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李賦寧（1917.3.24-2004.5.10），祖籍陜西蒲城，著名教育家，翻譯家。1941年畢業于清華大學外文系。曾任西南聯大外語系講師，1946年赴美國耶魯大學研究院留學，獲該校英國語言文學碩士學位，1950年回國。歷任清華大學外語系副教授，北京大學西語系和英語系教授、副教務長及英國語言文學博士研究生導師，國務院學位辦公室學科評議組成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1946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專著《歐洲文學史》《英語史》《李賦寧論英語學習和西方文學》等。

《我的英語人生——從清華到北大》是我國外語界一代宗師李賦寧先生的晚年回憶錄。第十一章“忙碌的十年”，簡要概述了李先生從1977到1987年人生頂峰時期的工作與生活。這部分中，李先生談論最多的還是“學術活動和人才培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專門把自己的五位博士生的情況分別做了介紹，足見其對自己學生的關愛之情。這恰恰迎合了李先生的話，“我為選擇了教學這個職業感到幸福”。事實上，李先生所培養的不僅是自己身邊的學生，他的英語人生也是培養我國英語人才的一生。

閱讀這部書時，我的頭腦中會不斷涌現出李先生的音容笑貌。早在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我有過兩次和李賦寧先生近距離接觸的機會，令人難以忘懷。

1987年，我還是在外地求學的一名英語專業碩士研究生。由于導師是我國著名外國文學研究專家賀祥麟先生，從而有機會接觸到李賦寧先生。那年夏天，我手持賀老的親筆信，到北京來拜訪李先生。

當時北大已經放假。走在北大人員稀少的校園里，四處打聽著李賦寧先生的住處。問到一位女老師時，她看我學生模樣，用一種訓斥學生但又敬仰和疼愛李先生的口吻說道：你們學生不要有事沒事就去找李先生……因為我來自遙遠的地方，加上初生牛犢不怕虎，自然不肯就此罷休。最終還是打聽到了李先生在未名湖畔的住處。

如果我沒有記錯，李先生那個時候住在二樓。上樓右側。我敲門，居然是李先生親自開的門。看到李先生慈祥地站在我面前，我趕緊自報家門說我是賀祥麟先生的學生，專程來拜訪您，說著呈上賀老的親筆書信。李先生接過信微笑著說，賀先生是我的朋友，快進來。進去后，他詢問我家鄉哪里，學習生活，賀老的情況等等。

那次在先生家里停留了多久，后來怎么離開的，我已經不記得了。但李先生的謙謙君子之風，令我為之傾倒。想想也不難理解，那個時候的我，還是一名站在學術圈外的稚嫩青年，見到李先生并能當面求教本身，似乎比和李先生交談了什么更重要。

第二次登門求教，已經是我碩士畢業3年之后的1992年了。當時我在一所大學任教。那一年我想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以美國著名作家、1938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賽珍珠（Pearl S. Buck）研究為題。當時我還只是名講師，而國家有規定，非高級職稱者申請國家社科基金需要兩位高級職稱者的推薦信。當時，我專程跑到北京，今天看來完全是不知天高地厚，又一次敲響了李先生的家門。記得是李先生的太太徐述華教授開的門，李先生走到門口來，依舊是慈祥地微笑著把我迎進室內。

我剛說明來意，提到賽珍珠，坐在面前的李先生溫和地微笑著說：哦，研究Pearl Buck。然后，李先生用極其標準的英文娓娓道來：

Liu, the farmer, sat at the door of his one-room house. It was a warm evening in late February, and in his thin body he felt the coming of spring.

就是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依舊記得自己當時被李先生的出口成章和對賽珍珠作品如此熟悉震驚到張口結舌！敬佩到五體投地！那個時候，我已經在做賽珍珠研究，自然讀過她的不少小說，也發表了幾篇論文了，很有一番雄心壯志想把這個被中美兩國學術界“拋棄”的作家研究好。但說來慚愧，要讓我來背誦一段她的作品，我做不到！

李先生背誦的是賽珍珠的短篇作品《貧瘠的春天》（“The Barren Spring”）的第一句。該篇是當年《西南聯大英文課》的課文之一。雖然李先生當年在西南聯大任教，對此有所了解也在情理之中，但在半個世紀之后依舊記憶猶新且能出口成章，除了令人驚嘆其超人的記憶力之外，那里面一定存有對賽珍珠創作的欣賞乃至熱愛。

之后，我跟李先生闡明了我們的研究目標、研究計劃，拿出了已有的學術成果作為佐證，然后表達了渴望得到他的推薦信的愿望。李先生說，你把材料放在這里吧，我先看一看。當時，我對李先生這種認真的態度非常敬佩，但也心懷忐忑，不知李先生在看完之后還會不會或愿不愿意為我們寫推薦信。

幸運的是，第二天，我就得到了李先生的推薦信，他對我們的研究給予了充分肯定，也給予了很高的期望。其中一句話是：“本課題企圖對填補賽珍珠研究在世界范圍內的空白做出積極貢獻。”這話令我感到無比振奮。我知道，這樣的目標不單是為本課題提出的，更是對中國學者的一個期望。

遺憾的是，在當時的年代，學術界對賽珍珠依舊有偏見與誤解，我們的項目申請未能獲得成功，但還是要感謝李先生以及另外一位為我們寫推薦信的北京外國語大學已故的吳冰教授，正是因為他們的支持，我的賽珍珠研究后來獲得了教育部的人文社科項目的資助，而這已經是當時賽珍珠研究所能獲得的最高層次的科研項目了。

在我自己的賽珍珠研究道路上，一直朝著李先生所確立的努力填補賽珍珠研究在世界范圍內的空白這個目標不斷前進。可以告慰李先生的是，經過這30年的發展，經過眾多中國學者的不懈努力，填補賽珍珠研究在世界范圍內的空白這一目標可以說已經實現了。

今日回想起來，1987年我登門拜訪的時候，李先生已經70歲了；第二次上門求援的1992年，李先生已經75歲高齡了。那個時候的我，真的是年少無知冒失莽撞，不知李先生的時間有多么寶貴而竟隨意前往打擾，今日想來真的是不禁羞慚而汗顏。我想，李先生之于我的厚愛與提攜，自然是托賀老之福，但也是李先生關愛后學提攜后進的慈愛之舉。

2019年，國內出版社再版《西南聯大英文課》，邀請了一些專家專門講解每篇課文。當時我專門挑選了賽珍珠的《貧瘠的春天》來講，我想借此懷念于我有恩，也是我們大家所敬愛的李賦寧先生。

李先生和賀老當年對學生的這種關愛態度深深影響著我。今天，能夠為奮斗中的青年提供一點力所能及的幫助，于我是件快樂的事！我們對青年學者的支持與幫助，不僅有可能使他們獲得進步，更有可能使學術有傳承。期望以此回報當年在我們成長過程中給予我們幫助的那些前輩學者！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杰出學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