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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著名翻譯家楊苡先生于1月27日晚去世，享年104歲。楊苡生于1919年，是五四運動的同齡人，也是“自西南聯大邁向廣闊生活的進步學子”。作為譯者，她首創了“呼嘯山莊”這一譯名，她的翻譯至今仍然是這本名著最為經典的譯本之一。譯林出版社近日出版的《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楊苡口述自傳》（以下簡稱《楊苡口述自傳》）是楊苡先生唯一口述自傳。學者余斌以傾聽抵抗遺忘，以細節通向歷史的真實，將家族舊事、翡翠年華、求學之路、山河故人，一個世紀的人與事在敘述中緩緩展開。該書是一位女性的成長史、一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一部個體見證下的百年中國史。

2023年1月27日晚，104歲的翻譯家楊苡，在“世界文學之都”南京，走完了她傳奇而精彩的一生。她將呼嘯山莊的故事演繹得淋漓盡致，也將自己的人生譜寫得跌宕起伏。她渴望自由，在山河破碎時，不做金絲雀，大呼“我要做覺慧”；她樂觀豁達，在四海無恙后，滿懷“等待和希望”，常說“人生值得一過，活著就是勝利”。我們失去了眷戀祖國的愛國女性、崇尚好玩的人生智者、充滿溫情的翻譯大家。她將化作一顆啟明星，默默守護文林，供人時時仰望。

楊苡先生原名楊靜如，五四運動同齡人，1919年誕生于天津的一個不平凡家庭。她在中西女校接受了十年基礎教育后，正值國破家亡，困頓之中受到巴金啟蒙，沖破家庭束縛，前往僻處西南的“中國地”，在西南聯大接受三年大學教育，密切接觸許多著名學者、作家以及進步青年。在此后數十年歲月中，她與巴金、沈從文、穆旦、蕭珊、巫寧坤、許淵沖等人交往深厚，共同見證了國家的深重苦難與日漸昌盛。她因格外高壽，一百零四年的歲月里，見慣了人來人往，送走了故友親朋，無論是滄海桑田般的歷史變遷，還是習焉不察的細密往事，均以時間的刻度，或濃或淡、或深或淺地被她銘記于心。二十余年前，因一次偶然的上門送書，楊苡結識南京大學余斌教授。后來，二人無意中以興趣為導向，開啟了長達十年的“聊天”。楊苡憑借驚人的記憶力和少女般的細膩心思，以碎碎念的方式，向余斌講述過往，余斌以巧妙的構思和流暢的文筆，為我們呈現出了這部厚重的《楊苡口述自傳》。

楊苡（1919年—2023年） 20世紀90年代攝于南京。

沖破舊家庭束縛，“我要像覺慧”

楊苡出生在鐘鳴鼎食之家、詩書簪纓之族，曾祖父楊殿邦官至漕運總督，叔祖父楊士驤官至直隸總督，叔祖父楊士琦則是袁世凱智囊，祖父楊士燮中過進士，曾任杭州知府、淮陰知府。楊士燮兄弟幾人作為洋務派，思想較為開明，將兒輩大多送出國留學，或日美，或英法。楊苡的父親楊毓璋留學日本，歸國后在當時的北方金融中心天津做到中國銀行行長，善理財，與北洋政府往來密切，徐世昌曾送他“自非北海孔文舉，誰識東萊太史慈”聯語，表彰他的貢獻。然而，正值壯年的他因偶感風寒，于楊苡出生幾個月時即不治身亡。楊毓璋除太太以外，還有兩房姨太太。楊苡的母親徐燕若是大姨太，楊苡和姐姐楊敏如、哥哥楊憲益屬于“庶出”，但因楊毓璋的太太只生了兩個女兒，楊憲益自小跟隨太太生活，是位名副其實的“少爺”，備受家族寵愛，與楊苡姊妹地位懸殊。父親去世后，這個龐大顯赫的家族逐漸走向衰落，在楊苡十來歲時，因為三叔私自拿錢販鹽，運輸船只翻覆，錢打了水漂，楊苡童年生活的花園街大宅院都被變賣以維持家用。

20世紀二三十年代，面對前所未有的大變局，渴望進步的青年想投入時代洪流，救國家于危難之際，無數人的愛國情懷被激發。然而楊苡這樣生于大家庭、生活優裕的青年，在追求進步的同時往往需要掙脫來自家庭的束縛，激烈的沖突之下大多時候比較苦悶，只能通過給友人寫信、埋頭寫作或者參加社會活動、革命運動等來紓解郁結。比如楊苡一生的精神導師巴金，便是從寫作中尋找自我的意義與價值。楊苡中西女校的同學蔡惠馨，家里是買辦階級，高門深院，但她也深刻感受到來自家庭的無形壓力，二人因此要好。隨著年齡增長，視野逐漸開闊，楊苡越來越想掙脫家庭的羈絆。

高中剛畢業，楊苡覺得家里太悶，出去報各種班，學踢踏舞、畫畫、鋼琴，盡量不待在家里，即便是通過這種方式去排遣心中苦悶，家庭桎梏和各種規矩卻如影隨形，“聽上去我的生活挺豐富多彩的，事實上那段時間我很苦悶。我的苦悶并不是畢業了之后才有的。上高中時我就經常有這種感覺了，特別是在1935年‘一二·九’運動以后。母親對我的管束特別嚴，哪兒也不許去。平津一帶的學生運動如火如荼，我的好朋友劉嘉蓁可以自由自在地參加各種游行示威和集會活動，我也有參加的沖動，誰甘心做亡國奴呢？但我是根本出不了家門的，對那些同學只有羨慕”“因為我覺得自己和那些參加抗日活動的同學過的完全是兩種生活。在這樣的大時代里過一種貴族小姐式的生活，我覺得很‘醉生夢死’”，這也更加堅定了楊苡沖破家庭，走向自由的決心，更促使其不久之后離開家庭庇佑，獨自南下求學。

楊苡女兒趙蘅在《為媽媽楊苡畫像》文章中說：“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后，舅舅從英國給外婆寫信，勸她允許媽媽離開天津，說媽媽的性格不合適留在淪陷了的天津，外婆這才放手讓媽媽去了西南聯大。哪知聯大偏以自由聞名，教學自由，選師自由，結社自由，師生打成一片，讓媽媽覺得自己像只飛出籠子的鳥兒，開心極了。”正是在哥哥楊憲益的“鼓動”下，楊苡得以順利進入西南聯大。從傳統家族到西南聯大，楊苡崇尚自由、爛漫愛玩的天性得以完全釋放，身心得到極大寬慰。雖然物資匱乏，環境艱苦，但對楊苡和她的朋友來講，西南聯大的自由氛圍，不拘一格的講授方式，廣大學人的報國熱情，各類社團的異常活躍，等等，共同組成了他們難以忘卻的黃金時代。

楊苡能夠擁抱自由，沖破家族樊籠，離不開巴金的鼓舞。巴金在20世紀30年代就具有頗高知名度，許多進步青年都給巴金寫信。楊苡年輕時就讀過巴金的作品，他的《家》《霧》《雨》《電》等小說，《無政府主義與實際問題》《蒲魯東的人生哲學》的編譯作品，都對青年楊苡產生重要影響，奠定了她追求自由的精神底色。楊苡曾說“我愛讀巴金，因為巴金《家》里寫的，和我的家太相像了”。當時十七歲的楊苡大著膽子給巴金寫長信，從對他作品的喜愛和對他的崇拜寫起，談到對自己家庭的不滿，向巴金表示自己要做覺慧，出走家庭。巴金愛護青年，更清醒地體悟到一個女子想要獨自闖蕩的艱辛，反而勸她要念好書，有耐心。但是渴望自由的種子一旦種下，很快就會生根發芽，從而一發不可收。

1941年楊苡、趙瑞蕻在昆明西南聯大。選自《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楊苡口述自傳》

十年中西女校，形塑現代知性女性

中國傳統社會不太重視女性的知識教育，而是注重其技能培訓和道德規誡。楊苡出生的年代正值傳統社會結構崩裂，新文化運動興起，女性教育逐漸盛行，就此培養出了一代杰出女性。

楊苡能夠受到完整教育，與其母徐燕若息息相關。作為庶母，她極其重視子女教育，堅定地認為兒女必須上學才能有出息，將三名子女全部培養成才。楊憲益自英國留學歸來，與夫人戴乃迭一起翻譯了大量中國古典名著，如《紅樓夢》《儒林外史》，被譽為“翻譯了整個中國的人”，取得矚目成就；楊敏如燕京大學研究生畢業以后，在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古典文學，她的丈夫羅沛霖則是電子學與信息學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楊苡自西南聯大、中央大學畢業后，在南京師范學院外文系教書之余從事翻譯工作，首創世界名著《呼嘯山莊》譯名，撰寫詩歌、散文等，她的丈夫趙瑞蕻是南京大學教授，翻譯了《紅與黑》等經典之作。他們在各自領域取得了傲人成績，實現了自我價值，有益于社會文化。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楊家大太太的兩個女兒，大女兒上過一陣就不上了，小女兒根本沒進過學堂，晚年的處境相當不妙。

在母親的竭力爭取下，楊苡八歲便進入天津中西女子中學。從小學到高中，她在這所學校度過了美好純粹的十年時光。中西女校是一所貴族學校，建筑洋派、設施完備、理念先進。中西女校特別強調團結友愛、平等待人，以及熱愛自己的國家、為社會服務，注重學生教養，培養淑女。在這種環境下，全校一百多位女學生關系融洽親如姐妹，楊苡非常享受這種環境，在這里結識了許多無話不談、友誼長存的知己朋友。

十年間，楊苡接受了身心舒展、發展全面的素質教育，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她的性格底色，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她的終生志業。“中西的課外活動太豐富了，演劇，唱歌，琴房里每月都有學琴的人開音樂會。青年會設德、智、體、群四部，出板報，救濟貧民，還下鄉。這些是自由參加的，周六的文學會則是師生都參加的。文學會上有演講，有報告，還有辯論。最最熱鬧的，是一年一度的懇親會和體育大會。”斑斕多彩的課外活動，激發了楊苡愛玩的天性。

中西女校重視音樂教育的理念，更是長久滋養了楊苡的生命。離開中西女校后，從天津、上海、香港輾轉至昆明，第一次出門遠行的她和其他流亡青年們，在輪船、火車、悶罐車上，一路盡情高唱《松花江上》等抗日愛國歌曲，無所畏懼滿懷歡欣去擁抱新生活。開學前的日子里，她還參加了抗日救國的合唱團活動。音樂的滋養看似無形，力量卻不容小覷。中西女校對音樂的重視，天津市地方史研究專家學者張紹祖曾特別提及，而同樣曾就讀于中西女校、滬上傳奇女子嚴幼韻也酷愛音樂和鋼琴，飽經生活磋磨的她晚年常常坐在鋼琴前彈上一曲，將在戰火與黑暗度過的日子唱成一首歌。

中西女校還特別提倡愛護自己的國家，這從學校的校歌中不難看出。中西女校有中英文校歌各兩首，中文校歌除了《巍巍乎我中西》外，還有一首《中西女校》之歌，歌詞中有“勉為國家棟梁，鵬程萬里，不可限量，為我祖國發光”的句子。楊苡的口述中也時時處處能見到她對國家發自肺腑的熱愛。在國破家亡的背景下，楊苡和同學們的愛國熱情日益高漲，她們內心排斥英文教育，私下開玩笑把說英文叫“放洋屁”，畢業演出時，楊苡更是帶頭提出要用中文演出《玩偶之家》。她崇拜好萊塢明星瑙瑪·希拉，大著膽子給她寫信，信中特別提出好萊塢電影里出現的中國人常常是丑化的，而她從不演辱華的電影，所以對她無比喜愛。瑙瑪·希拉給她回了信，寄來親筆簽名照片，這讓青年楊苡激動莫名。在畢業時，按照慣例，班級同學要送學校禮物，楊苡主動提議要送學校旗桿，她們班受“一二·九”運動影響最深，因為受到日本人的侵略，他們特別想看到國旗飄揚起來。

楊苡曾經不無感慨地說，“我出生在五四，成長的時候，正是我們這個國家最困難的時期。但就是在那么艱苦的條件下，年輕一代的朝氣、熱情和責任感一點都沒有丟”。楊苡和她的同代人無須號召，即用堅定不移的行動踐行了這一點。

《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楊苡口述自傳》，楊苡 口述；余斌 撰寫，譯林出版社2022年12月

求學西南聯大，走上翻譯之路

中西女校十年的教育，使楊苡得到全面的素質提升，激發出熾熱的愛國精神。中西女校畢業以后，她獲得保送南開大學的資格。此時，日軍進犯，“七七事件”爆發，天津淪陷，南開大學與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開始聯合內遷，先落腳長沙后到達云南，共同成立西南聯大。而楊苡更為在意的卻是終于可以離家，了結她在時代洪流與家庭束縛碰撞下的內心苦悶。

輾轉到達昆明以后，在開學前的一段時日，她體會到了“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的心境，報名漫畫班，參加百人大合唱，排練抗日歌曲，演話劇拍電影，一切都由自己做主。這段時間她在昆明搬了幾次家，青云街8號寓所最值得一提。在這里，她和流亡的國立北平藝專教務長鄭穎蓀住第一進，楊振聲一家和沈從文住第二進，曾經刺殺孫傳芳的民國女俠施劍翹和她弟弟住第三進。朱自清和沈從文還曾在楊苡住的房子外編大一國文。這段日子里，她在沈從文等先生的介紹下，接觸了大量進步人士，也與沈從文結下了不解之緣。初次見面，沈從文就對她說：“剛滿十九歲的女孩子有勇氣離開富有舒適的家，心甘情愿吃苦，好啊！生活是本大書，現在生活跟過去不同了，不習慣嗎？想家嗎？莫想！莫想！這是抗戰的歲月，到底是跟日本鬼子打仗了，以后上了大學要好好讀書，年輕人不拼命學習終不成！”在此后的歲月中，沈從文更是成了楊苡的人生導師、莫逆之交。

楊苡十七歲開始寫詩，抒發少女心事，雖不喜古典文學，但是對中文產生興趣，所以保送南開時她選擇的是中文系。而在大學階段，由中文系轉到外文系，則是受了沈從文的影響。楊苡回憶道：“我上聯大念的是外文系，就是沈先生幫我拿的主意。……沈先生的意思倒是很明確，他不懂外語，對外語卻很看重，說我原來在教會中學那么多年，學中文的話，扔了外語太可惜，進中文系，就一天到晚跟線裝書打交道了。”楊苡地道扎實的英文基礎是在中西女校十年打下的，從小學就開始學英文，到初中開始用英文授課，古希臘史、文學，甚至是數學、物理、化學，都是英文課本。雖然西南聯大使用的教材也大多是英文教材，但是楊苡與其他普通學校畢業同學相比，有著十年的英文基礎。沈從文看清了這一點，勸她改入外文系。就這樣，楊苡學習外文，逐漸走上了翻譯之路。

西南聯大是北大、清華和南開在特殊時代不得已形成的一個大學聯合體，雖地處偏遠、條件落后，卻孕育出了足以令世界驚嘆的文學、藝術、科學大師。誕生于硝煙戰火中的西南聯大，堪稱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跡。從聯大走出的學子，無不對之魂牽夢繞，何兆武先生《上學記》就說“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最值得懷念的就是西南聯大做學生的那七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愜意的一段好時光”，楊苡在口述中也說“聯大氣氛特別寬松，學生是很自由的，去不去上課，根本沒人管，上哪門課，頭一次去的時候，把聽課證交給講課的老師就完了。總之，在聯大，大體上你愛怎么著就怎么著，就是這么自由，我特別喜歡聯大自由的氛圍”。

西南聯大上課的老師可謂名家薈萃，皮名舉講“西洋通史”，陳序經講“社會學”，陳夢家、朱自清、劉文典、聞一多等合教“大一國文”，陳嘉講莎士比亞，謝文通講英詩，陳福田講英國小說，莫泮芹講英國散文，吳達元、林文錚教法語，吳宓上“歐洲文學史”，外文系主任則是葉公超，這為楊苡將來從事翻譯工作打下了極好的基礎。除了楊苡，西南聯大培養的語言學家、翻譯大家不可勝數，許國璋、巫寧坤、查良錚、許淵沖、陳羽綸等等，他們從戰火中成長，“學貫中西，心懷天下”，為中國的翻譯事業和文化復興做出了重要貢獻。而談起西南聯大的大師時，楊苡的口氣像小女孩一般天真爛漫，“我們也挑老師，有的老師也不好。有的老師明明很有趣，比如聞一多，但他又教《詩經》這些”“吳宓教歐洲文學史，但我們不覺得特別好。發音，陜西調的”。

楊苡從不認為自己是勤學之人，學習也以好玩有趣為導向，這與同在西南聯大的丈夫趙瑞蕻的用功努力形成極有意思的對照。但或許正是這種純粹和不求結果的赤子之心，才使得她在此后翻譯作品時做到心無旁騖，靈感迸現。英國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Wuthering Heights》，梁實秋曾譯為《咆哮山莊》，楊苡重譯時一直覺得譯名不妥，在翻譯此書期間，在某個風雨交加的夜晚，她感覺到疾風呼嘯而過，雨點灑落宛如凱瑟琳的哭泣，她反復念著Wuthering Heights，現實的感受與書中的情境交織，得出“呼嘯山莊”這神來一筆的書名。楊苡始終覺得翻譯好玩，對她來說翻譯是一種快樂，她秉承“信、達、雅”的翻譯理念，忠實作者原文，努力使譯文易懂、流暢、文辭優美。

在楊苡的翻譯道路上，巴金也是一位重要引路人。楊苡十七歲即開始給巴金寫信，1987年二人的通信曾結集出版為《雪泥集》，收錄書信六十封。巴金去世后，2010年，上海遠東出版社又增訂出版《雪泥集：巴金致楊苡書簡劫余全編》，收錄二人書信六十七封。由這些信件可以看出，巴金始終對楊苡的翻譯工作極為關注，雖有嚴厲的批評，更有熱情的鼓勵，同時還大力推薦發表，這對早已成名且工作繁忙的巴金來說，實屬難得。對于楊苡的代表譯著《呼嘯山莊》，數十年中，從想法誕生到翻譯出版，巴金始終鼓勵、不遺余力地督促，最終孕育出這部作品。1945年，巴金來信稱“你要譯W.H.，我很高興，這書你譯出后一定要寄給我看。我會設法給你印。你可以駕馭中國文字，你的譯筆不會差。你慢慢吧，我不會使你的努力白費。”從沈從文到巴金，前輩的提攜、鼓勵，點燃了楊苡絢爛華彩的文學翻譯生命之光。楊苡則以其獨有的豁達隨性、機敏聰慧，為中國當代的翻譯事業增添了一抹不容忽視的彩色記憶。

2022年10月，楊苡先生103歲華誕之時，中國作家協會特別致以賀信，信中稱“楊苡先生是‘五四運動’的同齡人，是自西南聯大邁向廣闊生活的進步學子，是首創‘呼嘯山莊’這一譯名并使該譯本成為經典的重要翻譯家，是兼及詩歌、散文、兒童文學創作的勤勉寫作者。山河淪落時，楊苡先生不甘安守家庭的庇護，懷著青春的熱血投身時代洪流與祖國同命運；家國康寧時，楊苡先生古稀之年以生花妙筆完成《天真與經驗之歌》《我赤裸裸地來：羅丹傳》等著作的翻譯，依然滿懷蓬勃意氣。從《紅樓夢》《儒林外史》到《紅與黑》《呼嘯山莊》，楊苡先生與兄長楊憲益、愛人趙瑞蕻共同推動中文與世界對話，使文學經典如種子般在不同文明土壤里生根開花，成就了中國文學翻譯事業的一個奇跡”。這段話高度概括了楊苡先生風華百年的人生歷程，精準把握了她所取得的眾所矚目的翻譯成績。楊先生從舊時代走來，在山河破碎之際依舊堅持讀書，在困頓的生活罅隙中從事熱愛的翻譯工作，這些對前半生的深情回憶，均凝練在了這本《楊苡口述自傳》中。

（作者：井超，系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