與手稿研究似乎并無關聯，但在事實上，兩者都面對共通的問題，首先是史料來源問題。在這方面，無論是“史料批判”研究中對史料來源問題的重視，還是傳統的文獻學對文獻來源、流傳情況的研究，至少向手稿研究者提出了三大問題：

其一，如從事手稿研究，研究資料從何處獲得？對于手稿研究而言，可以依賴的資料無外乎實物／原稿、照片、掃描件或影印件、數據庫或電子版，但從何處開掘我們的手稿研究資料？與搜集實物／原稿、照片、掃描件或影印件、數據庫或電子版等等來源相比，也許還應該注意到“常見書”（含近代報刊）這一手稿研究的重要來源，因其中仍有大量“集外文”和“集外手稿”，有待研究者開掘、利用。[7]

其二，如何確定一份手稿的真正的作者（及其寫作時間、地點）？事實上，在現代文學研究領域，除非是專門的研究者，一般不會對史料本身的真偽提出研究，而嚴重依賴手稿實物的手稿研究，從理論上來說，固然應該更重視對手稿實物本身的真偽提出討論，以之作為整個研究的前提和先行作業，但因為我們大多數時候無法利用原物、實物，故而對此問題實難進行深入探究。特別是一旦利用手稿的照片（常常出現在舊書刊售賣和拍賣網站）作為輯佚的來源、研究的資料時，這類問題變得極為緊迫、重要。誠然，沒有任何一位學者可以僅憑照片、圖片，就順利鑒定出任何手稿的真偽，鑒別手稿史料對于專門的手稿研究者也極有難度，但這一基礎的“史料批判”意識，似仍是手稿研究過程中我們應該具備的。

其三，作為書寫結果的手稿文本，其內容是否系此作者（手稿書寫者）所獨創？如果是，我們應該提出相應的論證和論據，如果不是，又來源于何處，經歷了怎樣的發展、變化過程？就此而言，一份純粹抄錄古人詩作的手稿，可能是很好的書法藝術作品，在書法史等領域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但對于我們據此研究文學史、文化史、社會史、作家私人生活史等，其用途可能就相當有限，反倒不如同一作者所寫的一張便條，或一張領款單（這是否可以被視作“手稿”？）。換言之，面對不同來源的手稿文獻，研究者都需要從其來源、作者及思想內容等方面進行批判和再批判。

更重要的是，參考史學界的“史料批判”研究，[8]我們對手稿研究可在現有的研究框架、視野之外提出許多新的問題，或至少是對既有研究提出必要的反思。例如，在魯迅手稿研究領域，我們可以提出諸如此類的問題：如將不同版本的《魯迅全集》《魯迅手稿全集》的整體視作一個個獨立的文本，則其中的“魯迅像”有何不同、如何構筑、有何意涵？新版《魯迅手稿全集》與舊版相比，其獨創性究竟體現在哪些方面？單篇的魯迅手稿，與一部作品集手稿、后人編纂的手稿集之間，究竟呈現出何種關聯？其中有哪些要素、性質，是我們所創造的、添加的，而并非原稿所有的？既有的魯迅研究、現代文學史研究與敘述，有多少是據其手稿所作？文學史家何以如此書寫？這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我們對魯迅手稿、文學與思想的重新理解？

在更為廣泛的手稿研究中，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提出下述問題：一份手稿，為什么會呈現為如此這般的“文本性”“物質性”？其通過何種方式、途徑進入我們的研究視野？拍賣行、藏家、文博機構、學術機構、出版商分別在其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發揮了怎樣的作用，是否影響了我們準確地理解這一手稿的性質、要旨？不同學者“校讀”或批評同一文本的手稿（不同層次、形態的手稿）與初刊本、初版本、再版本、《全集》本（標準本？）的“問題意識”是什么？是否徹底解決了與手稿本身關系最為密切的問題，還是僅將其作為一種和其他類型的文獻資料一樣的研究資料在使用？后者是否亦可被稱作“手稿研究”？不同學者以何緣由，如何參與、介入、建構我們的手稿研究的面貌，從而致使我們在面對包括手稿在內的一切文獻史料時本該擁有的、盡量拋開一切前理解，虛心傾聽文本內部聲音的態度持續受到挑戰？

但即便如此，當前手稿研究的關鍵，似仍為如何處理“材料”和“議題”的關系，這也和歷史研究如出一轍。正如歷史學者鄧小南先生的高見，“從某種程度上說，研究水平的高下，正是取決于論著者對于‘材料’與‘議題’的把握方式。在各學科體系重組、知識結構更新的時代背景之下，希望求得實質性的學術突破，而不是滿足于用語、詞匯的改變，必須從議題的了解與選擇、從材料的搜討與解讀開始。”[9]陳平原先生也指出：“如何將零碎的資料（手稿）編織進龐大的知識系統，上串下聯，給出準確定位與深入闡釋，這對學者來說，是個巨大的挑戰?！盵10]仍以新版《魯迅手稿全集》為例，其體量較舊版幾乎增加一倍，學者通讀一遍已屬難事，如何從中開發新的議題、建構新的研究，并使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而不是只局限于個案的精妙研究；抑或有意追求、完成每一個案的深入研究、而不必醉心于建立一座“高樓大廈”。推而廣之，文獻史料的新舊，在手稿研究中是否重要？作為新文獻、新史料的手稿，如何幫助我們“以小見大”？又或者，“以小見大”在手稿研究中是否重要？手稿整理是否可以總結出一套相對可以通行的規則、程序？手稿研究、整理過程中如何復原文本？相應的標識符號、形式等應該被如何呈現？……值得每一位手稿研究者深思。

二、手稿研究的技術條件

從事手稿研究與從事其他帶有歷史性質的研究一樣，其所依賴的資料，一般情況下無外乎“原件、復印件、照相件、抄寫件”[11]這四類，但由于手稿“原件”極難查找、利用，因此，后三類既構成了主要的手稿研究資料類型，當然也代表了三種存在形態。其中，新世紀之前，手稿“抄寫件”是主流，而在激光打印、復印技術和快速照相技術不斷革新、生產成本降低，以致走入萬千平民之手后，“復印件”“照相件”代替“抄寫件”成為復制、保存、傳播“手稿”的常見形式。但不容忽視的是，在這之前，大學、科研院所和出版機構早已在采用新的文獻復制、出版技術，將手稿以“復印件”“照相件”的形式印刷出版，這也就是所謂的影印出版，諸多現代文學手稿藉此得以重見天日。然而，這些手稿究竟是如何被影印的？其整體成就如何？存在著何種不足？又該如何改良、克服？其標準何在？最后，如何評估一種影印書稿的質量、學術價值？對這一連串問題的討論，雖然不能說是既往學術研究的空白，但的確缺乏較深入、透辟的分析，尤其是從歷史考察、方法論、技術分析等多重視角，對這些問題進行“再脈絡化”（Reconceptualize），予以重新檢視，顯得極為必要，這里僅以巴金、郁達夫手稿研究為例，對手稿研究的技術條件作一簡要論析，其余則留待以后。[12]

如所周知，巴金手稿的整理與影印出版，在巴金研究會、巴金故居的大力推動下，早在20世紀90年代末已經開始，至今成果卓著。其中，以單冊或套裝形式發行的全部出版物，計有如下五種：

１．《巴金小說：家》（一函五冊），人民文學出版社、廣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5月出版；

２．《巴金〈隨想錄〉手稿本》（一函五冊），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

３．《寒夜：手稿珍藏本》（一冊），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

４．《憩園：手稿珍藏本》（一冊），上海文藝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

５．《〈第四病室〉手稿珍藏本》（一冊），華文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

此外，如巴金未完成的中篇小說《春夢》手稿殘稿，也在2010年被整理發表。據聞原稿照片也曾被制作為光盤，在部分巴金研究者內部流通、閱覽。[13]2021年，巴金故居還影印出版了巴金策劃、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魯迅散文集《夜記》，[14]這也是此書的第二次出版（雖然并非公開出版，仍只限于部分學者之間的閱讀、流通）。

其中，《寒夜》《憩園》是巴金的代表性作品，此二部小說連同《第四病室》也被認為是巴金的“人間三部曲”，其得以在新世紀完整影印出版，勢必將推動巴金研究尤其巴金手稿研究的發展。在這之前，圍繞著《家》《隨想錄》《寒夜》《憩園》四部手稿影印本，產生了一系列專題研究，尤其以周立民的研究最為集中。這些研究成果無一例外出現在新世紀，至少包括以下四種：[15]

１．《〈家〉手稿釋讀——巴金手稿研究系列之一》，《現代中文學刊》2015年第3期；

２．《另一個文本——〈隨想錄〉的手稿解讀》，收入周立民：《〈隨想錄〉論稿》，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2月出版（該書初版名為《巴金〈隨想錄〉論稿》，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第341-365頁；

３．《〈寒夜〉的修改與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問題》，收入陳思和、李存光主編：《一粒麥子落地：巴金研究集刊卷2》，上海三聯書店2007年10月出版，第103-126頁；

４．《讀〈憩園〉手稿札記》，收入周立民：《巴金的似水流年》，中國書籍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第202-207頁。

但這些研究，主要的關懷仍為“呈現作家的具體寫作、修改的過程，從而對研究作家的藝術追求和變化提供實在的參證”[16]，或是致力于分析下述問題：“作者在作品中所作的打算為何？他作了何種取舍選擇？他所努力追求的效果為何？或者，這部作品究依何種原則定稿？”[17]這些研究的展開，除了依賴原稿、定稿，及相應的手稿影印本，更重要的條件是被影印的手稿，在作家生前都已發表、出版，因此，兩種甚至兩種以上版本之間的比勘就成為了可能，借助于版本學、校勘學的研究也就變得順理成章了。但對于《春夢》這樣的僅以手稿形式存在的手稿，又該如何研究？恐怕首先取決于其手稿復制技術和文本復原技術的成熟。就前者而言，因由《春夢》手稿照相所制作完成的光盤，大多數學者都無法獲睹，難以討論；但就后者來說，因其已公開發表，似可作一管窺。簡言之，《春夢》手稿的排印整理文本，采取了正文加注釋這一形式，且標明“凡是作者明顯筆誤或錯字者，以［］形式在該字后標注正字；因原稿字跡模糊無法或不能辨認的字，以□替代；所有注釋均為整理者所加，在注釋中酌情標注作者原稿中劃掉、刪去的部分重要文字?！盵18]但這一正文加注釋的形式，及其較為簡單的整理規范，仍非理想的手稿文本復原形式，其最大的問題是，一般只能說明其中文字的一次、兩次變化，難以揭示其多次變化，而讀者必須通過時時對讀注釋與正文，才能了解手稿文本的面貌。故此，竊以為，我們有必要重新思考、發明新的手稿文本復原形式、技術。

如上所述，《家》《隨想錄》《寒夜》《憩園》《第四病室》五部手稿皆已影印出版，其成就如何評價都不過分，但其間是否也存在一定的不足？而恰足以說明新世紀以來現代文學手稿影印出版的問題？實際上，已有學者指出，《寒夜：手稿珍藏本》的正文是對《寒夜》手稿本的影印，編輯時也參校了這部小說的初版本（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版），但其所附錄的《后記》并非初版本《后記》，而是在初版本《后記》基礎上進行修改、壓縮的一個新的文本。[19]換言之，《寒夜：手稿珍藏本》雖然就其主體而言，乃《寒夜》手稿的完整影印，但該書同時也是一個新的、獨立的文本，是對《寒夜》手稿和《寒夜》初版排印本的一個綜合，如果不能注意到這一事實，讀者、研究者或將產生誤判。[20]最新出版的《第四病室》手稿影印本，仍取彩色影印形式，印刷、裝幀頗為考究，但仍非原大原樣影印，原稿單頁尺寸為31.5×22cm，[21]影印本單頁尺寸為24.9×18cm，因此，在每一頁底端的最后一字、最后一個標點符號或此處其他修改、涂抹的痕跡，在很多時候可能是殘缺的（如影印本第355頁第9行“了”字下部被涂抹的內容）；而在每頁首部和中部被涂抹、修改過卻又難以辨識的文字、符號（如影印本第354頁第6、7、8行被涂抹、修改過的內容）等，我們雖然不清楚是保存多年的原稿已如此模糊，還是影印時壓縮圖片質量、縮小版面或是其他技術力量限制所致，但在客觀上給我們的手稿研究帶來了不少困難。不過，需要強調的是，由原稿本身造成的局限并非沒有可能，因為作家第一次書寫和后面修改的字跡，絕大多數一樣都是黑色墨跡，難以清晰區別，影印出版時如何修改、調整手稿圖像的顏色（逐字逐句的修改，雖然在技術上是可能的，但在事實上難以辦到），以示二者區別，確有難度，事實上也只有極少數出自紅色墨跡者，在影印本中未有問題。

再以郁達夫手稿研究為例，新近發現并影印出版的郁達夫唯一完整的中篇小說手稿《她是一個弱女子》問世后，引起了學界一定關注。[22]該書影印質量較高，且于一書之中，除影印手稿本外，還有一排印本，以為對照，形式頗見“創新”，但正如拙文所論，兩相對照之下，一個再明顯不過的問題浮現在我們面前，“即這一排印本是據何者排印而來？據出版方見告，乃是由陳子善、王自立二先生所編《郁達夫文集》（廣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聯書店1982～1984年版）中載之《弱女子》排印。當然，我們知道，理想的做法之一是依據其初版本（上海湖風書局1932年版）校錄，但這個初版本竟遍尋不見，據此整理也就無從談起；做法之二是依據這一手稿本進行整理，而暫不顧其他的版本、文本之出入，不作校勘。雖然此書未能如此行事，而是在《郁達夫文集》所提供的排印本的基礎上，結合手稿，做了部分的校訂，加了必要的說明”。但嚴格說來，這一據手稿整理排印的文本，這一試圖綜合手稿、初版本和其他諸版本而形成一較完善之版本的新刊本，在事實上卻成為了一個大雜燴式的文本：其時而據《郁達夫文集》中載《弱女子》之文字錄，時而據手稿徑改，時而加注以說明版本異同，時而又棄之不顧。顯然，這既不符合目前業已初步確立的若干現代文學文獻整理規范，更不是傳統文獻學、西方文獻學所能理解的做法，因此也無法被有效地運用于郁達夫手稿研究在內的相關研究。

要之，透過上述扼要討論，筆者希望已經分析、論證了這一觀點，即手稿復制技術（如影印出版[23]、照相、建置數據庫）和手稿文本復原技術（如排印整理的體例、形式、符號等）作為手稿研究關鍵性的技術條件，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手稿研究的深化，目前存在的問題較多，需要不斷改進、革新。另一方面，我們也還需要吸收、擴充其他領域的研究理論與方法，為手稿研究開拓新的可能，而不是只停留在觀察其在寫作中具體如何修改、創作風格如何變化等極其有限的方面，只建構許許多多發生學意義上的研究。就此而言，馮鐵對周作人譯、魯迅校《神蓋記》譯稿的文學史、翻譯史、思想史研究，[24]陳平原利用胡適《嘗試集》刪改底本及胡適、魯迅二人間的相關書札、藉以探討“經典是怎樣形成的”系列論文，[25]頗值得重視。[26]

三、數字時代重新定義手稿

中國擁有漫長的手稿研究傳統。今天，其研究對象亦已從古代的知識精英、普通民眾的手稿，擴展至近現代作家學者的手稿，但就其研究方法、取向而言，如上所述，似仍較多停留在傳統的版本學、校勘學和歐美現代手稿研究的范疇之中。近年張涌泉、伏俊璉等學者基于敦煌寫本的研究，提出了建立 “寫本文獻學”“寫本學”的理論主張，[27]也許是這一領域最重要的進展。但無論是這些研究古代寫本、抄本的學者，還是研究近現代手稿的專家，至今似都仍未充分考慮到如何面對數字時代的挑戰。

與此相較，歐美學術界的手稿研究似乎更趨科學、現代。根據研究對象的不同，其手稿研究大致可分為古代手稿研究、中世紀和早期現代手稿研究（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Manuscript Studies）、現代手稿研究三個方面。其中，關于古代手稿的研究，又被稱為 “古文書學”（主要研究法律和行政類手稿，強調其格式、形制）、“古文字學”（核心內容是對字跡的考察、鑒定，也涉及手稿介質、流傳、來源、文本轉寫、版本、作者）和“抄本學”（側重研究其“物質性”、書寫材料和工具、手稿收藏等問題）。當然，所有這些手稿研究，都離不開一個共通的前提，即如何正確地識讀、釋讀和整理手稿。但是，就其總體而言，這些不同的手稿研究傳統，與研究印刷圖書的“書志學”（Bibliographical）恰形成一定的對立關系，承擔著不同的研究任務、目標。

其在研究方法、取向上的探索尤為多元。2008年，著名的歐洲早期現代手稿研究專家諾埃爾·Ｊ．金納蒙（Noel J. Kinnamon）在總結文藝復興時期手稿的最新研究進展時，就提出了十多個業已展開的重要面向。除上述“古文書學”“古文字學”的發展外，還包括編制目錄索引、總體研究、手稿學、稿本、謄寫、創作修改過程、確定作者、手稿由來、手稿文化、手稿傳播、手稿對于重新解讀文本的重要性、以及手稿和印刷的關系等。其特別強調了大量的數字化手稿資源，在推進近年來的手稿研究過程中所發揮的重要性，作者認為：“除了更多的電子資源外，過去十年來學術界最顯著的趨勢包括：繼續研究手稿文化中的寫作和傳播手段、方法和各種背景；更多地理解手稿和印刷品之間復雜的相互關系；提高認識女性在手稿制作和流通中的重要性；以及關于戲劇手稿的激烈論辯?！盵28]而在中世紀古文書學權威、德國學者伯恩哈德·比朔夫（Bernhard Bischoff）看來，手稿研究的內容，至少應該包括關于書寫材料（如紙、羊皮紙、蠟板等）、書寫工具（如羽毛筆、墨、尖筆等）、文件外在特征（如版面設計、彩飾、裝訂等）和書寫機制等方面的研究，但正如金納蒙已經發現而為比朔夫所疏于揭示的一點是，所有這些研究，隨著數字化的手稿資源的出現，迎來了新的發展和變化。

不過，在數字時代，除了數字化的手稿資源（亦即存有紙質手稿“母本”），還有更多原生的（digital-born），徑以數字形態產生、發展、流通、典藏的手稿文獻（無以名之，姑稱之曰“數字手稿”），既構成了新的書寫文化，也成為了當代文化生產進程中的重要文獻類型。環顧周遭，電腦、手機和其他手持智能終端屏幕早已成為我們新的書寫材料，鍵盤、數字手寫筆（digital scribe）、聲音（目前的技術既可支持聲音輸入，如iPad就有語音備忘錄功能，也可支持聲音直接轉換成為文字，說話即寫字；同時還有許多軟件、硬件設備可以幫助我們實現說話同時即轉錄為文字這一功能）也已逐漸代替毛筆、鉛筆、鋼筆、圓珠筆、打字機等，成為新的書寫工具，而這些書寫實踐的結果，在一些當代西方學者看來，也同樣可以被視作手稿。對于這些當代的、大量的、新形態的手稿，我們應該進行怎樣的研究？或者，讓我們縮小一下討論范圍，對于經由電腦、機器寫作產生的手稿，我們應該采取何種方式進行研究？這使筆者想到艾柯在討論自己的寫作經歷時所發表的一些看法：

事實上，計算機的妙處在于它鼓勵（我們）自然流露，你匆匆忙忙把任何浮上心頭的東西一股腦輸入進去，而且知道反正日后可以輕易修改。

計算機的使用實際上關系到修改的問題，因此也就是異文的問題。

《玫瑰的名字》最后幾個定稿版本是用打字機打出來的，所以我得修改、重新打字，有時候甚至還要剪剪貼貼，折騰半天才能交給打字員。拿回來后，我必須再度修改，接著又是剪剪貼貼。使用打字機你只能將文本修改到某一程度。在自己重新打字、剪剪貼貼然后再送去請人重新打字的過程中，你很容易感到厭倦?！?/span>

使用計算機以后（《傅科擺》用Wordstar 2000來寫，《昨日之島》用Word 5，而《波多里諾》用的則是Winword），情況大大改觀。你會禁不起一再修改文本的誘惑。你會先寫一寫，打印出來，然后再讀一遍。接著你會東改西改，然后根據挑出的錯誤，或是想增刪的地方，用計算機再順一次。我通常會保留不同階段的草稿。但是大家可不要以為一個對文本異文現象感到好奇的人、可以借此重建其寫作過程。事實上，你在計算機上寫作，打印出來，用手（和筆）改動內容，然后又到計算機上修正文本，可是當你如此做的時候，你是在選擇其他的異文，換句話說，你并不是亦步亦趨地，根據你之前親手改訂的版本，一字不差地重新輸入一遍。研究異文的批評家，將會在你用墨水修改過的最后版本和打印機打印出來的新版本之間，找到異文現象?？偠灾?，計算機的存在意味著異文的根本邏輯已經改變了。它們不再是深思熟慮的結果，也不是你的最后選擇。既然你知道自己的選擇可以隨時更改，你就會不斷更改，而且經常會回到最初的選擇。

我真的相信電子書寫方式將會影響深遠地改變異文的批評，同時心中對孔蒂尼精神[29]懷著應有的尊敬。以前我一度研究曼佐尼《圣歌》的異文。在那個時代，更動一字一詞是無比重要的事。如今情況完全相反：明天你可以揀選昨天丟棄不用的字，讓它起死回生。還能算數的，頂多只是最初的手寫草稿，以及最后打印的定稿中間的不同。其他階段，來來去去的一些東西，（可能已經不太重要），而且決定它們的是你血液中鉀離子的濃度。[30]

不同于打字機書寫帶給尼采的震驚體驗，或是海德格爾對打字機書寫的激烈否定（有學者認為其將文字貶低為一種交流工具[31]），對于艾柯而言，電腦鍵盤寫作已成常態，但將其寫作結果亦即本文所謂的“數字手稿”加以研究，似乎是不可能的，特別是以異文批評為重心的版本學的研究尤其困難——這是電腦寫作的任意性、自然性、隨時可修改的特點所決定的。也正如許多觀察家所指出的那樣，電腦改變了我們的書寫和閱讀，甚至思維習慣、認知圖式。在電腦寫作中，只要我們愿意，我們可以保留一個文件的任一版本，并利用工具進行對照、比較，但這同時也意味著任一版本（作為一個完整的“版本”的意義上的版本）的文本性是可疑的、不穩定的，提醒我們傳統的研究方法、工具在面對“數字手稿”時可能的限度。但另外一些學者的觀點與此相反，恰恰認為“數字手稿”同樣可以被研究，也需要被研究，而且，至少我們可以在手稿和電腦、機器寫作的稿件之間，進行比較批評。更重要的是，經由數字技術、方法的創新發展，其可幫助我們復原哪怕是經由特定的電子文檔處理程序（常見的如微軟公司開發的Microsoft Word）創建、編輯的不同版本，甚至進行機器自動比對，但在此時，考驗我們的問題也許變成了另外一些，那就是，所有的“數字手稿”都值得研究嗎？什么樣的“數字手稿”才有必要被研究？適用于“數字手稿”的研究方法又會是怎樣的？研究“數字手稿”的“問題意識”為何？……

這些問題的確不容易解決，既需要開拓我們的想象力，也有賴于數字技術、方法的發展及其在人文學術領域中的深度應用。這也正如我們“難以想象維特根斯坦和他的哲學與計算機本身有任何關系，更不用說與人工智能有什么關系了”，但是，“維特根斯坦對圖靈的深刻懷疑和公開分歧”卻“未能阻止領先的人工智能先驅和實踐者聲稱他是他們自己陣營的一員”，盡管“人工智能研究人員遲遲沒有涉足維特根斯坦。事實是，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與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今的計算機語義網絡緊密相連，我們不能再對其在人工智能機器中的體現視而不見了”。因此，有研究者提出這樣一個重要問題：“對于人工智能從業者來說，與維特根斯坦接觸意味著什么呢？”[32]同樣，我們需要反復追問的是：數字時代，在重新定義了手稿的同時，究竟給手稿研究帶來了什么？

四、數字時代手稿研究的六個面向

從傳統手稿的研究，到對“數字手稿”的研究，再到數字時代手稿研究整體格局的變革中，我們也可以發現，至少已有下述六個方面的工作亟需學界考慮、推進。

一是大學、圖書館、博物館等公私立研究機構、文化機構，須致力于建設手稿數據庫。這個數據庫不僅應該是圖文對照的，圖像的像素、分辨率也應該是高倍的，可以進行任意的放大、縮小、瀏覽、下載和復制，其文字更應該是經過?？闭淼?，尤為重要的是，某個單一的數據庫，應該和其他數據庫可以關聯，使作為數據的手稿同時成為一種“關聯數據”，并對全世界的學者開放、一視同仁。例如由梵蒂岡圖書館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BAV）和斯坦福大學圖書館合作共建的 “Thematic Pathways on the Web”就將大量手稿進行了數字化，并且提供非常詳細、實用的古文書學入門介紹。英國著名的學術出版商Adam Matthew Digital（AMD）旗下的“Literary Manuscripts，Leeds”就收錄了1660-1830年共計194部手稿，約6600首詩歌及一些小說、雜集等，還收錄了一些信件草稿、樂譜與劇本等，都是研究文學、社會學、政治學與歷史學等的珍貴資料。而另一出版商GALE旗下的“British Literary Manuscripts Online”則收集了大量的英國文學手稿，第一部分包含從復辟時期一直到維多利亞女王時期數千頁的詩歌、戲劇、散文、小說、日記、通信和其他手稿，既有知名作者的作品，也有不為人知的作者的作品。第二部分“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收集了從大約1120年到1660年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知名作者和不為人知作者的手稿包括信件、詩歌、短篇小說、戲劇、編年史、宗教作品和其他文獻。但這些資源都需要購買訪問權限，才能使用。法國國立文獻學院（法國政府1846年12月31日的條例規定，只有在這個學院畢業的學生、獲得“檔案與古文字學家”稱號的人，才有資格擔任檔案部門的檔案管理職務）還設有在線古文書學習平臺（ADELE）。但在現代文學文獻領域，據筆者所知，只有一個小的、專題性的手稿數據庫，即“張愛玲文獻”數據庫。最近剛剛出版的、新版《魯迅手稿全集》全套78冊，收錄魯迅手稿3.2萬余頁，較此前出版手稿增加逾14600頁，分為《文稿編》《譯稿編》《書信編》《日記編》《輯校古籍編》《輯校金石編》《雜編》等七編，實現了“收錄內容更全面、編纂方式更科學、印制效果更精美、出版形式更新穎”的編輯出版工作目標，[33]但仍未建立數據庫網站，頗不便于讀者查找、利用。

二是開發相應的在線手稿研究工具。如德國海德堡大學手稿研究中心開發的在線手稿研究工具，可以幫助研究者在上載自己的手稿圖像后，將其與后臺已有的大量手稿資料進行快速比對，以確立手稿的寫成時間、文本譜系、作者并定位其“物質性”、歷史性、社會性，直至最終促進我們對手稿的“文本性”的理解。而在近些年關于中國近現代文學手稿的研究中，據拍賣行編印的拍賣圖錄、二手書交易網站發布的各種手稿照相（不少甚至出于保護商業利益、規避相關知識產權爭議或保護當事人隱私的考慮，而加以水印和馬賽克，兼以文獻本身的污損、水漬和折痕等等，實難完全辨識），進行輯佚、?？焙脱芯浚坪跻咽且环N理所當然的做法。但對筆者而言，始終有這樣的疑問：這些可敬的學者們，是如何僅憑這些圖片、照片，就判定其屬某位作家學者的作品、從而加以研判的呢？這一判斷的標準、條件和過程，難道不需要進行細致、耐心的說明嗎？與此相較，在古文獻學的研究中，古籍版本的鑒定乃其中極重要、極核心的學問與技藝，近現代文獻，尤其數字時代的現代、當代文獻的真偽鑒定，可能更為困難，但無疑也是亟須的。目前，不僅這方面的理論和實踐的結合還遠遠不夠，我們也需要在此基礎上逐步建立相應的共識，開發出相應的、適應數字環境的研究工具。又如在法國，有在線的古文書學詞典，使用這一在線工具，可查詢古文書學領域的概念、術語的定義及相應的圖例。但據筆者所知，這些研究工具不僅在中國近現代文學文獻研究領域還沒有出現，在其他的“漢學” “中國研究”分支領域也未出現。2017-2019年間，筆者曾參與一項曠日持久的當代民間文獻、地方文獻整理及數字化研究計劃，工作過程中因深感既有的二簡字表不敷使用，頗有意于開發一在線的二簡字、民間自創簡化字字典，如其能順利問世，應可為整理和研究當代文獻，特別是民間文獻、地方文獻，提供相當便利。

三是考慮轉換自己的研究方法、取向，擴充自己的研究對象、范圍。從傳統的文獻學、古典學研究走出去，借助媒介研究、圖像研究、“數字人文”等研究領域目前正在發展或已有相當發展的理論和方法，進而展開對“數字手稿”的研究。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曾將手稿定義為“冷媒介”，但“數字手稿”，無論是原生態的“數字手稿”，還是作為圖像或圖文混合體的數字化手稿，無疑都成為了“熱媒介”，降低了對使用者的影響、要求。但吊詭的是，這些在私人的屏幕或是賽博空間中漫游的代碼和字符串，不僅代表了手稿的最新形態，同時也能容忍并召喚出讀者／使用者極高的參與度。那么，如何從理論上解釋這一矛盾現象（也許就像保羅·萊文森（Paul Levinson）所說，麥克盧漢也有犯錯的時候？）、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數字手稿”的性質？“數字手稿”研究的重心應該落在何處？“數字手稿”研究的邊界何在？……總之，“數字手稿”的研究，從大的方面來講，是屬于“數字文獻學”的一個分支，但對于手稿研究本身而言，可能是它未來最重要的發展方向。事實上，在法國的“古文書學”“古文字學”和“抄本學”研究、教學之中，目前已經開授多種“數字人文”課程，推動數字?？?、利用機器學習技術進行圖像識別、采用國際圖像互操作框架（IIIF）而建設抄本數據庫、數字圖書館等方面的研究；而在現代手稿研究領域，發展出了文本生成學，也出現了一些針對“數字手稿”及其他數字文獻的理論和個案研究。但這些工作，在整個近現代、當代文學文獻領域，還沒有出現。當然，筆者目前的研究，也尚未推進到“數字手稿”研究領域，希望以后可以再作深入思考。

以“數字人文”取向的手稿研究而言，現已有利用機器學習等人工智能方法、技術確定手稿作者的研究成果發表，可惜并未引起手稿研究者關注。假以時日，特別是在將現有的、可以確定作者身份的近現代手稿建成數據庫、語料庫的前提之下，這一方面的研究應能取得更大進展或亦可重塑手稿研究的發展格局、面貌，這是可以預期的。換言之，手稿研究者，同樣需要密切關注“數字人文”領域的研究進展，并展開新的探索、嘗試。

四是厘清、界定手稿研究的核心概念，為近現代文學手稿研究乃至數字時代的手稿研究建立理論和方法基礎。例如，“手跡”“手稿”“稿本”“抄本”“寫本”“寫本文獻”這一組概念之間的聯系和差異為何？在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歐洲、北美和其他國家、地區的學術傳統中，如何處理“手稿”這一概念，如何劃分其類型，可以給予我們怎樣的啟示？不同種類、形式的手稿的電子化、數字化版本（如電子版、照片、原件或影印件的電子化版本等）的“物質性”該如何界定，“文本性”又該如何分析，其與不同的媒介、界面之間又構成了什么樣的互文性，究竟如何影響我們的閱讀、思考、寫作？“手稿研究”和“手稿學”之間的差異真的有我們想象得那樣大嗎？……諸如此類的問題，仍然需要我們不斷做出探究。

五是手稿引用、研究的規范仍須討論、確立。在手稿研究及專論、專書寫作中，我們如何引用一份手稿？是否需要引用手稿全文？如何讓同行，甚至是對此感興趣的學院之外的普通讀者、文獻史料愛好者循此可以找到這一手稿，進行復核？如何引用一份手稿的數字化版本（例如《數字人文季刊》第１５卷第３期即發表了羅曼·布萊爾（Roman Bleier）等人合撰的How to Cite this Digital Edition?一文，專門討論這一重要問題）？如何呈現一份“數字手稿”的研究？一篇論文如果可以在線發表或被收入數據庫，那么，它的附件／數字化的手稿版本／手稿圖像／手稿元數據／數據集等等，可否同樣能夠以合適的方式呈現出來？阻礙我們呈現的因素主要有哪些？學者個人、手稿研究和收藏機構應該付出怎樣的努力？剛剛起步的現代文學手稿研究，乃至近現代手稿研究，對此似尚未注意及之。

六是古代寫本文獻、稿抄本研究與近現代手稿研究之間的融通。以筆者有限的研究經驗而言，從事古典文學、文獻、歷史研究者，也許可以不必關注近現代、當代文學、文獻、歷史研究的最新動向、進展，但從事近現代文獻研究工作，一定得相當熟悉、了解古典文獻傳統。然而，筆者總感到，我們對這一傳統了解得遠遠不夠，基本上還處于一個學徒階段，如在文學院、中文系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的教學中，長期以來較為缺乏文獻學（包含古文獻學、現代文學文獻學等）的教育，至今亦然，這恐怕直接影響了我們（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的學術理念與研究實踐（無論是理論、方法，還是實踐、具體的個案研究），對此，我們還需要付出非常之多的努力。

注釋：

[1] 王賀：《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70年：回顧與前瞻》，《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9期。

[2] 易鵬：《“花心動”：周夢蝶〈賦格〉手稿初探》，洪淑苓主編：《觀照與低徊：周夢蝶手稿、創作、宗教與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學生書局2014年版，第271頁。

[3] [10]陳平原：《手稿研究的視野、方法與策略》，香港《中國文學學報》2021年第11期。

[4] 孫正軍：《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文史哲》2016年第1期。

[5]［日］安部聰一郎：《三國西晉史研究的新動向》，《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聯誼會會刊》2011年第1卷。

[6]孫正軍：《通往史料批判研究之途》，《中國史研究動態》2016年第4期。

[7]參見王賀：《“常見書”與現代文學文獻史料的開掘——以穆時英作品及研究資料為討論對象》，《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3期；《“常見書”與現代作家、學者的“集外手稿”——以〈志摩日記〉為討論對象》，《上海魯迅研究》2019年第1輯；《“常見書”中的于賡虞詩歌研究資料》，《上海魯迅研究》2019年第4輯。

[8]本文所論“史料批判”，乃據研讀史學研究成果而來，最近亦有學者提出所謂的“現代文學史料批判”說，近乎“發見”，與筆者之理解相當不同，關于后者，請參金宏宇：《中國現代文學史料批判的理論與方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版，第1-8頁。

[9]鄧小南：《永遠的挑戰——略談歷史研究中的材料與議題》，《朗潤學史叢稿》，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506頁。

[11]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魯迅研究室：《第二卷編者說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魯迅研究室編：《1913-1983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匯編》，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年版。

[12]可以開掘的研究對象，也許還包括魯迅手稿、胡適手稿、周作人手稿、郭沫若手稿、冰心手稿、蕭紅手稿等，但因為研究條件的限制，亦即我們無法查看這些手稿的原稿，只能根據經過修版、修圖及其他技術處理之后編輯出版的手稿影印本（及一些含混不清或有意無意漏記其“物質性”特征的所謂“出版說明”），來從事所謂的手稿研究，但很顯然，這樣一來，我們的研究空間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當然也無法據此展開關于手稿研究的技術條件這一課題的探究。

[13]陳思和：《關于巴金〈春夢〉殘稿的整理與讀解》，《巴金晚年思想研究論稿》，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11頁。

[14]陳子善：《巴金與魯迅的散文集〈夜記〉》，《新文學史料》2021年第3期。

[15]據作者見告，關于《〈第四病室〉手稿珍藏本》的研究，也正在進行之中，應可期待。

[16]周立民：《〈家〉手稿釋讀——巴金手稿研究系列之一》，《現代中文學刊》2015年第3期。

[17] Wiffred L. Guerlin、John Willingham、Earle C. Labor、Lee Morgan編：《文學欣賞與批評》，徐進夫譯，臺灣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5年版，第224頁。

[18]巴金著、周立民整理：《春夢（殘稿）》，《現代中文學刊》2010年第２期。

[19]陳思廣：《如何輯與如何用——中國現代長篇小說接受史料與接受研究中的兩個問題》，《青海社會科學》2012年第1期。

[20]王賀：《郁達夫手稿〈她是一個弱女子〉是善本嗎？》，發表于“澎湃新聞·上海書評”2017年5月15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82388，2021年11月1日檢索（下同）。

[21]周立民：《〈第四病室〉手稿珍藏本后記》，巴金：《〈第四病室〉手稿珍藏本》，華文出版社2019年版，第398頁。

[22] 相關研究包括陳子善：《郁達夫〈她是一個弱女子〉手稿本》，《從魯迅到張愛玲——文學史內外》，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35-46頁；王賀：《郁達夫手稿〈她是一個弱女子〉是善本嗎？》；李杭春：《讀郁達夫手稿本〈她是一個弱女子〉》，《文匯報·文匯學人》2019年6月28日。

[23] 以影印出版為例，早期對其理解相對比較簡單，代表性的說法如朱金順：“影印本，就是依據手跡或原書影印出的書籍。若從印刷方式區別，有珂羅版、膠印和縮微照象三種。比較早的影印本，多用珂羅版印刷，又稱玻璃版印刷，即用化學藥品在玻璃版上照象制版，象《初期白話詩稿》、《憶》等，就都是珂羅版影印的。現在常見的影印本，多為膠版印刷了，這比珂羅版進了一步，是照象后制成膠版所印。如《嵇康集》、《魯迅詩稿》等，就是膠版的影印本。近來，開展了廣泛的復印工作，如一九八○至八一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影印的《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上海書店復印的《魯迅先生紀念集》，以及上海書店近兩年復印的多種《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等等。這種原書的‘依原樣復印’，則是用縮微照象制版的影印本?！保ā缎挛膶W資料引論》，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85-86頁）。但在事實上，近年來由于復制、出版技術的革新，影印出版條件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當然，問題依然很多，相關的經驗和不足都需要被認真討論，詳參王賀：《手稿如何影印？現代文學手稿影印出版史的“再脈絡化”》，待刊。

[24] ［瑞士］馮鐵：《未被傾聽的聲音——論周作人譯、魯迅?！瓷裆w記〉手稿》，李樹春譯、王賀校，《現代中文學刊》2018年第1期；王賀：《記憶深處的馮鐵教授》，原載“澎湃新聞”2017年11月18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68202，2021年12月15日檢索。

[25] 陳平原：《魯迅為胡適刪詩信件的發現》，《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0期；《經典是怎樣形成的：周氏兄弟等為胡適刪詩考》（一、二），《魯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4、5期。

[26] 當然，諸如《神蓋記》譯稿、《嘗試集》刪改底本之類的重要材料，并不多見，對大多數手稿、稿本的研究，是否能夠（或有必要）導向對較為重要、宏大的議題的討論，仍需要我們不斷摸索、思考。

[27] 張涌泉：《敦煌寫本文獻學》，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伏俊璉：《寫本學對中國早期文獻研究的意義》，《先秦文學與文化》2020年第9輯。

[28] Noel J. Kinnamon. “Recent Studies in Renaissance English Manuscripts（1996-2006）.”English Literary Re-naissance 38（2008）。此處征引的中文，乃由筆者所譯。

[29] 此處作者用“孔蒂尼精神”指代了意大利的語文學、手稿研究傳統。在該國學術傳統中，吉安弗朗科·孔蒂尼（Gianfranco Contini）提出并實踐了一種被其稱作“草稿評論”的研究方法，亦即研究一部作品定稿之前的不同階段，因其認為這些不同階段都影響了作品的最終形式，參見徐賁：《人文的互聯網：數碼時代的讀寫與知識》，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29-130頁。

[30] Umberto Eco, On Literature. Trans by Martin McLaughlin, Orlando: Harcourt, 2004.pp.329-333.此處的中譯文據翁德明譯《?？普勎膶W》（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35-336頁），稍有所乙正。

[31] ［美］邁克爾·海姆：《從界面到網絡空間：虛擬實在的形而上學》，金吾倫、劉鋼譯，上?？萍冀逃霭嫔?997年版，第64頁。

[32] 劉禾：《機器中的維特根斯坦》，陳榮鋼譯，微信公眾號“上師大數字人文”2021年7月26日。

[33]王巖：《〈魯迅手稿全集〉首發新增手稿14600頁》，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2162487762774378&wfr=spider&for=pc，2021年12月3日檢索。

本研究受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上海師范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支持，系2018年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國內館藏新文學名家創作手稿資料索引與聯合編目”（18AZW018）階段性成果。

（本文原載《魯迅研究月刊》2022年第12期，發表時有刪節，轉載自“近代學術”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