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近日，北京人藝上演賀歲開年大戲——由院長馮遠征和青年導演閆銳執導的《正紅旗下》。這部改編自老舍遺著《正紅旗下》的京味戲劇，開演之后座無虛席，成為叫好又叫座的佳作。

《正紅旗下》聚焦于諸多歷史風浪中的小人物，描繪了沒落“八旗子弟”這樣一個特殊群體，呈現了清王朝大廈將傾之際的洶涌暗潮。這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更是老舍“琢磨了差不多一輩子”（舒乙）的心血之作。老舍曾直言，這部小說寫得太苦——苦，是因為這部作品承載著他畢生的心愿，每一個字、每一個標點都要反復推敲。那輾轉的思緒，跋涉的腳步，就藏在一沓未完成的手稿里。

寫作《正紅旗下》時代的老舍

8萬多字的手稿

您宅上一張寫字臺，左中右三個抽屜，居中那個，您端坐一拉便開，最順手拿一沓文稿——那該是您最看重、最用心的一件東西了。

北京市東城區燈市口西街豐富胡同19號“丹柿小院”，其北屋的一間書房里，一張大理石桌面的寫字臺中，正是有這樣一份主人至為珍重的物件——《正紅旗下》手稿。不錯，這是老舍先生的作品。

1961年底，至遲在1962年早春，老舍開始了這部長篇小說的寫作。1962年3月在廣州舉辦的全國戲劇創作會議上，陳毅副總理作長篇報告，主張取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一“帽子”，號召作家們要積極主動進行藝術創作。老舍會上發言，透露自己正在寫一部長篇小說，這是想了很久的事兒了，只不過是寫得很慢很慢，一天只得幾百字，連每一個標點符號都要想很久……這是他第一次向外界亮出自己這部小說的寫作“進行時”。

老舍寫小說的速度怎么樣？且看：

——1936年9月，《駱駝祥子》在上海的《宇宙風》雜志第25期開始連載，至1937年10月第48期載完，全書24章，21萬字。

——1944年，《四世同堂》開始分部寫出，《惶惑》《偷生》《饑荒》三部計100萬字，至1948年完成。

以上兩項工程也都是小說?？梢娫诶仙岬墓P下，一年20萬字可以是“手到擒來”的。這還沒把他大量的其他寫作算進來。

但是，這部《正紅旗下》卻迥然不同。就估摸他是1962年動筆吧，哩哩啦啦，一直到風暴驟起的1966年夏，四年多的光陰，他總是將這份“重稿”“要件”鄭重其事地置于中屜。在“中國作家協會”綠方格500字的稿紙上，他從第一行長篇小說題目《正紅旗下》、署名“老舍”寫起，第二行是章題“（一）”，第三行“假若我的姑母和我大姐的婆婆現在還活著”開筆，到第十一章最后一行“這里的陳設都是洋式的，洋鐘、洋燈、洋磁人兒……地上鋪著洋地毯”止，方正整齊的正書鋼筆字，每頁的右上角在“第×頁”處，規規矩矩地從“1”按碼寫到“164”——如若統計一下，這是實打實的8萬多字。

《正紅旗下》手稿一頁

多半輩子的夙愿

老舍動筆寫《正紅旗下》是在1962年初，但關于這一題材的構想，即要寫部自傳體的長篇小說，通過對一個人和他的家庭的敘寫，來反映民族的大歷史的想法，他已經是醞釀或說“預謀”多時了。老舍的結把子兄弟、語言大師羅常培說，這一夙愿他在年輕時就縈縈于懷中。老舍的兒子舒乙干脆說，父親的這打算，“他已琢磨了差不多一輩子！”

看《老舍年譜》，1937年1月1日，老舍的長篇小說《小人物的自述》（這即是他動筆寫長篇自傳的一個開始）在天津一個刊物《方舟》上發表。大家從時間點上可以想見，時局突變，老舍不得不中斷這一寫作。倘不是后來研究者在戰爭的灰燼中搜羅，北京的《人民文學》雜志也不可能于1979年的3月刊載這已被煙塵覆蓋的舊作。這么說來，老舍從1937年啟動寫自傳起，到他1962年重新拾起寫自傳的實操，中間經過了二十五年。執著一念系心中，最終是周恩來、陳毅他們鼓蕩的春風，使老舍埋在心底的愿望之種，重又萌芽。

按年方64歲的老舍的體力與筆力，他留在抽屜中的這164頁稿子，應該說是1962年內的成果。他這次的寫作，是格外鄭重其事，用心著意，穩妥爬行，可謂是趔趔趄趄地寫啊，寫啊……然而，“1963年初……在文藝界掀起了一股歪風……（老舍）不得不中止了他正在創作中的長篇小說《正紅旗下》……”（《老舍資料考釋》）。

那么，說老舍1962年寫《正紅旗下》是“穩妥爬行”，具體上是什么情況呢？舒乙介紹說，是寫得很慢很慢，每天所得甚少，大概是幾百字吧，老北京土語中是一種“咕容”（像蟲子蠕動的樣子）的狀態。反正看時勢這書未必出得了，趕著寫出來計日而進是大可不必了。這么說來，即使是一年寫到底，這164頁也絕不算少了。

先讀后改 切磋“磨琢”

老舍這次寫《正紅旗下》，吸取了他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寫劇本的經驗：把文本朗讀給熟悉北京語言的朋友們聽，看是否文通字順，是否朗朗上口，然后再進行修改。這對老舍來說是有求于人了，是勞煩大家了；可對眾人來說，聽老舍朗誦自己的作品，也自然是一種享受。雙方都樂意，心理上都舒坦，所以在老舍家參加“朗誦會”，不啻于一次重要的視與聽的享受。當時，從位于南河沿皇城紅墻根北側霞公府（今紅霞公寓一帶）的市文聯辦公地，到燈市口西迺茲府（原稱奶子府，明清時宮廷中奶媽之所居處，今燈市口西大街）的老舍居所，不過一站路的距離，文聯的工作人員到舒先生家去，尋常事也。有一次，文聯副主席趙樹理到主席老舍家，忘了拿他不可離身的煙袋鍋了，到廚間挑了個圓滾滾的大土豆挖空做鍋子，又找了個舊毛筆桿兒當煙嘴捅進“鍋子”里，吧嗒吧嗒抽得美滋滋！

老舍的聽客有一位“要人”——他是住北邊安定門城墻根下五道營胡同的金受申。北京通！《北京話語匯》即他的代表作之一。老舍把小說讀給金受申聽，然后聽對方再掰扯其中該“磨琢”的地方，民俗啦，詞語啦……兩人“磨琢”得格外對勁。老舍也是性情中人，給人家念自己的作品吧，常常是本人先受感動了，不覺“自吹自擂”：這兒好！得勁！

朗讀給別人聽，適應“耳官”，這是“嘴皮子”功夫。作為一個多半輩子走過來靠“筆桿子”營生的人，老舍更注重的是筆下寫就的成果，過“眼官”的檢驗。朗讀后，還得在紙面的方格子上反復修改，斟斟酌酌，切切磋磋，磨磨琢琢……“好句三年得，一語淚雙流”，寫詩人自道甘苦；老舍的這小說當然不是詩，但他對好幾位朋友說過，我寫得好苦，好苦！

手稿中的“上品”

翻開老舍的手稿，確實可以看到如舒乙所述，它始終是作者自己的手跡（一些話劇劇本曾請秘書幫抄過），就是那么一直到底嚴守500字小綠格，端端正正、規規矩矩，一字一字地寫下來。遇有修改的地方，舊的，用鋼筆水嚴嚴實實地涂掉（讓你無法辨識出原來是什么字），然后再十分專業地勾線，在空白處寫上改后的文字。對于作者手稿后期工作的出版環節，編輯人員，排錄人員，校對人員，面對這樣的稿子都是一件幸事。舒乙說《正紅旗下》手稿整齊干凈而漂亮，是手稿中的上品、藝術品、珍藏品，這是“觀千劍而識器”的內行之論。說實在的，不真個地親自翻一下這件手稿，您對這些評述的感覺總還是不落實，虛浮想象。

空洞說沒有意思，試舉例以明之：

1）手稿P3上，原“也有餓死的、凍死的、和殺死的”，改“也有餓死的、凍死的，和被殺死的”。

2）P7原“反正姑母過得怪舒服”，改“反正姑母的日子過得怪舒服”。

3）P148原“皇上召見他，他大概就須用這種話回奏”改“皇上若是召見他，跟他商議點國家大事，他大概就須用這種話回奏”。

4）P155原“……受寵若驚，樂得立不住了”改“受寵若驚，樂得連腿都有點發軟，幾乎立不住了”。

改標點，改字，改詞，改句子……這樣的改處，四百處也有吧！

不是說老舍“大家”“文章泰斗”改稿有多“神”多“圣”，他之所推敲的“眼兒”，我們在寫作中也多有類似。葉圣陶曾留下《作文批改二十例》，把《正紅旗下》當修文改作的范例來讀，您自當會獲教。

還有一點，老舍在原稿上的修琢，也并非只限于個別字句——他還成行連片甚至是成段落地“推倒重來”呢。他的辦法是沿著魯迅、周作人“精工細作”的這一路而重來的：把“推倒”那一片先橫格豎行數清楚，在另一張空白稿紙上照著剪下一塊，然后重書改文，再小心翼翼將“補丁”貼回到原行原格的位置，橫水平，豎齊線，不仔細盯著看，你幾乎發現不了這塊“整容”！《正紅旗下》手稿164頁，從前到后粗檢一遍，我至少數出了作者有七處這樣剪貼的痕跡。這是什么精神？是作者莊重地對待自己的作品，鄭重地呈給將來的讀者，這樣一種嚴以責己、敬以奉世的精神。稍再思之，我們的古來先賢，類似如是地留給人世間精美藝術品般的手稿，不是屢屢可見的嗎？

筆者幾十年來務編輯業，《正紅旗下》樣的稿子幸遇多次，心中為尊敬的作者點三炷高香。但也有的稿，你須凝聚精神，點亮燈光，把放大鏡置旁備用，然后才可以伏案開讀的（如今回想不禁舒口長氣）。還有至今網絡上的紅人多錦心繡口，妙文聯翩；但也有人倉促連綴，謬誤滿目，還有人把錄音一鍵轉換成文字……作為日常生活中交流，這自當別論，倘拿這個就當成“文章”了，這還真是不成。寫這些不是要批評什么人，只不過想再提倡學習先人賢者的認真精神而已。

審改《我的前半生》

實際上，1962 年老舍寫《正紅旗下》時，絕不可能專心致志。窗外是忽急忽緩、變幻未定的風聲雨聲，聲聲入耳，緊緊牽著他既是一個作家、更是一位文聯主席不能不敏感的心。

而且，1962年年中，他還接到參與審改溥儀的《我的前半生》的任務?！段业那鞍肷?，1958年出“油印本”，1959年出“未定本”，1960年出供“內部閱讀”的“灰皮本”；1962年決定做一次統改，然后由群眾出版社“公開發行”，于是擴大聘請若干人士來審讀。老舍是作家，且與溥儀一樣同為滿族人，所以是審讀專家之一。老舍的審讀底樣，應該在群眾出版社的檔案庫里。他的審讀情況，群眾出版社時任社長于浩成曾回憶說：

老舍是從文字和寫法上提出意見的。他在書上作了文字修改（平均每頁均有所修改），凡錯、別、漏字及有問題的句子大部分作了改正或批上記號，并且指出可以刪掉的地方。

于浩成還有另一段也是寫老舍的意見：

他認為“全書甚長，似可略刪節——應以溥儀為中心，不宜太多地描繪別人而忘掉中心。”

老舍的第一層意思，他是個實操者，真個兒地把書稿的字、詞、句“濾”了一遍，這是很費時間與精力的。他的這番操作，頗近乎于出版社的“責任編輯”等人的辛苦；因為老舍本身對出版業務是熟悉的，他讀書稿，自然而然地為文字質量“把”起“關”來。至于今日，我們真該記得老舍為《我的前半生》的出版做過貢獻！

老舍的第二層意思，實際上出版社只能保留性地落實?！段业那鞍肷窐O具史料價值，溥儀是中心不錯，他身邊的“別人”，其言談活動，也是絕對影響著歷史走向的。從考索歷史的角度讀這部書，人們不嫌“描繪別人”多，而是只惜這些內容還少。

從這段舊事可以看出兩點：一、老舍寫《正紅旗下》的1962年，還干了這么一件大事。二、老舍的書案上此時候寫《正紅旗下》，換時候則改《我的前半生》，在改“遜帝”書時的那種認真講究、不留瑕疵的勁頭，也成為他嚴格要求自己作品的態度。

《四世同堂》手稿一頁

聽舒乙說“正紅旗下”

2014年夏，我陪舒乙去香山公園看香山寺（在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被焚毀）的復建工程——他對這一工程頗為上心，大概工程兩三年前啟動后他來過許多次。車過頤和園北青龍橋，駛上了“廂紅旗路”，路邊的大院很多，舒乙說當年為護衛頤和園、圓明園，這里曾有著名的護軍營、健銳營、外火器營等大軍駐守。指著街邊藍底白字的路牌，他說：“‘廂紅旗’，記得還有人寫成‘香紅旗’、‘鄉紅旗’什么的！”“音對了就得，大概可以有好幾個同音字，甚至諧音字?！蔽覀z共同想著，沿著這條思路舉了幾個例子：中官村——中關村、豬市口——珠市口、雞市口——吉市口、劈柴胡同——辟才胡同、王寡婦斜街——王廣福斜街……

“可是，說‘廂紅旗’，常用話里有‘廂房’、‘正房’這么個詞，也有人以為有‘正房’與‘廂房’這樣相配呢，這么一說‘廂紅旗’，人家就當真認為應有‘正紅旗’了！”舒乙說起來很認真，“其實老舍的《正紅旗下》，其中的讀音是‘整’的。”清代有八旗：正黃旗、鑲黃旗、正白旗、鑲白旗、正紅旗、鑲紅旗、正藍旗、鑲藍旗。這里邊的“正”，是旗子顏色為“整個兒的”意思；“鑲”是旗子顏色為“鑲了邊兒的”意思?！罢庇昧藴p去不少筆畫的“正”；“鑲”用了同音字的“廂”。不同的歷史背景下，人們為了簡化——減少筆畫，或者遷就了粗略馬虎——是那么個音就得，于是造成了這么個隨意性的狀況。

我們的話題沒完，車已到了香山公園門口。看起來，這一討論還可繼續下去。

寫作《駱駝祥子》時代的老舍

寫作《四世同堂》時代的老舍

三部手稿的命運

曾有朋友建議我說說老舍三部長篇小說的手稿，我且按其寫作的先后略述。

《駱駝祥子》，寫于1936年至1937年。老舍用“國立山東大學合作社制”25字、20行綠格稿紙37張，用“青島荒島書店制”25字、20行綠格稿紙91張，用“舍予稿紙”（下決心制自家名號的專用紙了）28字、26行赭格紙102張，總共是二百三十多張紙，疊成筒子頁后是四百六十幾個頁碼，厚厚的一大摞，出版統計上說是十六七萬字，這就是《駱駝祥子》的手稿。全稿為墨色鋼筆字，寫得自然疏曠，中年人的自信和放達油然而現。小說在《宇宙風》雜志連載，時任雜志主編是陶亢德，按當時的“規矩”是發表后原稿也就歸雜志社了，所以陶一直是手稿的收藏者。

《四世同堂》寫于1944年至1945年的重慶。老舍手邊存的是紅色豎線二十行的比較薄的稿紙，用鋼筆寫字，落筆容易劃出窟窿；老舍于是用柔軟的毛筆寫小楷。熟練的小楷字，蘸濃墨勻實地寫下來，每行約是二十字，這樣一張稿紙是四百字，舒乙記得父親一天大體上寫四張紙，比如說第一部《惶惑》用稿紙656張，老舍親手把它們訂成了六大冊，每冊前面還題了“《四世同堂》手稿第x本”的標題?！锻瞪返氖指逡鄰腿缡?。日寇轟炸重慶北碚，百姓去躲防空洞，老舍手里什么也沒拿，只是臂間夾了個小布包——其內是《四世同堂》的手稿。編輯家劉以鬯、趙家璧先后出這書，老舍都囑咐他們：用后退還，別在手稿上加什么涂改……想來當時也沒什么相關的法條，這是他們又立的“規矩”。老舍這珍貴的手稿，2001年被確定為首批列入“國家檔案名錄”（“首批”共四十多種，它是唯一的文學作品手稿），是為國寶。

《正紅旗下》1962年未完成的手稿，三四年后，為了避免被“抄走”的厄運，家人把它藏在煙筒里、煤堆中，再到別人家，遠郊區……最終被完整地保存下來，舒家人把它捐獻給中國現代文學館珍藏。手稿用當年時興的一種“純藍”鋼筆水書寫，紙面上鮮艷好看，但其滲透性與穩固性不如“藍黑”墨水，手稿的第一頁上因滴落過水滴（淚滴？）而致148字（全頁500字）“洇”了、“漫漶”了。算起來應是1979年3月《人民文學》發表這部小說之前，一位心思縝密且書藝純熟的文士，仿著老舍先生的字體，把這頁重又抄了一遍。到現代文學館去，我們會一瞻這部書稿。 （圖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