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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區緊靠巴黎古羅馬盧泰斯浴場，是繼城島“搖籃”之后出現的法蘭西文明搖籃，流傳著阿貝拉爾與其女弟子埃洛綺絲相愛私合，不幸被女方叔父去勢的凄慘羅曼司，顯現在13世紀傳奇小說《玫瑰傳說》的細密畫幅里，使此地數世紀以來沉浸于這種神秘浪漫的氛圍中。

拉丁區包括巴黎市第五區和第六區，有索邦大學，秀麗的盧森堡公園和肅穆的奧德翁劇場，以及遍布各處的文化咖啡廳，堪稱法國首都文藝氣息最濃厚之地。

說到盧森堡公園的魅力，最近《費加羅婦女雜志》采訪當紅法國女演員伊莎貝爾·卡萊時，問及她最奢望的念想是什么，她立即回答：“生活在盧森堡公園近旁。”路易-塞巴斯提安·麥赫西耶（1740-1814）是繼狄德羅之后描繪巴黎風尚的最佳作家。1790年，他推出了長達十二卷的《巴黎景象》（Le Tableau de Paris），展示了巴黎面貌的嬗變。在他之后，巴爾扎克因生活放蕩，揮霍無度，欠了一身債，不得不走上靠寫小說度日的艱難途程。他筆下的“巴黎生活場景”跟狄更斯的霧都倫敦一樣，將眼前的城邦當做寫小說的靈感源泉，使小說情節與綺繁市井風情相映襯。1833年，他發表小說《費拉古斯》，稱巴黎為“十萬部小說的城市”，讓這座“啟蒙城”從19世紀初就成為世俗小說的淵源。而小說本身也就形成“最昭著的文學種類”，從拉丁區風行起來。

巴爾扎克是最早把小說寫作與城邦生活掛鉤的作家。依他看來，巴黎是一座遠古人類供奉的摩羅神。在小說《費拉古斯》中，“巴黎生活場景”出現在年輕騎兵軍官奧古斯特·德·穆蘭古爾眼前。他眺望女郎克雷芒絲遠去，消失在詭奇的街巷，將游人引入歐仁·蘇《巴黎的秘密》，勝過大仲馬《巴黎的莫支干人》。巴氏在小說《費拉古斯》里寫道：“在巴黎，有一些名聲敗壞的街道，好像一個無恥之徒一般……”他因而把巴黎城邦擬人化，為的是更形象化，給讀者真實的感覺。在另一部小說《金眼女郎》里，他呼吁出現一個新的但丁，以便能夠描繪出巴黎不同的社交圈。

將巴黎變為小說的，還有維克多·雨果。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追溯中世紀的巴黎，描繪卡西莫多、埃斯梅拉達和弗赫洛的三角情愛，以悲劇告終。還有巴黎“奇跡窟”里的丐幫，勾勒出“悲慘世界”的雛形。可以說，雨果同巴爾扎克一道，揮毫構筑了以巴黎為背景的神奇小說框架。尚需提及的是左拉，他的《盧貢-馬卡爾家史》概括了法國第二帝國的社會面貌。其中第三卷《巴黎肚腹》中的巴黎中央菜市場，恰似左氏“巴黎圣母院”，讓巴黎成了一座奧斯曼男爵心目中的巴比倫。更多的作家和詩人參與營造巴黎的文學天堂，諸如浪漫詩人繆塞，《雅克萬特拉》三部曲《孩提》《高中畢業生》和《起義者》的作者茹爾·瓦萊斯，和歸屬于自然主義流派的于斯曼，以及阿拉貢、普魯斯特、普萊維爾、海明威、西默農等人。他們都踏著維雍自“百年戰爭”的巴黎足跡，為這種城市留下筆墨手跡，均帶有一種濃重巴黎腔或者巴黎變象。

事實上，巴黎城邦豐富小說家們的想象，滋養了他們的創作，其身影也就倒映在他們撰寫的小說里。雨果曾有言：“人性喜游蕩，而巴黎善閑逛。”大畫家多米埃則刻畫出習慣游逛的巴黎人的具象。懷著“巴黎抑郁”的詩人波德萊爾在他的畫家朋友康斯坦丁·居伊身上找到了典型。居伊總在漫步街巷中尋覓創作的靈感火星。此君遠非盧梭那樣追求深化內心哲理，而是漫無目的地東蕩西逛，好奇地面對路途上的景物和行者，隨之冥思浮想，感受生活習慣的節奏，孕育一種自然美學。始于18世紀的“漫游文學”正與漫游者的城邦見證有機聯系在一起，恰似一類“全景文學”。作者環視四周全景，起始僅僅出于好奇心，逐漸產生審視目光，轉而寫起小說來。

無疑，這是從巴爾扎克、雨果到左拉和于斯曼從事小說創作，筑起文學伊甸園的一段心路歷程。此一視角，也正是今人來巴黎漫游追溯疇昔“文學天堂”的線索憑依。如此這般，真正的作家遠離經濟生活的苛求，更不圖文學創作的經濟收益。只要讀讀魏爾倫和于斯曼的《巴黎素描》就不難看出，這本是“詩意漫步”的傳統，直至20世紀上半葉，還沒有敲響喪鐘。列昂-保爾·法赫格1939年發表《巴黎步行人》，忠實于回憶，追記他生長之地巴黎的疇昔失去輝光，表現了早期的“境遇主義”（le situationnisme）。蘇波爾特在《巴黎最后的夜晚》，阿拉貢在《巴黎農民》里也表露了“巴黎夜夢”的神話。

我有幸步他們漫游后塵，目睹巴黎文學天堂的余暉。上世紀70年代末期，我到巴黎先游拉丁區，幾度從巴黎大學廣場踱步到對面的盧森堡公園休憩。盧森堡公園被稱為拉丁區的“綠洲”，雨果選擇這里作為他長河社會小說《悲慘世界》主人公冉·阿讓終了的境遇。

我端坐在盧森堡公園王后回廊一座石雕像前，靜思《悲慘世界》里的情節。此時，老邁的冉·阿讓更名勒布朗，把珂賽特當成自己的親生女兒，領她在公園僻徑散步，偶遇青年瑪里烏斯。園內一片寂寥，鳥兒在野栗樹蔭中啁啾，一片良辰美景。白發老翁跟年輕姑娘緩緩前行。

雨果描寫道：瑪里烏斯似乎覺得，長達幾個世紀的光陰突然變成一秒鐘的時刻。他聽見來者輕輕的腳步聲，低下頭來。再抬頭時，二人已經走到近前。年輕姑娘正凝神瞧他，那沉思的溫柔目光令他渾身戰栗。姑娘好像一腔怨尤，責備他這么久都沒有來找自己，而且直說：“是我來了。”對著這雙深邃無底的晶瑩明眸，瑪里烏斯不禁目眩。那是一顆尚不熟悉的靈魂透出的眼神，仿佛拂曉的晴空。瑪里烏斯目不轉睛，直到對方形影消失。

小說《悲慘世界》里，瑪里烏斯與珂賽特這對年輕情侶是在拉丁區盧森堡公園邂逅的。書中另一女子愛波麗特是巴黎頑童加弗羅什的姐姐，一直暗戀著這位青年。她手上有一封受珂賽特委托的信，要交給他。當時巴黎民眾正悼念遭殺害的拉馬克將軍發動起義，在尚沃爾里筑起街壘。瑪里烏斯守在街壘上，發誓與起義者共生死。愛波麗特急急趕來送信，在危急時刻挺身擋住了朝瑪里烏斯射過來的子彈。瞑目之前，她將珂賽特的信交給瑪里烏斯，懇求對方吻自己一下，凄慘死去。這可以說是《悲慘世界》里最感人泣下的場景。總之，若說珂賽特的生母、柔弱的小女工芳汀是被拉丁區一個玩世不恭的大學生始亂終棄，珂賽特最后還是跟慈父般的冉·阿讓回到拉丁區她這個人生的歸宿。其情其景，仿佛昨日一般，自然閃現在今天來到拉丁區的異邦陌生人眼前，使人將小說中的關鍵人物與巴黎拉丁區的境界連接起來，在眼下的景致前邊，浮想聯翩。可見，巴黎拉丁區是個浪漫文學的淵藪。

漫步拉丁區時，我深感這里文學意趣濃厚，與倫敦、紐約的繁華市容迥異，難怪人稱其為“文學共和國”。從巴爾扎克和雨果或左拉時代以降，經過法蘭西第三共和國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此地雖幾經變遷，但其文學風貌始終如一。首先，區內各街巷遍布各類書店：在奧德翁劇場周圍，我在“拉辛書店”到“弗拉馬利翁書局”，特別是多家經營古舊書籍的小店里，興致勃勃地翻看一堆堆藏書，時不時能碰到一些平日很難找到的作品老版本。那天在卡賽特街口，我進入一個很不起眼的、看上去相當混亂、由幾個舊書攤組成的書鋪。舉目橫掃幾層木板書架，突然發現19世紀詩人奧古斯特·巴爾比耶（1805-1882）諷刺1830年革命果實篡奪者的詩集《抑揚格》（Imambes）和1848年革命詩人莫羅的一部《詩集》。取下這兩本詩集，我向店主詢問書價。他看我是一個不遠萬里來到巴黎的中國人，對一般年輕讀者鮮為知曉的法國18世紀的詩人如此有興趣，欣然將書免費相贈，意在交個異國朋友。須知，這類可能已成孤本的珍貴古籍，真要拍賣起來肯定價格不菲。我初次涉足六角國，就受到啟迪。誰云資本支配下書商都重利？此乃虛言。更遠一些，圣雅克街上的《彼岸》也經營舊書，一些難覓的歷史、文化和文學典籍，對收藏家尤為可貴。但店主卻無意居奇，仍按平價出售。“儒勒·凡爾納科幻小說專營書店”亦然，包括多種異常精美的絕版書。沿著通向塞納河堤岸的圣米歇爾大街走一趟，那邊吉貝爾-約瑟夫書店等數家大文化企業是樓層建筑，十分顯眼。購書者摩肩接踵，川流不息。在這兒，詩歌、小說、戲劇等文學作品應有盡有。我買到了幾乎所有來法國前欲采購的書籍，果不虛此行。

從圣米歇爾噴泉向右轉，到木柴坊街37號的“莎士比亞書店”，見其店抄錄該書店創始人喬治·惠特曼的英文語錄：“巴黎當地報紙稱吾‘拉丁區的堂·吉訶德’，因為吾腦海浮想徑入云端，眾人仿佛都變成了天堂里的安琪爾。”這家“莎士比亞書店”被稱譽為最具烏托邦色彩的文齋，不乏其趣。喬治·惠特曼強調其意向：“吾志在開辦書店，因為書籍營銷是蓬蓬勃勃的生意。然生意系富有生命力的現象，即盎然生機，絕非純粹‘做生意賺錢’。”莎士比亞書店對面的塞納河堤岸是巴黎傳統文化奇景。這里是左岸長達數公里的綠木箱舊書攤，千余“綠箱”里蘊藏著30余萬冊古舊書籍，堪稱一處巴黎淘書寶地。右岸城島上的巴黎圣母院讓游人想到雨果的同名小說，似乎恍見吉普賽女郎埃斯梅拉達的倩影，以及她跟鐘樓怪人卡西莫多、“太陽神”腓比斯和黑衣教士弗赫洛的瓜葛。附近開著“埃斯梅拉達旅館”，一切表露著雨果文學傳至無涯的浪漫遺跡，為拉丁區文化點綴，引動路過行人的懷舊感，馳想到巴黎景象乃是整個法國文學結構的核心。

然而，四十載春秋逝去。我于21世紀初重返巴黎拉丁區，情景已今非昔比。正如浪跡巴黎的詩人波德萊爾預感到的，“唉，城市的面目變化得竟比一個將死的人快得多！”悠悠光景逐流波。我再到拉辛街，梧桐葉落，但不見了書店的身影。圣米歇爾廣場五層樓的“吉貝爾青春書店”因遭遇一場大火后一蹶不振，無奈轉讓地盤，周遭唯余原有的露天咖啡座，依舊照樣熱鬧。沿著圣米歇爾林蔭大道下行，索邦學府門旁的“大學出版書局”，由于租金過貴。已遷往它處。

文學的發展傳播依靠出版社，可惜一些重要的出版社陸續遷出了拉丁區。上世紀80年代初，因我的好友龔古爾文學院院士羅布萊斯是位于雅各布街“塞伊出版社”特別保留的主要作者，我常上那邊去，還一度交涉過出版自己用法文撰寫的長篇小說《懸崖百合》事宜。現如今，塞伊出版社搬出了雅各布街，另一家“羅貝爾·拉豐出版社”已經從圣蘇爾比斯廣場遷走，“弗拉瑪利翁書局”總部也離開了奧德翁廣場。巴黎幾家大出版社相繼離開拉丁區，讓位給時髦服裝店和盈利豐厚的鞋鋪。過去，有薩特和西蒙娜·波伏瓦等文化名人光顧的圣日耳曼草地“花神咖啡廳”，不少作家帶著準備付梓出版的手稿，到“兩瓷偶”咖啡店商談。圣日耳曼林蔭道區成了文學活動的標志。法國作家夏布洛爾曾經約我在花神咖啡廳見面，互通款曲。

而現在，這個街區在文學上卻幾近荒蕪，再不見一撥撥“粉絲”崇拜文壇秀出群芳的名流在彼蜂涌蝶浪。出版家奧利維埃·貝杜赫奈確認：“四十五年中，我親見這個區慢慢‘風化’，逐漸失去了往日實實在在的社交脈絡，文學雜志尚存，對此地的活力非常重要。”“花神咖啡廳”、“王橋”、“圣日耳曼驛站”和“地中海”等處，舊貌沒換新顏，頗疏文采，來客日益稀少，都到別處去逍遙度日。確實，現今的消費者如烏埃爾貝克，或讓·埃什諾茲等作家們想出頭，已經不再需要像過去那種社交活動了。

顯然，在經濟離心力的支配下，“文學巴黎”已在拉丁區消逝，成了十足的彌爾頓“失樂園”。從圣米歇爾和圣日耳曼兩條大林蔭道放眼望去，昔日古香古色的書店群落已被琳瑯滿目、霓虹燈閃爍的時髦商店取代。擁有荷蘭血統的巴黎通作家于斯曼的話說，“在此猶如到了大洋彼岸的谷物和牲畜集散中心，陰沉的美國城市芝加哥”。加速實現的“美國化”，讓歐羅巴傳統的拉丁區失去六角國的文化特性，特別是浪漫主義的詩魂，令法蘭西兒女感懷傷遇，哀嘆今朝巴黎失卻了寶貴的、令他們引以為豪的“文學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