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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試圖將丁玲的《阿毛姑娘》放置在文本生成時刻的具體歷史語境中，通過對文本的“癥候式”閱讀，探究阿毛的悲劇命運與失敗的國民革命之間隱微的關聯。本文認為，只有把文本的內與外相勾連，才能洞察阿毛悲劇所內含的作者的心跡與時代的面影。大革命帶給作者的失敗感被丁玲投射到女主人公阿毛的身上，但小說中的阿毛之死并不是革命失敗的直接后果，作者丁玲與其人物阿毛身上所承載的理念的差異構成了小說內在的結構性分裂。丁玲在《阿毛姑娘》中植入的革命話語因而成為一次“苦于不能說清”的文學性嘗試，小說也由此呈現出些許的反諷意味。

關鍵詞：丁玲 《阿毛姑娘》 大革命 “癥候式”閱讀

丁玲發表于1928年的小說《阿毛姑娘》敘述的是女主人公沉溺于都市的浮華幻想卻又無法逃離鄉村現實的故事，小說的結尾，阿毛吞下一把火柴桿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在文本內部，鄉村女子阿毛的死亡被暗示為一場必然發生的悲劇，這悲劇源于阿毛身上錯位的消費與時尚的現代性和無法徹底實現的都市想象；而將目光投向文本生成時刻的社會政治語境，對于阿毛悲劇命運的想象或許與丁玲寫作時失敗不久的國民革命有著復雜而隱秘的內在關聯。丁玲也許不自覺地在阿毛身上投射了大革命的失敗帶給她本人的時代感受和內心體驗，通過對農村女子身上倒錯的都市經驗與最終悲劇結局的想象和書寫實行某種更為具體的“社會分析”，但小說中阿毛命運與國民革命之間的隱微關聯也呈現出些許反諷的意味，甚至導致了小說內在的結構性分裂，丁玲在《阿毛姑娘》中植入的革命話語因而成為一次“苦于不能說清”的文學性嘗試。

一、悲劇的想象與想象的悲劇

《阿毛姑娘》中的女主人公之死是必然事件。這一死亡事件在小說情節發展的邏輯上沒有瑕疵，阿毛死于自盡，死于吞咽大量火柴桿所致的磷中毒，而她的自盡又源于無法超克的人生欲望與經濟狀況、鄉村現實之間的矛盾，源于她對已被喚醒的生活希望最終必然淪為虛妄的洞察。人們容易理解這樣的故事發展：女主人公在帶來震驚體驗的旅行和觀看中接受了都市的想象力，卻仍置身于鄉村的現實，在經受欲望的失落、洞悉幸福幻景之后無法自洽，最終走向生命的毀滅。

在文本的內部，阿毛的悲劇結局作為一種必將奔赴的終點，以預言般的提示藏匿在對小說情節的敘述干預中，似乎“假使她父親”“不把她嫁到這最容易沾染富貴習氣的西湖來”①，或假使她的丈夫小二“稍微細致點，去一看他妻的不好言笑的臉”②，或者“如若阿毛有機會了解那些她所羨慕的女人的內部生活”③，又或者“如果小二能懂得她的苦衷”“愿為他們幸福的生活去努力”④……阿毛的生命就可以避免滑向那令人惋惜的“錯”⑤。每一處“假使”和“如果”都是一種避免阿毛悲劇的設想，可當它們通過倒敘的口吻穿插在故事進程之中，只是增強了這種暗示：阿毛是漸進地、合理地走向這必然的結局，故事的結尾早已在小說此前的敘事中注定了。

為什么阿毛的人生中難以排除上述諸多假設，必須走向這場死亡呢？提出這個問題，意味著認定阿毛死亡的背后，另有一個真正的、更本質的原因。這同時意味著一種朗西埃式論斷的提出⑥：丁玲精心安排了這場死亡。更具體一些，是作家丁玲決心使一位出生自原始鄉村的年輕女性首先嫁到杭州城郊的葛嶺，領略城里的風景，艷羨都市的繁華，遭遇城里來的時髦男女，最后走向死亡。

這里有必要指出，盡管《阿毛姑娘》與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被認為有可比之處，⑦尤其是結尾處兩位女主人公的死亡具有某些相同的特性，但或許正是在阿毛與艾瑪“被殺死”的原因中，蘊含著兩篇小說最根本的差別。如果說朗西埃解讀《包法利夫人》是基于這樣一個事實，即社會問題從未使福樓拜產生過興趣，因而問題的關鍵得以轉向艾瑪之死與純文學的關注之間的關聯；而在閱讀《阿毛姑娘》時則不能忽視，丁玲一生的寫作中始終保持著對社會問題的關注與回應，阿毛之死與社會政治之間的紐結也就成為探究這篇小說的重點。

有論者試圖引用《莎菲女士的日記》中“社會是黑暗的，生是乏味的，生不如死”來解釋阿毛的命運，籠統地將丁玲的創作概括為對黑暗社會中苦悶靈魂的書寫，但認為作者“不曾指出社會何以如此的黑暗，生活何以這樣的乏味，以及何以生不如死的基本原理”⑧。也有女性主義研究者將阿毛的死視作她表述自己孤獨的方式，將阿毛的自殺和都市女性如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中的女主人公寫日記統合起來，都讀作女性在精神的孤獨困境中創造出的“自語”⑨。這些說法看似將阿毛之死放置于社會環境的透鏡下進行解剖，得出的結論卻趨于簡單。如果說書寫“死亡”僅是為了傳遞“黑暗的社會”使人“生不如死”的隱喻，為什么這種死亡沒有發生在作家筆下同時期的其他人物身上？如果說彼時社會中的女性同處于一種均質的話語孤獨之中，亟需自救，為什么丁玲筆下的莎菲以及《野草》中的女主人公選擇轉向寫作，而阿毛只能決絕地尋求死亡這一毀滅性的生命言說方式？僅僅是因為莎菲們接受過教育，擁有運用文字符號的能力嗎？在《阿毛姑娘》中，阿毛并不是唯一“被處死”的人，然而那位從城里來休假的美麗女子，她的死亡是被動承受肺結核病菌在體內擴張的結果，只有阿毛自發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作為丁玲筆下第一位鄉村女子，阿毛孤獨地選擇死去，處于丁玲早期塑造的女性形象序列邊緣，在一眾都市女性之中顯得格格不入。

還有一種頗為有趣的提法將阿毛稱作“莎菲類型的假農民”⑩。雖然“真假”的判斷不構成對一位小說人物的真正批評，因為文學創作不是為了實現對社會生活的復制或求證；但從某種程度而言，“假農民”的確提示了丁玲建構阿毛的方式，這不是一種現實主義的書寫，丁玲無意通過阿毛塑造一個貼切合理的“真農民”。阿毛是觀念中的人物，她承載了丁玲展開的一次文學想象與社會分析。而“莎菲類型的假農民”這一表述中“莎菲類型”的概括也使人想要追問，阿毛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稱作是“莎菲類型”的？阿毛與莎菲分享同一種類型的欲望和痛苦嗎？

接受都市的想象力又置身于鄉村的現實，在阿毛身上蘊含著丁玲試圖傳達的一場現代性的錯位，阿毛的死亡源于她身上未完成也注定無法完成的對都市的幻想。未開化的純凈少女阿毛，對于嫁人的觀念尚且模糊，就告別了地地道道的農民父親只身嫁往葛嶺，鄉村傳統禮教的規訓與來自都市的物欲幾乎是她同步習得的對象，她既不像隔壁待嫁的三姐從小繡得一手好花，也不像大嫂之女玉英那樣具有接受現代教育的機會。她的復雜處境與城鄉之間的葛嶺具有某種同構性，一面是令她羞愧的其他鄉村女子的賢慧善作，一面是遠道而來的城市女子提供的躍升想象，她同時處在兩種地理空間和生活形態的邊緣地帶。阿毛在羞愧中嘗試過自我規勸，但接受城市的誘惑似乎更是出于某種本能。現代城市先是作為一種遙遠的神話而非實體向她實行引誘，在對城市旅行的幻想中，阿毛獲得了自己的首次脫嵌體驗，進城之后的購物經歷使她幾乎在一瞬間就習得了消費的邏輯，進而開始對丈夫給予的用度由開心自足到心生不滿；遠道而來的城市女子又更新了她對時空關系的認知，這種人口的流動通過“內在性參照”機制，將她從“當地性”中抽離出來，試圖完成一場新的自我定位。11

然而這種富有現代性的自我體認又被證實為脆弱和矛盾的。阿毛的想象具有拜物教式的狂熱渴求，“每一種聯想都緊接在事物上”12，同時她無法擺脫物質上對父權制主導的環境的依賴。那是一種強有力的束縛，阿毛無法改變自己幫襯丈夫勞動的從屬地位，而她唯一自食其力、接觸現代生活的機會——做國立藝術院學生的畫像模特的希望，也被婆家剝奪，使得阿毛的生理和心理都受到鞭笞與規訓。小說中多次暗示，假如丈夫更懂得體察與撫慰阿毛的情緒，或許悲劇就不會發生，說明阿毛的都市幻想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并不明晰的“情緒”，存在被傳統婚姻“撫平”“解決”的可能。和承認甚至屈從于自己身上modern girl屬性的莎菲不同，阿毛對都市和現代生活的向往實現得并不完全，這成為她痛苦的思想根源。丁玲對阿毛死亡的必然性的安排與書寫，被確認為對鄉村女子的時代悲劇所展開的文學想象；在文本內部，阿毛姑娘的生命歷程則呈現為一種由不徹底的都市想象所導致的悲劇。而這種悲劇的想象與想象的悲劇得以展開的原因，或許能在文本生成時刻的具體社會政治語境中找到更豐富的注解。

二、作為一種歷史語境的“大革命失敗”

作為一名極具時間意識的作者，從處女作《夢珂》的第一句話“這是九月初的一天”到《莎菲女士的日記》中每篇日記的具體日期，丁玲擅長以精細的刻度復現歷時性的個體經驗。但值得注意的是，《莎菲女士的日記》《夢珂》《暑假中》等小說中，時間標記在更大的時間尺度內處于無名狀態，無法確定它們具體位于哪個年份，說明小說的發生無須占據某個真實的歷史刻度，只需要模糊的時代氛圍作為遠景；而在《阿毛姑娘》中，通過追蹤文本中留下的時間線索，能確定阿毛死亡的具體時間就在1928年夏季，這與丁玲寫下小說的時間重合。13

《阿毛姑娘》的寫作近似于丁玲對當下問題的一次即時書寫，相較同時期的其他小說更具歷史感和切身性。回到文本內外重合的這個歷史時刻，經歷了魯迅曾冷眼觀察的1928“新正”，大革命失敗的陰影正逐漸擴散。雖然丁玲不曾直接參與這場革命的工作，但由于早期與共產黨員的交往及上海大學學習等經歷，處在北京文學青年群體中的她密切關注著革命的動向，大革命的失敗激發了她強烈的情緒。14許多革命知識青年和左翼政治人物從北京向上海“撤退”，社會空間也隨著大革命悲劇經歷劇烈的震蕩與重構。15在這種氛圍下，丁玲開始從事小說寫作，她的寫作“充滿了對社會的卑視”，同時她對革命的激情也轉化為對退守到文化陣地的革命者的失望16。

可以想象，丁玲此時“對社會的卑視”，除卻對個體孤獨處境的抒發，還懷有對大革命失敗的不滿，她的文學創作承載了相當一部分對社會政治的反思與對革命失敗的情緒。因此，不難將阿毛的死亡與夭折的國民革命聯系到一起。

阿毛之死是一次對失敗的隱喻，未竟的革命進程與阿毛身上未完成的現代性實現了同構。

這一點在阿毛與疾病的關系上有更清晰的體現。關于阿毛存在著疾病的雙重敘事，一重是由患病的城市女子帶來的結核病想象，另一重是阿毛自身所遭遇的精神疾病。阿毛羨慕那個得病的女人，認為“即使那病可以治死她，也是一種幸福，也可以非常滿足的死去”17。結核病是文雅、精致和敏感的標志，在阿毛面前，臉色蒼白、身體瘦弱、趿著嫣紅拖鞋的姑娘，憑借“服裝（身體的外部裝飾）和疾病（身體的一種內在裝飾）”所攜帶的雙重比喻，確立了自己的“財富和地位”18。阿毛只看到結核病審美化和浪漫的一面，她不曾了解患病之人內心情緒的起伏和精神焦慮。富有意味的是，由于缺乏睡眠和思慮過度，阿毛自身患上了精神性的臆想癥和憂郁癥19，在身體器官沒有發生任何顯性病變的情況下，她“發青的臉色比那趿著拖鞋的女人的蒼白還來得可怕”20，從外表上看，阿毛也具有了一副虛弱的病體。

城市女人的結核病并沒有真的傳染給阿毛，但阿毛具有的精神癥狀，與結核病人幾乎相同。結核病所表征的城市物欲，以及“財富和地位”的現代邏輯，蔓延到了阿毛的身上。阿毛以自身的精神疾病，感染了現代社會的癥狀。但在她所處的鄉村社會中，人們只能感知到“她病了”，感知到她的不可接近，而無法提供更多的解釋，遑論有效的治療。21

阿毛并未從病理上確診城市的病癥，卻擁有著與之相似的癥狀，阿毛的“城市病”因而呈現為一種懸浮無根的無法言明的精神狀態，它由城市的患者帶來而不屬于城市，更無法獲得有效的治療。它似乎是一種啟蒙的后遺癥，橫亙于城鄉之間，是未完成的革命的觸角撩動又無力解決的部分，其中蘊含著個體與社會之間一種深刻的失調。22

三、文本內外：理念差異與書寫難題

在《阿毛姑娘》中，阿毛自身的死亡也許折射出大革命失敗帶給丁玲本人的體驗與情緒，但在小說中的多數時刻，革命話語呈現出不在場的狀態；只有一次，阿毛正面遭逢國民革命的氛圍和后果，也是小說敘事中首次出現鮮明的時代標記的時刻，“國民革命歌”的字眼直接將阿毛所處的世界拉入更為具體的歷史場景中。

出去的時候，是早半天。她們迎著太陽在湖邊的路上，迤迤邐邐向城里走去。三姐一路指點她，她的眼光始終現著驚詫和貪饞隨著四處轉。玉英不時拿腳尖去蹴那路旁枯草中的石子，并曼聲唱那剛學會的《國民革命歌》。阿毛覺得那歌聲非常單調，又不激揚，苦于不能說清自己從歌聲中得到的反感，于是就把腳步放慢了。一人落在后面，半瞇著眼睛去審視那太陽。23

走在通往城市的路上，這一刻玉英的歌聲和阿毛的掉隊都顯得有些意味深長。依據前文推算的時間，此時是1927年冬天，國民革命的失敗和動蕩已然落幕，但玉英是剛從學校學會這首《國民革命歌》，關于革命信息及相關文藝的傳播由于空間的阻隔呈現出一種時間上的滯后效果。而跟著平日里所依賴的女伴第一次進城的阿毛，因為反感《國民革命歌》的曲調，一個人走在了后面，開始觀看起沿路的風景。阿毛這次短暫獨處、“發現”風景的體驗有些類似于柄谷行人所描述的“內在的人”24的形成過程，但是就如同阿毛對城市并不徹底的認知和幻想，此處并沒有真正的現代主體生成。阿毛對天空和湖水的注視與其說是源于一種孤獨個體朝向內在時對風景的發現，毋寧說是對《國民革命歌》所帶來的并不美好的聽覺體驗的回避和轉移。在此出現的《國民革命歌》以阿毛所不能理解和欣賞的藝術形式，和阿毛拉開了距離。這種拉開距離看似是阿毛主動放慢腳步、使自己落在后面所致，但她的選擇實際是出于一種非自覺，在不可能知曉歌詞或歌名內容的情況下，僅僅是因為歌曲的“單調”“不激揚”，阿毛被旋律從這首歌面前推開。阿毛對于《國民革命歌》的反應及有意落后的場景無疑不僅僅指向歌曲本身，更指向它所表征的革命話語和革命的場域。阿毛與《國民革命歌》的距離似乎展示了啟蒙難題的一角：在無知和被動的情況下，阿毛不可能被革命話語吸引，而是在聽到動員歌曲時落在后面，這就是她距離革命最近的、卻與革命擦身而過的瞬間。

至于阿毛何以對《國民革命歌》的曲調反感，這首歌的來歷或許能提供一種文本內部的解釋，即采用西洋曲調的革命歌曲對城市中參與革命的人們而言不足為奇，25卻無法引起鄉村女子的審美共振；但更耐人尋味的是作者丁玲在描述這一場景時所使用的略顯矛盾的修辭。阿毛覺得那歌聲“非常單調，又不激揚”，但對這種具體感覺卻又“苦于不能說清”。既是不能說清的反感，又如何能感受到它的單調和不激揚呢？從“單調”與“不激揚”中，可以推斷出評價者對歌曲的預期是有豐富的音樂性，同時更為昂揚激越，只有在認識到歌曲的革命動員屬性和革命本身意義的前提下，才會以“激揚”為標準對歌曲的旋律效果進行判斷。作為缺乏自己所處環境的必要知識、對學校和教育概念都知之甚少的阿毛，面對一首自己并不了解的革命歌曲能做出這樣的評價，實屬不自然。有理由猜測，此處認為《國民革命歌》的歌聲“非常單調，又不激揚”并因此產生反感的是丁玲而非阿毛，丁玲將自身面對《國民革命歌》時產生的聽覺經驗，不自覺地投射到了阿毛身上。在這個意義上，阿毛對《國民革命歌》的反感作為小說中的表象固然涉及某種啟蒙難題，但更關鍵的是，它承載了作者個人無意識流露的理念，所以此處達成的文學效果是，阿毛短暫地擁有了超出自己知識范疇的判斷，并且這種判斷影響了她的喜好。而“苦于不能說清”的狀態，既指向文本中無法真正為自己代言的阿毛在經歷復雜感受時所面臨的失語和逃避，更指向作者丁玲此處所面臨的轉喻與闡釋的困境，她無法從根本上解釋阿毛對《國民革命歌》反感的原因，因為這是她將自身感受投射到小說人物身上的結果。

丁玲在小說中真正“苦于不能說清”的，實是阿毛之死與失敗的大革命之間的關聯。可以確定的是，丁玲在對阿毛悲劇的敘事中投射了大革命帶給作者自己的失敗感，但是從小說情節來看，阿毛之死源自都市現代性的誘惑導致的自殺，這種誘惑不必然由革命帶來，更不是革命失敗的結果，只要城鄉結構存在，城市與鄉村、現代與傳統之間的物質現實和觀念的分野存在，這種誘惑及其攜帶的效應就不會消失。這也就是說，阿毛的死亡與大革命之間并沒有必然的聯系。雖然“講述故事的年代”與“故事講述的年代”在此重合，實際上卻只有“講述故事的人”遭遇了國民革命的失敗并激發了情緒和思考，作者與文本中的人物并不真正共享知識結構、時代經驗和歷史語境。丁玲所體會到的那種革命構想破滅的灰心與失望，與阿毛都市幻想破滅的抑郁與躊躇，存在著顯見的差別，并不能將丁玲的失敗感與阿毛的失敗感簡單地等同起來。而作者與人物之間所承載的理念的差異，正是小說的內在的結構性分裂處。

丁玲將自己對大革命時代的氛圍的感知帶到阿毛的身上，但作為一個非自覺的個體，阿毛自身無力承擔革命的失敗這般沉重和巨大的后果。丁玲試圖對阿毛的命運展開一種“社會分析”式的文學想象，人物身上有限的自覺使得這種分析與想象的開展常常遭遇瓶頸，不得不借助小說中內部占據更高視角的敘述者完成補充和評論。這個擁有現代知識結構和城市生活經驗的敘述者（或者說與作者距離更近的一種都市意識形態的代言人）進一步在文本內造成了不同理念和視野的撞擊，從而賦予文本一種特殊的張力。同時，敘述者的補充和某種彌合的嘗試恰恰意味著作者自身所具有的時代體悟和歷史語境，難以真正落實到鄉村女子阿毛身上，阿毛所自覺的只是一種鄉村視角下來自都市的誘惑。這與丁玲在革命失敗后的失望甚至反思情緒形成了斷裂，阿毛的問題并不表現為一種具體的時代癥候性問題或革命癥候性問題，因此這種反思無法真正在阿毛的意義上得到對應和實現，而只能在小說內部表現為一種情緒的投射，一種失敗感的延伸。阿毛身上無法治愈的疾病、無可言說的對《國民革命歌》的反感以及無法抵抗的悲劇結局，這些更多只能在隱喻的層面上進行傳達的無法真切透視的部分，正表明了丁玲所面臨的書寫難題，她的人物無法承載她對于時代和社會問題真正的思考。

但無論如何，《阿毛姑娘》中所蘊含的這種文本的張力和內在的結構性分裂，已經流露出丁玲在早期寫作中有別于“莎菲式”的寫作與思考的一面，盡管這種嘗試未必指向一條成功的通路，但不可否認的是其中已然蘊藏著一種革命的潛能，進而預示了丁玲此后文學道路上卓絕的“左轉”。

注釋：

①②③④12 17 20 23丁玲：《阿毛姑娘》，《丁玲全集》（第3卷），張炯編，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136、138、146、124、145、145—146、123—124頁。

⑤小說中有一處在假想完阿毛回鄉的結果之后，筆鋒一轉回到現實，“不過阿毛并沒有回去，也許這又是錯”。“又”字暗示了這并非敘述者第一次為釀成阿毛悲劇的“錯”計數。參見丁玲《阿毛姑娘》，《丁玲全集》（第3卷），張炯編，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7頁。

⑥朗西埃在《艾瑪·包法利的處死——文學、民主和醫學》中提出小說人物是被作者“處死”的說法，他在分析包法利夫人之死時強調：“如果說艾瑪要死，那是因為作家福樓拜已經決定要寫一本關于一個女人死亡的書。”參見[法]雅克·朗西埃《文學的政治》，張新木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69頁。

⑦關于《阿毛姑娘》與《包法利夫人》的比較研究，參見王明麗《不同時空中靈魂的悲劇——〈阿毛姑娘〉與〈包法利夫人〉比較》，《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4期；張妍《模仿，還是不謀而合？——從中外文學作品女性人物的命運談作家的創作動機》，《作家》2011年第18期等。

⑧錢謙吾：《丁玲》，《丁玲研究資料》，袁良駿編，知識產權出版社2011年版，第195頁。

⑨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4—125頁。

⑩王燎熒：《〈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究竟是什么樣的作品（節錄）》，《丁玲研究資料》，袁良駿編，知識產權出版社2011年版，第355頁。

11吉登斯認為“日益增加的人口流動性”改變了自我對當地性的依賴，“較之習慣上把地點看作是個體生活歷程的一種外部參照這樣的觀點來看，現在地點已不再具有這樣的意義。空間定位的活動變得越來越與自我的反思連結在一起”。參見[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趙旭東、方文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72頁。

13阿毛隨夫家人進城時，同往的玉英正“曼聲唱那剛學會的《國民革命歌》”，由此可推斷小說大致發生于國民革命前后；詢問阿毛是否愿意做模特的教授“住在哈同花園，是國立藝術院的教授”，而國立藝術院于1928年在西湖創辦，可知阿毛的死亡不早于1928年。結合丁玲的創作時間為1928年夏，大致可以推斷丁玲對于小說的時間設置為國民革命失敗之后。參見丁玲《阿毛姑娘》，《丁玲全集》（第3卷），張炯編，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141頁。

14 16“我每天聽到一些革命的消息，聽到一些熟人的消息……我這時極想到南方去，可是遲了，我找不到什么人了。不容易找人了。我恨北京！我恨死了北京！我恨北京的文人、詩人！”參見丁玲《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記胡也頻》，《丁玲全集》（第9卷），張炯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7、68頁。

15參見王璞《從“奧伏赫變”到“萊茵的葡萄”——“頓挫”中的革命與修辭》，《現代中文學刊》2012年第5期。

18桑塔格認為，18世紀發生的新的社會流動和地理流動，使財富和地位不再是與生俱來的東西，而是必須有待確認的東西。確認的方式，是憑借有關服裝的新觀念（“時髦”）和對待疾病的態度。服裝（身體的外部裝飾）和疾病（身體的一種內在裝飾）雙雙變成比喻，來喻示對待自我的新態度。參見[美]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程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0頁。

19參見王書婷、羅文軍《“都市邊緣人”：〈阿毛姑娘〉疾病敘事探究》，《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2021年第6期。

21“醫生來過一次，看不出什么病，開了一個藥方也就去了。”參見丁玲《阿毛姑娘》，《丁玲全集》（第3卷），張炯編，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頁。

22[美]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程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81頁。

24[日]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趙京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第15頁。

25歌曲由時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國民革命軍政治部宣傳科科長鄺鄘，根據學堂樂歌中的一首兒歌，以童謠曲調重新填詞而成，其旋律源自古老的波西米亞民謠《雅各兄弟》，到了17世紀流傳為名叫《雅克弟弟》的法國兒歌，作為兒歌，亦有英國版本與德國版本。參見燕毅《〈國民革命歌〉及其他》，《文史精華》2012年第2期。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

[本期責編：王　昉]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