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劉鵬波：陳老師好，恭喜您獲得第八屆魯迅文學獎。能否先和我們分享一下，您是如何走上文學創作之路的？

陳 倉：我是個放牛娃出身，當初根本不懂什么是文學，而且我的父母都是文盲，無論怎么看，我和文學都很無緣。我和文學之間是一片空白，然而，中學畢業的那年暑假，我竟然一邊放牛一邊開始寫“詩”。我也不知道為什么要寫，到底怎么寫，寫了能干什么。但是我記得非常清楚，在一個沒有用完的作業本上，每天都會寫幾句，寫得比較多的是已經去世的母親。可惜的是，我的作業本和課本后來都消失了。

后來我進城上學，才正式接觸到文學書籍，最早讀到的是汪國真和席慕蓉，后來讀到的是尼采和裴多菲，再后來才零零散散地讀到了朦朧詩。1994年，《星星》詩刊在第10期欄目頭條發表了我的組詩《人物素描》。隨后，我在第11期刊發了組詩《靜物寫意》，該組詩在第三屆中國星星詩歌大賽中獲了大獎。《人物素描》被評為“每期一星”，彩色照片、簡歷和詩觀發在第12期的封三上。在一年之中，能三次登上著名的《星星》詩刊，真有一夜成名的感覺。再后來，我便成了《詩刊》等詩歌刊物的常客，而且經常是欄目頭條。

再后來，為了解決生存問題，雖然一直在寫詩，但是和文壇“失聯”了七八年。上海世博會召開前夕，上海市作協等六部門聯合舉辦了一次全國詩歌大賽，我從《解放日報》看到征稿啟事后，一邊走一邊構思，半個小時不到就寫了一首五六十行的詩，當天就寄了出去。幾個月后，有人通知我，說我獲獎了，而且是一等獎。天啊，我高興壞了，一等獎獎金一萬塊。評委會主任趙麗宏給我頒獎，鼓勵我繼續寫。于是，2008年我回歸文壇，從零開始繼續寫詩，三年后參加了《詩刊》社主辦的青春詩會。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門檻，號稱詩壇的黃埔軍校，所以就名正言順地成為詩人了。

劉鵬波：您從寫詩起步，成了名副其實的詩人，但是2012年開始，突然寫起了小說和散文，這種轉變是怎么發生的？

陳 倉：我寫小說、散文和寫詩差不多，也不是我想寫的，似乎是上天讓我寫的。大概到了2011年吧，我把父親從農村接到城里一起過春節，帶他坐飛機，逛大雁塔，登西安城樓，到上海看海、洗桑拿、吃火鍋……父親第一次進城，所以發生了許多令人心酸的事情。每天回家等父親入睡以后，我就把父親進城發生的事情以日記的形式記下來。和當初寫詩一樣，就是一種很原始的沖動。直到2012年，我和一位詩人兼編輯的朋友聊到了這些文字，他拿過去一看，非常震驚，說可以拿去發表。但是轉了兩圈，都被退了回來，原因是我不是名家，幾萬字的散文很難發表。

后來，我打印一份寄給了《花城》，因為他們有一個“家族記憶”欄目。2012年年底，我拿到《花城》第6期樣刊，打開一看，我的文章竟然發在了中篇小說頭條。“蝴蝶效應”就這么產生了，《小說選刊》頭條轉載了，《小說月報》《新華文摘》轉載了，而且還被收進好幾本年選。這么一篇記錄性的散文，因為一個美麗的誤會，變成了我的“小說”成名作。我就趁熱打鐵，不管是不是小說，一口氣寫了十幾篇，被我統一命名為“進城系列”，僅僅2013年就被《小說選刊》轉載了三次，其中兩次是頭條。評論家說我的小說不像一般小說那樣拿腔拿調，而是運用散文化的筆調，接地氣、通人性、感人心，這變成了我的小說特色。

僅過了一年多時間，我又多了一個身份——小說家。這就是人生的奇妙之處，似乎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不過，上天不在虛幻的頭頂，而在我們每個人的手中，你的路怎么走，走向哪里，自己并不清楚，也無法控制。你能做的就是披星戴月，把這條路走得寬一點，走得長一點，走得亮堂一點，僅此而已。

劉鵬波：詩歌、小說和散文屬于不同文體，您如何看待三者之間的關系？

陳 倉：有人說，我是全文體寫作者，在各文體之間能夠自如地“切換”。我倒覺得，我不是得心應手，而是喜歡自然狀態的寫作。我一直追求的就是脫離理論或技術的自然狀態寫作，所以我從來不把各種文體嚴格區分開來，我有好幾篇散文被當成了小說，我的小說里經常會有詩或者詩意的成分，而我的詩還經常被轉化成小說。正因為如此，在創作的時候，我從來沒有在乎到底在寫詩、寫散文還是寫小說，我只在乎有沒有把心掏出來，心中有沒有靈魂的閃光。最重要的是，這些文字是不是真誠，能不能打動別人，引起別人靈魂深處的共情。

如果說有差別，那就是我寫散文的時候，情節都是發生過的，我完全尊重事實，尤其寫到自己的父親和親人，寫到他們的生死問題，如果胡編亂造的話，那是大不敬的。而寫小說的時候，我會展開一些自己的想象，畢竟想象是超越現實的那一部分。不過，我的想象是有限的，想象永遠沒有生活精彩，現實生活中發生的很多事情已經大大地超出了我們的想象。

我有一個體會，無論是什么文體，表面上看似乎是寫出來的，其實都是活出來的——想象也是“活著”的范疇，是用我們的皮肉和思想熬出來的。

劉鵬波：除了作家身份外，您還是一名資深記者。媒體工作對您的文學創作產生了哪些影響？

陳 倉：我的寫作其實是業余的，我真正的本職工作是記者，我在新聞行業已經干了20多年，深度參與過媒體的市場化改革。我覺得，新聞要有用，要充滿人文關懷。具體說來，有價值的新聞要有善意，能幫助和引導人們走向美好生活。在這種理念的作用下，我策劃過很多慈善活動，發動媒體人做了很多善事。

這也是我個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所以在文學創作的時候，無論遇到什么題材，我都秉持著同樣的理念，傳播善的思想，給人一束光。我喜歡給人以溫暖和力量的作品，讓人讀了之后，能從中找到方向，增加生活的勇氣，注入熱情和動力。

劉鵬波：您曾經說過，善意就像陽光一樣永遠是不會消失的，真正的好作品一定要傳播善意。請問這種價值觀或者說是文學觀，和您的人生經歷有關嗎？

陳 倉：我七八歲的時候母親去世，她斷氣前的最后一個愿望是吃麻花，父親和姐姐跑遍了整個村子，借來半桶油和一升面粉，好不容易炸好了麻花，母親卻已經斷氣了，把這人間的美味留給了我們。我十一二歲的時候，為了給哥哥結婚辦酒席，哥哥帶著我去河南淘金，中途發生了一次事故，哥哥將我一把推開，他死了，我活了，那年哥哥19歲，剛剛定了一門親事。我十八九歲的時候，為了印刷一本詩集，回家向父親求助，一輩子沒有讀過一首詩、不知道詩為何物的文盲父親，不管不顧地砍了幾棵大樹，為我籌措了一筆費用……正是我的親人們用他們淳樸的愛和善良建立起了我的價值觀，為我的人生鋪就了溫暖的底色，教會了我如何善待這個世界。所以，我希望在所有的作品里，能夠力所能及地向人們傳播一些善意，這算是我對世界僅有的一點回報。

劉鵬波：《月光不是光》共收錄七篇散文，講述大移民時代的人如何扎根、如何再造一個新故鄉。能否請您介紹下這部散文集的主題和特色？背后有什么特殊的出版契機嗎？

陳 倉：這部散文集最重要的意圖就是想呼喚人們熱愛土地，比如父親對形形色色樹木的熱愛，比如在處于昏迷狀態下依然做出各種各樣的種地動作，都反映出了一個農民對土地深深的依戀。他們一輩子不僅在向泥土里播種莊稼，同時在向泥土里一點點地播種著自己的生命。我曾經說過，在這個世界上，我們吃的、穿的、用的，沒有什么是來自天上的，而都來自于土地。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塊土地，都有一個在為你耕種土地的人。這就是我一直以自己是農民出身，又有一個農民父親而自豪的原因。

在《月光不是光》出版之前，我出版過兩本長篇散文。我從來沒有出散文集的打算，而且也沒有下意識地進行過散文寫作，我的每一篇散文的寫作初衷都是想記錄自己的重大的情感經歷。也許正是因為這樣，每發表一篇都會引起一些反響。在這種背景下，便有不少出版社都來聯系我，要出版我的散文集，我最后也不知道為什么交給了安徽文藝出版社。后來，我發現這是對的，責任編輯汪愛武非常專業，脾氣也特別好，對作者特別尊重。

劉鵬波：您在文章中寫到，“因為父親活著，故鄉就活著，父親不在了，故鄉也就不在了”。您怎么看待故鄉和遠方的關系，您的創作源泉、精神故鄉是哪兒？

陳 倉：我的創作源泉或者說文學的故鄉，那就是遠方。不過，當我生活在故鄉的時候，我的遠方就是城市；而當我來到城市生活的時候，我的遠方又變成了故鄉。具體而言，目前我的遠方有兩個：一個是秦嶺山中的塔爾坪，另一個就是我寄居的城市上海。這兩個遠方像太陽和月亮一樣，它們像一對戀人彼此吸引，相互追逐。當太陽升起，月亮就默默退出；當月亮來臨，太陽就給予光芒。它們就這樣共同守候著我的世界。

我和其他作家不一樣，我寫的既不是城市文學，也不是鄉土文學，我寫的是從農村到城市、從城市到農村的一種落差、一種循環。不過，我的創作源泉和精神的故鄉只有秦嶺山中的那一片土地，因為我的親人都是農民，我是從泥巴里長出來的。很多人都說我像土豆，沒錯，我確實是一個土豆，不僅土氣且有一股自我繁殖的孤獨感。

劉鵬波：既然是一個土豆，那么在城市里您怎么扎根？

陳 倉：你是想說，土豆只能生活在農村，生活在城市就變成了食物。在上海，除了我自己在花園里種過幾次土豆以外，我確實沒有看到過以植物的名義長在土里的土豆，頂多是擺放在菜市場里的土豆，甚至是土豆泥或者薯條。魯迅文學獎的授獎辭說，“《月光不是光》是普通人遷徙流變的生活信史，鄉愁與熱望同在、裂變與奮進交織。”同樣是土豆，在農村是一種生命形態，在城市已經變成了另一種生命形態，這就是我們所遭受的“裂變”。

現在是大移民時代，人人都是漂泊者。因為村里的人往鎮上遷徙，鎮上的人往縣城、省城遷徙，省城的人向北京、上海、廣州甚至是海外遷徙。遷徙的原因也有很多，大多數是為了打工，有一部分是為了上學。即使是真正的城市人，一直生活在同一個城市，但是由于城市化不斷加快，不停地拆遷和搬家，留下你童年記憶的那條街道、那個巷子，現在是否還存在，是否還是過去的那種模樣呢？我們已經離開了原有的生態，我們的情感、我們流逝的生命已經失去了附著的土壤，人人就都有了一種漂泊感。

那怎么辦呢？這就需要以他鄉為故鄉，再造一個新故鄉出來。馬爾克思在《百年孤獨》里說，有個親人死在那里，那里才是你的故鄉。等我這個土豆死在上海，被埋在上海，后輩們自然會把上海當成故鄉。我在上海參加過一個人的葬禮，那就是我的岳父，當我的名字被雕刻在他的墓碑上，然后被埋在地下的時候，我感覺那不是墓碑，真像是我扎下去的根。

劉鵬波：您曾寫到，“對寫作上了癮，一天不寫心里就不舒服，就像吃飯一樣，不寫就會饑餓，不寫就會空虛，不寫就會失眠”。寫作對您而言有怎樣的意義？下一步有什么寫作計劃嗎？

陳 倉：我曾經說過，文字是我的另一條命，而且我把這條命看得比我的肉體還重要。因為我的肉體最多存活不過百年，如果我寫出好的文字，它們一定會活得比我長。

我有一部長篇小說已經寫好了，我稱之為“進城”“扎根”之后的“安魂”系列，總共30多萬字，繼續保持著催人淚下的風格，以充滿詩意的故事和濃郁的都市生活氣息塑造一群底層年輕人敢愛敢拼、自強不息的形象。具體一點說，是以年輕人買房安家為主線，反映一代人的正義、良知和精神面貌，關注年輕人如何創業、安身、安魂的追夢人生，思考一個家庭、一個城市、一個國家的安寧、幸福和未來。

在娛樂至上的網絡時代，現在的純文學作品最大的挑戰是貼近性和可讀性，這個問題不解決，純文學會越來越被邊緣化。我自信地認為，這部作品是我目前為止最好看的，起碼那些城市中的奮斗者拿到手后想一口氣讀完，而且還能笑中帶淚地從中找到自己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