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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nèi)容提要：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余秋雨隨同香港鳳凰衛(wèi)視“千禧之旅”，跨越數(shù)十國，跋涉幾萬里，寫出沉甸甸的考察世界幾大文明的報告。《千年一嘆》記述埃及文明等幾大文明的古往今來，贊嘆它們對世界文明的輝煌貢獻，也感嘆它們后來的衰落，并總結其歷史教訓。《行者無疆》則展示歐洲文明的歷史軌跡，縷述其各種優(yōu)秀之處，也揭示了它現(xiàn)今所存在的問題。在考察世界文明中，作者時時與中華文明對比，用以自勵和自省。作者通過歷史與現(xiàn)實的大量事實，表明各種文明不是對立而是互鑒共榮的關系，它們的對立面乃是蒙昧野蠻勢力。

關鍵詞：余秋雨 《千年一嘆》 《行者無疆》 文明互鑒

20世紀和21世紀之交，余秋雨隨同香港鳳凰衛(wèi)視“千禧之旅”進行了一次世界文明考察，跋涉幾萬里，跨越數(shù)十國，寫出了《千年一嘆》和《行者無疆》這兩本沉甸甸的考察報告。在這兩部書里，作者耳目所及于不同國家的自然社會，精神游于人類幾大文明的古往今來，考察焦點則聚于不同文明的互鑒和共榮，所視者廣，所思者深，所志者高，所心者宏，可謂大手筆。

一

余秋雨隨同鳳凰衛(wèi)視“千禧之旅”首先考察了人類幾大古文明的發(fā)祥地，歷經(jīng)希臘文明、埃及文明、希伯來文明、兩河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河—恒河文明，此行的成果就是《千年一嘆》。他一路行來，發(fā)現(xiàn)這些文明如今雖已衰落，卻有著遠古的輝煌。它們?yōu)槿祟惥裎拿鞯奶煊钬暙I出璀璨的星座。古希臘可稱群星燦爛，出了哲學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出了戲劇家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阿里斯托芬，出了詩人荷馬，還出了歷史學家希羅多德，這些巨人的精神乳液至今還在哺育著人類文明。古希臘還有一個偉大的創(chuàng)舉就是奧林匹克精神，正如書中所言：“古代希臘追求人類的雙重健康：智力的健康和肢體的健康”，①他們認為“把智力健康和肢體健康發(fā)揮到極致然后再集合到一起，才是他們有關人的完整理想”。作者感慨言之：“我們也有燦爛的文化，但把健康的概念如此強烈地納入文明，并被全人類接受，實在是希臘文明值得我們永遠仰望的地方。”巴比倫文明向人類文明貢獻了天文學、數(shù)學、醫(yī)藥學方面的早期成果，還留下了一部《漢謨拉比法典》，其中“規(guī)定了法律的使命是保證社會安定、政治清明、強不凌弱、各得其所，以正義的名義審判案件，使受害者獲得公平與平靜”，喊出了四千年前人類法治的理性聲音。兩河流域的阿拉伯世界，以一部美麗善良的民間故事《一千零一夜》輝煌于世界。《一千零一夜》流傳于阿拉伯的大半個中世紀，“在這樣的年代，傳說故事就像巨巖下頑強滋生的野花，最能表現(xiàn)一個民族的群體心理結構，并且獲得世界意義”。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均發(fā)源于這幾個文明地域，作為人類精神信仰的目標，影響了古往今來億萬心靈。除了精神文明碩果以外，緊隨著余秋雨的行程，這幾大古文明的許多物質文明成果也在他筆端一一涌現(xiàn)出來。希臘的巴特農(nóng)神殿、埃及的金字塔和太陽神廟、印度的泰姬陵等等，皆以宏偉精致的工藝、高超深邃的智慧、莊重悠遠的審美理想，一直贏得后世人們的無限向往和尊敬。

余秋雨在考察過程中，還不斷發(fā)現(xiàn)有關不同文明互鑒和互融的史跡。他來到伊朗，回望兩國文化交往的足跡：我國漢代便與古代伊朗有了交往，“當時的‘絲綢之路’，安息是中轉站”。到了唐代，“在當時，還有不少波斯人在中國從商、做官、拜將、為文”，唐末那個深得中華文化精髓的被稱為“李波斯”的詩人李珣就是其中一個。他來到巴基斯坦，在被稱為犍陀羅藝術中心的塔克西拉，發(fā)現(xiàn)了不同文化融合的藝術遺跡:“犍陀羅的佛像從鼻梁、眼窩、嘴唇到下巴都帶有歐洲人的某些特征，連衣紋都近似希臘雕塑，但在精神內(nèi)質上又不是歐洲，面顏慈潤，雙目微閉，寬容祥和，是一種東方靈魂的高尚夢幻，因此犍陀羅藝術已超越宗教范圍，成了東西方文化交融的杰出成果。”就在塔克西拉，余秋雨還找到我國古代高僧法顯和玄奘的足跡。在這里的古跡國際佛學院里，還留有佛教界后人為紀念玄奘所修造的雕像。我國這兩位高僧，為了“取經(jīng)”和文化交流，穿茫茫沙漠，越巍巍高山，經(jīng)過千辛萬苦來到這里，以此為起點深入考察印度河、恒河流域的佛教文化。面對先賢的光輝行程，余秋雨不由感慨萬端:“站在塔克西拉的犍陀羅遺址中，我真為古代的佛教旅行家驕傲。更讓我敬佩的是，他們雖然是佛教徒，但他們也是中國人，中國文化的史記傳統(tǒng)使他們養(yǎng)成了文字記述的優(yōu)良習慣，為歷史留了《佛國記》和《大唐西域記》”。中華高僧和無數(shù)各種文明的文化使者在歷史長途中留下的繁密腳印，一次又一次地印證了不同文明之間互鑒、互補和互融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千年一嘆”，包含著雙重的內(nèi)蘊：既感嘆于幾大古文明以往的輝煌，又感嘆于它們在后來的衰落。余秋雨在本書的末尾部分，根據(jù)一路行來的所見所聞和所感所思，深入地探索了幾大古文明衰落的原因，系統(tǒng)地梳理了它們敗亡的教訓。與此同時，他還時時將幾大文明和中華文明對比著反思，“遠方的對比，使我更加懂得自己的土地。”①我這里只想著重講一講他的兩個看法。其一，頻繁的遠征使幾大文明發(fā)祥地在地理位置上都被荒昧之地包圍，經(jīng)常會遭到野蠻勢力的侵凌，以致造成文明的破碎；當文明力量吸取了教訓，就以野蠻的手段來阻擋野蠻，久而久之就養(yǎng)成了一種遠征的癖好。然而，“任何軍事遠征，都是一種文化自殺”。因為征戰(zhàn)勝利，必定伴隨著文化奴役，對被奴役的文化來說是一種摧殘，但是對勝利者的文化來說也未必是勝利，“因為它突然成了奴役別人的武器和工具，必須加注大量非文明的內(nèi)容，到頭來只能兩敗俱傷”。反觀中華文明則與此不同。古代中國屬于農(nóng)耕文明，由這種文明類型所形成的和平自守的“厚土”意識，決定了不外侵、不遠征的歷史傳統(tǒng)。不向外擴張，也便不會遭到別人毀滅性的報復。這正是中華文化得以“長壽”的一個重要原因。其二，幾大文明衰落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自身的保守。“因為多數(shù)古代文明的發(fā)達都與專制君主的支持有關，不管是對內(nèi)的政治需要還是對外的征戰(zhàn)需要和自衛(wèi)需要，都會導致文化的保守形態(tài)”。保守是違背文明本性的，因為文明與創(chuàng)造有關，與建立維護創(chuàng)造的秩序有關。而“保守留下了秩序，丟掉了創(chuàng)造”。文明須以開放、包容、更新為前提。文明須開放才能普及、溝通，文明須包容方能吸收、壯大，文明須更新也才能傳承、延續(xù)。保守 卻阻塞了文明前進的通道，窒息了文明發(fā)展的生機。像埃及文明，以神秘自負，切斷被外部世界充分理解的可能，以致后來“古文字無人能識，古文獻無人能懂，本體文明幾近湮滅”。余秋雨對此感慨，反過來加深了對中華文明這方面的認識：“中華文明的基本面也是相當保守的，這使它一再產(chǎn)生危機，但是，它又隱藏著一種內(nèi)在彈性，使保守不至于抵達脆折的程度。這種內(nèi)在彈性就是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和中庸之道的平衡原則，這種精神和原則，既避免了排他又避免了極端，使中華文明一再從危機中脫身而出。在中國文化領域，從古到今都產(chǎn)生了大量態(tài)度極端的保守主義者，但事實證明，這些人總是遲早因極端態(tài)度而被人們遺棄，結果連同他們的保守主義也很難長久成氣候，更不待說由他們整個兒來埋葬中華文明了。中華文明常常既使創(chuàng)新者頭疼，也使保守者頭疼，這種有趣狀態(tài)中，也埋藏著它歷久不衰的另一個原因。”

二

在考察幾大文明發(fā)祥地之后，余秋雨又同香港鳳凰衛(wèi)視團隊走訪了歐洲96座城市，足跡遍及南歐、中歐、西歐和北歐，此行的文字成果便是《行者無疆》。歐洲文明是優(yōu)秀而成熟的文明，在發(fā)展過程中曾涌現(xiàn)許多文化巨人，創(chuàng)造了許多影響全球的文化成果。讓我們跟隨秋雨的腳步，去尋訪歐洲文明的崇山峻嶺，攀登人類智慧的座座高峰。我們來到羅馬，瞻仰了米開朗琪羅和拉斐爾那高尚的藝術豐采；我們來到塞維利亞的老舊窄街，見到寫了《塞維利亞的理發(fā)師》的法國作家博馬舍和寫了《唐璜》的英國詩人拜倫；在薩爾茨堡，我們與音樂天才莫扎特如夢會晤；在波恩，我們與樂圣貝多芬異代相逢；我們又到柏林，拜會了哲學大師黑格爾和費希特；我們再到魏瑪，見教于文學巨星歌德和席勒；在奧登塞安徒生故居，我們看到“很少懸掛國旗的丹麥，把一面國旗端端正正地升起在那幢紅頂房上”；而在挪威奧斯陸，我們則看到寫作《玩偶世家》的易卜生，似乎仍然聽到娜拉最后離家出走那怦然的關門聲。一路走來，猶如行山陰道上，文化景觀綿延不斷，美不勝收。

余秋雨游走于各個城市之間，深深感受到歐洲文明的一個優(yōu)點，就是那種不竭的進取精神。他來到巴塞羅那，發(fā)現(xiàn)了建筑大師高迪。高迪承建圣家族大教堂，44年才造成一個外立面。“作為一個杰出的建筑天才，高迪精確大膽地掌握和發(fā)明了多種測量技術，但對他來說，這只是具體手段，不是總體行程。”他“一旦起步就時時有新的發(fā)現(xiàn)，每天上手總會迸發(fā)出大量創(chuàng)造的沖動，他已經(jīng)不知道雙腳會把他帶到何方，更不知何時能夠帶到”。當他74歲因車禍去世時，人們來到他的故居，發(fā)現(xiàn)他的床如此之小，方憬悟到他的人生“時時都要出發(fā)，只能睡一張行軍床”。余秋雨來到德國東部小城邁森，發(fā)現(xiàn)他們居然自稱世界第一流的瓷都。他心里頗不服氣地參觀該地瓷廠的博物館，了解到他們的瓷器制作原來兩百年前來自中國。他們何以后來居上呢？一位正在手繪的工藝師解開了謎底。“邁森的標記是兩把交錯的彎劍，其實邁森真正的兩把劍是：嚴守名牌專利，堅持年年創(chuàng)新，一靜一動，大靜大動，便是邁森劍術。”秋雨在西班牙小城薩拉曼卡漫步，忽然在一處街口發(fā)現(xiàn)一幢古老的巨大建筑，墻面都雕滿貝殼。據(jù)說這樓就叫貝殼屋，建于15世紀末，那正是哥倫布準備出發(fā)的年代。遙想當年哥倫布見到貝殼屋，該是如何激起了他對大海的渴望，鼓動他去探索未知的世界，而且貝殼屋仍在，作為路標，它象征著探求和進取，“指引著更為悠久和未知的世界”。

當穿梭于歐洲城市之際，秋雨還發(fā)現(xiàn)這里的人們在日常生活的思維和行為方式上有許多值得借鑒的東西，本書不少篇章皆可作為這方面的生動插圖。譬如歐洲人在飲食住行和審美愛好方面，往往把古典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創(chuàng)新結合起來，本書的《點燃亞平寧》一章，即可作為印證。此文寫作者從羅馬往東，看見路邊一座座古老的宅第就像遠年的文物，然而久閉的木門突然打開，開出一輛焦黃色加長敞篷跑車，坐著兩位典型的意大利美女，跑車駛上山路，“兩位美女長長的金發(fā)，忽忽飄起，太像兩簇舞動的火焰”，這火焰似乎要點燃亞平寧山脈。作者不由驚嘆，“不能小看了歐洲破舊的院落，也可能豁然洞開，驚鴻一瞥，執(zhí)掌起滿天晚霞”，“霞光下，再也分不清何是古代，何是現(xiàn)代”。這篇短文不就像一個喻指文明形態(tài)的象征性寓言嗎！又如歐洲人在日常生活中，往往能將個人自由和公共道德結合在一起。我們來看看《懸念落地》這篇短文。秋雨和香港鳳凰衛(wèi)視拍攝團來到巴黎的德弗羅朗咖啡館，這是法國哲學家薩特和波伏娃當年常來品飲和寫作的所在。咖啡館二樓的房間不大，排滿桌子，擠滿客人，當年薩特如何能在這狹小的空間寫作?他們繼續(xù)看下去：只見室內(nèi)有八個客人，一桌是兩個中年男子在討論一份設計圖紙，一桌是一位上了年紀的女士在默默地讀書，一桌是三位男士在緊張地研討一個劇本，還有一桌是一對年輕的男女在共同寫著什么。這八個人自成四個氣場，在各自的工作狀態(tài)下互不關注，互不干擾，“他們可以如此不關顧別人的存在，其實恰恰是對別人存在狀態(tài)的尊重”。這就出現(xiàn)了一種有趣的生態(tài)悖論：“身居鬧市而自辟寧靜，固守自我而品嘗塵囂，無異眾生而回歸一己，保持高貴而融入人潮。”于是薩特何以能在此寫作的懸念落地。這種平常的生活景象，正是歐洲文化的一種投影。

余秋雨的歐洲之旅，也隨處可見蒙昧野蠻勢力阻遏和摧殘文明的歷史陰霾。在佛羅倫薩，既可看到大詩人但丁因主張共和而兩度被判處死刑以致流亡他鄉(xiāng)的史實，又可聽到大科學家伽利略由于主張地動說而被迫懺悔的深長嘆息；在布拉格，宗教改革家胡斯曾以“異端”罪而被火刑燒死；在斯特拉福，偉大戲劇家莎士比亞生前曾被攻擊、貶損甚至被懷疑是否存在其人；在阿姆斯特丹，杰出畫家倫勃朗因創(chuàng)作油畫《夜巡》而遭攻擊、污蔑，因而窮困潦倒，“去世時只夠花費一個乞丐的喪葬費用”。不難看出，歐洲文明發(fā)展史，也是一部同蒙昧野蠻勢力作斗爭的歷史，它每一步前進都經(jīng)過艱苦的戰(zhàn)斗。

就作者歐行所及，本書也透露了一些歐洲文明與中華文明互相交流溝通的信息。早在公元8世紀，意大利龐貝城一位叫老普林尼的科學家，在他的著作《自然史》中，已經(jīng)提到中國人“舉止溫厚，然少與人接觸。貿(mào)易皆待他人之來，而絕不求售”。他關注中國的目光，比馬可波羅早了一千二百年，比利瑪竇早了一千五百年。在德國柏林著名的洪堡大學，其主樓的走廊間有一層層木門，也有一些中國人推過這些木門，像蔡元培，作為留學生在這里輕步恭行，四處留心，然后把威廉洪堡的辦學主張帶回中國，成功地主持了北京大學。還有陳寅恪，不知在這里推了多少次門，回去后便推開了中國近代史學的大門。在英國牛津大學，“站出來一位讓中國人感到溫暖的李約瑟先生，他花費幾十年時間細細考訂，用切實材料提醒人們不要一味陶醉在英國和西方，忘記了遼闊的東方、神秘的中國”。在巴黎塞納河畔，作者尋找18世紀的啟蒙主義精神，深深感到從遠方傳到中國來的體溫，幾乎有一半來自法國，來自巴黎。而在德國慕尼黑西門子公司總部，作者想起它的一位職員拉貝先生，曾在當年中國南京遭遇大難時，“在日本侵略軍的屠刀下救出了大批中國人”。這些事實表明，互鑒互學，友好交流，是不同文明間的正當之路和必然之途。

余秋雨行走歐洲，“既從其他文明來審視中華文明，又從中華文明來察試其他文明”。他深感歐洲文明確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的長處，但又覺得“歐洲文明確實優(yōu)秀而成熟，但這些年，卻因過度的自滿、自享而自閉，對世界對自己已有不少時空錯覺”，“一個文明如果不能正視外部世界，也就一定不能正視自己的歷史”。不同文明不是對立面，各種文明的共同敵人是蒙昧和野蠻勢力。在共建文明互鑒互學的大時空中，秋雨這些話的確是語重心長的。

三

余秋雨同香港鳳凰衛(wèi)視“千禧之旅”在世紀之交對世界文明的考察，可稱是一個盛舉。近代以來，我國雖也有些作家、學人借訪問和留學之機對外國文明進行過一些考察，但那往往是局部或片斷的，不成整體性和系統(tǒng)性。像余秋雨這樣抱著文明互鑒的明確目的，跨越歐、亞、非，縱橫數(shù)萬里，深入而系統(tǒng)地考察了世界幾大文明的歷史命運和現(xiàn)實狀況，并將考察所得寫出兩部著作，在我看來這在近代中國史上還是少見的。

《千年一嘆》和《行者無疆》這兩部著作之所以可貴，就在于它們不是坐在書齋里依據(jù)文字資料研究出來的，而是作者行程數(shù)萬里，進行“田野調(diào)查”、腳踏實地寫出來的。現(xiàn)代中國作家走如此漫長的路程深入考察寫作的對象，余秋雨恐怕是第一人。當然香港鳳凰衛(wèi)視“千禧之旅”是一個機遇，但恰如俗話所說，機遇給予有準備的人，余秋雨的萬里之行，正是他長期關注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以及二者的歷史淵源和現(xiàn)實關系的思想在實踐上的一次體現(xiàn)。這兩部書所展示的那遼闊的文化視野，正是他用腳一步步踩踏出來的。古人言：“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從這兩部書來看，余秋雨此行的知識儲備也是比較充分的。廣博的學識磨礪了他敏銳的眼力，引領他深入探索幾大文明的奧秘，得出許多獨到精深的見解。還有一點應該提及，1994年亨廷頓先生發(fā)表了《文明的沖突》的見解，在國際上產(chǎn)生了一些誤導和消極影響，在此國際背景下，余秋雨倡導文明互鑒的這兩部著作，其影響和作用就可想而知了。

作為這次文明考察成果的《千年一嘆》和《行者無疆》，是文學性的散文集，他們是融寫人、敘事、繪景、議論于一爐的藝術綜合體。這兩部散文集總體的構思特點就是在文明互鑒主題的導引下，細分為許多小的單元深寫各種沿途的感受，恰像大河源頭延伸出許多支流。這些小的藝術單元，《千年一嘆》采用的是日記體，而《行者無疆》則是采用的隨筆體。這兩部文明考察報告，不是采用抽象化的議論方式加以記述，而是運用感性化的方式將沿途各種生活感受給以形象的表現(xiàn)。這樣就形成了這兩部書的一大特色：生活與思想的交融，感性和理性的結合，教化與感化的統(tǒng)一。

這些日記和隨筆，大都自成格局，可以獨立成篇，但它們連起來又構成完整的世界文明風景線，織成互通共呈的文明信息網(wǎng)。這些單篇的文章，在具體表現(xiàn)手法上呈現(xiàn)出虛實結合、以小見大的藝術特征。

典型化寫人。在埃及東部古爾代蓋，余秋雨寫下日記《荒原滄海》。在這沙漠與紅海交接的邊沿，他們在海邊漫步，一腳踩著黃沙，一腳踩著海水，思索著人在天地間的地位。這時一個鏡頭突然引起他們的注目：“正想著，早已被夜幕籠罩著的海域間影影綽綽地走出幾個水淋淋的人來，腳步踉蹌，相扶相持，由小而大。剛要驚嘆什么人如此勇敢又如此好水性，定睛一看竟是年輕的母親和她的四個孩子，連最大的一個也不超過十歲。他們是去游泳了？捕魚了？采貝了？不知道，反正是劃破夜色踩海而來。”作者通過這個挑戰(zhàn)自然的極致，謳歌了人在與自然的對峙中那種不畏艱險、堅韌不拔的意志，這就是影射文明的力量。在《羅馬假日》這篇隨筆中，寫到圣喬治港的一個小鎮(zhèn)，寫到一個正在小鎮(zhèn)度假的白發(fā)老人，寫到這位老人一定要邀請中國客人到附近一家海味小館吃面，理由是他曾多次到過中國。后來才發(fā)現(xiàn)，這位老人原來是意大利的外貿(mào)部長、郵電部長和參議員。從這位曾是高官的意大利老人身上，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歐亞兩種文明友好交融的閃光。《尋常威尼斯》寫了一個尋常的威尼斯商人，這位老人是一個假面制作藝術家，他的脾氣有點古怪，當客人對他制作的假面技藝有所識別時，他喜悅地引為知己；當顧客對其藝術品討價還價時，他立即掉頭他顧，再也不理不睬。原來，他“自己知道在做小買賣，做大做小無所謂，是貧是富也不經(jīng)心，只想守住那一點自尊。職業(yè)上的自尊，藝術上的自尊，人格的自尊”。不難看出，在這位賣藝老人身上，體現(xiàn)的正是歐洲文明哺育出來的一種商業(yè)人格和文化人格。著重從文明可鑒處著眼，即是作者擇人寫人的筆墨妙處。

寓意式敘事。秋雨跋涉歐、亞、非，所見之事多矣。他記下了一些令其難忘之事，也不是就事論事，而是以事寓意，指向仍是文明互鑒。他來到各種矛盾沖突《交纏的圣地》耶路撒冷，卻看到這樣一幕：“在從猶太人的哭墻攀登到伊斯蘭清真寺的坡路上，看到一群阿拉伯女學生，聚集在高處的一個豁口上俯看著哭墻前的猶太人，特別是倒著走路的猶太婦女。她們眼神中沒有任何仇恨、鄙視和嘲笑，只是一派清純地凝視著，想著什么。她們發(fā)覺背后有人，驚恐回頭，但看到的是一群中國人，她們放心地笑了，繼續(xù)轉過身去觀看，神色更加寧靜。”在風詭云譎的中東地區(qū)，耶城這一群阿拉伯少女清純善良的眼神，是不是潛藏著不同文明和諧共處的美好愿景？下面是《空空的書架》所寫的一幕景象：在柏林洪堡大學附近的廣場上，路面底下是書庫的一角，透過厚玻璃，可以看到“四壁全是劫燒過后的空書架”。原來這是1930年代納粹統(tǒng)治時期燒了大量作家、哲學家和科學家著作的所在，一所世界級的學府在自己面前留下如此一景，是一種銘記、一種警示：“災難是一部歷史，對災難的闡示過程也是一部歷史，而后一部歷史又很容易制造新的災難。”要避免這種新的災難，唯一的辦法是不作掩飾，就像這兒，哪怕發(fā)生在地下書庫，也要開一個天窗，讓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裸呈于后代子孫眼前。作者為此感嘆道：“這個學府用一頁污濁，換來了萬般莊嚴。”

意象化繪景。余秋雨游歷三大洲，親近過這些文明地域美麗的自然，留下許多美妙的寫景文字。這些美文不僅展現(xiàn)了各具地域特色的自然景觀，而且大都賦有人文的內(nèi)涵，從各種渠道通向文明的深處。

我們來看看秋雨筆下的愛琴海：

看到了愛琴海水色景象與法國、意大利南部的地中海近似，浩大而不威嚴，溫和而不柔媚，在海邊熾熱的陽光下只須借得幾分云靄樹陰，立即涼意爽然。但相比之下，這里少了很多別墅和日帆，房屋也有一些，都比較簡樸，這倒反而形成一種博大氣象，靜靜圍護著一個遠古的海。

正是在這種氣象中，一個立著很多潔白石柱的巨大峭壁出現(xiàn)在海邊，這便是海神殿遺跡。白色石柱被巖石一比，被大海一襯，顯得那么精雅輕盈，但這是公元前五世紀的遺跡，而且大部分已經(jīng)斷殘，于是精雅輕盈就有了完全相反的負載。外部圖像和內(nèi)在意蘊上的巨大反差，形成一種驚人的美，既是自然美，又是人文美，在這些石柱開始屹立的時候，孔子、老子、釋迦牟尼幾乎同時在東方思考，而這里的海邊則徘徊著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蘇格拉底、希羅多德和柏拉圖。公元前五世紀的世界在整體還十分荒昧，但如此耀眼的精神星座燦爛于一時，卻使后世人類幾乎永遠地望塵莫及。

可以發(fā)現(xiàn)，在作者這種描寫中，他既看到了愛琴海，也眺望到古希臘文明，更仰望到世界文明的燦爛星空。在這種景物描繪中，滲透著作者的審美觀點和文明思索，一處處風景，就是一個個意象結晶體，這便是本書寫景的高明之處。

抒情化議論。這兩部書，在敘述和描寫過程中，常常出現(xiàn)一些抒情化議論，睿智警策，猶如閃閃的珍珠成為亮點。譬如“文明出現(xiàn)在世界上，不是來設置障礙而是排除障礙的”，又如“未知和無知并不是愚昧，真正的愚昧是對未知和無知的否認”。

這些在文明考察中根據(jù)生活實感所提煉出來的抒情化議論，精警獨特，構成書中的“文眼”。它透視出各種生活中的文化涵義，洞察各個地域的文明底蘊；它是內(nèi)在激情的爆發(fā)，也是高度智慧的凝縮；它是充滿形象美感的議論，也是充滿真知灼見的抒情。這種有溫度、有力度，更有深度的文字，往往成為這兩本書的“關鍵詞”，把各種生活描寫升華到文明交流互鑒的高遠境界。

“條條道路通羅馬。”《千年一嘆》和《行者無疆》中的186六篇文字，真如崇山峻嶺中的條條清澈小溪，潺潺流淌，匯成文明互鑒互學的洪流，奔向人類和諧共處的大海。

注釋：

①本文所有引文均引自余秋雨的《千年一嘆》（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和《行者無疆》（華藝出版社2001年版），下文不再一一注釋。

[作者單位：上海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王　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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