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94年，我在北京日報副刊做編輯時，曾刊發過陳平原的《北京學》一文，那時候副刊有個“京都神韻”的欄目，登載了不少描述北京風貌的文章。記得張中行、端木蕻良、劉心武、陳建功等人都有不錯的作品問世，片段里不乏京派文人的儒雅之氣。與眾人對于北京詩意的描述不同，陳平原的文章卻帶來一個知識論的沖擊波，最初讀到他的手稿，就感到了別于常人的問題意識，借著一篇感性的隨筆，說了一個值得注意的學術話題。

作為一個巨大的存在，北京可敘述的遺存很多，但系統勾勒起來卻并不容易，倘沒有多學科和多維度的思考，探入精神深處是有難度的。二十八年過去，“北京學”的理念已經被學界接受，陳平原自己也沒有料到，當年的建議，如今被許多人響應，且已經變為學科里的熱點之一。北京聯合大學就成立了“北京學”研究所，相關的研究已經趨于系統化。

顯然，“北京學”是個跨學科的立體的研究題目，涉及諸形態，自然需要不同知識結構的人合力運作。陳平原后來說：“研究北京這座城市的形成及演變，包括自然、地理、歷史、人物、宗教、習俗等，是目前成果最為豐富，也是專家與大眾間交流最為順暢的。城市史偏重于人文學，城市學則更多倚重社會科學……”人文學涉及精神層面的東西多，社會學則關聯物的成分廣。一個趨于虛，一個限于實。所以，彼此的路徑并不一致。不過這些年的研究中成就最大者，大概還是人文學的領域，特別是藝術的研究。在面對北京歷史與現實，藝術的話題有時候可能更為廣泛。這不是一個封閉空間，在不同領域都可看到藝術的元素。像考古學與博物館學、建筑學與地理學都交織著藝術精神。反過來，一些藝術研究也是在交叉的話題里激活了對古都歷史的凝視。

就我個人的經歷而言，之所以注意到北京研究，與文物保護的爭論記憶有關。20世紀80年代末，我到國家文物局系統工作，古都保護的呼聲很高，文化部門與有關政府部門就此存在很大的分歧。20世紀90年代報紙副刊上多討論的是老北京的遺物如何守護、城市規劃與古物之關系等話題。謝辰生、舒乙等人的許多文章，都帶有一種文化的焦慮感。他們不僅擔心記憶的消失，重要的是感傷于古典美的隱沒。建筑之美、胡同之美與戲曲之美，都混雜在彼時的爭論中。但隨著大規模的城市建設，新北京概念開始輻射許多領域，及至2008年的奧運口號是“新北京與新奧運”，老北京的概念隱退到博物館中。直到國家文物局積極籌備申報世界遺產，故宮與中軸線的景觀，再次將人們的視線引入老北京的世界。于是我們看到，北京的文化建設與藝術創造，便在新舊兩個區間游蕩。關于這座古城，僅僅談論老北京和單純凝視新北京，都被認為是不全面的。

我們在此看到了古老的都城進入現代的難題。這從20世紀30年代北京文物整理委員會成立時起，就一直存在。這個機構的出現，就是直面這種難題的選擇。那時候的學者以社會學與建筑學觀念俯視古都的陳跡，是有很大的情懷的。隨著西方文化遺產觀念的不斷引進，相關專著與論文，都是在一個開闊的視野里呈現出來的。這個風氣也傳染到文學與藝術研究領域，在史學范圍與政治學范圍里拓展空間，已經成為常態。而其他學科不同程度地也在涉及美育的內容。比如故宮學的研究，有許多飽含東西方文化比較研究的內容。而京劇的思考則在歐洲歌劇的參照里也獲得了全新的視角。

“北京學”的核心問題之所以更多被美學觀念與文學藝術觀念所涵蓋，可能與古都的特點與文化記憶的方式有關。在大的背景看都市的沿革，依靠的是感性顯現中的愛意與詩意的回味。這也反過來啟示藝術史與文學史研究者，從古城的空間結構里來討論藝術，就帶有藝術公共空間研究的意味。就個人的趣味所限，我覺得“北京學”里的藝術問題，可能多了其他城市史研究不同的精神景深。一個是內部視角，一個是外來的視角。就前者來說，老北京眼里的諸種印記成為主要的材料，從齊如山到梁實秋，再到金受申、蕭乾，著作已經頗為可觀。但對于北京最深入的描述者，多為非北京的人，有的甚至是外來人。美國學者德克·博迪《北京日記——革命的一年》，記錄了歲月的滄桑；奧地利學者雷立伯著《我的靈都》，就將國際性的背景帶來，內蘊就不同尋常了。近些年的北京文化研究與歷史研究，充分借鑒了這些成果，融合性在今天已經成為一個趨勢。

一般關于老北京的記憶研究，多集中在古風的描述上。《燕京雜記》《帝京景物略》《燕京歲時記》《淥水亭雜識》，都是舊歲的記載，不乏古趣。民國期間的瞿宣穎《古都聞見錄》多注意日常生活和時事滄桑方面，但我更注意他對于城市規劃史與風水的研究。延及元明清以來的北京發展脈絡，既能夠從水文地理中闡釋城市的方位與特色，又兼及士大夫與黎民百姓的衣食住行，可以說他的北京記憶帶有一種系統性和多維性。《從北京之沿革觀察中國建筑之進化》一文歷數不同時代建筑風格，由物及人，從華夏到域外，結論亦讓人深思不已：

北京為唐以前文化中心之繼承者。蓋緣唐亡以后，其重心移在北而不再南也。由此代加擴展，以容納許多新的生命，漸成一極復雜、極瑰異之觀。

其在縱的方面也，許多遠久之經典的歷史意義，包含于其中；其在橫的方面也，許多種族語文宗教習俗之結合，表現于其外。關于前者，不待言矣；關于后者，在元明清三代，尤為顯著。

故北京者，在十一世紀以后，不獨為中國文化中心，抑亞洲各民族聯合發揮其民族性之所在，抑東西兩方文化特性接觸之所在也。

這個觀點與當代一些學者的觀點極為接近，也屬于世界視野里的北京的書寫。沈慶利等人最近出版的《北京國際形象的現代嬗變》，思考的就是這類問題。全書的一些章節資料豐富，“全球北京學”、古代北京形象、當代視野下的北京國際形象的變遷等題目，折射出深厚的歷史精神。西方學者對于北京的敘述往往是帶有詩意的。瑞典學者奧斯伍德·喜仁龍的《北京的城墻和城門》，就帶有一定的文學性；芥川龍之介的《中國游記》關于北京的勾勒，也是有藝術家的眼光的，內中有著精神的敏感。這些與清代的宮廷畫家郎世寧的西方人的視角構成一種呼應。北京形象里的外來性的描述，看到了我們國人內心常常忽略的東西。

在多維視野里，北京的文化罩上神秘的色澤。古老的幽魂與現代的靈光都出沒于此。重要的是，這也是外來思想與新奇的藝術的試驗地。那些新潮里的審美往往刺激了人們對于沉睡于時光深處的生命的打量。所以，在文壇與學界，先鋒的與守舊的，時髦的與古典的，冒險的與守成的，都有了自己的空間。我們現在討論“北京學”，就不能不糾纏著各種悖謬的、對立的和反差極大的元素。

比如梅蘭芳的研究，就不僅僅是梨園的單一維度的展示，還包括與金融界之關系。靳飛新近出版的《馮耿光筆記》，就是討論梅蘭芳與金融界之關系。通過對于中國銀行行長馮耿光的研究，發現京劇在民國期間的發展背后的一只無形的手。經由馮耿光，又看到了政治與文化之關系。在這個研究中，世俗社會與上流社會、藝術家與學者、大學環境與市井風采都得到再現，古城的藝術之景便栩栩如生地呈現在讀者面前。這個研究與作者先前的張伯駒研究一樣，都非從藝術到藝術，而是有一個互為參照的社會形態，在豐富的社會網絡里把握古都的文藝之徑，就比一般象牙塔里純然的藝術勾勒，更能體味到時代的語境。

從經濟形態和政治形態來討論北京藝術，這就超越了一般地域性的邏輯，使北京敘述帶有更為闊大的視野。這里，大學研究顯得意味深長。關于北大、北師大、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的各種研究，都非一般意義的地區教育闡釋，而是具有古今與東西方意味的綜合思考。大學的環境所產生的藝術與學術思想，有時候沖擊了古老的生活方式，乃影響社會變遷的另類存在。比如我們現在討論京派文學的變遷，其實與古都歷史都非密切的關系，它本質上是古老的民族文化與西方藝術融合的產物，地域性的影子反而顯得稀薄了。有學者對于地域性與超地域性的描述，都豐富了相關的研究。

這種不同視角的存在，使藝術生產具有了無窮的潛力。關鍵在于，不斷涌現的教育機構與文化機構，切割了城市空間。它們屬于古城的一部分，卻又剝離了舊的體系，權力與政體、組織與個人、習俗與道德，都在被切割的空間得以延伸。所以，我們看到即便是京派藝術，彼此在一定時間里也是各自行路，有時候并不色調一致。現在回望顧隨與周作人的差異、廢名與汪曾祺的不同，都說明了北京知識人的審美選擇，是按照自我的個性而生長起來的。

經由藝術而窺見歷史的路徑，在今天成為常有的方式。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北京每每是先鋒藝術的發祥地，或者說是以先鋒的視角來凝視古老的文化遺存。典型的例子是新文化運動的發生，陳思和曾將此視為文化上的一種先鋒性的表達。遙想1917年前后的北京，舊式學人在大學里還占重要勢力，但不久新文化人據于要津，異于傳統文化的詩文與現代思潮很快席卷各地。《新青年》上面的文章與作品，都非傳統士大夫的文化可比，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等帶有現代主義意味的作品都出現在文壇上，引領了一個時代的思想。而1985年的先鋒文學，也是從北京開始的，各種精神嘗試都開始暗中出現。伴隨其間的，便是新舊之爭和進退之議。如今人們討論百年的文化史與文學史，這種不同色調的文化張力里的思想，依然讓人念之又念。

這說明，古老的都城存在一個自我調適的精神機制，在被不同專業和階層切割的世界里，各類的藝術與思想在那時候都有自己的空間。有的空間雖小，但漸漸成為氣候，不斷演進成一種新的潮流。舊的傳統自然有種種脈息，新的存在也道路條條。最根本的是，北京保留了古老的文脈，這些既在文物的世界里，也在詩文的王國中。目前大學里一些教授的寫作與研究，在某些領域是帶有亮點的。新京派的作家就保留了這些遺風。比如，格非對于西方小說與中國古代文學的言說，是與流行的文學觀念有別的。李洱的小說論與哲學觀點，每每也在挑戰大學的文學教育。他們從研究與體味里，發現了藝術生長的另一種可能，其創作自身也是精神反顧的過程，有一種探索的勇氣。這與當年廢名、沈從文一樣，是將文化觀念折射于生命體驗里，便有了創新的可能。就像北京城疊印了不同歷史風貌一樣，北京的高校里的思想者，也是從交叉的文脈里，激活了某些審美意識的。

“北京學”要處理的大概是虛與實、古與今、中與外的互滲性帶來的多重性遺產。最有意味的遺存自然是文物研究學者留下的詩文，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的文字活化了一個遠去的時空。這些學者從歷史遺物而進入思想史與審美的世界，不是單值的價值判斷和審美判斷，而是纏繞著復雜而多維的精神品質。從物到精神，就擺脫了學科限制的視角，是可以拓展“北京學”的研究空間的，其間流動的話題甚廣。博物館學的前輩學者蘇東海在研究北京歷史和文物展陳理念的時候，就特別強調了美育的價值，在再現北京史的過程中，注意內在的審美性。也就是說，將知識論與審美論結合起來，可能會將北京史變為立體化的遺存。這個思路近來對于文學界與藝術界都不無啟示意義，也同時將位于一些邊緣學科的文本納入學術討論的空間。其實像張伯駒、王世襄、啟功、單士元、徐邦達等人的勞作，不都僅僅局限于文物與博物館界，他們的詩文在當代文學史里亦應有自己的重要地位。比如張伯駒的詞的寫作，形似宋代士大夫的樣子，精神卻有著現代性的靈光。啟功的平民本色和幽默文本，創造了京派文學新的體例。我們現在研究北京城的歷史，要參考他們的學識與見解，但他們無意間留下的文字的藝術價值，更不可小視。北京的大而深，是因為其間的藝術的氣質。這才是其文脈生生不息的原因之一。

德國學者克勞斯·斯萊納博士在《博物館學基礎》中說：“現代博物館是一種公共的、文化的和學術性的機構和制度。它系統地收集、保存、解釋和研究可移動的實物。這些可移動的實物是能夠用于長期說明自然和社會發展，獲得知識、傳授知識、傳播知識、傳播感性經驗的可靠資料。博物館在科學的基礎上，遵循啟發性的原則，以美學的方式展出和傳播部分實物。”這里，作者將文化研究與藝術研究融為一體，說清了虛與實、古與今的關系。聯想近三十年北京學者的一些跨學科的研究，也無不體現了此類精神。無論是出土文獻還是田野調查，都可能提供新的知識元素，有的甚至可能顛覆我們以往的認知模式。揚之水對于器皿的研究，由諸多遺存而發現了古代審美的某些沿革；方繼孝從陳獨秀的遺稿《甲戌隨筆》中呈現出我們從未見過的陳氏風貌；鄭欣淼的故宮文獻整理，第一次披露了沈從文的某些資料，都填補了以往文學史沒有的空白。2002年，魯迅博物館曾發起了首屆民間藏書家展，讓世人看到了大量的作家手稿、字畫，震動了藏書界。那一次韋力展出的宋代與明代藏品，都對后來的學術研究起到某種推進作用。此后，藏品研究，被文學界高度重視，文本研究與物品研究互為參照，催生了一些新的成果。這個事情其實也說明，“北京學”呈現的路徑千千萬萬，今人與后人可耕耘的領域，實在是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