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癸卯學制《初級師范學堂章程》第三次稿本中關于“中國文”一科教法的規定和批改。

在近現代中國，“文章”傳承之中有中、西、日之間多元的互動。即使是最須體現自家特色的“國文”，在觀念的層面亦介入了“世界文學”的對話之中。

1942年，錢穆先生在一篇講演稿的開端，即對中國文字之“綿歷”感慨系之。他列舉“關關雎鳩”為“三千年前之詩歌”，“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為“三千年前之史記”，“學而時習之”為“二千五百年前一圣人之言辭”，降及《莊子》《孟子》《老子》之文，莫不為二千余年前哲人之著作、對話、格言，對現代之國人而言，卻亦并不遙遠：

即在二千年后之今日，翻閱二千年前之古籍，文字同、語法同，明白如話，栩栩如生，此何等事！中國人習熟而不察，恬不以為怪。試游埃及、巴比倫，尋問其土著，于彼皇古所創畫式表音文字，猶有能認識使用者否？不僅如此，即古希臘文、拉丁文，今日歐洲人士能識能讀者又幾？猶不僅于此，即在十四五世紀，彼中以文學大名傳世之宏著，今日之宿學，非翻字典亦不能驟曉也。

錢先生鋪敘古典，比照異邦，反復致意，強調的正是中國文學對本民族文化綿延、熔凝之大用。即使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經學解紐，儒門淡薄，而“古文”的流風余韻卻仍未全然衰息。先秦古籍對今天的國人仍然“明白如話”，顯然不全是“與生俱來”或者“不證自明”的。古文之“栩栩如生”、瑯瑯上口，事實上正離不開語文教育的作用。

傳統“古文”如何在晚清新舊變局之后繼續傳承并融入新的教育、文化體制？現代意義上的“國文”學科體系如何形成？近現代“新知”的傳播如何與語體、文體的變革互為推挽？近年來，文學史、教育學、思想史、制度史等領域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對相關議題作出了探索，而陸胤新著《國文的創生：清季文學教育與知識衍變》，乃是一部以文學研究為核心，以教育制度史和閱讀史為背景，深入體貼歷史血脈和觀念肌理的力作。

“文言”與“白話”之間的廣闊光譜

《國文的創生》考察清季新式文學教育的發展，聚焦的時段是從清末“新政十年”向前延伸到甲午戰爭，也即從光緒二十一年至宣統三年（1895—1911）這十七年間。據作者考證，現代意義上的“國文”一詞始自幕末、明治時期的日本（1860年代以后），逐漸發展出了文字、文體、文學傳統等多層次的內涵。光緒末年（1890年代）傳入中國知識界，從專指日文演化為泛指某一國家本國文字與文學的概念；后被官方確認，用于指稱“中國文法字義”。在這一時期，“國文”指向經史詞章，成為舊學、國粹的象征，與趨新的“國語”形成對峙，就不是難于索解之事了。

在觀念背景上，“國文”與“國語”類似，都具有現代與全球視野下民族國家想象的潛在內涵。但在清季中國人的史記理解和教育實踐中，“國文”無疑又與中國固有的“古文”傳統存在千絲萬縷的血脈聯系。最直接的一層現實因素，便是晚清各級學堂中擔當國文課程的，多是科舉出身的“中學教習”。在教學內容方面，清末民初中等、高等學堂的“國文”讀本，常常就是古文選本。如程先甲《高等國文學教科書》、吳曾祺《中學國文教科書》、林紓《中學國文讀本》、唐文治《高等國文讀本》等等，皆為其例。在初等啟蒙教育中，“文言”也大有用武之地。光緒三年（1877），傳教士狄考文（C.W.Mateer）有鑒于中國文言不便初學理解的缺點，曾建議華北地區的教科書宜用官話（mandarin）編寫。不過，清季中國人所編教科書，或安排了“文話”“白話”并置的體例（《蒙學報》，1897—1898），或采用了“淺近文言”這種折中語體（《蒙學讀本全書》，1902）；“文言”作為正式語體、知識媒介的屬性頗為穩固。

從古迄今，“古文”“古文辭”“文言文”“古代漢語”這些相似而相異的概念，背后各有其學術背景和觀念譜系，或意在“句讀不葺”背后的“古道”，或強調各體“辭章”內在的審美屬性，或為和口語白話對立的語體概念，或系針對特定時期的歷史語言學術語。考察“文、白”問題，無疑需要語言學、文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的深入互動。陸著指出，文、白書寫內部皆有復雜層次，二者之間亦存在廣闊的中間地帶，將“文言”與“白話”對峙起來的看法很可能要相當晚近才產生。在前人從文學史（如夏曉虹、王風等）、翻譯史（如鄭海娟）等角度對“文白”問題所作研究的基礎上，陸著側重從教育史的視野，發掘“讀本”文獻實例（如“華盛頓斫櫻桃樹”和“說貓”等淺近文言課文）。

“五四”以后，不但傳統的私塾教育仍有延續，在新式學校中也不乏對“文言文”的提倡。如羅常培自述其1920年代在平津地區教授中學國文的經歷，提到當時中學教師多以《古文觀止》為“枕中鴻寶”，南開中學有兩位老先生以講授《陳情表》《出師表》為拿手好戲，不幸獲贈“臣密言”和“臣亮言”的雅號。雖然羅氏意在批評舊教法，但也頗能窺見當時一般情形。舒蕪曾回憶1934年左右，桐城中學的初中國文老師殷善夫“只講文言文，作文也只出文言文的題目”；而另一位吳步尹先生，則喜講授周氏兄弟的新文學作品。可見在地域傳統的影響外，教師個人的因素在教育“現場”可能會發揮很大的作用。又如抗戰之初（1938），林徽因通過抑揚頓挫的“邊讀邊表演”，為子女講授《唐雎不辱使命》。雖系國難其間別有懷抱和憂患意識的文化傳遞，但同樣顯示出家庭教育中“古文”傳統的韌性。民初以后“國文”教育的情形，固不在陸著研究范圍之中；但本書所揭示的問題卻頗具普遍性。教育實踐在社會階層中的分化，學習階段的分工，教師出身、知識背景和文化立場的影響，以及方言多歧之下，“文言”或“古文”反而可以成為塑造跨地域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工具，凡此種種，都能為后續時段的研究提供靈感。

近世漢字文化圈內部知識的流轉

除了“古”與“今”之間的容攝消長，在近現代中國，“文章”傳承之中更有中、西、日之間多元的互動。在這個意義上，即使是最須體現自家特色的“國文”，在觀念的層面亦介入了“世界文學”的對話之中，展現出多層次、多向度的影響關系。

《國文的創生》結合多語種、多國別的史料，尤其深入發掘了作為東西“中介”的日本史料，對近代中西知識網絡的錯綜交織亦有充分而深刻的揭示。例如，來裕恂的《漢文典》（1906），就多受惠于兒島獻吉郎的《漢文典》《續漢文典》等著作，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講義（1904年講授）也暗用了兒島的“文品”術語框架。更值得注意的，有所謂“逆輸入”的現象。如龍志澤《文字發凡》第三章《段落》以“起”“承”“鋪”“敘”“過”“結”六法論文章“體段”，其說源自陳繹曾《文筌》。然觀其具體表述，如“起，文之起筆，如人之頭面眉目然，以明白為貴”，與其說是對《文筌》“起，貴明切，如人之有眉目”的重述，毋寧說是對日本漢學者著作《文法獨案內》（1888）中內容的回譯。

《文法獨案內》的材源多出于中國宋元以降的文章學著作，不過這些書籍因其通俗性質不為明清人所重，甚至在中國傳本稀少。《文筌》在元代有與《策學統宗》合刊之麻沙本；明初則有改題《文章歐冶》之寧藩刊本；有清一代，目前所知有李士棻家抄本，曾否重刻，文獻無征。《四庫全書總目》稱其“體例繁碎”“殊無精理”。不難想見其影響之有限。陸著提出“逆輸入”的概念解釋此類現象，認為清末國人喪失文化自信，“國學”資源也需經過日本漢學者的匯集加工，方才重新被“激活”，不能不說是近世東亞書籍和思想傳播中一個發人深思的現象。

近世漢字文化圈內部知識的流轉，存在復雜的層疊，特別需要研究者細心梳繹考辨。例如王葆心《高等國文講義》（1906）中“情、事、理”三分之說，陸著除了勾稽西洋、日本來源，論證其受西洋哲學和日本修辭學著述之啟迪，又交代了葉燮、惲敬、吳德旋等清人的類似論點，并說明“三家之論均未得到王葆心的征引”。有趣的是，到了王氏十年后的改訂本《古文辭通義》（1916）中，大量增入了中國本土文論文獻作為佐證。其中恰好就有惲敬《與紉之論文書》中關于言理之辭如火、言情之辭如水、言事之辭如土的論述。但此次新增文獻中真正涉及“述情”的，也僅有惲敬一家。王葆心在《通義》大舉增補傳統文章學資源時，仍未徹底梳理出“述情”立類的本土淵源，這反過來恰恰可以為“情、事、理”框架的外來屬性提供旁證。

教育史視角下的“古文”與“國文”

相對于經濟史、制度史等學科，文學史、觀念史的研究往往需要以想象力和主觀裁斷建構概念、思想、文體之間的因承關系。而借助教育史的視角，則可以讓很多較為抽象的問題落到實處。

圍繞詩歌、尺牘、誦讀幾個問題，《國文的創生》深入歷史現場，觸摸了大量的“實況”與“細節”，叩響隱藏在細節中的回音。例如尺牘一類，本屬應酬文體，但在教育制度改革以后，卻因其在日用實踐中的堅韌慣性得以存留，并因應科學精神、國族主義、女性意識等新理念演化調整。稱謂、款式、套語等程式或會與時俱變，但“虛文”中蘊藏的身份意識、情感內涵，卻是亙古如一。

書中有關古文學習中“論說”與“敘事”次第的討論，梳理了程先甲等“必自論說始”的觀點，以及潘博、林傳甲等“宜先從敘事入手”“習紀事為便”的主張，認為后一種思路，顯示出了新學堂文章教育的品味。陸著指出“以論說為先”背后存在科舉時文導向，與清人的相關論述呼應。如康熙間李光地主張“學古文須先學作論”，認為如此方可訓練生徒思維的縝密性。至于時文領域對“論”的提倡便更為常見。尤其有趣者，張之洞參與修訂的癸卯學制（1904）規定小學堂“中國文學”課程第三年從“記事文”入門，第四年方才開始作“說理文”，而在此前的《輶軒語》（1875）中，張氏主張“欲學作時文，先學作論”。不同教育考試制度之下的不同選擇，正可形成鮮明對照。

事實上，無論是“古文”還是“國文”，將當下的讀者與古人的思想、歷史、性情德性聯系起來，都是其題中應有之義。光緒二十五年（1899）吳汝綸嘗謂“《古文辭類篹》一書，二千年高文，略具于此，以為六經后之第一書”，將“古文”視為經學意識形態崩解之后中國知識人的精神寄托，推崇不可謂不高。而從教育史的角度看，“古文”還具體構成了古典文化修養傳承的媒介。一代代人的誦習、使用，使得“二千年高文”處在不斷“新生”的過程之中。陸著除了闡發了“古文”背后經史國粹之意涵，也指出了其“創新”的一面，例如淺近文言在蒙學教科書中承擔了傳遞格致知識的功能；源自古文、時文程式的“文法”之學，同樣可以成為傳播新知的利器。

《國文的創生》書首襯頁的正反面，分別是《湖北官報》所載《督部堂張建設存古學堂札》（1905）和癸卯學制稿本《初級師范學堂章程》（1903）之書影。選用這兩份與張之洞關系甚深的文件，一方面或許是對作者治學之途“卻顧所來徑”，另一方面也于“國文”之厚重內涵，三致意焉。存古學堂札一圖中，還特意用白色凸顯了以下文字：

國文者，本國之文字語言，歷古相傳之書籍也。即間有時勢變遷，不盡適用者，亦必存而傳之，斷不肯聽其澌滅。

張之洞的定義，正道出了“國文”與“古文”之間的血肉關聯。及至今日，即在現代漢語之中，“存而傳之”、不可澌滅者，亦昭昭在焉。借用陸胤精思“自鑄”的術語，國文的“創生”，既是觀念、文體和思想的一次次“刷新”，更有價值、語言與情感的深刻“脈延”。

（作者為北京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