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魯迅藏品中有一幅章太炎所贈手書：

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涂卻守神，以物為量。

此取《莊子·天運》的一段話，是他們都喜歡的句子。魯迅得此書法，是1915年6月17日。當時章太炎被囚禁在北京，作為弟子，他多次去探望老師，可以看出彼此的感情。早有人從魯迅的文字中看到太炎先生的影子，錢玄同、許壽裳等人的回憶錄，曾介紹了周氏兄弟與章太炎交往的片段，這些都成為研究彼時知識人風氣難得的文字。

魯迅對章太炎的尊重，緣自對其學問的認可。他自己說欣賞先生的原因在其革命的氣節上，那是敘述的策略，沒有表達的還有另一部分的內容。留學日本時期，周氏兄弟在《民報》聽講，隨太炎先生學的是小學，乃今人所說的音韻訓詁，革命的言論還不是主要的，有之，也是只言片語，或在課間偶然的對話里。在晚清的環境中，與章氏近者，都有革命之嫌，那是自然的。所以，梳理魯迅與自己的老師的關系，言革命則易簡，而學問則大有深談之處。而他們身上的莊子氣味，也是頗值得后人打量的。

章太炎的文化觀駁雜、豐富，其思想建立在深厚的學識中。他的早期的駁雜的文化觀，是影響了魯迅的。比如哲學、史學、政治學、文字學、語言學、金石學、文學的思想，都非一本正經的呆板的面孔，有諸多的變化的視角。在那時單調的學界，他撕裂了表達的鏈條，引進新風。所倡導的個性主義精神，乃夤夜的燭光，刺人耳目。太炎先生力主自由與獨立精神，《明獨》云：“大獨必群，群必以獨成”[1]，就把奴性的枷鎖棄置在一旁，是有狂傲之氣的。除了此種獨立精神，他還做翻案之語，對于士大夫的傳統多有挑戰。比如對于荀子、墨子的肯定，對于管子的認可，對于六朝以來個性化寫作的贊佩，都與時風相反對。那些讀史、讀經的文字，都是活的，沒有教條的調子，發現了諸多事物的隱秘。他批評儒家之弊，“在以富貴利祿為心”[2]，將孔子從圣界拉到地面，還原歷史的面目。這些對于魯迅后來的儒學觀未嘗沒有影響。在許多文章里，他推舉漢代藝術，蔑視宋元以來的文化傳統，也都在周氏兄弟的文章里有所體現。章太炎的文化觀所形成的沖擊力，在現代社會久久地震動，儒道釋所構建的思想之廈，因了這震動而發生了傾斜。

在最初接觸章氏文本時，周氏兄弟有一種異樣的驚奇。與一般晚清學人不同的是，章太炎視野里流動著古而新的熱流，士大夫陳腐的氣息散去大半。他對科學思想，進化論思想，佛教理論，都有興趣，思想是從多元語境里生發的，不再是從封閉的環境里討論問題，而是把世界的思潮引進自己的文字里，動搖了舊式文人的單一思維?！兑曁煺摗贰毒f》《原變》等文章涉及的思想資源甚多，能夠在域外文化的參照里打量中國自身的問題。他禮贊康德，欣賞達爾文，形成了多視角的問題意識。多視角，就不定于一尊，思考問題則有雄渾之氣?！睹駡蟆窌r期的文章所呈現的氣象，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受到青年人的推崇。

章太炎思考問題，在格局上與常人不同。他外借鑒西方的資源，內尋固有之材料，試圖沖破思想的牢籠，這是晚清特有的現象。使他眼界大開的是西方的唯心主義與佛教學說，這使其精神為之一變。叔本華、康德給他的遺產，豐富了他的內心世界，我們從其文字里能夠感受到除舊布新的渴念。他的思想的亮點在于，確立了“依自不依他”的信念，主張文化的自下而上的路徑。這與儒學大為不同，和佛學精神有了交叉的地方。不過，他對中國的佛教流派，有所警惕，以為真的佛學精神，與向上的思想相吻，借助佛理，可重振民心：“佛教行于中國，宗派十數，獨禪宗為盛者，即以自貴其心，不援鬼神，與中國心理相合。故仆于佛教，獨凈土、秘密二宗有所不取。以其近于祈禱，猥自卑屈，與勇猛無畏之心相左耳?！盵3]在各類資源里，擇明快者用之，舍陰暗者行之，給了他重新布置自己精神地圖的機會。這種能動的思想，催生了革命的理念。魯迅正是在其開放性的語境里，發現了自己深入精神世界的另一種可能性。有學者就指出，《文化偏至論》《破惡聲論》就有章太炎的痕跡，“任個人而排眾數”的觀點，是來自章太炎的啟示無疑，就政治觀念而言，章太炎《代議然否論》反立憲國會的觀點，也在魯迅《文化偏至論》中有所體現[4]。說魯迅的精神色調來自章太炎的暗示很多，也非夸大之詞。

自下而上，回到內心的本我之中，對于舊的傳統是致命的一擊，這也恰是青年魯迅的邏輯起點?；叵媵斞冈缙谖恼?，多少可以看到章太炎的影子。只是章氏以哲學精神建構自己的世界，而魯迅則停留在審美理念的時候居多。1907年，魯迅在《文化偏至論》里強調立人、個性，其實就有章太炎在《民報》文章的一種回音。他在文中尋找到了比康德、叔本華更為激越的尼采，摧枯拉朽的氣韻飄動在自敘的文字間：“若夫尼佉，斯個人主義之至雄桀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為本位，則惡之不殊蛇蝎。”[5]尼采的引入，解決了文化上混沌的一頁帶來的諸多問題。章太炎在《無神論》一文討論神與唯物、唯心的時候，矛盾之語頗多，反對有神論，又對佛教多有偏愛，思想不能統一于一個邏輯里。魯迅的文章，邏輯性一以貫之，從超人之說過渡到“立人”意識，思想是澄明透徹的。章太炎的學說在于抗拒流俗，魯迅信以為然，他在尼采那里就意識到“取今復古，別立新宗”[6]的重要性。在精神的基本走向上，他們之間的交叉性，恰好是新的知識群落的一種必然的共識。

留日時期，魯迅對章太炎的了解，主要依據《民報》的文章和那時候出版的《訄書》。不過，他對《訄書》還不能都深解其意，可能與章氏的文風過于古奧有關，而太炎先生學說中矛盾的因素，也未嘗不是影響其認知的原因之一。章太炎的問題在于，因為多元論的沖擊，思想跳躍的時候居多，缺少定力，這限制了他思想的發展。魯迅是從尼采、克爾凱郭爾那里開始思考問題的，這個基點多年未變，顯得有一種縱深感。章太炎由小學而社會學而文化史，駁雜有時淹沒了智慧。魯迅的不同在于，他不是簡單從史學、宗教等層面思考問題，從一開始，就把思想定位在科學與藝術之間，又靠科幻小說連接了彼此的核心之點。尤其是藝術美學的新思想的啟示，使他進入比章太炎更為單純、有趣的領域。這些與自己的趣味相符，又能突圍到新的領域，感知世界的方式就不同于自己的老師了。

從魯迅留下的幾篇文言文的論文看，他的主要傾向是“取今復古”，基本狀態在章太炎的邏輯里。那時候閱讀的書籍、歐洲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內容，都涉及重新認識傳統的問題，而恢復傳統文化的活力，是離不開對于域外資源的借用的。章太炎介紹西方的思想，又重新整理國故，不過是重振舊有的文明而已。木山英雄在論述那時候的魯迅與章太炎的關系時，也注意到了此點。他說：

魯迅也好，周作人也好，都曾解釋自己處于梁啟超和嚴復的影響下所寫的文章，由于章炳麟的熏陶而感行“復古”。其最顯著之例恐怕是兄弟二人共同編輯的翻譯小說集。在他們所寫一、二輯共同的序言中有這樣的話：“按邦國時期，籀讀其心聲，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則此雖大海之微漚與，而性解思維，實屬于此。”在《略例》里，他們把尊重原文的精神一直貫徹到標點符號的層面，一一進行細致的提示。在翻譯工作中尊重原典的必要性，也是章氏列舉漢譯佛典之范例反復強調的精神。[7]

不妨說，章太炎的存在，對于魯迅是一個出發點，思想的邏輯是從這里延伸出來的。復古，其實是回到精神的原點，重新開啟自己的道路。他對于周氏兄弟的意義除了知識論層面的東西，還有價值論層面的遺存。后者對于魯迅的啟示不可小覷。比如對于魏晉文學的重視，就取太炎先生的思路，魏晉的思想與辭章，都是晚清思想家的重要參照，關于此，拙文《魯迅體味魏晉文脈的方式》有專門論述，此不贅述。木山英雄也認為，章太炎身上的斗志品格，對于魯迅的輻射力很大，后來魯迅寫小說時展示的復仇意識，一部分來自章氏。不僅僅是文章與文法的繼承，章太炎給了魯迅一種信念，那就是，在文化的重新組合里，是可以找到民族解放的道路的。這個思想，魯迅晚年顯得更為突出了。

二

魯迅隨章太炎聽講是在1908年。許壽裳回憶說章太炎授課的內容是《說文解字注》《爾雅義疏》。朱希祖則記錄了章太炎講授《莊子》《楚辭》《廣雅疏正》的情景。這些學問對于母語的理解非常重要，他后來欲寫一部《中國字體變遷史》，都與此有一些關聯。而關于詞語的內蘊的變化與調適的理念，也是由此延伸出來的。

章太炎研究方言與小學，其實思考的是漢語表達的問題。在熟悉了漢字的歷史與詞語的變遷史后，意識到文章的體例與格式，具有無限的可能。在自定年譜里，他寫道：

初為文辭，刻意追躡秦漢，然正得唐文意度。雖精治《通典》，以所錄議禮之文為至，然未能學也。及是，知東京文學不可薄，而崔寔、仲長統尤善。既復綜核名理，乃悟三國兩晉間文誠有秦漢所未逮者，于是文章漸變。[8]

他在《訄書》中以古奧的詞語表達思想，乃為了和當時的士大夫者流劃清界限。在關于方言的思考里，他意識到古代一些重要的有價值的東西的流失的可惜，于是主張對棄置語的使用。魯迅那時候喜歡使用古語，其意與太炎先生同，不過是尋找另類的詞語空間。只要看看與梁啟超、康有為的不同，則能夠感受從語言的深處處理思想表達的渴望，這其間的思想，在五四后繼承了下來。

章太炎學術的思路，與同代人不同之處在于，一是注意語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跡。[9]而語言是根本之處，乃學問的基礎。章太炎在研究語言時，特別注意方言的流變史，其間心得多多，對于認識文化變遷之跡頗有價值。不過方言的本色，在其筆下還帶有雅言之味，還是被學究化的存在。但盡管這樣，對于留意文化史的人而言，其價值是非同尋常的。

不同時代的語言是略有變化的，這是思維與風氣的對應。說“六經皆史”的背后，乃語言的變遷史也是對的。魯迅后來看周秦漢唐的文獻，意識到文字與辭章之間的關系，故游戲筆墨里也仿照過不同時期的古文。而《域外小說集》中的詞語的使用就是舊時代的遺緒，許廣平說有章太炎的因素，可能也是魯迅自白的轉述。在變換的辭章里，表達有一種陌生感中滋生的愜意，一個時代的人能夠超越時代而運用另一種語言，乃智力的游戲。修辭意義上的古文，在那個時代也算得上一種先鋒式的試驗。

作為復古運動的一部分，章太炎的辭章之學，起到了一種語言自覺的作用。蘇曼殊等人稱贊漢語優于英語，都與這個思潮有關。[10]魯迅最初寫作使用文言文的目的，其實也有復古的夢想。因為痛恨清朝文化的奴性痕跡，懷念古人的朗健自由之風，表達的格式也漸趨古奧，且以六朝之文為上。這種自覺與時代隔絕的寫作，對于后來文章的變遷，都有潛移默化的影響。

但隨著時光的流動，古文的問題漸漸浮出水面。魯迅意識到自己的老師的讀者有限，文章漸漸束之高閣。考察歷史的真境，就會發現，文言一致、文言脫節的問題，一直困擾著中國的讀書人。從平易曉暢的詞語里表達思想，尤其是艱深曲折的思想，也未嘗沒有可能。待到胡適、陳獨秀的白話文理念出現，加之西方審美理論的引入，他其實已認識到章太炎的局限了。

可以說，章太炎的文章在學術層面未嘗沒有存在的理由，且是世間高貴之作無疑，但文學藝術，則不能走這樣的道路。王國維在晚清時代就在敦煌曲子詞里驚奇地發現，俗語里的智慧，比士大夫儒雅的語言不差，民間性的詞語其實可以大大豐富文學的空間。王國維比章太炎讓后世學者感到審美上更有寬度，與他脫離儒家的雅言，能夠從邊緣文化入手思考文化流脈有關?！队^堂集林》對于西北邊疆史的考察與論證，和他的《宋元戲曲史》一樣，是從另類視角進入文化史的。在學術思考的路徑上，魯迅對于王國維的看重，也源于自己非正宗的文學感覺?？梢钥闯觯麑τ谡Z言問題，是有更多角度的考量在的。

與自己的老師不同，魯迅后來的語言取口語與俗語者多，不像太炎先生那樣留在書面語的雅趣里。周作人留學后喜歡搜集民謠與俚曲，大約受到章太炎的影響，但根本的還是民俗學與人類學的沖擊。魯迅其實也意識到，僅僅像太炎那樣停留在學術層面，解決的是舊語境本義的還原問題，而不是當下語言新生的可能，而弟弟周作人的趣味也易將思想停留在象牙塔里，說起來也與實際隔膜。于是他走到十字街頭，古語用之，俗語亦來，互動中呈現出新詞語的面貌。

看魯迅的書，六朝氣是在字里行間的。但不是對于古人的對應，而是今人的邏輯，那意趣在遠去的世界里。所以曹聚仁說周氏兄弟可能是最接近章太炎的人，并非沒有道理。[11]在白話文里表達放大高貴、峻急的意象，章太炎并未料到，對他而言乃一個不可思議的夢。魯迅則在翻譯、創作、整理鄉邦文獻里，漸漸脫去古裝，而骨髓中飄動著狂狷之風，那也實在讓人感動。

要是細細品味魯迅的語言，會發現其實有幾種模式。一是小說語言，藍青官話、紹興話、古語兼用，與舊小說的士大夫氣頗相反對。二是雜文中古今并用，書面語和反書面語并存，有獨特的文風在。三是述學的文字，多用文言，但簡樸流暢，去掉漢代語言的古奧，多了唐人朗照之氣。不過這幾種話語方式也常常雜用，不分彼此?！兑安荨返捻嵵戮皖H為奇異，尼采式的獨白與佛經的頓悟在詞語間跳動，看出精神的繁復。章太炎以古老的辭章談古論今，多見奇氣，思緒來自繁多的文獻，乃智者的廣搜博取，但那語言終究與我們隔膜。而魯迅的詞語卻是從自己的體內來的，升騰的熱氣彌散在文字之間。木山英雄說魯迅的文字有一種肉體的感覺，那是對的，將語言深深植根于自己的世界里，發為己聲，放為心言，而那詞語又在古老的文明深處浸泡過，其意就非同尋常了。

與黃侃、吳承仕、錢玄同不同的是，魯迅不是襲老師衣缽，亦步亦趨地在學問上行走，而是在實踐里創出新意，在不可能中建立了可能。我個人以為，魯迅是活用了太炎先生的學問，不過是在另一條路徑上，做著像太炎先生一樣的偉業，貫通不同流派的思想，攝取有價值的思想為我所用。章太炎談儒家，順便講佛家。以為研究佛法者，不參照儒家思想是有缺憾的。這種整合古代不同資源的眼光，魯迅在美學上略有繼承。尼采之外，又有俄國文人的氣息，這就有了非凡的氣象。將章太炎的學術理念現實化的表達的時候，魯迅解決了晚清知識人的一個難題，在士大夫文風之外建立了詞語的另一種模式，章太炎在古語里未能做到的，竟被周氏兄弟在今文的表述里實現了。這恰是那些匍匐在章氏思想中的弟子們所不及之處。

三

漢代以后的文人，不易見到精神原創性的東西，到了朱熹、王陽明后，學術之風有所變化，但局限也是顯而易見的。從章學誠、章太炎開始，新的可能性出現了。主要是對于經驗主義的思維做了一種扭轉，其文本反詰的邏輯，偏離了舊徑，讓人在什么地方看到墨子的痕跡。魯迅深得其意，且延伸了不少新意。比如章太炎推崇戴震，但發現其思想被清朝當局所用，所講的理學，結果變成皇上殺人的利器，頗多尷尬?！侗却鳌吩疲骸按骶赫?，親見賊渠之遇士民，不循法律，而以洛、閩之言相稽。哀矜庶戮之不辜，方告無辜于上，其言絕痛。桑蔭未移，而為紀昀所假，以其懲艾宋儒者，旋轉以泯華戎之界。”[12]魯迅晚年批評新月派，其實就是看到那理論無意中也維持著現存秩序。他在提倡左翼理論的時候，也意識到邊界倘不清楚，逾越到邊界之外，就走到自己的反面去了，左派就變成了右派[13]。在方法論上看，與自己的老師是有交叉的地方的。這里看出新舊間的聯系，章太炎與魯迅都善用此法，由古視今，古今一體地討論問題，文章的維度就多于同代之人。

熟悉六朝的章太炎，對于儒生的困境頗為熟悉，曾借《顏氏家訓》的故事批評儒家的無能，異族入中原后，讀書人只能靠給異邦主子的子女講《論語》為業，可見大家的可憐。魯迅后來在《儒術》里重復這個故事，借此譏諷中國讀書人的無聊。國學者，不過啖飯的工具而已。這些譏諷儒者的文字，章太炎還局限于學理的層面為之，乃國學理念的一種思想辨析，魯迅則意指文人生活的選擇，針對三十年代京派文人脫離現實的現狀，批評他們學問之道與為人之道的問題，實在是把老師的思想活用了。

在與反對派交鋒的時候，章太炎的筆法有刀筆吏的余風，他與康有為的論戰，邏輯上有神奇之力，關于革命還是立憲，他主張前者，因為是大眾的心愿，文化應自下而上，但立憲則自上而下，與常理不符。這種從大多數的底層人角度考慮問題的思路，魯迅早期是有所借鑒的。他強調中國文化立人為本，人立而后凡事舉，都可視為章太炎思想的回音。其小說哀憐那些弱小者，無不帶有慈悲意識。到了后期，接觸馬克思主義后，他的這種意識牽連到思想民眾的解放之事，就更為切實了。

章太炎治學中的反向思維，是其方法論上的特點，也是思想邏輯的特點。他從司空見慣的學術觀念里，常常發現問題，推翻了古人固有的觀念?！秶鴮W概論》是其學術思想的一種較為系統的表達，思維特點是別于一般的學人的。辨析了一些常人模糊的意識。今人讀古書的大弊是，總以現在的概念理解古人，或以古人的是非為是非。章太炎是能夠辨析流派的細節的人，常常以樸素的比喻還原歷史的真貌。如談先秦諸子：

以《易》而論，看起來像是討論哲學的書，其實是古代社會學，只《系辭》中談些哲理罷了?！墩撜Z》，后人稱之為“經”，在當時也只算是子書。此書半是“倫理道德學”，半是論哲理的?！熬帕鳌钡某闪?，也不過適應當時需求，其中若“縱橫家”是政客的技術，“陰陽家”是荒謬的迷信，“農家”是種植的雜藝，“雜家”是雜亂的主張，都和哲學無關。[14]

這種以現代哲學理念對于古代文學的梳理，已經有了新學科的意識，不再是從古人的視角簡單討論現象的本質了。古人的語境與今人的語境不同，總有一些差異。章太炎治學，注意的就是不要以詞害意，因今亂古。學界與文壇，對于文化的經緯的描述，一易混沌，二為簡約。這都不得要領。章太炎的優長是，常常破混沌之思，教人察世觀人的慧眼。他在既成的概念里，總能看到內在的悖論，又從對立的人物里，看彼此的貫通性。在言及莊子與佛學、儒學的時候，差異里的相似性被一一道出，確是不凡的思路：

佛家主張打破“阿賴耶識”，以求“庵摩那識”。因為“阿賴耶識”存在，人總有妄想苦惱，惟能打破生命之現象，那“不生不滅之心”才出現。莊子求常心，也是此理。他也以為常心是非尋常所能知道的。莊子“無我”的主張，也和佛法相同。莊子的“無我”、孔子的“毋我”、顏子的“克己復禮”也相同，即一己與萬物同化，今人所謂融“小我”于“大我”之中。這種高深主張，孟、荀見不到此，原來孔子也只推許顏回是悟此道的。所以莊子面目是道家，也可說是儒家。[15]

我們由此聯想起魯迅論述孔子、莊子的思想，以及隱士、俗士之關系，邏輯幾乎一致。他討論嵇康的時候，說表面是非禮的人物，狂放不羈。但看他的家書，則發現又是特別的儒家。這個說明了古人的敘述策略以及表達的隱曲性。魯迅論述古人，都不像同代學人那么簡單。比如林語堂推崇小品文，夸贊唐宋文人的短文章是悠閑之作。魯迅則從陸龜蒙諸人那里讀出反抗的聲音。在《古人并不純厚》一文，談及宋代的歐陽修，就說他并不被看作偏激的文人，“然而那《讀李翱文》中卻有云：‘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它人使皆不得憂，可嘆也夫！’也就悻悻得很”[16]。古人有許多假象，需多方考察方能判斷是非。他在《查舊賬》一文還例舉晚唐的韋莊的前后思想的差異，提醒人們不要被流行的版本所欺，要全面考察作家的為文與為人。

書本的經驗與現實的經驗告訴他，表達必須限制，不然會落入思想的陷阱里。中國的讀書人往往被紙面的文章所惑，一葉障目的時候居多。文章的表達，有書面之意，亦含有淺文本，身世、環境、喜好，都影響辭章的變化，不整體視之，總有問題的。章太炎深悟此理，但多在學術思考里。魯迅不僅有學術思考的延續，也把章太炎的邏輯延伸到社會批評之中，我們看三十年代的雜文，對林林總總的現象的批評，都有辯證的因素，建立了一套自己的語境，邏輯上與章太炎述學文字多有接近，這是有意模仿還是無意巧合，的確值得一思。

當思維從儒教與理學的路徑脫離開來，回到對于存在的原本形態的凝視的時候，便不會被本質主義所囿，進入一種“原始的追問中”。他們的寫作，多少是含有這樣的特點的。海德格爾思考存在與思的問題時，是這樣描述這種追問的：

是否有朝一日一個得到更好裝備的思想家能冒險一試這種跳躍呢？他必須在一種創造性的意義上已經遺忘了迄今為止關于存在，亦即關于存在的追問的方式。這種遺忘并不是丟失了某個還得去占有的東西，而是轉變為一種更為原始的追問形勢中去。[17]

章太炎也好，魯迅也罷，都是回到文明的初始的源頭里，回望思想啟程的方式。前者在語言學的層面別開生面，后者在藝術的領域喚回了元氣的存在。對比章氏的《語言緣起說》《原儒》和魯迅的《門外文談》《六朝小說和唐代傳奇文有怎樣的區別？》，都是一種追問的思考，一個逼視著語言與思想的原貌，一個審視藝術的起源，這種精神讓我們想起蘇格拉底的語氣，其狀態與孔子、莊子的面對現實的目光，多少有一點相似的地方，只是路徑已經不同了。二者一生的選擇，都移動了舊的思想坐標，也告別了舊儒的積習，對于學問與創作作了另類的選擇。至今看他們的遺著，依然有氣韻生動的沖擊，且開啟了現代性的新途。認真讀他們留下的文字，也證明了古老的文化舊跡，真的在他們那里復活了。

四

從章太炎的文學觀看，還是從舊路中移步過來的，傳統的因素很多，并不像魯迅留日時那樣多的受到現代文學的暗示。他對于域外文學的理解還在知識的層面，而非審美的層面。梳理其談文學的文字，不過是一種文章觀，還沒有建立現在的文學的概念。許壽裳回憶章太炎與弟子們談文學時，思路還是有諸多差異的。魯迅回答老師關于什么是文學的提問，竟然是另一種看法，則看出彼此知識結構的不同。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從章先生學》回憶道：

魯迅聽講，極少發言，只有一次，因為章先生問及文學的定義如何，魯迅答道：“文學和學說不同，學說所以啟人思，文學所以增人感。”先生聽了說：這樣分法雖較勝于前人，然仍有不當。郭璞的《江賦》，木華的《海賦》，何嘗能動人哀樂呢。魯迅默然不服，退而和我說：先生詮釋文學，范圍過于寬泛，把有句讀的和無句讀的悉數歸入文學。其實文字與文學固當有分別的，《江賦》《海賦》之類，辭雖奧博，而其文學價值就很難說。這可見魯迅治學“愛吾師尤愛真理”的態度！[18]

青年魯迅理解文學，是受了西方觀念影響的，把域外文學的基因引進來，對于歷史的看法則清楚了許多。在文學觀念里，太炎先生有一個宏大的概念，既能從文章學層面考慮內部的規律，又注重外部環境對文學的影響。討論文學史時，把時代的強弱與文學的興衰聯系起來?！段膶W略說》說：“漢人之強健，恐什佰于今人，故其詞氣之盛，亦非后世所及。今人發古墓，往往見古人尸骨大于今人，此一證也。武梁祠畫像，其面貌雖不可細辨，然鼻準隆起，有如猶太、回回人，此又一證也。漢世尚武之風未替，文人為將帥者，往往而有。又漢行征兵制，而其時歌謠，無道行軍之苦者。”[19]這種在外部環境中思考問題的方法不妨說是一個有效的途徑，是認識文學不能不關注的存在?！段膶W略說》討論著作之文與獨行之文，梳理駢體、散體之文，高妙自不必說，但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文學觀念。倒是魯迅從西方文學的歷史與日本文學實踐里發現文學體式的另一重意義，這是章太炎所不能解的陌生的存在。

就文學而言，章太炎的長處集中在詩文上，談小說則不免外行。比如《天放樓文言序》談韓愈與柳宗元，各自的短長均被道破，文理與辭章的套路皆無法逃過其法眼。而言及小說，以為古人簡樸的敘述文體頗好，而到了近代的蒲松齡、林紓，則多有問題。他的小說觀，囿于諸子之學，沒有見到其自身的特點，故涉獵創作，只能隔靴搔癢。錢玄同受到了其思想的影響，1917年前后大罵蒲松齡滿紙不通，學術上來自太炎的體系無疑。章太炎以為小說有諸子之文沒有的妙處，人物、風俗、學術、方技，拓展了生命的感受，但感性的多致可能破壞美意，則是問題?！兑皇款惛濉贩治稣绿字匾曃恼轮蓝桦x小說之趣，看到了他的盲點：“溯小說之古體，而病晚世稱小說者非其倫，遂不許蒲林之書以小說署，所見不免太固。”[20]魯迅看小說，眼光是近代世界小說家式，舊式的觀念隱去，鮮活的審美意識流來，有現代性的元素。他后來與老師漸行漸遠，實在是專業的新舊不可通約所致。

不過，我覺得章太炎的文章學觀念的核心點，魯迅是接受的。在章氏的思想里，元明清后的文學完全不行，丟掉了先民的好的東西。他禮贊漢唐、對六朝獨有感覺，因為詩文是“發情止義”的勞作，二者失一則為問題?！秶鴮W概論》說：

文有有法無情的，也有無法有情的；詩卻有情無法少，有法無情多；近代詩雖淺鄙，但非出乎軌外。我們學文學詩，初步當然要從法上走，然后從情創出。那初步即欲文學太史公，詩學李太白的，可稱狂妄之人呢！我們還要知文學作品忌多，太多必有無情之作，不足貴了。[21]

情與理，是不好處理的話題。漢代文章，唯賦體文兼得此意，但后來發生了變化。六朝文是哲理與詩雜糅的存在，可唐代文則流于簡約了。元、明兩代文學，可稱道者都不是章太炎所云的作品，到了清代的《紅樓夢》，就在感性極強的文字里，表現出思想與人物命運的關系，這需要大的境界為之，非超俗的目光不可完成。章太炎論歷代文章，總與時代風氣、典章制度聯系起來，看法原是通透的。不過，把理趣與情思糅在一起，并不容易，魯迅自己就看出這里的問題。他一生，一直在理論與感性表達上徘徊，既注重小說、文章的研究，又鐘情于理論。翻譯的外國小說之多，譯介的理論文章之眾，非他人可及。章太炎所期冀的文章學之正道，魯迅是實踐的，只是他們的文學概念略有差異罷了。

魯迅喜歡的理論家，多有創作天賦。尼采的文章是感性里的哲學，風致極為特別。盧那察爾斯基的《藝術論》與劇本《解放了的堂吉訶德》乃相為表里。高爾基的小說和文論讓魯迅感念多年，紀德的思想與小說之文，讓魯迅嗅出文學家的真氣。我們看他的雜文，小說筆法，思想家的獨白，詩人的涵詠皆在，不僅思想史研究者得趣多多，詩人與小說家亦能有所獲益吧。好的作家，感性的維度極強，思想的鋒芒亦可出現。中外文學，在審美的層面，總有交叉的地方。魯迅看重那些理論來得，詩文也高的人，不是沒有道理的。

歷史上，處理好情理的關系的作家為數不多。那大概是不能持之有度的緣故。杜甫的詩臻于化境，沉郁、古樸之間，奇氣流溢?？墒屈S庭堅者流，則把杜詩傳統引向窄路，其無一字無來歷的用典之風，恰是不能掌握情與理分寸的表現。魯迅在先秦諸子與《史記》間，看到朗照與率性之文，嘆其有絕唱之意，為后人所不及。文學不都是進化可言，在其歷史的過程，教訓多于經驗，恰是一個不能回避的事實。

晚清以來，人們對歷史人物有了重新的認識，發現歷史的奧秘，實在讓讀書人生出別有洞天的感覺。章太炎欣賞墨子、荀子，與前人多有反對，和康有為、梁啟超不在一個水平線上。他喜歡王充，認可曹操，都是獨具慧眼的。魯迅給朋友的孩子推薦必讀書目，就有王充的《論衡》，而在關于魏晉文人的論述中，大膽地說曹操的好話，也是不顧及一般讀書人的感受的。他的小說《非攻》對于墨子的態度，坦言受益于太炎先生的理念?？梢姡绿讓τ谥苁闲值艿拈_啟有許多方面。在文章之道上，章太炎不甚喜歡韓愈的腔調，周作人亦持此論，他與魯迅反對八股文的態度，簡直從章太炎的文思那里來，哪有什么區別。比如周作人《辟韓文》，就與魯迅的寫作姿態相似，他們對于心靈化的言說，與非正宗的儒家的對話，實在是領悟了文章的妙道的。

我們考察章太炎先生的文章，可以發現他喜遠厭近，對于唐宋以來的文章評價不高。但唐宋以來文學的民間化的取向也不無意義，至少大眾化的書寫，自有新意。他討論的詩歌，對于周秦漢魏的作品用力較多，宋明以來的詩文不太被其關注?！侗嬖姟芬晃挠懻撛娊?，頗多奇論，“由商、周以訖六代，其民自貴，感物以形于聲，余怒未泄，雖文儒弱婦，皆能自致，至于哀窈窕，思賢材，言辭溫厚，而蹈厲之氣存焉。及武節既衰，馳騁者至于絕臏，猶弗能企。故中國廢興之際，樞于中唐，詩賦亦由是不競”[22]。此為高論，但泥于古而疏于今，自然不能理解后起的文化的要義。魯迅是古今悉見，廣泛博覽的?！吨袊≌f史略》對于元明清以來的文學文本的凝視，也有心得，其作品可感者也非人們所說的那么少。這種歷史感使他意識到了自己在這個時代要做些什么。一味復古而不能植根于民眾，藝術的分量自然也是輕的。

是的，在文學層面，魯迅得益于太炎先生的不羈之情和開闊的視野。他后來在這兩方面一直有不俗的成就，可以說暗承其道，心神頗似的。小說寫作中的超俗之美，雜文的尖銳與駁雜之趣，有舊的文章所罕見的美質。章太炎由古逆今，魯迅則今中含古，各自有創造性的表達。中國的文章后來沒有沿著章太炎的路走，而由周氏兄弟開啟了新路，那恰是后者不凡的地方?！兑皇款惛濉氛f章太炎“格老氣勁，義蘊閎深”，用來形容魯迅，也頗為貼切吧。

五

就學問而言，章太炎的駁雜，是弟子們難以企及的。他的學識對于周氏兄弟的影響不可低估。所涉獵的文化領域甚多，西學方面，從古希臘哲學到德國古典哲學，從日本思想到印度文化，都有心得。值得注意的是對于佛學的思索，頗有深度。晚清以來的學者發現，“佛學是對清代沉溺于文字、音韻、訓詁之學的‘漢學’的反動”[23]。章太炎研究學問，深覺印度文化的重要，倘不從印度哲學出發討論中國文化的變遷，有些問題不一定能說清。魯迅、周作人隨其讀書時，就感到章氏對于印度文化情有獨鐘。《知堂回想錄》就寫到他與周氏兄弟的交往，其中有一封信，是與周氏兄弟談學梵文的事：

豫哉，啟明兄鑒。數日未晤。梵師密史羅已來，擇于十六日上午十時開課，此間人數無多，二君望臨期來赴，此半月學費弟已墊出，無庸急急也。手肅，即頌撰祉。麟頓首。十四。[24]

雖然周氏兄弟均沒有進入梵文的領域，但章太炎的學術眼光無疑傳染了二人。魯迅與周作人還是回國之后對于佛學下了一點功夫。魯迅后來鐘情于小乘佛教，周作人在大乘佛教中樂而忘返。他們在新文學寫作中自覺地融入了佛學的審美意識，尤其是魯迅，內心的度苦思想時常在文字中閃動。而他對于中土佛教的世俗化描述，與國民性問題的思考聯系起來?？梢钥闯觯逅囊院?，不同階層的知識人對于佛教的攝取與發揚，側重點均有不同。

許多年后，章太炎對于印度文明的興趣不減，一直有印度之行的想法。在致許壽裳的信中，特別強調了研究印度文化對于解析中國文明史的價值：

必索解人，遠非在大秦，則當近在印度。兼尋釋迦、六師遺緒，則于印度尤宜。以維摩居士之身，效慈恩法師之事，質之當事，應無所疑。彼土舊游，如缽邏罕、匏什諸君，今尚無恙，士氣騰上，愈于昔時遠甚，此則仆所樂游也。[25]

章太炎治學里的佛學元素，確為其文字帶來活力。文化尋根的過程，不注意域外文明的傳播，總還是一個問題。中國人治佛學歷史甚久，到了晚清，如何利用佛教資源，人們的看法不一。1902年，梁啟超在《論佛教與群治之關系》提出自己的主張，認為“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佛教之信仰乃兼善而非獨善”，“佛教之信仰乃入世而非厭世”，“佛教之信仰乃無量而非有限”，“佛教之信仰乃平等而非差別”，“佛教之信仰乃自力而非他力”。[26]梁啟超的看法，帶有思考的系統性。但章太炎更注重佛教里的思想達成方式和哲學的經脈特點。他在《論佛法與宗教、哲學以及現實之關系》中認為，佛法本不是宗教，“若曉得佛法本不是宗教，自然放大眼光，自由研究”[27]。文章指出，中國佛法與印度佛法是不同的，但彼此可以互補。“唯有把佛與老莊和合，這才是‘善權大士’，救時應物的第一良法”[28]。他其實在研究先秦諸子時，就運用過佛教的元素。釋迦牟尼的時空觀和生死觀，在其述學文字里，與鮮活的自我意識是交融在一起的。

魯迅的佛教思想哪些來自章太炎，哪些屬于自悟，很難說清。一個事實是，章太炎對于域外思想資源的看重，使他意識到，治中國學問，沒有異質文化的參照，總還是一個問題。他的翻譯理念，也與章太炎攝取域外思想的方式形成對照。不過魯迅更著重現代以來的域外資源。除了抄校過魏晉時代的一些佛學資料如《法顯傳》等，他思考佛學的精力是不夠的。

但他的學生徐梵澄在回憶文字里講到魯迅對于佛教思想的敏銳感知和深刻認識。徐梵澄后來去印度從事學術研究工作，與魯迅過去對于他的影響不無關系。年輕時代，徐梵澄到魯迅那里做客，常常談及佛教問題。魯迅的思路是，佛教對于文化影響太深，“起初與道家相合，其次相離，各自成為宗教，便勢不兩立”[29]。要了解中國文化，這些是不能不看的。徐梵澄讀佛經，還是魯迅所指引：

我起初說我看《大乘起信論》，先生說不如看《百法明門論》，因為《大乘起信論》究竟是一部偽書。其次研究諸教之斗爭，先生說當先看《弘明集》和《廣弘明集》?？烧f我于佛學的一知半解，最初是由先生啟蒙的。[30]

徐梵澄后來到印度翻譯出《五十奧義書》《薄伽梵歌》等書，可說完成了章太炎與魯迅無力完成的偉業。他經由魯迅而進入古典學研究，拓展了文化空間，這也是晚清以來學術發展的必然結果。徐梵澄的不凡之處是，從多種文明參照里，重新思考古代史與文明史。他的古希臘文化修養與佛學修養，都高于章太炎與魯迅，但就方法論而言，前輩的思想暗示是顯而易見的。如果看他寫的《孔學古微》《小學菁華》《老子臆解》《唯識菁華》，那是真正做到了章太炎所云“研精覃思，鉤發沈伏，字字徵實，不蹈空言”[31]的境界。徐梵澄在翻譯古印度詩歌時，常以詩經、楚辭的方式對應，以為彼此間有相近的意象的閃動。這個理念，最初在章太炎那里就有，可見幾代人對于古典學的態度相似，而這期間，魯迅似乎起到了作為中間環節的作用，雖然那影響到底有多大，我們尚難細細描述。

魯迅沒有做古典學的研究，卻吸引了古典學研究者獨立思考之，探究之，這里可值得深談者甚多。增田涉在《魯迅的印象》中就說，魯迅逝世前想把芥川龍之介晚年的作品介紹到中國來，那原因是“想使那種咀嚼自己內心的文學方法，也稍為發展到中國來”[32]。增田涉似乎覺得，芥川龍之介的文學，是有小乘佛教的影子的，而魯迅喜歡的也是小乘佛教的。增田涉推測，魯迅那時候的思想，與釋迦牟尼的傳統是交織在一起的。他說：

原來，包括魯迅在內的、被看作中國近代思想指導者的人們，比起拯救內在的自己，倒是先想到拯救外在的多數。也可以說是，在拯救外在的多數里，發現了拯救內在的自己的道路。曾經是先輩的梁啟超，在批判地回顧自己的工作和行動的時候說，“未能自度，而先度人”，并且把這說成是“菩薩發心”。這不是適用于中國近代思想家的全體么？這終究不外是在十分惡劣的環境里，首先是政治的、現實的責問和抵抗。但以拯救他人為主是大乘佛教，以救己為先是小乘佛教，從中國古來不接受小乘而大乘盛行的事實里，我覺得，那或者可認為中國人一般的精神基礎吧。說是在中國文學里沒有“自我追求”，說是因此就缺乏智性，但就這樣的精神基礎看起來，是沒有辦法的，應該說那樣要求是無理的。[33]

這段敘述，看到了問題的核心。聯想起章太炎、梁啟超到魯迅的思想演進，方向不同，但有時候糾纏著相近的東西。魯迅從學術思想中走到文學的寫作中，與章太炎等學人的指向大抵是一致的，即以佛教資源而言，魯迅覺得僅僅拘泥于此，大約還是一個問題。尼采、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夏目漱石等，也在解析著存在與本質的難題，與古老的佛學比，一些經驗是更貼近今人。他在新文學的翻譯與寫作中呈現的佛性，是把章太炎、梁啟超的某些概念活化為現實的鮮活的精神形態。

六

魯迅對于漢字的特點別有心解，有許多地方是受到章太炎的影響無疑。他研究漢字結構與形體之變，其實與審美的感受有關，由此進入文學的領域?！稘h文學史綱要》，開篇就從文字談起，由文字而文章，將漢語書寫的發生與發展，作了一種推測性描述。漢字出現，有各種傳說，魯迅以為“文字成就，所當綿歷歲時，且由眾手，全群共喻，乃得流行，誰為作者，殊難確指”[34]。這個推論當是對的。由字而文，乃是一種發生學的話題，魯迅的敘述，顯然也有人類學的影子在。他說：

連屬文字，亦謂之文。而其興盛，蓋亦由巫史乎。巫以記神事，更進，則史以記人事也，然尚以上告于天；翻今之《易》與《書》，間能得其仿佛。至于上古實狀，則荒漠不可考，君長之名，且難審知，世以天皇帝皇人皇為三皇者，列三才開始之序，繼以有巢燧人伏羲神農者，明人群進化之程，殆皆后人所命，非真號矣。降及軒轅，遂多傳說，逮于虞夏，乃有箸于簡策之文傳于今。[35]

可見，魯迅眼里的文字，是思想與情感的載體，有特別的審美意義。漢字是一種象形文字，魯迅以為有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36]。魯迅喜歡抄碑，對于字體有特別感受，故行文中三美俱在，其中之樂，自在心中。但漢字的偉大，還因為其表述的豐富性。詞語間有無數種組合，意象也是不同的。所以，研究文學，不能不從漢字特點說起。謝無量《大中國文學史》以及后來的傅斯年《傅斯年講中國古代文學史》討論古代文學，也都不得不談漢字的特征導致的文學的特殊性。但章太炎研究文字學，視野則比魯迅等人要寬，看他的《小學略說》《史學略說》，涉獵問題更廣，經由文字看文章是一種思路，還可以借此考察民族史之問題，即歷史的原貌如何。朱希祖就認為，章太炎的史學成績，也有文字學的功夫在，語言與文字也是解開歷史之謎的參照：

語言文字，與史同其功用，實即史料所叢聚。凡史家所漏略不能記載者，語言文字皆保存之，而可以補史之闕。此意先師雖不明言，然于談論之際，嘗流露此意，引而不發，以待后人之精研。例如吾國古代文化，近代史家以為發源西方，歷史遺傳，亦多記載西北，而文字之詔示，則凡貨賄之物，皆用海濱之貝，則東南文化波及西北也。吾國人種，自稱曰夏，史家記載，不言其故，而文字詔示，則夏為中國之人，故其字象人形，首與四肢皆具（見說文）。而南方曰蠻，其字從蟲，東南曰閩、西南曰蜀，亦然，北方曰狄，其字從犬，東北曰貊，從豸，長脊獸也，皆不以人類視之……大雅文華，迥不相牟，此種族之歷史也。[37]

由文字而文化史、而藝術史，是民國學者學術思路里的一種特別現象。章太炎以此討論各種文化現象，是有積極的學術意義的。

漢字雖有許多優點，但繁難的形態對于百姓來說還是一個接受的難題。民國初，關于漢語的注音與拉丁化被提到議事議程。1913年上半年，教育部召開過幾次讀音統一會，討論字音、音素、字母諸事。關于字母的方案，看法不一，黎錦熙在《國語運動史綱》回憶說，方案就有偏旁派、符號派、羅馬字母三派?！敖K于依據浙江會員馬裕藻、朱希祖、許壽裳（都是章炳麟的學生——原注）、錢稻孫及部員周樹人（魯迅——原注）等之提議，把審定字音時暫用之‘記音字母’正式通過，此于前三派都無所屬，可稱為‘簡單漢字派’，而創其例者實章炳麟也?！盵38]林辰在《魯迅與注音符號的制定工作》認為，這是彼時一種折中的方案，還不能解決拼音化的問題。但章太炎的語言學研究引發的變革，是章氏自己也未能料到的。

章門弟子中對于漢字改革多有熱情，錢玄同大概是最為激烈的一個。他雖然研究音韻訓詁，但對于漢語拼音化的路是認可的。他的語言學研究，有革命的意味，這是誰都知道的。在《論注音字母》里，錢氏曾解釋了“讀音統一會”為何選擇了章太炎的思路，認為不過是一個過渡的方案。本來，應當“特造新符號”和“取羅馬字母來標中國音”，但在那時候不易操作。不久在《中國今后之文字問題》一文，錢氏提出了廢除漢字，走拼音化道路的思路。[39]這些看法不是簡單的虛無主義，而是從漢字研究中得到的一種看法，未嘗沒有學術價值。不過，文字與語言，乃歷史形成的，還有社會慣性的力量，學者要變異其徑，也非容易之事。我們看章太炎對于拼音字母問題的看法，則感到其間可操作的空間還是有限的。

與錢玄同比，魯迅對于語言文字的理解，考慮得更為寬遠。已經不再僅僅是從音韻訓詁的層面展開討論，而是帶有文化發生學的意味。1934年，他在《申報·自由談》發表了《門外文談》，較為系統地談了對于漢字與大眾語的問題。他采取《易經》的觀點，認為漢字不是一個人創造的，而是由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一點點形成的。魯迅在文章中強調，寫字就是畫畫，有感知方式、認知邏輯在里，其思路與章太炎《小學略說》仿佛。不過章太炎的解釋是精英士大夫式的，文字乃天才的發現，學者的氣味濃濃。但魯迅借用了人類學的觀點，又受左翼思想影響，從大眾層面思考漢字的來龍去脈，就水到渠成地說出，漢字改革的必然，大眾的方便才是硬道理。不久，在《關于新文字》中，對于語言文字的看法不都是技術的問題，而成了一種意識形態?！皾h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40]，就不是純然的學者態度，而是左翼思想的表述。這顯然比錢玄同更為有現實的焦慮在里，但他開出的方子，顯然也不太實用。魯迅在語言文字的問題上，被難題所難，而自己也陷入了難處。

關于新文化人對于語言問題的功過是非，后人已經有許多討論，魯迅的瑕疵也是一看即知的。泛意識形態的思路，對于實際的思想交鋒有效，對于學術也是一個傷害。章太炎晚年一直強調國故研究的系統性與漸進性，魯迅其實是陌生的。不過，雖然那么嚴厲地奚落過漢字的問題，但他自己對于以字為本位的漢語書寫的規律，倒體味很深。古語、方言、口語的運用都很自如，也豐富了漢語的辭章之色。這是一個悖論。如果從這個層面看他對于語言的態度，的確比章太炎走得更遠。

七

因了新文化運動，以及白話文的提倡，周氏兄弟被劃為章氏門派之外的人物。在章太炎的眼里，繼承其學術的不過是黃侃、吳承仕、錢玄同等人。三十年代后，周氏兄弟與老師的關系愈益疏遠。他們在復雜的語境里處理復雜的存在，舊式學者的思路顯然已經無效。偶與章太炎的話題相遇，還有所批評，彼此似乎在不同的世界。關于白話文，魯迅是不遺余力支持，對于反對白話文的人說了些極端的話。可是章太炎對于白話文的理解也非胡適、周氏兄弟所說的那么簡單，他對于內在的道理還是知道一二的。不過，他眼里的文章，還是漢、晉者為佳，那是詩文的正路，白話文則有些淺薄?！秶鴮W概論》說：

詩至清末，窮極矣。窮則變，變則通；我們在此若不向上努力，便要向下墮落。所謂向上努力就是直追漢、晉，所謂向下墮落就是近代的白話詩，諸君將何取何從？提倡白話詩人自以為從西洋傳來，我以為中國古代也曾有過，他們如要訪祖，我可請出來。唐代史思明（夷狄）的兒子史朝義，稱懷王，有一天他高興起來，也詠一首櫻桃的詩：“櫻桃一籃子，一半青，一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贄。”那時有人勸他，把末兩句上下對調，作為“一半與周贄，一半與懷王”，便與“一半青，一半黃”押韻。他怫然道：“周贄是我的臣，怎能在懷王之上呢？”如在今日，照白話詩的主張，他也何妨說：“何必用韻呢？”這也可算白話詩的始祖罷。一笑！[41]

周氏兄弟與章太炎的差異，實在有代溝的因素，也有知識結構的制約。從外國近代文學看，用的不都是古語，日常性語言是大行其道的。不了解俗語以及大眾生活，一味復古，就變成了絕學，章太炎自身隱含的危險性，魯迅不是沒有看到。

魯迅對古人的理解，有來自書本的，有據考古的資料的。還有一種，確為章太炎不同的地方，就是據日常生活經驗，推論古人與古文化的流脈。魯迅談學問，有嚴肅的文本，比如《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還有不那么正襟危坐的文章，雖然也是討論古代文化，卻有小說家的想象，然而也不離學問的本路。這是章太炎所不及的地方。

喜歡考古學與人類學，是周氏兄弟與同代學者不同的地方。這些新的視角補充了先前學者的不足。周作人還在書本的層面思考問題，魯迅則深解世道人心，民情與民意，以及國民心理的特點，是魯迅最為見長的所在?！队芍袊说哪_，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ā皩W匪”派考古學之一）》是一篇很聰明的文章。從出土文物看女子纏足的年代，又從《朝野僉載》得知唐代的“利屣”，都是一種極端的選擇。何以有這樣的極端性？中國古人不是大講中庸么？可見講中庸，也是我們的祖先不中庸的緣故。這個邏輯延伸下來，魯迅說，孔子是有過胃病的，因為“割不正不食”，可能是消化不良的緣故吧。[42]魯迅又據周游列國的材料，深味顛簸之苦，其結論也并非怪異，我們自然覺得不乏新意。章太炎大約不會做這樣的文章，因為過于幽默和搞笑，文不雅馴也是有的。而魯迅非同尋常的地方恰在此處，這是現代人的感覺，遠非別一類人可以比肩的。

可以說，魯迅的思維方式是顛覆了象牙塔的模式的，也就看到了純粹學者所看不到的東西。學者在書房里思考問題，自有專業精深之處，但作家思考的是人生問題，那是學者遺漏的地方。比如日常的生活，章太炎就關注有限。魯迅就是在日常性里，發現中國文化性格里的問題。在不同層面，有時結論驚人的相似，有時則略微相左。學者固然可以看出作家、文人的淺，而作家也能夠發現學者的悖謬處。三十年代，魯迅在《名人和名言》中，就直接說到章太炎，意思是不可將其語錄看成箴言，名人的話是有限度的，沒有這樣的限度，則定會存在問題的。

就學問的趣味而言，魯迅的感覺不亞于周作人、胡適等人。他認識歷史和文化，走兩條路，章太炎、胡適僅一條路，差異很大。他從章太炎那里學到以古證今，而自己有時又能以今證古。后者是他的特有本領，其雜文通曉古今的灑脫之狀，大約與此有關的?！稉v鬼心傳》談到中國人的詭計多端及兵法氣，就很是精準：

中華民國人的宣布罪狀大抵是十條，然而結果大抵是無效。古來盡多壞人，十條不過如此，想引人的注意以至活動是決不會的。駱賓王作《討武曌檄》，那“入宮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這幾句，恐怕是很費點心機的了，但相傳武后看到這里，不過微微一笑。是的，如此而已，又怎么樣呢？聲罪致討的明文，那力量往往不如交頭接耳的密語，因為一是分明，一是莫測的。我想假使當時駱賓王站在大眾之前，只是攢眉搖頭，連稱“極壞極壞”，卻不說出其極壞的實例，恐怕那效力會在文章之上的罷?！翱耧j文豪”高長虹攻擊我時，說道劣跡多端，倘一發表，便即身敗名裂，而終于并不發表，是深得搗鬼正脈的；但也竟無大效者，則與廣泛俱來的“模胡”之弊為之也。[43]

以今證古，不是事實的考辨，而是心理的透視。在魯迅眼里，中國文化的無特操、陰險、謀略多樣，乃人不得誠信的原因。我們看章太炎的文章，博雅中有學問的銳氣，魯迅則讓我們會心一笑，知道世間的普通的道理。章太炎是把思想引入史料與經典文獻中，他穿梭在古人的典籍里，告訴我們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偽的，可謂博矣精矣。而魯迅則在社會這本書中讀出古人的幽魂，指示著曲直與深淺。他的社會批評與文明批評，根底是人性的批評。而就內在的張力而言，有時候已經超出自己的老師是無疑的。

八

晚年的魯迅寫紀念章太炎的文章，說先生所講的《說文解字》統統忘記，欣賞的是老師的革命精神，這其實不免故作別論。周作人說魯迅好為逆音，講出格的話，言外有一種做作之態。但我們分析他那時的心境，取太炎的批判意識為一種精神依托，不是沒有道理。所以念念不忘老師的思想，與中國知識界整體墮落有關。在國家尚不正常的時代，知識分子在象牙塔潛心學問固然重要，但站到街頭，反抗壓迫與動員民眾，也是不能不做的選擇。出幾個學者，在那時不難，缺少精神界的戰士，才是一個民族的悲哀。

從章太炎的復古與排滿激情，到魯迅的左翼情結，這有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的邏輯過程。他們的代表性是毋庸置疑的。我們在魯迅后來的文字間，就能讀出《訄書》的意蘊，只是魯迅的世界性元素更多、體積更大而已。章太炎的思想在錢玄同、朱希祖那里變為學院派的知識，在魯迅、周作人那里演進成新文學的肌理，這是傳承中的變異。章門弟子的分分合合，其實也是與老師的傳統的分分合合。但在這種緊張里流逝的存在和延伸的存在，我們總結得不夠，實在也是可嘆之事。

在中國，自由的到來，非民眾的覺醒不可，知識分子的任務，就有幾分催生啟蒙的意味。晚清中國的變化，來源于知識人的革命熱情，導致民國誕生的因素，自然是革命。魯迅以為，舊式文人的生存狀態不能改變社會現實，新文人如果走進研究室，不聞外事，社會依然缺少改革的內力。所以，他期待于知識階級的，除了豐富的學識，還有斗士的風采。他自己就不斷與各類舊勢力斗，是因為章太炎的那個起點，在自己那里從沒有變化過。

魯迅的最后一篇文章，恰是關于自己的老師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講的就是學術與革命的關系。在他看來，章太炎早期的學術與革命是一體的，后來沉浸于學術，早年的激情弱化了。這個看法，見仁見智，魯迅只是一孔之見，并不了解內在復雜的情形。當看到太炎的文集刪去了戰斗的文章的時候，他的悵然之語多少還是有些悲涼的。

其實，魯迅那時候沒有意識到，在戰亂時期，救國的學人少，舊學問的繼承者亦稀，兩者都是重要的存在。章太炎晚年主張抗戰的言論，關注現實的言談，他并不都知道。而周作人據報刊的文字判斷老師的言行，也略顯反應過度。《謝本師》的做作，也還是有的。

考察章太炎晚年講學，不都是為學術而學術，他的表達中的潛文本還是甚為豐富的。張中行寫章太炎三十年代在北大的演講，就有以古諷今之語，憂患之情深深，與早期的激越雖然不同，但精神的本色未失，則是自然的。以學問的方式為人生，和以戰斗的方式面對人生，都很令人敬佩。魯迅取后者而為之，乃因為不斷革命的艱難。他對比中外的知識人，以章太炎、高爾基為例，則見出革命后的思想家的選擇的歧途。章太炎的悲劇，是中國的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早期革命者的理想，變成空幻之思，未得結果。那么實現人間的理想，改變現實才為第一要務。中國的學人，包括左翼學人，都缺少晚清學人的摧枯拉朽的厚重精神。他禮贊章太炎那時候的精神，筆下生花多多：

考其生平，以大勛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并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并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44]

在這里，不是取學術價值，而是思想價值，出發點意味非同尋常。在自由缺失的時代，知識人是爭自由呢，還是做學問，這在民國年間有不同的討論。在被圍剿與通緝的氛圍里度日的魯迅，深知斗爭的重要。做一個戰士，要比做學者難，至少在白色恐怖時期如此。理解魯迅晚年的思想，他描繪章太炎的兩篇文章是最好的注解。這也可以說明其何以與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隔膜的原因。章太炎的瘋，乃與黑暗作對使然，而對學生乃有老者的可愛之處。魯迅與象牙塔里的學人有隙，自然也有瘋子的譏語，可對青年之愛，也與太炎先生同。這是一個復雜的師承關系，我們不細細體味，難以見其異同。就思想的深與學問的深而言，他們的遺產，在豐富性上是過于同代的許多人的。

不過，魯迅對于太炎的行跡的看法多是印象式的，有些地方并不準確。其實晚年的太炎先生依然有著政治情懷。1932年，他與熊希齡、章士釗等人通電當局，要求抗日，后去北平見張學良等人，希望與日本抗爭到底。1933年，太炎先生在無錫國學專修學校作《國學之統宗》講演，說：“今欲改良社會，不宜單講理學，坐而言，要在起而能行?！盵45]1935年底，學生到南京請愿，主張一致對外抗日，停止內戰，章太炎派人到現場慰問學生。其言論之激烈，不亞于魯迅。魯迅對此知之甚少，而被一些學術文章所誘導，做出簡單化判斷。比如章太炎那時候在《大公報》刊文《論讀經有利而無弊》，其實并非官方思路，而是提倡氣節與愛國精神。同時期寫的那篇《儒家之利弊》，對于傳統儒學所作分析，也算客觀，且深含思想的銳氣。對比魯迅與太炎那時候的思想，其實并不都是沖突的地方，有些言論，思路是一致的。但這些，魯迅見之不多，他與周作人對于章太炎的隔膜，也與彼此的處境不同有關。他們的同門許壽裳、朱希祖對于老師的看法，反而比周氏兄弟更為客觀。

從晚清的排滿運動，到民國期間與國民黨的斗爭，中國歷史進入一個復雜的時期。魯迅的思想恰是復雜環境下的復雜心境的反映。而章太炎遺產對于他而言是一種重要的資源。周氏兄弟與章太炎漸行漸遠，其實是彼此尋路的目標不同所致。章太炎追求的是民族自立，恢復舊文明最為燦爛的一面。周氏兄弟是要吸納域外文明的人道主義與個人主義傳統。他們以翻譯為主業，思想與域外學術有互動的可能。而章太炎后來的思想，還在晚清的語境中黏滯。這種不同，使現代人文主義出現了岔路。章太炎的遺產也分化成多種形態留在后人的思想里。黃侃、朱希祖、錢玄同在學術中延續著章氏的精神，而周氏兄弟則在新文學創作里發揚了章氏的文明批評的思想。他們把知識用于現實的批判之途，從現實感出發去發現古人，都在大的現實語境里。而太炎先生其他弟子做的是類似古典學研究，和現實文化的距離顯而易見。民國期間，知識人日趨分化，激進者有的與政治文化糾纏在一起，保守者則多在書齋里自我吟哦。而像章太炎那樣學問也來得，革命也奮力的人，少之又少。他不是在歷史的外面，而恰在時代的洪流之中。魯迅對于自己老師的念之又念，實在是一種心以為然的感激。

注釋：

[1]章太炎：《訄書初刻本、重訂本》，朱維錚編校，中西書局2012年版，第47頁。

[2]章太炎：《諸子學略說》，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5頁。

[3]章太炎：《答鐵錚》，《章太炎書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7頁。

[4]王凡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論其對儒學傳統的沖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11頁。

[5][6]魯迅：《文化偏至論》，《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3、57頁。

[7]木山英雄：《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木山英雄中國現代文學思想論集》，趙京華編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31頁。

[8]姚奠中、董國炎：《章太炎學術年譜》，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8頁。

[9]章太炎：《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錄》，《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選》，姜芬編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頁。

[10]蘇曼殊：《文學因緣自序》，《蘇曼殊集》，東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4頁。

[11]參見曹聚仁《魯迅評傳》，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287頁。

[12]章太炎：《悲先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章太炎、劉師培等撰，羅志田導讀，徐亮公編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頁。

[13]參見魯迅《對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魯迅全集》第4卷，第238頁。

[14]章太炎：《章太炎國學二種》，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3頁。

[15]章太炎：《章太炎國學二種》，第37頁。

[16]魯迅：《古人并不純厚》，《魯迅全集》第5卷，第473頁。

[17]海德格爾：《哲學論稿》，孫周興譯，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331頁。

[18]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許壽裳回憶魯迅全編》，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頁。

[19]章太炎：《文學略說》，《國學講演錄》，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頁。

[20]榮孟源、章伯鋒主編：《近代稗海》第二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8頁。

[21]章太炎：《章太炎國學二種》，第72頁。

[22]章太炎：《辨詩》，《章太炎學術年譜》，姚奠中、董國炎著，第169頁。

[23]鄭欣淼：《魯迅與宗教文化》，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6頁。

[24]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1頁。

[25]馬勇：《章太炎書信集》，第615頁。

[26]葛懋春、蔣俊編選：《梁啟超哲學思想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48頁。

[27][28]姜玢編選：《革故鼎新的哲學——章太炎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第400、409頁。

[29][30]徐梵澄：《星花舊影——對魯迅先生的一些回憶》，《古典重溫：徐梵澄隨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頁。

[31]馬勇：《章太炎書信集》，第219頁。

[32][33]增田涉：《尋找魯迅·魯迅印象》，鐘敬文著譯，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363、364頁。

[34][35][36]魯迅：《魯迅全集》第9卷，第354、355、355頁。

[37]朱希祖：《章太炎先生之史學》，《文史大家朱希祖》，海鹽縣政協學習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學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5頁。

[38]轉引自林辰《魯迅與注音符號的制定工作》，《林辰文集》第二卷，山東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54頁。

[39]《錢玄同文集》第一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頁。

[40]魯迅：《魯迅全集》第6卷，第165頁。

[41]章太炎：《章太炎國學二種》，第68頁。

[42]魯迅：《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子有胃?。ā皩W匪”派考古學之一）》，《魯迅全集》第4卷，第521頁。

[43]魯迅：《魯迅全集》第4卷，第634頁。

[44]魯迅：《關于章太炎二三事》，《魯迅全集》第6卷，第567頁。

[45]姚奠中、董國炎：《章太炎學術年譜》，第4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