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小小一幢花園住宅，曾經見證過軍閥的爾虞我詐，見證過藝術家的奇思妙想，也見證過戰火中的奮斗精神。

一

1927年12月的一天，在上海善鐘路87號，一場精心排演的話劇演出即將在這里拉開帷幕。

候場的演員中，有京劇名家周信芳與戲劇大師歐陽予倩，而在臺下等待開演的觀眾中亦有畫家徐悲鴻、詩人徐志摩等名流。

是怎樣的機緣使得這么多名人匯聚一堂？還要從一所名為“上海藝術大學”的學校說起。

上海藝術大學是1925年6月創立的一所私立藝術院校，由原上海藝術師范大學與東方藝術專門學校合并而成，校址初設在東體育會路（據1927年4月19日《申報》消息），1927年4月遷入善鐘路87號。善鐘路即今天的常熟路。

同年，田漢受黎錦暉之邀，來此擔任文科主任（后擔任該校校長）。不久他便搬入校舍內，全身心地投入該校的教育工作。學生除了能夠經常聆聽田漢的精彩講課外，文藝名流也都在田漢的邀請下，紛紛來此助陣。一時間，歐陽予倩、徐悲鴻等都在上海藝術大學的講臺上一展身手。

1927年冬，由田漢等人發起的進步文藝團體“南國社”在當時霞飛坊（現淮海坊）徐悲鴻寓所內正式成立，主要成員有田漢、歐陽予倩、徐志摩、徐悲鴻、周信芳等。他們的集聚，推動了善鐘路87號上海藝術大學內這場話劇的公演——這次被稱為“魚龍會”的話劇公演為期一周，“魚龍”二字除了寓意“魚龍漫衍之戲”外（形容演出劇目包羅萬象，百戲雜陳），也有“藝大學生與戲劇名角共同演出”之意。對此田漢曾這樣詮釋：“同學們都是小魚，演戲沒有號召力，要請名角來幫忙，他們是龍，能叫座。”（劉汝醴《記上海藝術大學的魚龍會》）

“魚龍會”演出的劇目主要有田漢創作的五部短劇（《畫家與其妹妹》《蘇州夜話》《名優之死》《生之意志》《江村小景》）及兩部外國戲劇（菊池寬的《父歸》和斯蒂芬·菲里甫斯的《未完成的杰作》），另外還上演了由歐陽予倩改編自《水滸》的新劇《潘金蓮》。在該劇中，歐陽予倩大膽從“叛逆女性”的角度描寫潘金蓮，并親自反串出演，加之周信芳在刻畫武松時的入木三分，整臺劇在觀眾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后來，遠在滬西、江灣、吳淞等地的學生也都紛紛慕名觀演，由住宅客廳改造而成的“小劇場”經常客滿。

可惜，與當時其他的私立院校一樣，經費始終是困擾上海藝術大學辦學的最大難題。就在“魚龍會”公演后不久，苦于善鐘路87號高昂的房租，田漢只得帶領同學們遷至當時的西愛咸斯路（現永嘉路）371號。1928年初，田漢在宣布辭去上海藝術大學校長職務后，另行創辦南國藝術學院，首批學生中既有從上海藝術大學轉來的陳白塵、吳作人、金德麟（金焰），也有新招收的鄭重（鄭君里）、趙銘彝等，可謂名家輩出。

二

如今，在常熟路上還能找到善鐘路87號的舊址嗎？

對照1940年與1949年兩版《上海市行號路圖錄》可發現，過去的善鐘路87號就位于如今的常熟路139號，這是一幢建造于20世紀20年代初的花園住宅。紅瓦折坡頂，水泥拉毛外墻，二層挑出弧形露臺并裝飾寶瓶形護欄，建筑主入口呈現半圓形，兩根高聳的多立克式柱子撐起建筑立面，為整幢住宅平添幾分大氣與美觀。

據《字林西報行名錄》中的信息顯示，此宅早期曾居住過幾位與洋行有關的外僑。另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晚清·北洋卷）魏德卿《江浙戰爭中王永泉》一文中也有寫到，皖系軍閥王永泉曾在此居住。

1924年3月，原本盤踞于福建的王永泉被直系軍閥孫傳芳“驅逐出閩”后，來到上海住進了善鐘路87號。1924年9月江浙戰爭爆發后，王永泉成了直皖兩派軍閥爭相拉攏的目標，短短數月間，一幕幕軍閥之間的爾虞我詐在善鐘路87號內接連上演。不久后，隨著奉系軍閥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勝出并南下，王永泉也離開了上海。

三

1930年，時任廣東省政府主席陳銘樞與“發明家”鐘靈的到來，又使得善鐘路87號成了各界關注的焦點。據是年11月27日《申報》的報道：“陳銘樞下榻善鐘路八十七號后，次晨有漢藜公司發明氣壓印字機鐘靈君前往拜謁，時陳氏賓客滿座，一見鐘靈至，即延入內，厚待有加，垂詢鐘之工業近來如何發達，此后如何進展，獎勵備至，敘談后，即與鐘君同拍相影，以留紀念。”

鐘靈，當時被譽為“中國愛迪生”的發明家，早年曾先后就讀于嶺南大學與法國馬賽化學學校，后潛心研究印刷機械并與幾位好友一同創辦了漢藜公司。在1927年11月22日的《申報》中，就有關于“鐘靈君最新發明之印字機，經數年之研究與試驗，今日始告成功”的報道。1928年5月，鄒韜奮也曾在《生活》周刊發表《中國人發明的最新印字機》一文介紹鐘靈與他的發明。之后鐘靈再接再厲，發明植物油燈并創辦中國植物油燈公司。1936年2月13日的《申報》曾對此報道稱：“中國油燈公司創制植物油燈，得各界一致贊許，紛紛發表美評。”

在1938年—1941年的《字林西報行名錄》中，有關善鐘路87號的住戶信息均顯示為“中央信托局”。1939年，為了降低各大民族企業在內遷過程中因遭遇敵機轟炸而遭受的損失，當時的中央信托局保險部專門開辦了戰時陸地兵險業務。據姚達人、趙鎮圭《關于抗日戰爭時期辦理陸地兵險的回憶》一文中所述：“為了避免敵人注意，（中央信托局）保險部駐滬辦事處設在善鐘路87號，并且對外不掛牌子，與內地往來的公文函件也不寫機構名稱和負責人姓名。”

不久后，由保險部秘密選聘、得到中共上海地下黨領導的保險業業余聯誼會（簡稱“保聯”）鼎力支持的13名陸地兵險骨干人員脫穎而出，在善鐘路87號內進行短期準備。在這13人中，有后來成為“船王”的包玉剛，也有當時已是中共黨員的程恩樹和林震峰。

1939年10月，保險精英抱著“一切為了祖國”的信念，搭乘當時唯一通航海外的怡和輪船公司之“裕生輪”，繞過日寇占領區，輾轉香港、越南，歷經艱辛，由滇越鐵路抵昆明。經實地勘察、認真研究，審慎核定條款辦法，短期籌備后即分派至成都、昆明、貴陽、桂林、西安等城市，負責為當地保險業務人員“授業解惑”。同年12月，“戰時陸地兵險”在重慶首開先河，隨之在大后方全面鋪開。

申新四廠、申新五廠屬著名的榮氏家族企業，由漢口內遷寶雞，主要生產軍用被服。1940年8月遭36架敵機輪番轟炸，1000多包棉花、70多臺織布機等完全炸毀，車間、機房已成斷瓦殘垣。經保險部門實地勘察、嚴格審驗，立即理賠30多萬元。由于賠付及時，工廠只停工了一星期，便快速恢復生產。由此營造出超越“保險”以外的社會穩定效應，保存了中國抗戰的經濟力量，極大地鼓舞了國人的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