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二〇一六年的十二月，《英格力士》前期籌備工作室從原先很小的空間，搬到了一個寬敞的復式公寓。我元旦休假后回到那里，客廳里的圣誕樹還閃著紅紅綠綠的燈，好像要肆意將時間往回撥——因為一切還沒有準備好，離準備好還差很遠。

墻上貼滿了參考照片和設計圖紙。有一間臥室里掛滿了到處搜集來的布料——碎花布、格子布、藏青布、草綠布……書架、桌面、墻角堆滿了參考書籍和六七十年代的畫報——《人民畫報》《新疆畫報》《工農兵畫報》……好些書名我已忘記，但是記得有王蒙的《在伊犁》和金宇澄的《洗牌年代》。

“兩個房子雖然窄小，老式的天花板和地板分別漆著藍漆和紅漆，窗臺低矮的窗戶臨街，窗外還有一層俄式雕花木窗扇，室內全都鋪有印花羊毛氈，墻上掛著一塊鮮艷奪目的庫車地氈和一塊繡有三潭印月西湖風光的絲織壁掛。室內各種物品充份利用空間，像搭積木一樣地堆砌在一起，巧妙、雕琢、雅氣……

“……金針是那樣高傲而熱情，看來維吾爾人不吃黃花菜而把它作為觀賞植物來培養是對的。還有馬蘭，它的小紫花有一種令人心醉的溫柔。還有花盆里的四棵石榴，好像具有一種挑戰意味，誰說生活不應該更加鮮明耀眼呢？連馬馬虎虎地用柴木綁起來的低矮院門，簡陋中也包含著一種心安理得的怡然……”

《在伊犁》豐富了我對七十年代的了解，上面引用的細節為我們創造維族老街和阿吉泰的家帶來了美麗的靈感。相比圖片，文字不僅有生活細節的描述，還能引起更多意境上的想象。

“……她最多十七到十九歲，“童花”發式，身材嬌小，雖是服裝單調的年代，也能顯示人身份的一二特征，可借此知道，對方是哪里來，到哪里去……看上去，她是注意修飾的，綠棉襖內另有藏青色的中式棉襖，戴鵝黃的領圈，那是上海流行的一種樣式，細毛線織成四指寬的條狀，兩端縫有撳鈕，圍住脖頸（一般是中式的“立領”），既是裝飾，也相當保暖……

“有一次，我獨自與她在狹窄的艙內走廊相逢，她怔了怔，等著我側身讓她過去。她那么嬌小，我們綠棉襖相互碰擦一下，留下一股小風。注意到她十分合身的黑卡其布長褲，褲腳露出內里一寸寬的鵝黃色運動褲邊，高幫麂皮鞋，系著當時十分流行的白色“回力”籃球鞋帶，如果是西方電影里的情景，這種際遇也許會使不名陌生產生對話欲望——而我們相遇無語，快照一樣匆匆回眸，留住細部，還有那陣風……”

在那個物質和精神雙重匱乏的特殊年代，人們依然愛美，創造美。《洗牌年代》書中描繪的裝束細節，為電影的人物造型提供了參考，書中七十年代知青的狀態，也在日后為演員表演帶來了啟發。電影跟文學一樣，不是講歷史課，而是呈現逝去了的時光。經歷了半個世紀的凝煉，電影中的服裝和造型是一種“重新流行”的“時裝”。

舉一個很小的服裝例子，申總指揮的角色在劇本里一共只出現了三次，但他要有令人矮三分的威懾力。我們請了兩米多高的籃球運動員巴特爾出演，并設計了他無論在什么季節都披著一件軍大衣，輪廓像一扇門那樣高大，個子再高的男主角在他面前也會生懼。這件“軍大衣”有點像我在《太陽照常升起》中的“白大褂”，它是一個記憶中的印象，一個符號，它也使一個配角變得難忘。

英語老師王亞軍是電影的靈魂人物，這個演員的選擇關系到電影的成敗。《英格力士》是一個成長的故事，開始時劉愛十二歲，結束時他十七歲。我在尋找劉愛的過程中看到今天的少年營養好、發育早，個子普遍比七十年代的孩子要高大。英語老師王亞軍起碼得有一米八五，在畫面上才會給人大人和小孩的感覺。這個要求一下子縮小了選擇范圍。

同樣難找到的是這個人物儒雅仁慈的氣質。王亞軍貌似文弱卻心懷與時代背道而馳的道德勇氣，以及自我犧牲的精神，為劉愛的人生帶來了變革性的影響。我在他的身上看到我外公的影子，他們代表了中國知識分子最高尚的情懷和德行。

誰能演好王亞軍？投資方非常開通，沒有在選角的過程中施加任何壓力，但我還是時不時接到一些建議，考慮一下這個或者那個當紅的“小鮮肉”。我研究了選角副導演列給我的名單、視頻和采訪，沒有看到接近角色的人。

一天，制片人何毓文問我，你要不要考慮一下王傳君？我完全不知道他是誰，小何便給我看了微博熱搜上王傳君的“我不喜歡”。我和樸若木看了后，都覺得這個不崇拜權威、不隨波逐流的個性，很合適演王亞軍——一個與媚俗的環境格格不入的人。

那時王傳君參演的《羅曼蒂克消亡史》正在院線上映，我們下班后就去看了。雖然他演的馬仔在開場后沒多久就被打死了，但是短短幾場戲演得生動獨特，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我決定跟他見面。

王傳君在一天里讀完了小說，然后自己買了機票就來了北京。他不修邊幅，中分的長發遮蓋了半個臉頰，唇上和下顎留著短而濃密的胡子，完全跟同輩的“小鮮肉”們分道揚鑣。

我們用上海話聊天，一見如故。我們聊了各自的生活和閱讀，記得那時我正在看馮驥才的《一百個人的十年》，重溫特殊年代發生在這片土地上的悲劇。王傳君隨身帶了野夫寫的《江上的母親》，寫了作者的母親為了孩子，決絕地消失在了江水里。當時王傳君的母親患癌癥去世不久，好友喬任梁也患抑郁癥自殺了，他陷在悲痛和沉思中，已經很久沒有接戲。雖然談話很少提到《英格力士》，但我們觸及到的愛與失去，正是我永遠的也是唯一的主題——我的一切創作仿佛都是在企圖留住愛，企圖承受失去。其實所有的藝術都是欲望的升華，來自對生命的愛、對另一個人的愛、對人類的愛。哪怕最憤怒、最黑暗、最悲痛的藝術也來自于愛——如果沒有失去你的所愛，你怎么會如此痛苦、如此絕望？

劉愛媽媽的角色——從讀小說和寫劇本的時候開始——在我腦子里就是袁泉。春節我回上海探望父母期間，與正在拍攝電視劇《我的前半生》的袁泉見了面。她給我的感覺安靜嚴肅、柔中蘊剛，氣質和外形自帶某種濃郁的色彩。雖然工作了一天面容有些疲勞，但是目光散發出一股頑強的生命力。我確信了這個角色非她莫屬。

幾天后，我坐著一輛破舊的出租車，開在離家不遠的太原路上，等紅燈的時候我突然看見了王傳君，他正跟幾個朋友拎著攝影器材走在街上。我搖下車窗大聲喊他的名字，他不知聲音從哪里傳來，茫然地環顧四周，最后發現了車里的我，直呼其名地向我走了過來。就這樣，我們在一座兩千五百萬人的城市里偶遇。如果再早兩個星期——他來工作室之前，我們哪怕擦肩而過，也不過是陌路人。綠燈了，出租車加速往前開，側鏡里，遠去的王傳君比路人都高出一頭。一只鴿子飛過光禿禿的梧桐樹稍，我心跳加速，仿佛某種預感飛過我的胸膛。

春節后回到北京，袁泉穿著牛仔褲大毛衣，素面朝天地來到工作室。她跟我說，讀小說的時候眼前出現的劉愛媽媽是我，而不是她自己。我說，這個人物讓我想起我母親年輕時的樣子，內心隱藏了那么深厚的憂傷、溫柔和渴望。袁泉說，她在《沒有別的愛》中演了一個心理變態的殺人魔，長期陷在陰郁中不能自拔，現在希望演些輕松的人物，而《英格力士》又是一個沉重的題材。我說，我要拍的是一個關于愛的故事，時代雖然沉重，但它因為愛得到救贖。藝術的救贖價值在于，它有可能——哪怕在最黑暗的時刻——將美麗帶回人間。她問，劇本出來了嗎？我說再過幾天就可以給你了。其實當時我已經完成了劇本，但是突然失去了給她的自信和勇氣。當晚，我又把劉愛媽媽的戲仔細修改了一稿。

袁泉一直沒有明確答復。那兩個月有不少明星毛遂自薦，想來扮演劉愛媽媽的角色。但是除了袁泉我無法想象別人，只好在一棵樹上吊死。有時候找演員簡直像在談戀愛，一旦陷入愛情，渴望的對象很難被另一個人替代。

四月中旬傳來一個糟糕的消息：天山廠內有好幾棟蘇聯味道的舊廠房，空關了好幾十年。制片沈斌早就跟對方談定，將這場地改建成劉愛和黃旭升家的宿舍樓，沒想到此刻被拒絕了，即使多出一些經費也搞不定，不是錢的問題，沒有任何商量余地。

宿舍樓是全片最重要的場景之一，我們開始到處求人。我前不久換手機時把當年的微信都弄丟了，好多人名和具體的細節都已模糊。只記得我們接觸的每一個人，一開始都說這是小事一樁，沒問題，但幾個回合后都打了退堂鼓，而且不能拍的理由也越變越離奇，我們所有的努力終于在開齋節前宣告失敗。我們只得放棄原先的設計，重新找景。

我望著窗外發呆，天色暗下來，玻璃上映出客廳那棵不合時宜的圣誕樹，星星點點閃著喜慶的光，仿佛在嘲弄我的境遇。我完全高估了自己的能力，籌備了幾個月，連一個演員都沒定，現在又失去了這么重要的場景。我在這里干什么？處女作開拍前我也有過這樣的感覺，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想起劇本中王亞軍念的莎士比亞臺詞，“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人到底只有這樣一個選擇。我只有繼續。搖滾歌手大衛·鮑伊在一個采訪里說過，最令人興奮的創作，往往產生于你覺得腳尖夠不到水底的時候，覺得自己要被淹沒的時候。藝術創作是一種求生，是把全部的、最純粹的注意力集中在一個問題上，而這個問題就是答案本身。

我低頭看窗前的長桌，上面放滿了精制的、比例完美的模型，那是我們要搭建的景，以及景與景之間的地理關系：這里是“八一中學”，它正門有個大操場，側面有個室外舞臺，背面坡上有墳地、樹林、溪水；墳地邊上的小路一邊通向鍋爐房和洗澡堂，另一邊通向宿舍樓，劉愛家在三層，黃旭升家在四層；這條老街上有面館、羊蹄館、小賣鋪，還有阿吉泰的院子和家。我久久注視，讓那個夢想中的“西部世界”，變得比現狀更為真實。

我生日那天，袁泉又一次來到工作室，跟我談了對劇本和人物的意見。她仍然認為自己跟劉愛媽媽的角色不那么吻合，而且“文革”時代也離她的個人經歷有些遙遠，怕很難演得像。我告訴她，當年姜文讓我去演《太陽照常升起》中的林大夫時，我也覺得自己跟人物不像，有時候我們對自己的認知是有盲點的。

聊了一會兒，我的助理從廚房端出一個大蛋糕，全劇組人一起唱了生日歌。唱完歌樸若木跟袁泉說，你如果能來參演，就是給導演最好的生日禮物了。袁泉不好意思得臉都紅了。吃蛋糕的時候，我跟她聊起王傳君，他們在《羅曼蒂克消亡史》有過合作。袁泉特別欣賞王傳君，也覺得他是王亞軍的不二人選。

臨走的時候袁泉說，再給我一天吧，我明天一定答復你。我說好吧，我都好多天睡不著了，多一天也沒什么。這下她更不好意思了，說，也弄得我睡不著。

袁泉沒有讓我再等一個晚上。下班前我發現有個她的未接電話，馬上回里屋給她撥了回電，她答應了來演劉愛媽媽。屋外安靜下來，好像所有的人都停止了手里的活，嘴里的話。等我聊完走出去時，看到黑板上寫了四個粉筆字：申奧成功。我們終于簽了第一個演員。

聽到霍思燕有興趣來扮演黃旭升媽媽的時候，我馬上安排了與她見面。正好我們剛定了演黃旭升的項玥雯（雯雯），她倆長得很像母女。小霍說話的模樣生動嫵媚，舉手投足都散發出性感的魅力，令工作室里所有的小伙子喜歡。聊天時，她多次把話題引到老公杜江的身上：他剛拍完《紅海行動》從摩洛哥回來，他在拍片時受了傷，他為了角色每天健身……慢慢地，我意識到她原來是在用自己當誘餌，推薦老公來演王亞軍。

第二天，我見了杜江。他有健美的體魄、無辜的大眼睛、干凈的板刷頭、陽光的笑容。這個英俊的暖男很有魅力，但不是我想象中的英語老師王亞軍。

我約了霍思燕在我下榻的酒店見面，她開門見山地說，經紀人勸她不要接黃旭升母親的角色，演一個十幾歲孩子的媽，還是個配角，往后的戲路就變窄了。但她回經紀人說，我去看看能不能給你杜哥爭取個角色。我跟她分享五十年代上海風塵女參加兵團的故事，解釋了我將如何呈現這個人物，并答應把黃母的角色改得更加豐滿。聊到凌晨，她終于被說服了，唯一的要求是這角色得有個名字，不能叫黃母。我當場就給她起名“張永紅”。我說，永紅聽上去既像名妓，也有當年革命名字的感覺，也是祝你永遠走紅的好意頭。小霍聽了直笑，然后嘆口氣說，唉，我就知道今天來會被你搞定的。

事后我們談論起霍思燕為了老公犧牲自己的事，何毓文說，我好像又相信愛情了。

六月初，外聯發來了一批照片，那是克拉瑪依郊外一片廢棄的宿舍樓，所有居民都已轉移到了新區。廢棄的樓群像巨獸骸骨，矗立在荒漠灰鈣土上，歲月和風沙侵蝕了木門和鋼窗框。樸若木看了非常興奮，他指著一張照片說，樓房貼上一層紅磚墻面，這里加上小區的大門，這里加一個景片，這批樓比天山廠的廠房更接近我們追求的視覺風格。從電腦合成的模擬圖片看，新的景給人一種封閉式的壓迫感，也更像計劃經濟時期的樓房。

該地離塔城不到三小時車程，比轉點比去烏魯木齊要方便和省時許多。我們因禍得福，轉危為安。記得我拍處女作的時候，也是因為失去了第一個外景地，而找到了一片完美的天地。上帝似乎總是在歧途前面設置了障礙，把我逼到一條更光明的大道上。

六月底，主要場景都落實了，主要演員也都簽下來了。王傳君演王亞軍，張翊峰、項玥雯和蓋帝演劉愛、黃旭升和李垃圾，袁泉和王志文演劉愛父母，霍思燕演黃旭升媽媽，戚玉武演校長。七月初大部隊抵達外景地塔城。幾天后，三個小演員和扮演阿吉泰的蘇比努爾也進了組，緊接著王傳君也到了。

劉愛的戲很重，幾乎每場都有。選角時我們進行了全國范圍的海選，最后挑中了完全沒有表演經驗的張翊峰。演黃旭升和李垃圾的演員之前客串過一兩次戲，但基本上也是一張白紙，沒有染到不好的習慣。我希望在開拍前一個月的時間，為他們培養一些年代感、地域感和準確的人物關系，然后由他們放松地自然流露。

戲中黃旭升迷戀英語老師王亞軍，生活中雯雯是個學霸，英語比王傳君好許多。王傳君第一次在工作室見到雯雯時問她，你看過《愛情公寓》（劇中的關谷神奇是當年讓王傳君成名的角色）嗎？雯雯一臉的不稀罕，說，我不看電視劇。看到這一幕我還真有點擔心他倆在電影里的關系。

幸運的是，演員們在塔城有足夠的時間培養感情。攝制組包下了一個叫“華悅旅游”的政府招待所，大門進去是一片很大的柏油操場，估計原設計這塊空地是停車用的。我們每天在那里打羽毛球、踢足球、跳繩、踢鍵子，不亦樂乎。雯雯雖然智商一百四十二，但運動不是她的強項。她又天性好強，只能贏不能輸，所以我們打羽毛球的時候，她常坐在招待所門前的臺階上看。別人邀請她打，她一般搖頭，唯獨王傳君叫她時，她會欣然應邀，因為王老師總是給她喂好球。

那時日照很長，十點半天才暗，我們常在晚飯后去冰激淋店，可能因為這里的牛奶質量高，做出來的冰激淋特別好吃。吃完后王傳君會帶孩子們和蘇比努爾玩狼人殺，我有空的時候也跟他們一起玩，水平極差，只是很偶然地因為會裝傻而贏一回。

我給孩子們布置了看老電影的任務，比方我小時候愛看的《地雷戰》《地道戰》《英雄兒女》《芙蓉鎮》《牧馬人》《藍風箏》以及《日瓦戈醫生》。我想讓孩子們從影片中感受到革命年代的氣氛，以及人們欲言又止的神情和拘謹的形體語言。比方，當代人之間的擁抱在當年從概念上就不存在。

蘇比努爾是個南疆人，她的皮膚光潔黝黑，眼睛明亮深邃，一笑起來露出兩只稚氣的虎牙。她的美那么天然，好像田野里的麥穗或者果樹上的蘋果。第一次看她的試演視頻時，我擔心她太不會演戲了。樸若木說，她多練練一定可以的。見他那么有信心，我就決定賭一把。蘇比努爾到塔城后，我在客廳里架起一塊黑板，讓她跟在電影里那樣，每天給孩子們上維語課。從第一次排練起，孩子們就叫她阿老師，我們大家也都跟著叫，也都跟她學說簡單的維語。拍最后一堂維語課那天，她說到“我也不想走，但學校下學期不教維語了”的時候，眼圈紅了。她真的不舍得走，看得攝影師在鏡頭的那邊也流淚了。

這是多大的奢華啊。我想起自己十五歲的時候，跟著謝晉導演在東海艦隊體驗生活和做小品，感慨萬分——四十年后，絕大多數演員不軋戲就不錯了，哪里肯提前一個月進組？

……

全文見《上海文學》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