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學家納博科夫做過一個統計，十九世紀初到他生活的二十世紀中葉所產生的被公認為最優秀的俄羅斯小說和詩歌，按一般印刷統計大約兩萬三千頁。

“一個幾乎沒有內生的文學傳統的國家，只用了一個世紀的時間，一個十九世紀，便創造出了在藝術價值、影響范圍以及所有其他方面都足以與英國或是法國的光輝作品相提并論的文學，唯一的差距只在數量。”納博科夫認為。

這一極為輝煌燦爛的時代幾乎被等同于俄羅斯文學本身。而如果從十九世紀俄羅斯燦爛的經典作家與經典作品中挑出尤為璀璨的幾顆，學者們將會怎樣選擇？

最近，由三聯出版的《俄羅斯文學的黃金世紀：從普希金到契訶夫》中，作者、北京外國語大學俄語學院教授張建華講述了俄羅斯文學“黃金世紀”八位作家——普希金、萊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車爾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的主要代表作，涉及不同體裁的作品五十六部，其中重點點評的作品有三十五部（篇）。

《俄羅斯文學的黃金世紀：從普希金到契訶夫》書封。

何為“俄羅斯文學”

和中國相比，真正具有獨立民族品格的俄羅斯文學的出現非常滯后，它只有二百多年的歷史。落后西歐文學至少一百年、落后中國千年以上的“晚生子”俄羅斯文學怎樣實現逆襲？

歷史中，俄國有文字是10世紀以后的事；12世紀的80—90年代，古羅斯才出現了一座文學的豐碑《伊戈爾遠征記》，但是用普希金的話來說：“這只是一座孤零零的紀念碑”，此后的五百年，俄羅斯文學仍舊一片沉寂，除了記述抗擊外族入侵的故事，占文學主導地位的是《圣經》的古斯拉夫文譯本、使徒傳、偽經、布道書、宗教色彩濃郁的編年紀事、壯士詩、民間口頭文學等。

直到18世紀后半期，隨著“歐化”的開始，俄國出現了類似西歐啟蒙運動的文學啟蒙、感傷主義文學，但這一百年的俄羅斯文學，無論是題材、故事情節，還是人物，多是對西歐同類文學的模仿。

然后，“俄羅斯文學之父”普希金出現了。普希金在繼承前人和學習西歐文學的基礎上，創造了真正具有俄國民族獨立品格的俄羅斯文學，開啟了俄國文學的黃金世紀。

《俄羅斯文學的黃金世紀》一書從普希金開始講起。

有一種現象是，提起俄羅斯文學的代表，大多數人都不會首先想起普希金。張建華認為，其原因可能有三：首先是普希金出現的太早，歐洲對俄羅斯文學的了解和認知要從屠格涅夫才開始；其次，陽光詩人普希金的創作始終樂觀而明媚，這在文學的社會審視、批判色彩越來越濃的19世紀30~40年代，與整個歐洲的文學意識是有悖的；最后，普希金最為人所知的成就在其詩歌，而由于受眾與翻譯的原因，詩人較少像小說家、劇作家那樣獲得世界性聲譽。

書中，張建華通過對普希金的長篇詩體小說《葉夫根尼·奧涅金》、小說集《別爾金小說集》、中篇小說《上尉的女兒》等作品的分析，認為普希金“以獨立的主體意識，輝煌的人格力量，巨大的愛的熱情重整個體的和民族的主體形象。”

《上尉的女兒》書封

俄羅斯文學的文化精神

十九世紀開始，俄羅斯文學開始與西歐文學并駕齊驅：普希金的詩體長篇小說《葉夫根尼·奧涅金》（1831）與司湯達的《紅與黑》（1830）幾乎同時面世。巴爾扎克寫《人間喜劇》（1829—1848）時，萊蒙托夫在寫《當代英雄》（1840），果戈理在寫《死魂靈》（1842開始）……

俄羅斯文學群星璀璨的時代來臨了：果戈理、屠格涅夫、岡察洛夫、涅克拉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薩爾蒂科夫·謝德林、列斯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相繼登上文壇。

其中，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這三個俄羅斯文學巨匠對20世紀的世界文學產生了最為深遠的影響：比如，托爾斯泰對法國的羅曼·羅蘭，陀思妥耶夫斯基對美國的西奧多·德萊塞、瑞典的斯特林堡以及整個歐洲的現代主義文學運動，契訶夫對美國的歐·亨利和英國的蕭伯納等。英國作家勞倫斯也認為：“19世紀后期，歐洲文學思想藝術的高峰是以俄國文學為代表的。”

除了“黃金世紀”，此后百余年的俄羅斯文學歷史可以劃分為三個不同階段：“白銀時代”，這是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10年代末，俄羅斯文學史上現代主義文學發生、發展、繁榮至衰頹的時代；七十四年的蘇維埃俄羅斯文學；蘇聯解體后的新時期文學。

對于“黃金世紀”的寫作進行一種總體性的把握，張建華認為，其文化特性的精神品格主要表現于以下幾個方面：

強大的責任倫理。俄羅斯作家從不把文學創作當作一種自我心緒、情感的表現，而是為集體代言。詩人普希金和萊蒙托夫都以不同的方式說過，詩人預言家應該“用語言點亮人們的心靈”，“燃起戰士戰斗的激情”，給人們“帶去真正的真理與愛的學說”。

鮮明的精神、靈魂向度。這一時期的俄羅斯文學有種對生命存在的終極關懷，人世俗的物質性存在不同程度地被偏廢。比如果戈里皇皇巨著《死魂靈》中講述的十分奇詭的買賣死魂靈的故事和他對于人的精神迷失、道德墮落的深切的焦慮；從果戈里手中接過來旗幟的陀思妥耶夫斯發揚了其黑暗意識、道德意識和宗教意識，將文學的靈魂關懷和人類的精神救贖命題推向了迄今為止無人能企及的深度和廣度。

崇高的理想主義。俄羅斯文學家們始終在承諾一個絕對的真理——一種柏拉圖式的烏托邦，這種烏托邦或是一種幸福的生活，或是一個理想的社會，或是一種理想人格，或是人類的理想天國。作家們在不同方向做出開拓：政治上的理想主義如普希金、車爾尼雪夫斯基、托爾斯泰、高爾基；道德上的理想主義如果戈理、列斯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索爾仁尼琴；人性的理想主義如岡察洛夫、契訶夫、布寧、肖洛霍夫、帕斯捷爾納克；生態的理想主義如普里什文、卡扎科夫、艾特瑪托夫；審美的理想主義如普希金、屠格涅夫、契訶夫、費特、帕烏斯托夫斯基等。

內在的悲劇精神。充滿曲折、危機、苦難的俄羅斯歷史是俄羅斯文學悲劇意識生成的外在緣由。俄羅斯千年文化史中有近二百五十年韃靼人的統治史，三百余年殘酷的農奴制。歷史上最嚴酷的極權，社會上最長久的動蕩與混亂、暴力與流血，世界上最可怕的戰爭都曾經發生在俄羅斯的土地上。

俄羅斯文學之于中國作家

中國作家從俄羅斯文學的思想發現和審美藝術發現上獲得了諸多的啟迪并受到了深深的影響。

中國作家受俄羅斯文學影響的例子實在數不勝數，我們僅舉一例：

契訶夫有篇短篇小說名為《苦惱》，曾被托爾斯泰列為其著作中的“第一流作品”。《苦惱》的故事通過一個拉一天車也買不起一包燕麥的車夫展開，他的兒子過世了，這位可憐的車夫想找人好好說說他兒子去世的事情，于是他不斷向他的客人提及他不幸離去的兒子，然而等待他的不是無視就是侮辱。最終，萬般無奈下，他對著相依為命的小母馬訴苦吐怨。

魯迅那篇最著名的《祝福》也有與《苦悶》極為相似的情節和主題內容，郭沫若在契訶夫逝世40周年時，在紀念文章中寫：“魯迅的作品與作風和契訶夫的極相類似，簡直可以說是孿生兄弟。假使契訶夫的作品是人類無聲的悲哀的音樂，魯迅的作品至少可以說是中國的無聲的悲哀的音樂。”

論及二者的不同，可以引用張建華的一段評述：契訶夫筆下的社會生活景象大多是以“陌生化”的世界來呈現的。他的藝術世界不是現實生活的真實再現，而是高度假定性的，是一個表達空間極為廣闊的象征世界。契訶夫不是從社會外部，而是采用了一種從生活和人物的內部來觀察世界的認知方式。他讓不同的人物個體，從其所擁有的不同的心理結構和思維方式，不同的直覺特質和生活愿景出發，來表達對世界和人的認知。

而魯迅則是外部看向人物內心，會在他的故事中置入一個明顯的社會環境，并有著明確的指涉與批評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