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人物形象的淡化、薄弱、變異，是當下小說創作的嚴峻問題，它久拖難決，積重難返，嚴重制約了小說的良性發展，拉低了小說的整體水準，削弱了小說的藝術魅力。究其根源，是眾多作家小說觀、人物觀改變的結果，是作家不能把握變化的現實人物的體現。不管是任何時代的小說，人物形象無疑是不可動搖的主體，這種主體性要求小說中的人物是一種獨立自主的存在，要求作家是一個有思想有個性的創造者。小說的主體性是小說的價值和生命。人物形象以及人物形象的寫法，在今天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不管是刻畫外向型的性格類人物，還是刻畫內向型的精神類人物，都需要認真總結既往的規律經驗，深入探索新的表現方法和方式，努力形成豐富多樣的人物形象乃至典型形象的思想理論和創造方法，中國小說才有可能走向更廣闊的未來。

關鍵詞：人物形象 小說主體性 突圍路徑

人物形象的“隱退”現象

一篇或一部小說思想藝術上的高低、得失，其衡量的標準、尺度，是多種多樣、不拘一格的。如表現現實、歷史的廣度、深度，如故事情節是否獨特、引人，如揭示社會人生問題的深淺、新舊，如藝術創作方法與形式有無探索、創新，等等，還有一條是：有沒有創造出鮮活、獨特、純熟的人物形象。這最后一條，既是衡量小說的尺度，更是小說的一個準則。一部小說，不可能達到所有的藝術標準，符合幾條也可以成為優秀作品，但對人物形象的要求卻是不變的、必須的。當然，這是對純小說或高雅小說的一種“苛求”，對通俗小說、類型小說則可另作別論。

新時期以來四十多年的小說發展，探索突進，沉浮起伏，是最有建樹和實力的一種文體。創作產量，作家陣容，文學積累，今天已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在小說的內容、思想和藝術上，亦有不斷的拓展和提升。但在小說文體的內在構成中，人物形象卻成為一個凸顯的難點、盲點、弱點。這一問題1990年代就已出現，但迄今未能“突圍”與解決。我們在林林總總的小說文本中，很難看到那種突出而有力的人物形象，看到的往往是影子、碎片、木偶似的人物形象，閱讀中他或她很難站立起來，閱讀后留給人的只是模糊印象，或掩卷即忘。人物形象淹沒在紛亂的故事情節中，人物形象退出了小說的形象世界。人物的隱退、弱化，如同釜底抽薪，帶來小說一系列的變化，拉低了當下小說的整體水準。小說越來越向故事傾斜，出現某種通俗化傾向；小說的思想內涵受到削弱，那種形而上的思想被排斥；小說的審美境界遭遇沖擊，失去了讓人想象、創造的藝術空間。

在小說的“人物、故事、環境”三大元素中，“人物”是第一要素、決定性要素。這是小說與故事的首要區別，是現代小說與傳統小說的根本分野。小說的人物中心論與“文學是人學”理論是一脈相承的。文學是人學的內涵，指的是文學展示的是人的生存與實踐，表現的是人的言行與精神，研究的是人的現實與歷史乃至未來。中外古今的優秀文學，概莫能外。錢谷融在《論“文學是人學”》中指出：“我們說過，在文學領域內，一切都決定于怎樣描寫人，怎樣對待人，真正的藝術家決不把他的人物當做工具，當傀儡，而是把他當成一個人，當成一個和他自己一樣的有著一定的思想感情、有著獨立的個性的人來看待的。”①又說：“人是不能脫離一定的時代、社會和一定的社會階級關系而存在的；離開了這些，就沒有所謂‘人’，沒有人的性格。我們從每一個具體的人身上，都可以看到時代、社會和階級的烙印。”②這里他揭示了文學創作的中心、目的是人的真理，人與時代、社會和階級（階層）的關系。時間已然過去六十多年，但這些論述歷久彌新。1980年代中期，文學理論界受哲學思潮的影響，提出“文學主體性”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在整個文學系統中，文學主體包括三個組成部分：即作為創造主體的作家，作為文學對象主體的人物形象，作為接受主體的讀者和批評家。文學理論家劉再復在代表作《論文學的主體性》中認為：“作家給筆下的人物以主體的地位，賦予人物以主體的形象，歸結為一句通俗的話，就是把人當成人——把筆下的人物當成獨立的個性，當作具有自主意識和自身價值的活生生的人，即按照自己的靈魂和邏輯行動著、實踐著的人，而不是任人擺布的玩物與偶象。不管是所謂‘正面人物’還是‘反面人物’，都承認他們是作為實踐主體和精神主體而存在的，即以人為本。”③ 文學主體性理論在當時引發了激烈的討論和爭鳴，這一理論自身也存在某些局限，但它有力推動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文學創作與文學理論的深化與發展。

但在1990年代之后的文學發展中，小說在回歸寫實主義、走向多元共存的態勢下，其本質特征、創作方法和敘事形式等方面，發生了深刻而微妙的變化，而變化最大的是人物觀念與人物形象。核心元素的改變自然影響了其他元素乃至整體特性的變異。如1990年代初期，王安憶在她的《我的“四不”原則》中，宣示了她新的小說觀念“四不要”，即小說創作“不要特殊環境特殊人物”“不要材料太多”“不要語言的風格化”“不要獨特性”④ 。首當其沖的就是環境中的人物，其實作家并沒有輕視或者否定人物形象，只是認為個性化、特殊化人物是有缺陷和問題的，而應當突出人物的普遍性與必然性，如人性、人格與命運等。新世紀之后，閻連科發表了他的“神實主義”宣言，提出了現實的真實與精神的真實的尖銳問題：“在創作中摒棄固有真實生活的表面邏輯關系，去探索一種‘不存在’的真實，看不見的真實，被真實掩蓋的真實。神實主義疏遠于通行的現實主義。它與現實的聯系不是生活的直接因果，而更多的是仰仗于人的靈魂、精神（現實的精神和事物內部關系與人的聯系）和創作者在現實基礎上的特殊臆思。”⑤作家認為，人物的性格、言行等是一種表面的甚至虛幻的現象，而人物的靈魂、精神才是更本真、深層的存在。作家要努力探索、發現人物的形而上世界。李洱在人物塑造上有獨辟蹊徑的追求，他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中說：“就我所知，在經歷了狂飆突進的八十年代以后，中國很多的小說家依然對塑造人物有著足夠的耐心、足夠的興趣、足夠的勇氣……但現在的小說，不再是塑造人物，而是用質疑的目光去‘寫人物’：通過一個普通的人的觀察和描寫，來寫出人在現代社會中的困境，寫出他微薄的希望，他在塵世中的無奈、絕望。人的狀況可能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難以概括，難以闡明。”⑥ 這里他強調的是寫人物的生存與精神困境，現代人一種普遍性、宿命性狀態。如上幾位都是富有探索精神的高端作家，他們不約而同地疏離、叛逆了傳統現實主義的人物塑造理論，從性格、特性乃至典型，轉向了人的共性、精神、生存等領域。他們的反思、探尋，無疑是獨特的、有價值的，他們筆下成功的人物形象就是證明。但他們的求索是沒有完成的，存在局限和問題的，影響著許多作家以及整個小說創作在人物問題上的突破與發展。

筆者從新世紀初跟蹤短篇小說創作，撰寫年度述評。在每年幾百篇作品中，自然有優秀之作乃至精品力作，但真正寫出精彩的、成熟的人物形象的篇什，卻少而又少。人物被故事情節淹沒，人物成為“跑龍套”角色；人物被生存環境所困擾，難以實現自身的價值和愿望；人物雖然被著力描繪，但卻依然是立不起來的平面形象…… 這樣的現象大量存在。概而言之，短篇小說中的人物書寫，存在著這樣幾種傾向。一種是人物類型的單調化，當下小說中出現最多的是普通青年、職場男女、上流女性幾類，社會主流生活中的人物卻較少看到。另一種是人物身份的低端化，小說中常見的是小市民、農民工、失業者等人物，中高端的國家干部、企業家、知識分子等卻較為稀少。還有一種是人物生存的世俗化，當下小說寫人物，往往聚焦在人物的日常生活中，如吃喝拉撒、愛情婚姻家庭等，對人物的政治活動、社會行為卻著墨不多。最后是人物格局的自我化，小說中的人物越來越傾向自我的小世界，他們成為茫茫人海中的一個個孤島，這樣的傾向出現在很多青年作家的創作中。筆者并不反對小說寫底層人物、世俗生活、自我天地，這樣的創作同樣可以誕生杰出作品。但當這些傾向成為小說的整體態勢的時候，就預示著小說發展出了問題，隱藏著“病灶”。

小說的人物問題，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理論、文學等多種因素“并發”的結果。現代社會的市場化、科技化、世俗化，在解放人的同時，又把人投入另一種物質和精神的“圍城”，使人在無形中被“異化”、矮化。現代思想理論方面，人本主義、主體性理論，在探索、突進中出現“變奏”，人從神壇跌落下來，“上帝死了”“人也死了”，人成為動物的人、生物的人、力比多的人。這種理論侵蝕著文學理論。文學理論與文學創作，逐漸揚棄了現實主義個性化、典型化理論，但又沒有建構起新的人物理論來。還有出版社、期刊社追求“好看”“好讀”的小說，一味引導作家滑向重“故事”輕“人物”的迷途。很多作家不再重視了解人、熟悉人、研究人的文學基本功，人物資源的貧乏導致了創作的乏力。

小說的核心、主體是人物

蔣承勇在論述19世紀西方文學時說道：“塑造人物形象是現代現實主義文學（小說）之藝術創作的核心任務之一，也是其對西方文學的重要貢獻之一。但是，人物性格畢竟是在情節的發展中得以刻畫的，也就是說，性格是靠情節的展開才得以揭示的，性格的發展有賴于情節的發展。”⑦ 論者在這里把學界慣用的現實主義概念，冠以“現代”二字，有著充分的理論和創作依據。他認為塑造人物是小說創作的核心，而人物形象又是在故事情節展開中樹立起來的。這是19世紀西方現實主義小說的創新和精髓。中國的“五四”新文學正是充分取法了西方小說的創作和理論成果，才使中國小說劇烈變革，脫胎換骨，從傳統走向現代。

小說創作中，人物與故事的關系實際上非常復雜。不管是中國還是西方，歷來就有故事中心論和人物中心論兩種思潮，而且爭論不休，直到現代。先是19世紀西方文學，確立了人物中心論理論；后是20世紀初的中國新文學，轉向人物中心論思想，從而有“五四”新小說的誕生。但在不同的文學時期，不同的作家筆下，人物與故事的比重、組合，依然是不盡相同的。在小說創作中，人物與故事是“相生相克”的，設置、處理恰當，二者相互依存、生發，相得益彰，人物凸顯；設置、處理不當，二者相互掣肘、傷害，出現“內卷”，人物委頓。

中國當代小說七十多年的歷程，人物與故事的關系，也處于不斷的糾纏、矛盾、和諧、博弈中。人物塑造最成功的有兩個時期，“十七年”和“新時期”，這也是文學史上的兩個高峰期，兩個時期相加不足三十年。

“十七年”時期，革命與建設成為國家與民族的中心任務，文學被提高到至高地位，要求文學發揮認識、教育、審美的重要功能。主流文學理論，規定現實主義、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作為創作方法；強調表現當下現實生活和革命歷史斗爭。塑造各種各樣的人物形象特別要突出工農兵先進、英雄人物形象，寫人物要求個性化、典型化。小說是文學家族中的“長子”，無可推卸地承擔了時代賦予的重要使命。小說創作和文學批評密切配合，在實踐中探索出一條塑造人物的堅實道路，誕生了數不勝數的生動感人的人物形象。如《保衛延安》中的彭德懷、周大勇，《林海雪原》里的楊子榮、少劍波，《紅旗譜》中的朱老忠、嚴志和，《百合花》里的小通訊員、新媳婦，《洼地上的“戰役”》中的王應洪；如《創業史》里的梁生寶、梁三老漢，《三里灣》中的王金生、范登高，《鐵木前傳》里的傅老剛、小滿兒，《“三年早知道”》中的趙滿囤，《賴大嫂》里的立柱媽，《李雙雙小傳》中的李雙雙；如《延安人》里的黑成威、小黑子媽，《特殊性格的人》中的王剛；如《上海的早晨》里的徐義德、湯阿英，《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靜、余永譯，《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里的劉世吾、林震，《我們夫婦之間》中的李克、張同志，等等。“十七年”時期，中長篇小說不多，短篇小說興盛，但卻塑造了大批的人物形象。這些人物個性鮮明、共性突出，基本達到了水乳相融的高度，有的成為典型形象。當時的文學理論，也強調故事情節的生動、曲折、完整，但故事一定要為人物服務，故事是人物性格發展的自然推進；小說的核心是人物，人物在小說中是“主人公”，具有主體性地位。“十七年”小說中的人物，自然有理性痕跡、理想色彩乃至激進傾向，特別是在先進、英雄人物身上。但它是那個時代社會和民眾精神的綻放，很多人物成為文學中的經典形象，成為社會生活中的共名人物。

文學新時期，“改革開放”是整個社會的主旋律，文學特別是小說是最早復蘇的一個領域，它呼應時代的召喚、民眾的心聲，在改革開放大潮中，發揮著引導與助推的有力作用。新時期小說的一個首要任務，是反思、摒棄那種極左的偽現實主義，回歸“五四”啟蒙、批判現實主義的方法與精神。而“五四”現實主義是繼承了西方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一種文學思想與思潮。人本主義、“人的文學”是其思想理論核心。而1980年代中期，“文學主體性”思想又強化了人的觀念與寫人的理性自覺。從“傷痕小說”“反思小說”到“改革小說”，人始終是文學的主角、現實與歷史的主人、時代的主體。噴涌而出的短篇、中篇、長篇小說，塑造了多少獨具風采的人物形象！如《班主任》中的謝惠敏、宋寶琪，《許茂和他的女兒們》里的許茂、許秀云，《李順大造屋》中的李順大，《人到中年》里的陸文婷；如《犯人李銅鐘的故事》中的李銅鐘，《綠化樹》里的章永璘，《我的遙遠的清平灣》中的破老漢，《芙蓉鎮》里的胡玉英，《飛過藍天》中的知青麻雀；如《喬廠長上任記》里的喬光樸，《一個工廠秘書日記》中的金鳳池，《鄉場上》里的馮幺爸，《從森林里來的孩子》中的孫長寧，《春之聲》里的岳之峰；如《浮躁》中的金狗、雷大空，《古船》里的隋抱樸、趙炳，《紅高粱》中的余占鰲、九兒，《老井》里的孫旺泉、巧英，如《西線軼事》中的劉毛妹，《高山下的花環》里的梁三喜、靳開來，《大淖記事》中的十一子、巧云，《棋王》里的王一生，《美食家》中的朱自冶…… 新時期小說中的人物，顯然比“十七年”小說中人物，身份、類型、階層更多樣、更豐富。不僅有性格化、類型化人物，也有心理化、抽象化、象征化人物，當然也有典型化人物。其思想藝術高度超過了“十七年”時期。自然，這一時期的一些人物形象，也存在概念化、粗糙等缺陷，但卻是生氣勃勃、豐滿有力的，至今還活在人們的記憶里，活在社會生活中。

198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1990年代之后，文學特別是小說經歷了兩次陣痛與轉向。第一次是1980年代中后期的“尋根小說”“先鋒小說”對小說自身的“革命”，即大幅度地“向內轉”；但現代主義的實驗是短命的，摒棄了現實主義塑造人物的方法，但又沒有建構起成熟的現代主義塑造人物的規則來。小說選擇了回歸寫實主義、現實主義的道路。第二次是1990年代之后的市場化、世俗化潮流，包括小說在內的各種文學門類滑向社會邊緣，小說應對社會的變遷，分化成主流小說、精英小說、通俗（市場）小說三種形態。實事求是講，在這幾十年間，也涌現了不少的小說精品、力作，許多實力派作家的代表作誕生在這個時代。但從人物塑造角度觀察，卻并不樂觀。新穎、獨創的人物形象很難看到，典型化人物更是鳳毛麟角。意象化、抽象化人物在繁衍生長，但淺嘗輒止并不成熟。文學理論與批評不再關注人物塑造問題，使這一重要理論課題束之高閣。

在現實主義文學理論體系中，典型人物理論是一個重大問題，是性格人物理論的深化與升華。典型人物理論在西方文學史上源遠流長，特別是18世紀之后的康德、黑格爾、別林斯基、盧卡奇、馬克思、恩格斯等，建構了宏大精深的典型理論。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中，一代一代文學理論家，如何其芳、錢谷融、蔣孔陽、李澤厚、張光年、劉再復等，都對典型理論的建構作出了卓越貢獻。但長期以來，典型理論只是在現實主義范疇內打轉、展開，典型人物只屬于現實主義一家。有些理論家企圖打破這一門檻和局限，但往往遭到斷然的批評與否定。新時期以來的創作與理論探索，已漸漸打破了典型理論的規則，一些作家、理論家提出了“解放典型”的觀點。譬如王蒙早在1980年代初期就說過：“文學是人學，文學要表達的是人的思想、情感、心理……它以人為對象、為創作素材，所以，我們直接用典型人物來表達對于人的觀察、感受和理解，用人物來表現人，這是現實主義敘事文學最順理成章、最直截了當、最有效、最經過長期考驗的創作方法。”⑧ 作家在這里不談人物的性格、行為等，而專注人物的思想、情感、心理，認為這種精神性的人物形象同樣可以成為典型。他又說：“不只是現實主義的典型人物才能成為共名，恰恰是一些運用非現實主義的抽象的方法、表現主義的方法、虛擬的方法、象征的方法、干脆還有圖解的方法塑造出來的人或非人或事件，更容易成為共名。”⑨ 共名是一類人事共有的名稱，它與典型相近。作家把典型與共名相提并論，認為現代主義創作方法更容易創作出共名人物來，那么現代主義人物形象，也同樣可以成為典型。蔣承勇在論著中列舉了西方現代主義小說諸多人物或非人物，如卡夫卡筆下的測量員K、大甲蟲，加繆小說中的莫爾索，薩特筆下的洛根丁，海勒小說里的尤索林等，指出：“這類形象作為20世紀現代主義文學中的實驗性的‘典型人物’，它們標志著西方文學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從觀念到方法上在不同時期的歷史演變。”⑩論者干脆把這些現代小說中的形象稱為“典型人物”，盡管帶有實驗性。典型理論一旦松綁，人物乃至典型就擁有了廣闊的天地。

創造更多樣更豐厚的人物形象

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一時代的文學又有一時代的人物形象。

當下中國正處在從傳統農業社會、農業文明向現代城市社會以及工業科技社會與現代文明的轉型期，這是一個劇烈、艱難、漫長的歷史進程。在這一進程中，社會將會發生全方位的變動與改革，影響無數階層人們的生存和命運。在社會加速現代化的同時，也必然促進人的現代化，但現代化的多面性又會以新的方式支配人、“異化人”。文學特別是小說在這樣一場現代轉型中，要發揮它的獨特作用和功能。它不僅要起到娛樂、審美作用，更要體現啟蒙、引導的功能。它要熟悉、研究各種人物，書寫、塑造出多樣化的人物，進而肩負起推進社會前行、提升民眾素質的使命。魯迅“五四”時代提出的文學“為社會”“為人生”的論斷，依然是今天文學應當恪守的宗旨。

走向現代的中國社會，比之傳統的社會變得更加宏闊而精微，有社會學家把現代社會分成五大領域：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每一領域又是一個自成體系的復雜世界。而每一領域的主體是人。小說作為一種“時代的代表性形式”，就要盡可能寫出各個領域的人物形象，豐富、壯大一個時代的人物畫廊。社會學家還按照職業、資源的狀況，把人劃分為十大階層五大等級，依次為社會上層、中上層、中中層、中下層、底層。當下小說，寫得最多的是底層中層社會與相應的階層人物，而中上層社會和人物寫得很少。而恰恰是中上層精英人物，支配著社會，他們的人生有更豐富的內涵。一個作家寫什么領域的生活、什么樣的人物形象，是由他的生存環境和思想傾向決定的，沒有高低，無可厚非。但對一時代的文學，則應提出更高的要求，寫出多樣化的人物群像。

小說的人物形象，從表現方法、從審美范疇講，也應該是多姿多彩的。每一類人物形象，都有自身價值，不可替代。多種人物形象的互補互鑒，才會有文學的興盛。童慶炳主編的《文學概論》，集人物理論之大成，擴展了福斯特《小說面面觀》中的人物分類，把人物分成“扁平”人物、表意型人物、“圓形”人物、“性格”人物、典型人物共五種類型11，是較為全面、成熟的人物分類理論。

筆者受童慶炳人物理論啟迪，把人物形象分為兩個體系八種類型。一個是外向性的性格類人物，共四種，大抵屬于傳統現實主義人物形象；另一個是內向性的精神類人物，凡四種，基本屬于現代主義人物形象。性格類人物更契合人們的閱讀期待，給多層面讀者留下難以忘記的印象。精神類人物形象更適合高端讀者的審美需求，卻影響更廣大讀者的閱讀接受。這種分類未必全面、準確，兩種人物也常有越界、融合現象，但卻似乎可以涵蓋更多樣、更復雜的人物形象，打開人們的思維和視角。

外向性性格類人物形象。一種是個性化人物，這種人物突出的是人物的個性特征，并努力在個性中體現共性。“十七年”小說中很多人物屬于這種類型，這種人物往往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與記憶。但這種人物著力于外在個性，不易抵達深層共性，容易出現恩格斯批評的“惡劣的個性化”現象，因此1990年代之后這種人物越來越少。另一種是類型化人物，這種人物凸顯的是人物身上那種階層的、民族的、地域的性格和人格，予以集中、強化，使人物成為某類人群的代表、象征。譬如中國古典小說和“十七年”小說中，就有大量這樣的人物形象。這樣的人物同樣是有審美價值和社會意義的，但容易出現雷同化現象。還有一種是共性化人物，這種人物形象思想大于形象，共性大于個性，呈現出較強的理性和共性特征，往往是某種政治、某種理念的化身。在革命戰爭文學、“文革”文學中，不乏這樣的人物形象。這種人物具有較強的社會功利色彩，但缺乏審美價值。最后一種是典型化人物，這種人物是個性化人物的發展與升華，是個性與共性的有機、高度融合，是人物形象的最高形態，也是創作難度最大的人物形象。康德、黑格爾、馬克思、恩格斯等的經典論述，在今天依然富有價值。“十七年”小說和“新時期”小說，涌現過眾多的典型人物；但1990年代之后，小說中的典型人物發生了新的變化。譬如陳忠實《白鹿原》中的朱先生，作家淡化了人物的自身性格，卻增強了人物的文化性格與品格，使人物成為代表傳統文化的典型形象。譬如閻連科《年月日》中的先爺，寫他與一條狗面對千年大旱、無糧斷水絕境中的堅韌抗爭，作家弱化了人物的性格刻畫，卻突出了人物那種頑強、機智、勤勞、固守土地的民族性格與精神。白先生與先爺，是兩位現代現實主義的典型人物。典型人物是需要下苦功、花力氣才能成就的人物形象。時代、文壇、讀者，都期待這樣的人物形象。

內向性精神類人物形象。從現實主義小說過渡到現代主義小說，由人物形象層面看，實質上是對傳統人物形象的反叛、顛覆，即從著重寫人物的外在性格、行為，轉向著力寫人物的內在心理、精神。正如學者徐岱所說：“史詩里的人物多為超人，浪漫主義小說中多為巨人，現實主義小說中多為凡人，自然主義文學中多為畸人，現代主義文學中多為怪人，后現代主義小說里則多為‘小’人。”12 其實西方現代后現代小說中的人物，豈止是“怪人”“小人”，有時甚而是“非人”——如動物、事物等。當下中國的小說，人物形象還沒有演變到西方現代小說人物的境地，有著較強的寫實主義、現實主義特征，但也滲透著現代甚至后現代的因素，這種混雜的文學思想與方法，直接影響著人物形象的塑造。

第一種是意象化人物。意象是多義概念，簡單講就是寓“意”之“象”，指那種寄托作家主觀感情與思想的客觀事物與人物。這種人物有形象、有言行甚而有性格，但作家更賦予其心理、情感、精神，有著獨特的詩化、抒情韻味。寫得好自然也可以成為出色的人物形象、典型形象。如汪曾祺筆下的小銀匠十一子、彩云姑娘、小和尚明海等，既有寫實成分，更有詩意成分，是優美的意象型人物。作家說：“我不大喜歡‘性格’這個詞。一說‘性格’就總意味著一個奇異獨特的人。現代小說寫的只是平常的‘人’。”13 當下的很多小說，寫的都是意象化人物，成功的自然有，但多數呈現出支離破碎、模糊不清的形態。原因就在作家沒有把人物當作一個“主體性”形象去對待、去構思、去刻畫，人物只是作家感情、思想的一個衍生物。意象化人物并不好寫。另一種是心理化人物。這種人物以展示心理、情感、思想乃至意識流為重心，而舍棄了人物的外在形象、性格等。這種人物形象來自西方意識流小說，1980年代初在王蒙等作家手里大放異彩。王蒙這一時期小說中的岳之峰，繆可言、陳杲等，都是頗有特色的心理化人物。但王蒙小說中的心理化人物，又富有很強的現實主義特征，與西方的意識流人物大異其趣。現在的心理化人物已很少看到，而意識流作為一種表現方法，經常運用到對人物形象的刻畫中。還有一種是抽象化人物，這種人物抽取那種共性的、普遍的本質特征，進而構成人物形象，而舍棄了那種個別的、瑣碎的人物性格與言行。抽象與象征相通，一些抽象人物往往成為象征人物。這是一種現代人物形象，1980年代小說中屢見不鮮，1990年代之后漸漸稀少。最后一種是典型化現代人物。典型有典范、規范、楷模、代表等多種涵義。它不僅適用于現實主義人物，也適用于現代主義人物。現代典型人物不重視人物形象、性格等外在特征，更注重人物的心理、意識、情感、意志等，為了突出人物的精神形象與共性品格，又往往借助夸張、荒誕、變形、象征等多種創作方法與形式，使人物形象變得更加強烈、理性變得更為彰顯。這樣的人物形象在西方現代小說中有眾多成功例證，而在中國現代小說中還不多見。現代典型人物與現實典型人物，皆是難度極大的人物類型，沒有豐厚功力和卓越才華的作家，是很難塑造出來的。

人物形象塑造，創作上的乏力，理論上的困惑，正深度影響著小說的變革與發展。作家、批評家要確實認識到這一問題的嚴峻、復雜，努力反思、重建主體性理論、文學是人學理論，在創作中潛心探索人物塑造方法，在批評中聚焦人物塑造理論，用數年的時間突破人物塑造的瓶頸，打通人物塑造的通衢，推動中國小說真正走向高峰。

注釋：

①②錢谷融：《錢谷融文論選》，上海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34、26頁。

③劉再復：《論文學的主體性》，《文學評論》1985年第6期。

④王安憶：《故事和講故事》，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頁。

⑤閻連科：《神實主義小說的當代創作》，《中華讀書報》2011年5月18日。

⑥李洱：《問答錄》，上海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331頁。

⑦⑩蔣承勇：《19世紀西方文學思潮研究·現實主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397、395頁。

⑧⑨王蒙：《王蒙文集》（第1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97、103頁。

11童慶炳主編《文學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21頁。

12徐岱：《小說敘事學》，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161頁。

13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卷3），鄧九平編，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頁。

[作者單位：山西省作家協會]

[本期責編：王　昉]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