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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關切與現實介入：一種可貴的小說品質

短篇小說作為標志中國新文學自創生以來取得豐碩成果的文體之一，從來都是感知、介入和引領時代新潮的“尖兵”、急先鋒。作為中國新文學最偉大、影響最深遠的小說傳統，現實主義立場、方法、精神在短篇小說中體現得尤其充分、深入。從五四時期的“問題小說”、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學”、“十七年”時期的“百花文學”，到八十年代的“傷痕小說”、“改革小說”、“新寫實小說”，再到九十年代的“現實主義沖擊波”、新世紀第一個十年中的“底層文學”和第二個十年中的“脫貧攻堅重大題材寫作”，短篇小說與各時代的互為關聯及其在堅守并弘揚現實主義文學傳統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已彪炳史冊。那么，在這方面，2022年有哪些值得關注的現象和作品呢？

其一，直面疫情，反思的世道人心。毫無疑問，自2020年爆發以來的疫情以及由此所引發的人們從物質、技術到精神層面的變化，是新時代中國所面臨的“第一現實”。這不可能不對小說家及其小說創作產生重大影響。然而，疫情已延續近3年，至今還沒有出現與之匹配的精品力作，這是一種遺憾，也讓筆者倍感疑惑——如此深重的災難，小說家去哪兒了呢？東西是不多見地一直在關注、追蹤、思考、創作疫情題材小說的作家。本年度，他發表了《飛來飛去》（《收獲》第5期）。所謂“飛來飛去”，即姚簡因母親屢屢病危而不斷往返于中美之間。疫情突發以及由此所引發的各類意識形態之爭，更讓姚簡的探母之行變得愈發艱難、復雜、不適應。作為遠在美國的親生兒子，這次排除萬難、好不容易回國，也因母親病危之故，但這次中國之行更讓他深陷某種不可理喻的“怪圈”之中。首先，從昔日大學同學張文垂、初戀好友白小娟、護工姚久久，到病危中的母親，都紛紛站在各自立場，品評或數落姚簡在美國生活和工作的種種不合適。他們認為美國是一個非常不堪的國度，姚簡應該盡快回國。其次，身邊親人紛紛指責姚簡，說他故意拔掉輸氧管，從而致使姚母窒息而死。由姚簡這次回國探母所引發的種種輿論，以及由姚母之死所生成的種種謠言，很顯然是對“疫情中國”意識形態現狀的一種有力呈示。這個短篇完稿于2021年3月。彼時正是我們抗疫最吃緊、最艱難、網上輿論最兇猛的時刻。其中，被民粹主義思潮鼓動起來的針對美國的毫無來由的謾罵、詆毀，一時成為彌漫整個網絡虛擬空間中。這也是作者創作這個短篇小說的時代背景，也因其介入現實的鮮明姿態和力量而展現出彌足珍貴的精神品格。

其二，關注并介入公共問題。直面時代發展中的種種弊端，關心社會公共問題，是我們想象中人文知識分子型作家所理應具備的基本素養和形象。可是在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占據并把控話語權的時代，這種寫作并不受待見。本年度出現勞馬及其《烏龍島》（《鐘山》第3期），其價值與意義自不必贅言。《烏龍島》在寫法和風格上近似近年來風行文壇的“非虛構寫作”。當地政府要把一個叫“黑石灣”的海邊村落打造成旅游風景區，遂請“我”作為專家出一份調查和論證報告，但“我”基于實事求是地考察后作出的報告，卻接連遭到縣“一把手”的嘲笑和否決。這個小說的“看點”就在此，即，一方面，基于科學考察、論證后出具的報告不被采用，反而依靠胡編亂造而成的方案大受歡迎，“一把手”依此方案建成風景區（改名“烏龍島”）而被上級認定為偉大政績并得到提拔。另一方面，堅持真理、維護地質原始景觀的“我”被勒令“滾出家鄉”。原因不過是“我”的堅持阻礙了“一把手”的計劃。在全國，這并非個案，應是一個普遍現象。各地紛紛建設自然風景公園，為了出新、出彩，隨意編造歷史文化、肆意破壞原始自然風貌者并不少見；小說中這位飛揚跋扈、粗俗不堪、后因貪污入獄的‘一把手’形象，在基層也屢見不鮮。這是一篇針砭時弊的諷刺劇，對當下普遍存在著的建設亂象予以集中展現，具有廣泛而深刻的警示意義。

其三，關切小人物在大時代中的浮沉。立足深圳并以深圳為視角、方法，書寫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各色人物在大時代境遇中的命運景觀，構成了吳君最引人關注的創作特色。她的寫作擅長將深圳某一地理坐標引入小說，比如《光明招待所》（《上海文學》第7期）?！肮饷髡写庇蓢鵂I轉為私營，即意味著其曾有過的高光時刻已成歷史。黃梅珠就是在“高光時刻”進入光明招待所的，也曾受人尊敬、風光無兩。如今，雖依然是名義上的經理，但從身份、地位到人際關系已大不如前。年近50歲的她仍須外出跑業務、拉客戶不說，還時不時遭受來自親親人、發小、同事的各種糾纏。從母親的怨責、丈夫的煩憂、同事的暗諷，到自己的“人老珠黃”，都無時無刻不在干擾著黃梅珠日常的生活、工作、心情。母親說：“那又怎樣呢？如果當初不是你進了國營單位，你大佬會去香港嗎？會這么慘嗎? 你細佬會去廠里打工嗎? 如果沒有這種好單位，你那個老公會選你嗎?”同事說：“所以我們才沒有炒掉你，本來公司是不想要這么老的員工，不僅用不了還要供著?！睆募彝サ焦ぷ魉洺Ｉ涎葜@種“刀不刃血”的話語中傷，已讓黃梅珠不堪承受。然而，一個青春不再的職場中年女性，在時代大潮的陡然巨變中，雖然遭遇被裹挾的無奈、困境，但也未曾放棄直面挫折、面向生活、維護尊嚴的勇氣。這個短篇展現了自我與他者共處、博弈時的一種毛茸茸的原生景觀。一個中年女人被時代所惠、所挾的成長史，也即見證和詮釋了當代中國40多年來的變遷史。

其四，聚焦老齡化、老年人。老齡化和老年人的生活越來越成為當今社會的一大問題。張魯鐳《浣花溪記》（《十月》第1期）關注和表現老年人的退休生活、情感世界而具有典型意義。已退休的東北人老楊到成都兒子家幫助照看小孫子，但在異鄉異地總感覺不自在、不舒服。到浣花溪公園溜達或者吹吹薩克斯，成為其擺脫這種不適的方式之一，但因“擾民”而被公園管理員制止。后來，他也成了保安中的一員——每天送孩子上學后在公園巡邏。老楊的故事也原本平常，也是現實生活很多退休老人都曾有過的經歷，然而，不平常就在于，小說讓他和另兩位同樣擔任保安的老人相遇，繼而引出由于他們身份、志趣、言行不同而發生的一系列讓人意想不到同時又引人深思的故事。這包括：“老山西”撿礦泉水瓶、開荒種地，實則是一種打發落寞生活的方式，他并不缺錢；周老頭和老楊不滿“老山西”的所謂“告密”，在酒精刺激下合伙“報復”他；老楊和馬紅霞之間一直保持著一種若近若離、似有若無的“黃昏戀”，老人也有其獨立、私人的情感空間。這些都對老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作了真實呈現。

二、對于愛與溫暖的信仰：一種永恒的小說精神

從人與人之間常見的母愛、友愛、情愛，到人與動物、人與自然之間的泛愛、大愛，再到超脫具象的形而上的哲愛，都指向一個與每個人息息相關的客觀事實——在這人間，愛無處不在；在這人間，愛是一種信仰。小說家對于愛的體驗、思考、表達從未止息過。人間有愛，愛如春風，最能撫慰人心。對愛與溫暖的表達，也是一種永恒的小說精神。表現在創作中，作為一種素材、情感、經驗，它在小說家筆下注定會常寫、常新且未有竟時。2022年，從個體到國家，疫情、失業、跳樓、逃離、封控、勸返、靜默、清零等關鍵詞，將溫暖與愛的存在和表現空間極度邊緣化。在這種語境中，小說家們對這一向度的矚目、探索、書寫，也就有了非同尋常的時代意義。

其一，釋放善意，禮贊愛情。劉慶邦根據現實中真實發生的事件——“1996年5月21日，平頂山十礦井下發生了瓦斯爆炸，84名礦工遇難，68名礦工受傷。有一個機電工，時年24歲。他16歲那年正上初中時開始談戀愛，戀愛對象是他的女同學。戀愛談了8年，二人感情極深。他們原定當年的五一勞動節結婚，因錢不湊手，家具沒打成，打算把婚禮推遲到十月一日國慶節那天舉行。他們把準備結婚的兩床大紅被子都做好了，小伙子卻死于礦難，一去不還?！?——創作了《梧桐風》。在小說中，豆明生和喬點鳳是一對尚未結婚的戀人，情之切切，愛之綿綿，表現在從井上和井下的每一瞬間，但這美好終因這次礦難而風流云散。小說中的故事和人物要素，與礦難事故有著較大的相似度。但是，所不同在于，作者只不過是借用這些素材并對之整合、加工和感情浸染，從而形成了這篇以細節、風景、心理描寫見長的短篇。這主要表現在，小說主要寫礦難發生后喬點鳳的心態、言行以及在豆家照料豆明生父母的生活細節。對愛和善的表現、謳歌，以及對人的生命尊嚴的呵護、宣揚，成為這個短篇最感染人的審美向度。作者將自己的情感、意緒、愿景編織進字里行間，借助風景、細節、對話描寫予以生動呈現，因此，這是一篇值得逐句閱讀、品味的精品。小說筆法綿密、細膩，觀察細致、精準，景物描寫尤顯功力，起承轉合也很講究，展現出劉慶邦特有的那種韻律、情調、節奏，從而盡顯語言之美、結構之美。

其二，撫慰弱者，互助互愛。南翔的《我的三月》（《芙蓉》第3期）聚焦中年女性、空巢老人、出租車司機等弱勢群體的情感、婚姻問題，并在此基礎上探察救贖之道。在小說中，梔子、江西妹、春姐、老伯、網約車司機胖子等弱者都存在這樣那樣的情感、婚姻或身體問題。梔子是小說中的核心人物，故事由此展開，并生成意蘊。她遇人不淑，嚴重缺愛，與丈紛爭不斷，深陷物質與精神雙重困境中。但她沒有就此自閉、消沉，而是努力從家庭中走出來。加入義工隊，參加集體活動，從而使其精神煥發。雖然她也不過是一個改縫褲腳的女裁縫，但她在撫慰養老院老伯、助力網約車司機胖子等義工活動中體味到生活的意義，同時，她也得到這個群體的救助。另一個重要人物劍坤，先后當過大學教師、處長、商人，也加入義工隊，他對梔子等底層群體相遇、融合，并對后者走出“小我”、消解困境、發現并融入有意義的世界，形成了一種潛在的指引、助力?！拔业娜绿臁保笳髦鴾嘏?、美好、希望。小說主調也在傳遞溫暖。梔子、春姐等弱者的救贖之路，需要劍坤等強者的主動融入，更需要兩個群體的同舟共濟。

其三，消解隔膜，走向包容。周瑄璞的《公司有規定》（《人民文學》第2期）是一篇關于知識者與勞動者互審互視、帶有溫暖情調的短篇小說。小說為一個快遞小哥立傳，從“我”的角度觀察、記錄、講述他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狀態。在小說中，這個快遞小哥時常被誤解，屢屢被差評，每一次遭遇都要費心費力才能解除；他正值青春，奔忙不歇，有辛酸，也有收獲?！拔摇焙退娜粘＝患m也偶有小紛爭、小矛盾，但彼此間始終釋放著善意、理解、包容。作者以小說方式關注、記錄、書寫當代中國為人所習焉不察的生活一角，從中揭示一種生長于人間的人性、人情，并由此將寫作融人間煙火，讀來，也特觸動人心。小說處處洋溢著濃郁的生活氣息，人物對話簡短、有趣，敘述節奏輕松、自然。如今，快遞業與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各類快遞小哥，以及因快遞而引發的各種故事，每個人也都不少遇到過。作為一種題材、原型、經驗，快遞員形象進入小說也就實屬必然。魯迅先生說：“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優秀的小說家都是觀察者、記錄者、沉思者。周瑄璞就是這樣一位觀察者、記錄者、沉思者。

其四，書寫大愛，敬天敬人。湯成難的《藍色冰河》（《中國作家》第7期）主要講述索朗老人、達瓦父親送兩個小孩達瓦、多吉到300公里外的縣城上學的故事。小說詳細講述了在10天行程中，一行四人從查村出發，如何穿過贊斯卡河谷，如何遭遇惡劣天氣，以及如何跨越險谷、冰河，最后踏上公路到達縣城學校的過程。老人將孩子安全送達，完成使命，也了結了夙愿。這個短篇在藝術上的優長主要表現在：一、從小孩視角所作的陌生化講述。兩個小孩多吉、達瓦都是第一次出遠門，對他倆來說，一切都是新鮮而陌生的，從作為地名的“非洲”、作為昆蟲的“藍色閃蝶”，到作為特定稱謂的“同學”、“縣城”，在這倆小孩視野中，都是從未聽說過或從未見過的神秘、神圣之物。二、從老人視角所展開的人與自然搏斗場景的描寫。兩位老人背孩子翻雪山、蹚冰河的過程，曾為背夫的甲央旺堆命喪冰河的悲劇，以及返程途中索朗老人跌倒在兒子命隕之地的場景，都極具感染力。三、作為小說意象的“藍色冰河”所具有的多重指涉內涵。它既指向純凈、圣潔、壯麗、神奇的藏區自然風貌，也指向這些小人物對于個體成長和理想的主體訴求，當然也更是作為作者的滄成難對于藏區地理形貌、時空的一種想象、體驗或把握。

其五，詮釋“何謂愛”，踐行“怎樣愛”。陸穎墨《竹樓?！罚ā督夥跑娢乃嚒返?期）是一篇講述新兵李東東與一只海鷗從相處到相離的故事。小說故事大意是：在南海某礁盤上，新兵李東東在此駐守，但他因對新環境、條例、規則不適應、不熟悉而屢屢自縛手腳。比如，當老喬行將駕機落定時，他竟然沒有落實機場防鳥工作；因膽怯而不能橫亙于竹樓和燈塔之間近兩米的海溝。這一切都因為一只受傷的海鷗的到來而徹底改變。海鷗被撞傷，李東東承擔起救護之責。這只海鷗給李東東帶來快樂，經由李東東陪伴、養護，它也很快恢復健康。海鷗有其天性，老喬告訴李東東，須把這只戀礁的海鷗驅走。最后，李東東只好忍痛開槍驅走了它。這個短篇之所以引人關注，就在于它隱含兩種“成長”模式：一個是海鷗的成長。作為鳥類的海鷗有其特有的生存法則和生長規律，從長遠看，人類施與的關愛有悖這種規律，因此，被救治好的海鷗必須離開李東東，但由此所產生的斷離舍，又讓他一時難以接受；離開李東東，對于這只海鷗來說，同樣難舍難分。于是，兩種情感、兩種倫理在此相遇、糾纏。最后，自然界不可違逆的生存法則勝過人為施與的溺愛，李東東必須驅走這只海鷗。另一個是新兵李東東的成長。作為一名新兵，他和這只海鷗一樣，自我意識和意志同樣經歷一個從被動到主動、從弱到強的演變過程。從膽怯、躲避到首次跨越海溝，從不熟悉島礁環境、駐島規則到熟悉并積極融入集體生活，以及從與海鷗的相依相伴到認識到必須迫使其離開，都可見證他在新環境中身心成長的過程。小說通過對這兩個成長模式的營構，充分展現了當代軍人守礁、愛礁、傳遞大愛的動人形象和深遠境界。

三、表現人性、探察欲望：一種小說永續的實踐向度

自1990年代以來，物欲、性欲、情欲及其混合態（比如“愛情物質化”），以及由真假、美善、愛恨交織而成的復雜人性，一直就是當代小說一再表現的對象，也是最能彰顯中國當代小說取得卓著成就的領域。錢谷融說：“文學是人學”，同理，小說更是一種人學。小說家對人的“研究”永不止息。2022年，有關這一對象、領域的書寫也有不俗表現。艾偉、弋舟、盛可以、付秀瑩、房偉以小說方式追問、探察、表現人性與欲望的本質及其種種形態，從而為讀者加深認知人自身的復雜性、豐富性提供了典范文本。

其一，探察欲望之本。小說家往往因對某一經驗的持續關注、思考而發生文本改寫現象。比如，杜拉斯以同一文本為所生成的幾個“情人”版本，就是以小說方式持續對愛情和欲望本質作深入探討的典型例證。與此類同，艾偉的《幸福旅社》（《花城》第1期）是對《離家五百里》 的改寫，再次指向對于人的欲望及其后果的深度表現、探察。這是一個以人性、欲望為表現對象——哲明、少女及其關系不過是一種“道具”——并深入探察其本質、影響以及與時代關系的文本。噪雜而喧鬧的小鎮，三教九流暫居的幸福旅社，以及由此所傳導出的光怪陸離、五彩繽紛的欲望風景，較為充分地展現出21世紀初“鄉鎮中國”的世態、人情?！靶腋Ｂ蒙纭痹遣匚奂{垢之地，十年后，哲明再次來到這個小鎮并暫居此處。在此，他結識了一位身心遭受摧折的少女。這位少女試圖以身體為誘餌想讓哲明帶她逃離小鎮。然而，這注定是徒勞而無果的。因為她所寄以希望的這位“異鄉客”同樣是一位罪惡的制造者。十年前，正是這個哲明和另一小鎮青年在欲望沖動下聯手殺死了這位少女的姐姐。十年后，作為當年的兩個兇手之一，哲明的罪孽感并未隨著時間流逝而消失。因而，哲明和這位少年的相遇和短暫交往，以及在同一地點所將要發生的類似行為，也再次將其精神深處那種揮之不去的難以自我消解的負重感予以強化、累積。十年前那一瞬間的欲望與殺戮，作用于哲明這兒，就是一生不能消解。欲望成了一種自縛其身的精神枷鎖，使其永無自由。

其二，表現人性之變。在弋舟的《瀑布守門人》（《收獲》第1期）中，第一人稱“我”是小說中的人物兼敘述人，小說一開始就展現“我”的不合常理處——不僅稱自己的生母為“郭老師”，還在表達對這次麗江之行的不情愿。事實上，母女倆在麗江相見，表面上看是因母親丟失手機而向女兒發出求助，深層原因實則是源于母親發覺身患癌癥而想見見女兒。對母親而言，離異后的生活從不缺少男人，也極力避免他人干擾自己的世界，此番來麗江旅行，自也是這種生活中的一個“小插曲”；對于女兒而言，同樣離異，奉母之名不得不趕赴麗江，但須將孩子暫時托付給前夫家照料。母親與女兒之間的這種不乏對立、緊張的關系，在小說前半部分得到充分展現。在小說后半部分，母親擬想中的瀘沽湖之行，得到“我”的主動迎合——“你還需要我陪你去瀘沽湖嗎？”，是源于“我”被告知母親身患癌癥之實。由此，對女母女倆欲望與人性維度的表現，又瞬間轉向對其生活與倫理向度的表達，也正展現了同樣深置于生命中的另一種風景，即母女間由離散、對立走向共情、和解。標題中的“瀑布守門人”本是一種網絡游戲的名稱，在這家旅店中又發生了從“我”住處流出的現實版的“瀑布”，這可否也是頗有意味的隱喻？或者說，這和小說中的“我”及母親有何種意蘊關系呢？小說并沒有正面回答，這有待讀者去追問。

其三、揭示情變之謎。盛可以《女貓》（《人民文學》第9期）側重講述三種關系從微變到質變、從共存到消亡的演變過程，從而將現代都市男女敏感而脆弱的愛情和婚姻予以生動表現和充分呈現。小說共有三個角色：他、她、一只貓。他和她組成一個獨立的“愛情世界”，兩人經過一段時間的“虛擬愛情”后，已進入同居試婚階段；她和一只叫做“米雅”的貓組成另一個和諧世界，在他沒有進入這個“世界”之前，他和“米雅”親密無間、其樂融融。當這兩個世界發生重疊，這種原本各自獨立、和諧的狀態被突然打破，即當她將他引入這個空間，她也試圖融入他的生活，中間卻因為“米雅”的介入、干擾而致使愛情走向破裂。在此過程中，因為她對他的依戀、擁抱、恩愛刺激了“米雅”，于是，她就時不時遭受來自“米雅”的攻擊；因為她與“米雅”的過分親密又讓他感到不自在、被邊緣化，于是，他與她的愛意也悄悄地消退。在這個由他與她、她與“米雅”、他與“米雅”組成的關系世界中，任何一種關系的締結和發展都因“愛”而生，但任何一種關系的變動都會決定或影響著其他兩種關系的存在。這一切都在不被察覺中悄悄地發生著，演變著，直至有一天徹底破裂、消亡。

其四，呈現婚變之相。付秀瑩的《紙船》（《湘江文藝》第1期）講述大學教授老婁遭遇的情感困境、婚姻危機。在京城一茶樓內，老婁向“我”訴說他們夫妻間的諸多不愉快、不和諧。那個未出場的婁太太，在“我”印象中“斯文，恬靜，甚至有點羞澀”，但在老婁心目中則是一個經常吵架、起摩擦的主兒?！拔摇弊鳛槔蠆涞膬A聽者，偶爾也參與交流，彼此所分享或能夠展開交流的，也無非僅限于那些心照不宣或已成為常識的層面。然而，老婁話語中的婁太太形象即使有諸多不堪，那也僅是他的一己之見吧。當把老婁和小關的曖昧擺上前臺，無論老婁面對“我”的言說，還是“我”面向老婁的交流，事實上，所謂話題也就顯得那么尷尬、蒼白、無力。同時，作為“我”也同樣面臨來自自身的問題——“我”不是也深陷進一個自造的意識牢籠嗎？在此，老婁的困境，“我”的拿捏不定，彼此互為“鏡像”，共同映照出現代人情感或婚姻中的游移、恍惚與迷失。這難道不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現代人的現代情緒和精神處境嗎？作者善于從細微處精準把握和表現人物心理圖景，表現在這個短篇中，即尤其注重從細節和細微處——比如：“老婁把那只紙船往桌子邊緣推了推，眼睛并不看我，好像是在跟那紙船說話?！薄昂鋈婚g，他轉過身來，看著我，怔住了?！薄憩F人物的心理活動，呈現人物的精神狀態。

其五，言說“仿像”之罪。房偉的《愛情買賣》（《中國作家》第3期）講述了一個具有“灰色調”和“喪文化”風格的網游故事。在小說中，“我”和陌生女人“閑看花開”的網聊可謂觸目驚心，在最后高潮階段差點葬送了“我”的生命。從現實生活走向入網絡世界，雖然彼此也能暫時轉移或消解現實中的煩惱、壓抑、痛苦，但一旦把虛擬等同于現實、把“仿像”等同于真實，甚至無拘無束、肆無忌憚地付出生命中的一切，危險和悲劇也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對“我”來說，“愛情”等同于金錢，網聊就是工作，為了金錢可以無所不做、無所不為；對于叛逆女孩“閑看花開”來說，母親被父親所逼而割腕自殺的經歷，讓他如墜夢魘，因“我”長相類同其父，她代母復仇的夙愿也就轉移到“我”這兒。然而，“仿像”是虛幻的、致命的，女孩的日常、身體、精神被“仿像”的力量所吸附，繼而找到“我”并把“我”作為報復對象，一場預謀中的網游在快感和虐殺的雙重挾持下，也就一步步走入危險境地。背對生活，沉溺網絡，并把技術、虛擬等同消解或拯救自我的靈丹妙藥，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一種深不見底的終將被吞噬的身心消耗。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個小說中的人物和故事對當下也有極強的鏡鑒意義。

四、講述、意象、關系；一種有意味的形式

小說是一種敘述藝術。相比于“寫什么”，“怎樣寫”更重要。這為小說家打開了另一扇小說之門。關于“怎么寫”，可在講述語式、意象建構、人物關系建構等方面尋找到很不一樣的路徑和敘述感覺，從而生成不同的藝術效果。本年度，海飛、魯敏、朱山坡三位小說家在“怎么寫”方面的探索與實踐頗引人關注。

海飛的《蝌蚪》（《花城》第4期）將犯罪、刑偵、探案、懸疑模式融為一體，共嵌入了三樁殺人案：一、從小說家鐘村角度，以隱匿方式講述亞美與其丈夫之間的兇殺案。但實際情況是，所謂“亞美殺死家暴的丈夫”，只不過是鐘村一人的主觀猜想。二、從文斌（便衣警察華良）角度，以卒章顯志方式講述小說家鐘村殺死女朋友的案件。鐘村和她萍水相逢，在一起相處僅3天。這是實有之事，也是隱匿在敘述中最出人意料、不可思議的案件。三、新聞報道中的兇殺案。即小說最后一句話：“那天，杭縣的殺妻案告破。案犯就是死者的丈夫，一共使用了兩噸水?！边@只是一種背景，在小說中，主要輔助于前兩者的講述。關于這三樁殺人案，小說并沒有從正面直述，而是將之編織進極其日常化、冷靜化、若無其事的碎片話語中：亞美和女兒稻草租住在一起，恰好與小說家鐘村成為鄰居；亞美為養家糊口出外打工，鐘村忙于寫作，平時代為照管女兒稻草；亞美與鐘村日久生情，三人在一起，宛然上演一幕互助互愛的愛情佳話。然而，隨著便衣警察華良的介入，關于鐘村與女孩的兇殺案遂得以顯現。由此一來，小說結局突顯，情節陡轉，美好而溫暖的義行、話語中竟然隱藏著一次如此殘忍的殺戮。不急不慢、曲徑通幽式的講述，以及由此生成的敘述張力和震撼效果，對讀者閱讀構成極大沖擊力。

魯敏的《鑲金烏云》（《江南》第3期）采用倒敘、隱顯、空缺、伏筆等手法，使故事在撲朔迷離中一步步走向“豁然開朗”。彼此之間毫不關聯、素無交集的幾個人物，因某個指令而被撮合在一起，于是種種關系和因人而異的“世界”被次第打開，繼而呈現出所謂“江湖”才有的規矩或邏輯。從整體上來看，由“有人拍出20萬來了，叫他去‘弄’一個大姑娘”所層層打開的場域、界面、出場人物以及在此過程中所不斷上演著的各種關于“黑”與“白”、“道”與“盜”的“江湖”風景，構成了這個短篇小說最具吸引力的“內景觀”。在此，不同層次、不同性質的事件、人物和環境不斷重組，內在于其中的因與果頻繁轉換，并在這種重組與轉換中融入對多維生活和復雜人性的表達、呈現，從而使得小說講述本身成為“一個有意味的形式”。此外，由“鑲金烏云”所生成的指涉意義也耐人咀嚼。由“鑲金”裝飾而成的“烏云”，與小說中所建構的“江湖”與“人性”，彼此間存在某種隱喻關系，其形象以及由此所延伸出來的深層喻義，都值得細加玩味。

朱山坡的《閃電擊中自由女神》（《鐘山》第1期）的人物關系比較復雜，主題也較為深刻。但小說并沒有將這些置于前臺，而是不斷以意象、錯位、陡轉、跳躍、伏筆等藝術手段將種種人物及其關系作背景化、隱匿化、互文化處理，從而凸顯“講述”本身所具有的價值、意義。首先，雙方父母的神秘消失、母親的隱匿之途、潘京的言行之謎，以及彼此間若隱若現的日常交集，都被作者置于隱顯之間，最終又借助失蹤母親的最后露面而將這一切點破，從而賦予小說以一種眾流歸源、柳暗花明的呈現效果。其次，由“我”和潘京的認識、交集為中心，逐漸揭開闕崇才和母親、宋桃和黃國安、潘京和闕崇才之間的秘密，并由此引出對欺騙、罪惡、愛恨等人性經驗的審視和考辨，從而使得這個短篇在思想表達方面擁有了某種深度。再次，作為小說核心意象的“閃電”多次出現，寓意豐盈。在此，它不僅是對小說主題、氛圍、意緒、語調的一種統攝，更是對潘京、“我”等人物內心世界的一種詮釋或顯影。甚至在小說最后，仍以閃電意象收束全文——“像一把利劍辟向黑茫茫的大地，劍鋒直指豎城闕宅，它肯定要擊中什么?！薄M一步升華了小說的主題。小說在極致處戛然而止，留給讀者的思考似才剛剛開始。

五、在常規之外：短篇之變及其可能

短篇小說始終都是一種正在形成中的開放性的文體，它在未來的形態、樣式、理念、功用都注定會隨著時代發展而有所變?；蛘哒f，短篇小說的變與不變是一個辯證的運動過程。2022年，葉兆言、韓東、李宏偉、徐則臣四位小說家在其創作中作了一些突破常規的實踐，從而使其小說在文體、樣式、功能方面展現新氣象。

其一，用短篇建構長篇氣象。葉兆言的《灰色絲絨大衣》（《作品》第2期）在寫法上，將長篇的要素、處理方式，轉換、濃縮為一個短篇的格調、樣式，使得這個短篇在格局、主題、意蘊方面展現出獨特氣象。首先，與云裳關聯的一件灰色絲絨大衣穿越歷史，不僅將汪偽統治下的南京、西安事變、滇西抗戰、遠征軍、對越反擊戰、“上山下鄉”運動等宏大歷史運動背景和要素引入小說，也見證和呈現了云裳、云龍、靈安在歷史長河中命運浮沉的宏闊景深。這種原本在長篇小說中才能彰顯出的格局、格調、效果，卻在這個短篇中得到充分顯現。其次，這件灰色呢絨大衣，不僅見證云裳與云龍的姐妹情深以及云龍在抗戰洪流中赴湯蹈火、為民族捐軀的壯舉，還引出云裳與靈安在另一歷史語境中的因緣際遇、歲月情深，從而在在個體記憶與歷史書寫之間描繪了一幅深闊而幽遠的時代變遷史、心靈史。在歷史長河中，灰色絲絨大衣一直被云裳保存著，既是對代表青春與美的少女時代的一種奠紀，也是兄妹之愛、民族大義的傳遞、宣揚。當這件灰色呢絨大衣被云裳贈予女兒玲安時——無論她是否理解、是否接受——關于一代人的青春記憶和崢嶸歲月，也就愈發彰顯其非同尋常的內涵和意義。大開大合書寫人物命運，以小見大映照宏大歷史，這是小說的辯證法，也是對歷史和生命的另一種探尋與見證。

其二，寓言與小說的交融。韓東的《同情》（《芙蓉》第2期）中的“我”是傾聽者，慶總是“主述人”。慶總姓朱，他所敘述的無非是一個由他、他老婆、朱父、朱母、岳母、女兒、保姆構成的一個復雜交叉的涉及婚變與情變的家庭故事。小說以慶總和朱母的關系為明線，以朱父和岳母陳蓉的私戀交集為暗線，講述發生于這個家庭一系列暗中角力的情感故事，并由此上升為帶有一定寓言性、總體性的表達訴求。然而，作者總是竭力將這些故事置于背景之下，即使由朱父寫給岳母的紙條——“蓉，我跟她實在過不下去了?！薄此谱钪苯?、明了地指向一種事實，即朱母據此認定朱父與岳母有染，但這似乎也不是小說所要最終達成的旨歸所在。它所引人深思的地方還在于接下來的“講述”和“我”的那份建議：朱母去逝，朱父與岳母的關系非但沒有按照常規常理發展，而是作者讓他倆雙雙在遠隔千里的大城市里因腦出血而成為“植物人”；“我”建議將兩個植物人放到一起照顧，理由是：既可節省人力、物力，又可實現他們想在一起的愿望，還可以從此成全一家人的“團圓”。在此，小說藝術張力瞬間“內爆”：慶總為什么要把那張紙條吞咽進肚里呢？一如“我”所想——“這事兒是明擺著的，兩棟別墅，兩個植物人，兩組資源配置……慶總肯定有他自己的想法?！薄约靶≌f結尾那句話——“至今慶總也沒有回復我的微信。”——就將小說所要深入表達和探討的主旨引向廣闊和深層，即以一個小家庭里隱匿著的種種世相及其角力風景，來隱喻一個大社會的潛流、暗流。用人物作為象征符號，用種種關系隱喻無形之網，用小說方式探討探察世道人心，由此，這個短篇也就有了某種“寓言”的樣式及效果。

其三，將小說寫“虛”，寫“飄”。李宏偉的《云彩剪輯師》（《天涯》第5期）是一篇在構思獨特的小說。阿懶擁有某種超能、異能，即可隨心、隨性地剪輯云彩，且做到“每一朵云彩都是獨一無二的”。日常生活中，阿懶常以‘剪輯云彩’為自處、自安、自悅、自思的精神依托，在其無意識的把玩和自戀式自賞中，也似乎油然而生一種揮之不去的孤獨感，或時不時被青春期內那場“熱病”——“他的心里充滿了憤怒，乃至對女人的恨?！薄笥?。但作者似乎對這一層面的探察或表達并不抱有深入展開的熱情，而是以此為基點，將之引向關涉“他者”的存在之思。這種不可言說的神奇或神秘被作為一種視角、誘因、力量置入文本中，并成為拓展關系、生成意蘊的源泉與動力。于是，在小說中，我們看到；一方面，他為促成男孩和女孩的第一次身體接觸而充分發揮了自己的潛能（“女孩頭頂上的天空漏出一條圓柱體的光，將她罩住”），并試圖讓這位女孩在第二次境遇中感受到他的“致意”。另一方面，他在老T引薦下拜訪胡伯，卻不能為胡伯父女之間與“雨”結下的生命之緣有所助力，即他剪輯不出與“空心的雨”相匹配的云彩。從隨心所欲的“可能”到這次絞盡腦汁的“不可能”，小說也就借此展現出一種耐人尋味、有玄幻色彩的主題意蘊。這是一篇被寫“飄”起來的小說，不難體會到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之意、之境、之象、之味在文本中的生成、交疊、彌散。

其四，用小說勘驗神秘。徐則臣的《瓦爾帕萊索》（《作品》第5期）寫得很反常，顯得很異類，大有實踐“敘述迷宮”之意。瓦爾帕萊索是智利的一座城市，在老宋陪同下，我到這個城市旅行。小說前半部分不厭其煩地寫了游覽該地的所見所聞——一種類似流水賬式的旅程記述，其中也屢屢提及聶魯達及其詩歌；后半部分寫了在回圣地亞哥路上的遭遇：汽車半路拋錨，“我”和老宋都懷疑是吉普賽女人從中作了手腳，老宋只好找人換輪胎，讓“我”留在車內看守現場；久等不來，在夜色中，我坐在車頂抽煙，以防事故發生；再后來，一位說西班牙語的漂亮女人在此停車、駐足，然后與“我”車內攀談、接吻并發生關系。正如小說第一句話——“瓦爾帕萊索是神秘的，地勢起伏，道路曲折。”——所示，“我”和老宋的瓦爾帕萊索之旅以及返程之行，也時時處處充滿神秘、未知的可能性。從對聶魯達和瓦爾帕萊索的神秘感知，到與吉普賽女人的搭訕以及因之而關聯一起的輪胎拋錨事件，再到“我”和美麗女人夜間在路上的相遇以及車內艷遇，一切都似乎發生得毫無邏輯，毫無章法。在此，種種不可能次第發生，但內在于其中原由皆無處可尋、難以說清。由此可以看出，徹底拋離源頭、因由、結果等邏輯要素，而把感知、探察、呈現某種不可言說的關于地域、人性和文化的神秘經驗作為小說的表現對象，成為這個作者在這個短篇中所努力追尋的實踐向度。

六、新與舊；關于題材的辯證法

題材是小家創作小說的基本材料。雖然題材本身不是評判小說優劣高低的標尺，但它是影響或形成小說風格的重要要素之一。題材有新舊之別。在舊題材中寫出新意、新形象，或在小說中引入新題材，都會引發關注。2022年，王方晨、陳世旭、夏立君對鄉土題材的開掘、運用與創造，周大新對人工智能題材的加工、想象、建構，都給人以深刻印象。

其一，令人難忘的“八大人”。王方晨的《八大人起》（《雨花》第9期）為鄉村世界里的奇人立傳，講述他們雖深處邊緣但也足夠個性、典范的生命故事，首先從題材、立意、方法上為新鄉土小說寫作提供了一種新經驗、新寫法。張天順和“八大人”從形象到內涵都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倆都是鄉村世界里的小人物：作為農民，從出生到成年過程中，他們始終相互幫助、相互扶持，生活雖艱苦、逼仄但也不乏快樂；作為農村世界里的邊緣人物，他們一生在物質、情感、婚姻等方面也必然遭遇一連串的挫折，他們當然有其不可擺脫、無可化約的愁苦、孤獨、無奈，但他們并未因遭遇種種不堪而徹底沉淪、自暴自棄，他們也有獨立、自適的生存之道和生命倫理；成年后，“八大人”去南方闖蕩，在其來往于南北之間的不乏神秘的行蹤中，他不斷給張天順寄錢，由此在小人物之間所生成的這種純粹的道義、情義，也著實觸動人心。對他倆來說，那唯一最能根本性慰藉并解決其人生問題的方法，不過是求取一個可以共同生活、傳宗接代的女人，可這似也是一個遙遠的夢想。小說語言精練、簡潔、含蓄，耐人尋味，且不乏傳神之筆；敘述老練，講求節奏，風格獨到。

其二，文化挽歌里的“剃頭鋪”。陳世旭的《小單剃頭鋪》（《人民文學》第12期）是一篇洋溢著民間文化挽歌意味的小說。作者的講述成熟老練、錯落有致，對話和細節描寫拿捏到位，表現并傳達出了一種唯有小說才有的獨特韻味?！靶翁觐^鋪”，一個很有特定時代感的稱謂，但也不是那種為普通百姓、三教九流服務的“剃頭鋪”。作為衛生局的“理發室”，日常所來者也都是一些機關人員，也不乏文人雅士?！疤觐^鋪”雖小，但關涉面不?。簭年愔疽暯莵砜?，由他和小單的密切關系以及圍繞剃頭鋪所談論的話題，可集中昭示出“剃頭”這一行當所含蘊著民間文化意味；由疤俚從學徒到鄙夷、棄離和單干的歷程，可見出時代大發展對年輕一代的影響；由文化人姜老兩次與剃頭鋪的糾纏，可折射出社會文化生態中的多元眾生相；由小單和他的剃頭鋪在此地從開張到消亡的過程，可清晰反映出時代變遷的軌跡；從胖子、單科等機關人員角度，可呈現某種令人熟悉的官場氣味；作為匠人形象的小單從此歸鄉，以及“小單剃頭鋪”被“旺鋪招租”所替代，都可傳達出一種民間精神中的挽歌調子。這個短篇以小見大，切近生活，呈現出了人物自在的生命形態，也折射出較為廣闊的社會風景。

其三，從沂蒙山跑出來的“一只母兔”。夏立君把人與動物、人與自然的關系作為重要的表現對象，尤其擅長并置兩種視角（動物視角、人或人類視角），建構兩種空間（動物世界、人界），并讓前者審視和俯瞰后者，以達成對人或人間世相的反思性書寫。《兔子快跑》（《紅豆》第10期）是以一只母兔為視點，讓它自己講述在一年中從定居、孕育、生產、與人對峙并規避風險的歷程，并以此來審視人類施予它們的對峙、驅趕、圍獵等行為。這篇小說非常鮮明地區分“人間”與“非人間”（動物界），作者筆力重心在塑造、建構母兔的神異形象及其主體世界，但在整體上又無不指向對人間異相的審視、反思或批判。

其四，人態化的“人工智能”。當前，人工智能飛速發展，越來越對當代人的生活、心態、思想產生重大影響。周大新的《云兮云兮》（《當代》第4期）中的云兮是一個機器人，就是人工智能發展的產物。作為物質和技術形態的云兮，與作為有情緒、有人態的云兮，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形象。因此，把云兮作為小說塑造的一個人物形象，首先在題材和實踐上就是一個有意義的嘗試。其次，小說從動作、言行、心態上表現云兮，并嘗試賦予其“人”的屬性，也提供了一個較為新穎的書寫向度。云兮隨“我”的這次農村之行，尤其在和諸多鄉村人物“交往”過程中所首次接觸到的生活面影，也正預示著作為作為“人化”的人工智能形象在未來發展的一種可能。云兮作為一種形象、一種智能樣態進入當代小說，那么，其作為一種生命形態的內涵、形式及意義何在？周大新在《云兮云兮》中的嘗試具有不可低估的開拓意義。再次，人工智能與當代生活，以及作為智能產物的機器人與當代人相處中的科學倫理、生活倫理，都已經成為今天及未來極具前沿性的課題。因此，諸如小說在結尾處所提及的農村光棍漢紛紛訂購女性機器人的舉動，也是作者以小說方式直面并提出當下現實問題的一次有益實踐?！白怨懦晒υ趪L試”，這個短篇從形象塑造、主題思想到經驗領域都有所開拓，為此后此類題材寫作開了一個好頭。

七、主旋律敘事中的兩個面影

新時代脫貧攻堅戰略全面而深刻地影響著城鄉發展風貌。這一主要發生于中國基層和邊遠地區的運動，可在素材、原型、經驗方面為小說創作提供巨大支撐，從而源源不斷地生成好小說。比如，海勒根那的《呼倫貝爾牧歌》（《民族文學》第5期）。一對從小在一起長大的草原漢子，各騎一紅一白的馬行走在草原路上，兩人邊賞景邊聊天，繼而引出從童年到少年時期的種種往事；戴“前進帽”的漢子已是當地駐村扶貧干部，騎白馬的漢子因打架斗毆入獄幾年，此番，由“前進帽”陪同他去見幾十里地之外的心上人巴德瑪?！扒斑M帽”作為小說中的一個人物，只是引導者、傾聽者，即以他為視角和中介，引出關于騎白馬漢子的一段甜蜜、美好、惆悵但也不堪回首的青春歷程，并由此旁及對其阿爸與道麗格瑪的的愛情悲劇。小說主述騎白馬的漢子及其家人在過去幾十年間所遭遇的一系列家庭變故及成長中的創傷經歷，但旨歸在于，以此作對比，以扶貧為背景，揭示呼倫貝爾大草原在新時代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個短篇也很有藝術特色：首先，從大草原風景描寫，到草原歌謠和歷史文化的點染，再到草原母親形象的素描，都展現了其獨有的草原文化風味。其次，語言富有詩意，字里行間漫溢著牧歌調子，也有對鄉愁和鄉戀的深情表達。另外，騎紅馬的漢子，迎接騎白馬的漢子，歸來細細品味，也分明傳達一種象征——呼倫貝爾草原像一位胸懷寬廣的母親，呼喚著游子們回家。

小說與歷史永遠處于互動中。邢慶杰《太行往事》（《小說月報?原創版》第3期）以“我”（即“江口君”）為視點，綜合采用倒敘、抑揚、伏筆等藝術手法，講述抗戰爭期間太行山根據地一對日軍特務人員從死戰、“效忠天皇”到被八路軍俘獲、軟化、最終加入“反戰同盟”的一段往事。小說主要從三個層面展開：講述“我”進入中國受訓、參戰以及在一場伏擊戰中受傷、被俘、被救助的過程；再現“我”和晴子如何相遇、相助、相愛以及在八路軍教導下如何一步步轉向厭戰和加入反戰組織的發展過程；不斷插敘從劉伯承到一般醫護人員對“我”和晴子的關心、照料。解放區日人抗日反戰同盟會，總部設在延安，各根據地都有支部，成員主要是由厭戰的日本人組成。這個短篇中的人物、故事、內容關涉這一段歷史。以小說方式處理一段歷史，也就為在文學與歷史之間嘗試另一種寫作，作了有益的探索與實踐。小說故事性強，敘述一張一弛，尤其注重以細節和心理描寫烘托人物形象，在藝術上也可圈可點。

結語

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當代中國已進入新時代。那么，新時代就理應有其匹配于這個時代的短篇小說。如何生成？新時代、短篇小說、小說家彼此間兩兩關聯、化合、質變，是為一途。其中，小說家是關鍵，他對“新時代”的觀察、理解、把握和藝術表現力，直接決定了新時代短篇小說文體、內容、主題、風貌。在此過程中，從對“片段”、“橫截面”的傳統認知，特別是胡適那個經典界定——“短篇小說是用最經濟的文學手段，描寫事實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文章。” ——到如何處理舊與新（題材）、少與多（字數）、實與虛（構思）、小與大（容量）、有我與無我（境界）等關涉小說本體的辯證關系，再到面對“新時代與短篇小說”彼此聚合后在理念、文體、樣式、風貌等諸多面向上可能發生新變的再考量，都將是擺在小說家和研究者面前的須持探討與實踐的永在、永新的命題。

小說家們大都認識并能做到“用最經濟的文學手段，描寫事實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但做不到“能使人充分滿意”。這說明，短篇小說創作依然存在很多深層的問題?；蛟S，那種極其碎片化、極端私人化、主題平面化、格調“灰色化”、有“我”無“他”的寫作須改一改了。甚至很多小說就根本不能在寫作、閱讀、闡釋之間完成一次有效的循環，不能被閱讀，不被被闡釋，談何“經典”或“經典化”？ 小說家自閉在書房里，過著“紙上生活”，寫出的小說是干癟的，是沒有生命力的。新時代的生活、聲音被隔絕于小說之外，小說成了一種無根的囈語或獨白，致使讀者越來越少。

我愿景中的優秀短篇小說標準是：1、字數以1萬字以內為宜。2、在新舊、多少、虛實、大小、有我與無我之間摸索到一個適合于自己的“度”，以創生自己的短篇樣式。3、它是“新時代”的產物。或者說，它是小說家用新時代立場、思維、方法創作出的側重表現或反映新時代人、事、物及其關系的文章。4、現代性是它的主體品格。它同中求異，異中求同，異讓它卓爾不群，同讓它擁抱眾生。5、探索并構建全新的讀寫關系，尤其要“共情”，做到“能使人充分滿意”。

2022年12月

（作者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傳記文學》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