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仍記得32年前的1990年春天，我第一次見到唐湜先生。那時我還是學生，他應邀來我就讀的溫州市第十五中學做詩歌講座。那時唐湜先生70歲，圓圓的臉龐，微胖的身材，深沉的態度，給人一種優雅的感覺。講座結束后，我們幾個寫作尖子與他近距離對話。我讀過他的許多詩作，能講出一些自己的想法來，自然成為對話的主角。他慈祥的目光、溫和的語言和親切的微笑留給我深刻的印象。那天我們談到夜色蒼茫，才送唐湜回家。

我參加工作后，時常到溫州花柳塘唐湜家里坐坐。他的居室50多平方米，陳設簡陋，小小的客廳兼作書房，擺滿了書籍和雜物。盡管唐湜是大詩人，我才剛剛學習寫作，以他為師，但他的親和力使我沒有一點生疏和拘謹，在我們輕松自在的長談中，充滿著長者對晚輩的關懷和愛護。經過多次深談后，我們成了忘年交。

我記不清我和唐湜有過多少次交談，交談中，他說話雖然有些含混不清，但思路很清晰，談到一些往事時，都能詳盡敘述。他也不掩飾自己的觀點，坦率直言文壇上的人與事。他喜歡談胡風，喜歡談陳敬容，當然也談些自己的經歷，幾乎每一次都少不了這些話題。他談起陳敬容時曾說：“陳敬容72歲時，心情凄涼，身心交瘁……偶然得了一次感冒，竟轉為肺炎，昏迷了幾天就去世了，沒留下一句囑咐的話。”

我還記得，在唐湜先生來十五中做講座之前的1989年秋天，趙瑞蕻先生也來過十五中做講座。

趙瑞蕻的講座大概是學校老師宣傳和組織得更好，慕名聽講座的師生太多，老師把原計劃的講座地點從階梯教室改到大操場上。趙瑞蕻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卻身材挺拔，聲音洪亮，思路敏捷，還顯得那么莊重、寬厚和慈祥。講座后，趙瑞蕻與學校幾個寫作尖子座談，他說：“祖國需要多少人才、多少知識分子、多少有著崇高奮斗目標的后代子孫，就可以看出文化教育、特別是中學生教育的艱巨任務了。”我聆聽著他的每一句話，也一直仔細打量著他。趙瑞蕻回南京后不久，為我主編的校刊《龍騰》寄來題詞。

記憶的閘門一打開，我又想起與金江先生交往的一些事兒。印象里，金江先生有著硬朗的身體、爽朗的聲音、利落的動作。

上世紀90年代，我在溫州龍灣區文聯工作，請他到龍灣的一些學校里給學生講寓言創作。他的講課就像他的寓言作品，善用比喻、夸張、象征，講得生動而幽默、風起而云涌，講課的效果很好。他每講一次課，便會讓許多學生喜歡上寓言，有編輯校刊的老師告訴我：“金江老師的講座之后，我收到大量同學們寫的寓言習作。”

我還請金江參加龍灣的一些文化活動，他從來不擺譜，不推辭，更不自視清高或高人一等，一來龍灣就融入文藝工作者之中，談天說地，暢所欲言。我們探討文學的話題，溝通創作的計劃，也閑聊生活瑣事，甚至不回避一些八卦新聞。當然，談得最多的是寓言、童話等兒童文學的寫作，他對兒童文學的創作帶著本色，保持了孩童的感覺，其作品常蘊含著深刻的道理。

關于莫洛先生的記憶，總是特別溫暖。我認識莫洛先生，是我讀初中時，從他的詩歌里；他認識我，是在一次溫州作家采風的途中。那時我還是一個文學青年，在溫州的報紙上發表了一些小文，可謂初出茅廬，受到溫州作家協會的邀請，參加采風活動。記得那天一大早，參加采風的老中青作家代表在墨池坊集中上車，我坐到了大客車的最后排座位。路途中，有作家指著我問莫洛是否認識我，他回頭一看，搖了搖頭回答：“不認識。”那位作家便報出了我的姓名，他再次回頭，臉上露出了笑容，高聲地說：“嗬，大名鼎鼎呀。”頓時，全車人都笑了，氛圍很輕松，我紅起了臉，心里卻是何等的受用與暢快。這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老前輩，比我大52歲，他開始文學創作的時候，距離我出生人世還有33年，不料他也抽空閱讀我稚嫩的作品，還記住我的名字。這是莫洛給我最初的鼓勵。

有一年時間，我在《溫州日報》的一個版面上開設專欄，文章不過千字，內容大多是針對某些社會現象的憂思。過年時我去看望莫洛，他告訴我這個專欄“每篇必看”，還拿起其中的一期報紙，指著我的文章《心靈的呼吁》說：“寫得好呀，一個文化人的責任感，也是我的‘心靈的呼吁’。”莫洛的贊譽讓我喜不自禁。我們談過去、談當下、談創作、談文壇，他好處說好，不好處說不好，言簡意賅，語重心長。他寄大希望于年輕人，希望年輕人對生活、對社會、對未來、對時代都要充滿愛，讓愛的薪火熾燃。

回想起來，我第一次見到林斤瀾先生，是在1991年秋天，林斤瀾帶著汪曾祺、唐達成、劉心武、邵燕祥等作家來永嘉楠溪江采風，尋山問水。我當時初學寫作，憑著初生牛犢的勇氣前往永嘉拜訪他，他笑容可掬，與我聊了話，還給我題了字。最后一次與他相聚是在2004年夏天，林斤瀾應邀參加由我牽頭舉辦的張璁文化探源游座談會，他年已耄耋，但紅光滿面，步履穩健，神采飛揚。這一次，我們就張璁文化、龍灣旅游、溫州文學等話題談了許多，可算是一次暢談了。

二

2010年冬天，我調到溫州市文聯工作后，更加關注溫州籍的文藝工作者，特別像唐湜、莫洛、金江、趙瑞蕻、林斤瀾等“大師級”的作家。他們的作品得到讀者的喜愛和信賴，經得住讀者的評判、時間的洗禮和時代的考驗。而此時，唐湜、趙瑞蕻、林斤瀾三位先生已經離我們遠去了，莫洛和金江先生不久也駕鶴西去了。

我在文聯工作，有機會牽頭編輯《唐湜全集》。我與唐湜的次子唐彥中開始整理、收集唐湜的作品。據我們估計，唐湜的詩歌、評論各有九十余萬字，譯作有五十萬字左右，戲劇、散文各有三十余萬字，還有數量不少的信件。我一邊進行著《唐湜全集》的收集、整理和編輯工作，一邊有感而發，開始陸陸續續寫起關于唐湜的文章。

在寫唐湜的人生和創作歷程時，會寫到他與莫洛、趙瑞蕻、金江、林斤瀾等的交集，因為正如《生為赤子——唐湜與他的文友們》（下文簡稱《生為赤子》）開頭所說的，“他們都出生在上世紀初的溫州，他們是同學，是文友，是患難之交，是革命同志，他們從甌江南岸起步，心懷赤誠，把生命慷慨地投向一種精神追求”。于是，我又把筆觸延伸到莫洛、趙瑞蕻、金江、林斤瀾的身上。

在溫州文化界，唐湜、莫洛、金江被尊稱為“文壇三老”，他們是社會的尊者、育人的能者、心懷國家文學事業的大者。我有幸與“三老”都有過較為親密的交往，唐湜是我的恩師，莫洛提攜過我，金江可算老交情。我雖然與林斤瀾交往不多，也就三五次光景，可是近十年來，由于工作原因，陸續通讀了十卷本的《林斤瀾文集》，他卻成了我“接觸”較多的老一輩溫州籍作家。

我與趙瑞蕻交往最少，但我也閱讀了他的多部作品集，了解了他的一些人生過往和創作經歷。在寫趙瑞蕻的過程中，我多次采訪與趙瑞蕻交情甚篤的溫州作家瞿光輝，向他詢問一些細節，他也解答了我的一些疑問。我還多次與趙瑞蕻的長女趙苡微信聯系。我說：“我想去南京拜訪楊苡先生（趙瑞蕻夫人），想跟她聊聊趙先生，想表達對她和趙先生的崇敬。”趙苡說：“我母親畢竟是100多歲的老者，不便打擾，但我會盡己所知回答你的問題。”

因此，在寫作時我成竹在胸、運筆自如，如回憶般溫暖，如江水般流暢。

在我寫唐湜、莫洛、趙瑞蕻、金江、林斤瀾的時候，我還時不時要寫到兩個人，就是胡景瑊和鄭伯永，因為他們同為“同學、文友、患難之交、革命同志”，甚至胡景瑊和鄭伯永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始終在第一線出生入死，百折不撓，是值得我們緬懷和尊敬的革命者、好干部，為溫州的解放事業做出過杰出的貢獻。我沒有與他們交往過，但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兩人我也不得不寫。

上世紀30年代，日本侵略者的鐵蹄踐踏了我們的祖國，山河破碎，無辜的百姓流離失所。身為溫州中學學生的胡景瑊、趙瑞蕻、莫洛、唐湜、林斤瀾、金江和鄭伯永，他們不只是關注自己的學業和一己的悲歡，而是把深情的目光投向滿目瘡痍的祖國大地和在水深火熱中苦苦掙扎的中國人民。他們冒著隨時被學校開除、被當局逮捕的危險，積極投身于抗日救亡的運動之中。

溫州中學是進步思潮的大本營，他們和愛國、進步的同學一起，參加共產黨暗中領導下的野火讀書會、永嘉（溫州）戰時青年服務團。他們匯集其他學校的進步學生，組織聲勢浩大的游行示威，表達抗日救亡的強烈愿望；他們通過出墻報、印傳單、編畫刊、辦畫展、設立書報閱覽室、開展話劇公演、街頭演講等多種形式，進行抗日救亡宣傳，使得抗日救亡運動在溫州蓬勃掀起，播下的愛國種子在甌江兩岸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此時的溫州，還有一批追求理想、追求革命的年輕人，他們把目光投到了上海。多元文化并存的上海是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左翼思想文化戰線的主陣地和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地。中國革命“紅色源頭”城市上海光芒四射，備受人們矚目。他們陸續來到了上海，在中國新興木刻運動的領導者魯迅先生的直接指導下，以刀筆為槍，奮戰在民族救亡文藝運動第一線。他們就是溫州版畫家林夫、野夫、張明曹和王良儉等。

在魯迅先生逝世、抗戰爆發之后，他們毅然返回溫州，在連天的戰火中，積極投身于家鄉的抗日救亡運動，反對國民黨政府的妥協政策。他們以赤誠之心，篳路藍縷，風雨兼程，行進在改天換地建立新中國的道路上，甘心奉獻青春，直至奉獻生命。他們與胡景瑊、莫洛、林斤瀾、唐湜等是同道中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走到了一起來。

2021年8月，2021年浙江省文化藝術發展基金項目申報開始，基于以上的寫作與掌握的素材，我申報了長篇紀實文學《生為赤子》的創作選題。我思考再三，《生為赤子》以九葉派詩人唐湜為中心，講述唐湜和他的文友莫洛、趙瑞蕻、胡景瑊、林夫、金江、林斤瀾、鄭伯永等的成長經歷和心路歷程，用斷點式截取替代全局式概述，來反映浙南地區一批充滿理想信念的知識分子，以強烈的愛國激情，投身于革命事業，憑借巨大的精神力量，收獲學業上的累累碩果，并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在創作《生為赤子》之前，我已為唐湜、莫洛、趙瑞蕻、胡景瑊、林夫、金江、林斤瀾、鄭伯永等寫下了一定數量的文稿，我的主題設定是根據他們人生故事的文學張力而來的，是作品中的人物自身所攜帶和存在的問題意識而來的。

唐湜、胡景瑊、莫洛等的家族在溫州屬于名門望族，上輩族人基本上過著安居樂業的日子，但深重的國難讓許多家族成員包括身邊的親人、愛人仰視紅色人物，心中萌發和積聚了愛國之情，最終追求進步，投身革命，奔向了戰火紛飛的第一線。比如唐湜的大弟唐文榮、大妹唐金金、小妹唐小玉、小姨王靜香、表哥陳桂芳、表妹林翹翹，比如胡景瑊的母親姚平子、三弟胡景濓、四弟胡景燊，比如莫洛的妻子林綿、林斤瀾的妻子谷葉及趙瑞蕻的妻子楊苡等，他們也都投身到洶涌澎湃的革命大潮中，沖鋒陷陣，一往無前，有屬于他們的忠誠和英雄的故事。當然，他們在現實中有窘迫、壓抑、痛苦、彷徨，甚至曾迷失自我和哀號呻吟，他們也有自己的親情和愛情。

選擇以唐湜為主線，自然離不開他在“九葉”中的八位詩友辛笛、陳敬容、杜運燮、杭約赫（曹辛之）、鄭敏、唐祈、袁可嘉和穆旦。這九位詩人都生長于家國離亂之際，受過良好的中西方文學教育和文化熏陶，深受外國詩歌的影響，學成后多有漂泊的經歷，懷著強烈的愛國熱忱和一顆跳蕩的詩心，關心國家命運和人民疾苦，積極而勇敢地參與社會主義革命。上世紀40年代，他們創作了大量的文學作品，特別是詩作，明顯受到西方文學的熏染，常有多層次的構思與深層的心理探索，較多地接受了現實主義精神和中國藝術傳統的風格，形成了他們的文學思想和藝術特征，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是中國新詩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章。現在距離他們成名成家已經過去了70多年，而九位詩人和他們作品的影響力，并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減弱，反而發出更加迷人的光芒。《生為赤子》或多或少都給予記之。

三

書中的主要人物，都是遠去的背影，雖多為我早年的相識，但親近如唐湜這樣的恩師，也因時間久遠，往事如煙，許多記憶被歲月沖刷得支離破碎，像被雨水沾濕的老照片般模糊不清。況且，他們的過往經歷，我也沒有全面、詳細地掌握。全景式地寫起來，確實困難重重。

為了追尋歷史往事、精彩人生，獲取更多的情節、細節，我開始系統閱讀他們包括回憶錄在內的文藝作品。故人往矣，而文字還留著溫度，與我耳鬢廝磨，往日的情感由遠而近，一點點回歸，并日益深厚。

我又進行了大量的采訪，赴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先后采訪和請教了50多人，其中有唐湜的二兒子唐彥中、當時唯一健在的九葉詩人鄭敏（已于2022年1月3日去世）、九葉詩人陳敬容的大女兒沙靈娜教授、屠岸的女兒章燕教授、九葉詩人辛笛的女兒王圣思教授、唐湜的學生沈克成、唐湜的好友瞿光輝、莫洛的次子馬大康教授、作家渠川、王季思的長子王兆凱、趙瑞蕻的長女趙苡、趙瑞蕻的二女兒趙衡、胡景瑊的兒子胡濟、金江的兒子金輝、鄭伯永的兒子鄭國惠、高級編輯潘虹、林夫紀念館館長林亦挺、林夫的孫子林秀敏等，從而捕捉到書中主要人物許多豐沛的情節和生動的細節，點點滴滴，匯聚精彩，他們的生平事跡也在我的腦海里清晰起來。

在寫作過程中，我還尋訪了書中主要人物學習、工作、生活過的地方，比如溫州中學舊址、閩浙邊抗日救亡干部學校舊址、春草池、籀園圖書館等，那里有他們青春的一部分，那里洋溢著溫馨、和諧與詩意的生命，那里有遙遠蒼涼的歷史煙云、有循著燈火去拓荒的堅實腳步聲、有從斑駁舊影里響起的新曲……歲月遷流，世事繁變，撫今追昔，不禁百感交集。

在《生為赤子》的寫作進入尾聲的時候，我還走訪了溫州老城區“縣前頭135號”。這是一棟七間三層磚木混合洋式樓房，坐北朝南，北面臨街，帶西式裝飾立面。這里是16歲的唐湜入黨宣誓的地方。兩年后的1938年，新四軍在此設立駐溫采購辦事處，同時中共上海地下黨以上海紅十字會的名義也在此設立辦事處，配合開展工作，將大批地下黨員、進步青年和軍用緊缺物資輸送到華中地區抗日根據地，為新四軍堅持敵后抗戰做出了重要貢獻。

我靜靜地從一樓走到三樓，唐湜先生入黨的痕跡已不可尋，早已消失在時間的深處，但我想，唐湜先生在這里抱定革命的決心，承擔起所處時代賦予的使命，同時也讓他的生命開始變得豐盈、多姿和壯美。我久久地站在二樓的窗臺前，窗下是平整的柏油街面，午后的陽光把街上穿行的車輛照耀得明光燦亮，行人在街兩邊輕松行走，三兩為伴地一起說說笑笑。

眼下正是人間四月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