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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節氣是付秀瑩建構芳村地圖的重要坐標，在她的長篇新作《野望》中，二十四節氣成為整部小說的章節結構，并根據節氣流轉來安排故事情節，小說也由此從強調故事性轉向一種貼近現實生活的日常性。在小說中，這種由節氣支配的自然秩序、社會生活秩序以及人事變遷和風俗鋪展，形成了獨特的節氣美學，而這節氣美學可以具體表現為小說中的物象美學、敘事美學和風俗美學。

關鍵詞：付秀瑩 《野望》 節氣美學 物象 風俗

節氣作為中國傳統時序，是一種符合自然規律、指導政治民生的權威性時間尺度，它的形成經歷了從自然領域中脫胎而出到被納入人文領域的過程。《禮記·月令》將春夏秋冬四季以孟仲季三級劃分為十二紀，《淮南子·天文訓》根據天文測算將十二紀進一步劃分為二十四節氣，西漢時期二十四節氣被正式納入《太初歷》，在農事生產指導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所謂“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①，這是中國古代社會中自然時序與人倫物理緊密纏繞、互相影響的鮮明體現。

付秀瑩的《野望》中將二十四節氣作為章節結構，延續了小說《陌上》的地理環境以及人物關系，借助深厚的古典文學素養和鄉土生活經驗，講述了以翠臺家為核心、輻射至整個村莊的芳村故事，不斷豐饒著以當代芳村為核心的文學書寫。在小說《野望》中，付秀瑩倚靠物象化敘事策略，搭建了融貫自然與人文氣息的鄉土性場域，試圖在芳村這個文學空間中根據二十四節氣的流轉來安排應時而動的人類活動，并最終借由對風俗變遷的描摹而深入芳村的精神心靈，進而傳遞出二十四節氣在賡續傳統的同時吸納新質的文化活力，揭示了以當代芳村為代表的現代鄉土社會中推動文化更迭的情感性動力。

一、韻味深遠的物象美學

若說付秀瑩擅長以物象的描摹來烘托故事氛圍、傳達自身對于芳村鄉土環境的細致關切，那么在新作《野望》中，物象實體與二十四節氣的關聯則被鮮明地表現出來。節氣在《野望》中具象化為應時而變的物象群，籠統來看，它們主要涵蓋兩類形態，一類是以氣象與動植物為代表的自然物象，如日月風雨、樹木莊稼、家禽野獸等。另一類則是不同節氣中具有象征意味的人文物象，如節氣飲食等。如果說前者形塑了節氣觀念的原初表征，那么后者則在此基礎上豐饒了節氣文化中具有儀式性的人文內蘊。物象在《野望》中的呈現并非任意的鋪陳描繪，除了有選擇性的對象與構圖、移步換景、感官聯通等描摹手法外，小說還特別倚靠以流動視線加以凝視的物象化敘事策略，使得芳村空間變得立體、鮮明、富有生命力。這兩類物象形態隨著節氣流轉或出現或消失，在一段有限的時空下遵循著生命節律與歷史沉淀，讓自然生態與人文物事得以在芳村圖景中榮辱與共、相互倚靠，進而形成了受季節支配的含蓄深遠、韻味無限的物象美學。

小說每章幾乎都或詳細或簡略地勾勒出二十四節氣的芳村氣象，作為空間的重要呈現方式，氣象不僅充當著人物、故事的敘說背景，也以其無孔不入、潤物無聲的存在形態影響著鄉土村莊的面貌與情緒。村莊自身非但不能脫離自然生態的滋養，反而是不斷倚賴這些永恒流轉的生態元素而扎根發芽，并且塑造了與氣象變化相契合的季節性鄉土氛圍。在氣象系統的輪轉下，芳村先后經歷著小寒節氣的冷硬寒風與慵懶日光，春分節氣的濕潤露水與霧靄，大暑節氣的溽熱濕氣與變幻云彩，寒露節氣的秋雨與涼意……付秀瑩在敘寫芳村氣象環境時，寥寥數語卻涂抹出一幅極具四季風味的氣候畫卷。圍繞著芳村的太陽、水霧、風雨等自然物象群的形態轉換，付秀瑩還原了芳村在外部環境映照下的多重面貌，也由此在短短一年的敘事時間中完成了一次穩定且有序的氣象輪轉的閉環描寫。

《野望》里的動植物是能敏銳感知與顯現節氣變化的生命體。除了野生草木、昆蟲、禽鳥等生物之外，莊稼與家畜、家禽這些經過人類馴化的生物，無疑也遵照著生命節律而生長繁殖。例如，二十四節氣承載著大部分莊稼的成長史，雨水、驚蟄、清明、谷雨等節氣，關聯著莊稼最初的生發環節，此時它們需要汲取充足水分以破土而出、抽芽長條；夏至、小暑、大暑等節氣，則是莊稼的繁榮發展期，它們在陽光和雨水的滋潤下蓬勃生長，部分短周期的莊稼進入了第一波收獲階段；白露、秋分、寒露等節氣，暗示著棉花、麥子等莊稼抵達了生命繁盛的巔峰期，即將面臨著被收割入庫的最終結局；直到小雪、大雪、冬至等節氣之后，整片田野迎來了年末的休耕期，貯蓄精力與養分以待明年的再次耕種。勞作者從自然環境所汲取的節氣規律最終以耕作、培育的方式返回至動植物自身，人工培育的物種呈現出飽滿豐盈的成長姿態。院子里石榴樹開滿層層疊疊的紅花，菜畦里大蔥粗壯肥厚，西紅柿已經長成圓滾滾的大鈴鐺模樣，還有勤下蛋的雞與鵝。小說借助動植物這類自然物象的生長歷程以印合二十四節氣的輪轉軌跡，隨著當代種植養殖經驗與古代節氣定義逐漸重疊，再次證明了古人的農業智慧，顯示出節氣文化超越時空的應用性價值。

小說有選擇性地挑取具有節氣代表性的自然物象，使用擬人、聯覺等描寫手法，以人類視角觀察對象物，將思想與情感投注其中，將人們對自然場域的無意識掃視，代之以有目的、有意識的凝視，于是芳村物景化成作者心象時就帶有了獨特的主觀情感色彩。比如，人們在冬閑時期的慵懶與閑適投射在物象時，朦朧微弱的太陽光就被形容為無精打采、眼睛半睜半閉的，收割后光禿又靜謐的田野是沉睡著的；夏天作物們茂盛生長，豆角的淡綠嫩須在木架上撒歡攀爬，粗壯肥厚的蔥管長得潑辣極了；豐收時節的莊稼則蔫耷耷的，大玉米棒子歪著腦袋斜插在秸稈上，地頭洋姜的瘦高桿子在風里搖頭晃腦。這些自然物象群不僅裝點了故事的自然背景，描摹了不同節氣下或蓬勃生長或衰落凋零的芳村風貌，同時更以人類情感與動植物生命狀態共鳴的敘事手段來凸顯鄉土生活的秩序感。

除了采用擬人手法來激活物象群的生命力，作者還嘗試調動人類多種感知系統，以通感的美學方式為讀者營造一場恍若身臨其境的沉浸式漫游。最明顯的是體感，初春時蒸騰的地氣是濕漉漉的，冬天的寒風則是凜冽刺骨的。嗅覺最常用于描寫田野的氣息，比如立春節氣時的泥土腥味和草木香氣、秋分節氣莊稼收割后的谷物香氣。聽覺則比體感、嗅覺更敏銳地辨別節氣，比如第一場淅淅瀝瀝的秋雨始于寒露、枯枝被風吹動的嘻索響聲則預示著小寒已經到來。在人們凝神體悟時，這些日常物象似乎重煥新生，實體的質感紋理與非實體的節奏律動展示了生命悅動的美感，給予人獨特的審美體驗。

當自然物象組合成圖景，以流動視線加以凝視或眺望、以虛靜純粹的感官去體察時，遠近虛實交替呈現的物象群就超越了其所在的有限時空，構成了含蓄深遠、韻味無限的美學意境。付秀瑩總會很有耐心地描寫芳村物象，如同電影中的空鏡頭：從天地之間的陽光雨霧寫到草木田野、犬吠雞鳴。讀者跟隨著作者的隱形視角，從一處物象游動到另一處物象。這種視線流動遵循著某種遠近輪轉的秩序，隱藏著作者對芳村詩畫意境的理解與把握。比如春分節氣的某個清晨，作者從籠罩著淡淡煙靄的田野寫到路邊骨碌碌滾動在草棵子上的露水，再到天邊火燒般的胭脂紅色朝霞。從遠處的虛象到近處的實象，再移至更遠處的天空，正像宗白華所講：“中國人于有限中見到無限，又于無限中回歸有限。他的意趣不是一往不返，而是回旋往復的。”②付秀瑩以節氣為鏡，深刻洞察了傳統農歷時序與自然生態的隱秘共鳴，書寫了芳村百姓在意識到季節變化的同時，體悟世間萬物的生長秩序與呼吸脈搏，從而抵達心物交融、感物興思的美學境界。

除了上述自然物象以外，小說中的節氣飲食、儀式活動等更是被寄寓了內蘊豐富的節氣文化。這類人文物象大多浸潤于小說人物的日常生活中，涵納著具有地方特色的芳村風俗，也承載著芳村百姓對于鄉土傳統的深厚情感。一方面，《野望》中的飲食符號被賦予了鮮明的節氣意義，不同時節的自然氣候孕育出不同的動植物與飲食文化。比如臘月的餃子、糖瓜、年糕與肉鹵子面，關聯著芳村人家團圓、喜慶的年關氣氛，飽含著人們對新年新氣象的美好期望。還有端午的粽子、二伏天的涼面與豆醬、中秋的月餅以及寒露時用新鮮小麥制成的面食，無不昭示著一種受節氣支配的飲食秩序。另一方面，作為節氣文化的重要構成，儀式活動中所涉及的人文物象同樣被賦予了重要的情感價值，比如臘月二十三的灶王爺像、大年三十的鞭炮與窗花、清明節的紙錢與元寶等物象。如果說自然物象群喚醒了芳村人對節氣的感知，那么人文物象作為節慶儀式中的鮮明標識物，在小說中的每次出場都加強了對節氣氛圍的渲染。這些人文物象隱藏在芳村人的衣食住行之中，在時間的流動中自然地顯現與蟄伏，其背后深蘊的時間維度，使其傳遞出既傳承歷史又面向當下的韻味。

具有象征性的物象觸發了人們對四季輪轉的認知，這也是二十四節氣包括七十二物候形成與發展的主要根據。反過來說，節氣不僅是一種時間概念，更是各種典型物象與人類儀式活動的凝練總結。與節氣為代表的農歷時序相比，以數字為時間刻度的公歷時序弱化了時間與環境表征的內在呼應，以更科學系統的天文觀測數據取而代之。以數字還是以物候來認知時間，這是兩種不同的感知方式。路易·加迪在《文化與時間》里說，“時間的感覺和知覺方式揭示了社會以及組成社會的階級、群體和個人的許多根本問題”③。節氣似乎更能讓人與周遭環境接續起來，蟬鳴陣陣的立夏、瓜果飄香的立秋、北風乍起的寒露，它們寄寓了人們對環境的知覺感受、應時產生的別樣心境與情感，更能令人體悟時間自我的存在。節氣作為帶有漢字美和民族特色的中華文化，已經深深滲透在中國人的血脈之中，就像付秀瑩所說，鄉村人不說星期一、星期二，他們一說就是初一、十五，他們也不說夏季、冬季，一說就是大暑怎么樣，小寒怎么樣，節氣文化正是付秀瑩想寫出的那種“不變的、帶有文化根脈性”④、潛藏于中國人內心深處的東西。

二、與自然同頻共振的敘事美學

節氣作為融貫自然與人文物象的歷史文化，始終是付秀瑩建構芳村地圖的重要坐標。她的長篇小說《陌上》在楔子中便描述了芳村全年的節氣，從農歷春節開始，經歷了正月里五窮日、老鼠嫁女、元宵唱戲、游百病等節慶風俗后，寒食節、端午節、鬼節、中秋節等傳統節日便紛至沓來，最終在冬閑中等待又一年的到來。《野望》中，二十四節氣則主宰著整部小說的章節結構，小說依據線性時間中的節氣流轉來安排景觀變化與人事變遷，使得自然秩序與人文秩序兩者的契合與共鳴得以在芳村敘事中被突顯出來。不過，時間在《野望》中的呈現雖然不是極具故事性的敘事迷宮，但也并非物理意義上的勻質鋪排，而是在敘事時間軸上自如地跳躍與停頓，這種或短或長的時間褶皺讓芳村日常變得鮮活生動、跌宕起伏。借助這種時間牽引事件的敘事策略，付秀瑩細致描畫了當代芳村的人情物理，倚靠著一種自然與人文環境同頻共振的秩序性與日常性，最終形成了建立在順應四季變化基礎上的敘事美學。

從小說敘事策略來看，付秀瑩在每章開篇前引入闡釋節氣的古文與描寫節氣物景、人景的古詩，同時按照節氣變化來安排環境移轉與人事變遷。細致分析不同季節的關鍵事件及其核心主題，會發現它們若隱若現地透露出與所處節氣相契合的氛圍，讓讀者感到應時而動的秩序感。一年四季猶如戲劇中的起承轉合，象征著萬物萌芽、發展、繁盛、凋零的生命歷程，每個季節的自然秩序與相應節氣的敘事主題形成了對位關系。

小說中春天的六個節氣圍繞著“新生命孕育”和“生產事業開工”兩個主題娓娓道來。在萬物復蘇的驚蟄節氣，芳村里麥田瘋長、草樹冒新芽、鳥蟲嘰喳歡鳴，預示著新生命的誕生。除了動植物的新生，付秀瑩還將人類社會中孕育生命的話題納入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它在小說中成為長期困擾芳村女性、觸發婆媳矛盾的核心問題。圍繞著不孕、懷孕與流產等孕育狀態，付秀瑩借助女性群體的敘述視角展現了鄉村婦女的生育困境，從婆婆、媳婦以及鄰家婦女這三者身份著手，體察不同身份的女性如何理解并處理生育問題帶來的悲喜哀樂。

作為萬物初萌的一年之始，春季的開端地位不僅體現在自然意義上的生命誕生，更凸顯于社會層面上學習、工作等物事的再次起航。付秀瑩在敘寫春季的芳村生活時，從正月十五元宵節后兩代人的開學、開工講起，青年輩或返校學習或進城務工創業，中年輩或從事農業生產或在鄉鎮工廠流水線工作，小說由此呈現了當代芳村兩輩人的現代生活圖景。它有別于過往將鄉村生活與農耕作業、淳樸人情等所謂農村符號捆綁起來的文學經驗，就像翠臺看到電視劇里對鄉村風土的刻板描繪時，她反駁說：“如今農村早大變樣兒了，這都是哪年的老皇歷哇。真該叫這編電視的來咱芳村走走看看！凈瞎編！”⑤付秀瑩通過這位鄉村婦女翠臺之口，講述了當代鄉土社會與現代化生產方式與生活觀念接軌的重大鄉村轉型，并重新描繪了芳村被納入現代化社會結構中的嶄新面貌。

夏天是生物競相勃發的季節，小說中的夏天不僅展示了各方力量勢如破竹的生長狀態，也揭示了萬物蓬勃生長下隱藏的生存資源競爭以及由此引發的種種矛盾沖突，于是“資源競爭”與“人際矛盾”成為盛夏時節芳村物事的主題。從毒辣陽光到翩翩蝶蜂，小說借助夏季自然環境的暴烈與喧囂，敏銳捕捉到了人物情緒隨著氣候轉變為炎熱煩悶而呈現暴躁易怒的特征，家長里短的矛盾爭吵便在炙熱的氣溫與劍拔弩張的對話氛圍中爆發而出。借助對話的開啟、升溫與冷卻，付秀瑩以兼具日常性與文學性的細膩筆觸還原著當代芳村所聚焦的民生問題，也由此展開對社會資源競爭的敘述。作為資源競爭的集中投射，芳村街市經歷著飯館關張與私廚開業、燒餅攤與馃子攤的生意競爭、實體超市與網絡購物的供給沖突……這些此消彼長的商業競爭折射了當代鄉村中關于權力、金錢與人情的糾纏拉扯，以及來自外界的勢不可擋的時代趨勢對鄉村社會結構的動搖與重構。

經過盛夏的野性生長，秋天便進入了收獲時節，天氣也由炎熱活躍逐漸走向低沉肅殺。小說中除了描寫秋天農作物豐收之外，將敘述重點放在秋季災異與檢查處置這兩方面，這樣的敘事策略暗合了中國古代關于人事安排要符合自然意志的天道觀念。《春秋繁露》有言：“王者配天，謂其道。天有四時，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時，通類也。天人所同有也。慶為春，賞為夏，罰為秋，刑為冬。”⑥意思是帝王在下達政令前，要考慮到與四季變化相適應的前提，違背天時則會導致重大災異。放在《野望》所描述的秋季芳村，這種天道觀念顯現為，爆發豬瘟、檢查芳村皮革廠的污染情況、扣押污染嚴重的三輪摩托車、為芳村百姓提供免費體檢等。盡管秋罰觀念已經逐漸被歷史的塵埃所掩埋，上述的這些事件在現實社會中也完全可以發生在任何季節，不過，付秀瑩仍然以深厚扎實的古典文學功底將失落的節氣文化打撈起來，發掘那些沉潛于人類現代活動中的民族歷史基因，為當代文化與科學知識難以回答的環境問題、生命問題找到解釋的出口。

《野望》中的冬天蔓延至小說的開頭和結尾，各自敘說著不同的故事主題。小說的開頭從小寒、大寒節氣的芳村物事開始講起，以臘月芳村最宜辦喜事的鄉土觀念為切口，圍繞著婚姻家庭的主題講述芳村的夫妻矛盾、婆媳矛盾、妯娌矛盾等。小說在這兩個節氣中花費了大量筆墨描述主人公翠臺的兒子大坡與兒媳愛梨的家庭矛盾，將小年時媳婦必須在婆家的傳統觀念與大坡和愛梨這對青年夫妻并置以進行實驗。作者安排夫妻倆在小寒節氣吵架分離，翠臺為了讓媳婦能在小年時回婆家，嘗試了派鄰里親戚講和、找神婆通靈求啟、土地廟拜觀音等各種方式，最終還是失敗。這次勸歸事件反映了傳統文化對媳婦的要求在崇尚個體自由與女性獨立的現代社會中已經失去權威，這個日漸顯著的社會觀念由城市傳遞到鄉鎮，并在改變鄉土傳統觀念的基礎上扎根于芳村當代文化之中。

小說最后則以冬天的剩下四個節氣作為結尾，作為一年中的最終季節，冬季不僅象征著回顧過往的歷史眼光，也蘊涵了展望下個輪回的前瞻目光。在小說中，芳村女性不僅在冬季回顧青蔥歲月，重新展露出年輕女性的嬌羞神態，同時也考慮到即將邁入或已經身處晚年的養老問題。借助芳村鄰里村民對于養老場所、代際矛盾等問題的討論，小說呈現了時興的以養老院為核心場所的專業化養老模式已經進入芳村百姓的視野，盡管還有許多老年人執著于居家養老、兒女親自贍養的晚年生活，但隨著現代化觀念逐步滲入鄉土生活之后，代際矛盾以及同齡人的觀念更新將會不斷動搖鄉村傳統養老觀念。

饒有興味的是，付秀瑩捕捉到季節輪返與青年返鄉工作這兩個事件中的相似動作——“回返”，敘說了芳村青年價值追求的時代性變化。小說將冬至而非大寒節氣安排在最后一章，或許正是考慮到冬至在自然意義上的特殊意涵。天文領域中的冬至，是太陽直射點開始從最南端返回的首日，這個自然規律使得冬至節氣具有一種走到盡頭之后開始回返的意味，而這個回返的動作巧妙地與青年畢業返鄉的動作相吻合，這樣的敘事安排和人物命運選擇不僅在故事層面而且在現實生活中都是極具開拓性的嘗試。在城鄉差距日益增大的同時，鄉鎮青年們竭盡全力想跳出相對閉塞的鄉村而扎根于現代都市，付秀瑩曾經在小說《他鄉》中塑造了這樣一位心懷進城執念的年輕女性，而在新作《野望》卻刻畫了一群“往回走”的青年，他們放棄世俗眼光中優越的城市身份和前途光明的工作機會，選擇將才識與熱情投入到鄉村振興的偉大事業中。雖然大學生返鄉之路依舊困難重重，但付秀瑩仍然以開放勇毅的胸懷肯定了青年從城市來到鄉村進行鄉村建設的意義和價值。

小說挖掘了節氣變化與人類活動之間的潛在聯系，以二十四節氣為順序，依次敘說芳村百姓所經歷的大事小事。雖然付秀瑩的另部小說《陌上》也引入了重要節氣，但總體而言還是事件牽引著時序，它更強調的是故事性，而到《野望》這里它所強調的東西不同了，是更貼近現實生活的日常性，是一種由節氣支配的社會生活秩序。評論家崔慶蕾在評論《野望》時說：“在鄉村，節氣或者節日就是一種特殊的時間刻度，是比四季輪轉交替更為具體的時間秩序。”⑦《野望》的故事時間被限制在一年之內，人物和事件隨節氣流轉而輪番出場，每章節由最關鍵的幾件事構成，各個章節的核心事件之間又是一脈相承的，于是小說結構就顯得更為精巧有序，體現出節氣作為章節結構和事件編排邏輯的秩序美。

在文學史走到現代之后，無數作家開始嘗試打破慣常的線性敘事，借助時空錯置、視角轉換等非線性敘事的講述方法，來表現人物身處精神困境、信仰崩塌時內心的混亂不安乃至絕望。但實際上敘事內容上的日常性和敘事結構上的秩序性，更考驗作者對現實生活的洞察力，以及將其轉化為洗練語句和動人故事的講述能力。付秀瑩重新借助線性敘事以講述芳村故事，通過文學世界中的秩序性來探索現實生活中重建精神秩序的可能性，整部小說因此表現出自信、從容、篤定的氣場。

三、傳統與新質交融的風俗美學

《野望》中的節氣文化不僅借助自然與人文物象所構建的鄉土性場域而呈現出來，而且倚靠節氣文化與人類活動相互呼應的敘事策略，更新了與鄉土文化和社會結構相關的文學經驗，并以此還原了當代鄉村的現實面貌和精神特征。對于一個處于現代化建設的鄉村而言，挖掘歷史悠久、根基穩健的傳統文化，是其維護自身獨特性、避免被現代文明沖刷殆盡的關鍵所在，但是，文化是一汪時刻活躍著、不斷向前流動的水，在構建現代鄉村文明時，除了保護已有的歷史文化根基之外，新質文化的挑戰與融入同樣也不可忽視。在兩種維度的文化發生沖突與交融的過程中，隱匿著作為文化發展核動力的人情物理，這就使得這類鄉土敘事表面上書寫文化變遷、實則蘊藏著一股強大的情感力量，它足以推動傳統文化與新質文化的融合與發展。在付秀瑩筆下的當代芳村，二十四節氣不僅承載了深厚的文化風俗，指導著人們的農事活動、衣食住行、婚喪嫁娶、人情來往，而且又在社會文化的變遷中發生了新變，以更開放動態的眼光接納了具有時代先鋒性的思維觀念，形成了傳統與新質交融的風俗美學。

在每章節開始敘述之前，小說先引用了一段源于古代字典或類書對于所屬節氣的釋義，以及一首以所屬節氣為主題的詩歌，接著才開始正文的講述。這種以古典文化與文學為開端進而引出當代故事的篇章結構，最先體現出歷史文化與現代文化交相輝映的敘事美學，一方面展示了古人眼中節氣文化的客觀化表征與文學化呈現，另一方面則以此為參照，具體鋪陳當代社會環境與時代觀念，并呈現了新時代下現代人眼中的節氣文化及其風俗習慣。

在正文內部同樣也蘊涵著關于風俗變遷的表述，大多以“芳村這地方”起頭，開始講芳村早先有何習俗、如今又有何變化，但通常情況是“只有那些上了年紀的，還惦念著”而“年輕人們，早不管這一套了”。這些類似表述在小說中頻繁出現，每次都傳遞出傳統風俗的日漸失落、芳村人對舊風俗的疏離以及作者對此現象的憂慮。小說將舊文化的衰落與新觀念的崛起轉化為文學敘述中的新舊文化沖突，進而講述著節氣文化的時代新變與芳村人在面臨觀念沖突時的困惑與掙扎以及觀念融合后精神上的釋然與開闊。

《野望》中寫到三類與節氣文化相關的沖突。一類是新舊節慶風俗的沖突。比如春節前后舊風俗的簡化甚至消失，臘月二十三貼灶王爺畫像的習慣因電磁爐和液化氣取代灶臺而被忽視，正月十五看燈和正月十六游百病的風俗因芳村青壯年在年后紛紛外出務工而被迫停止，這些禮節習俗隨著芳村人生活習慣與生產方式的變遷而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再如祭祖祭品由過去的手工制作轉為直接購買，過去的手作紙錢、金元寶和寒衣，在芳村人手指翻飛、一針一線的過程中悄無聲息地融入了手工制作者對先祖的緬懷與思念，但如今它們通過油墨印刷、機器編織的方式而被流水線式地生產出來，流通至祭祖時期的祭品市場，這種生產交易方式剝落了原本附著在祭品之上的深厚情感，連帶著共同制作祭品時的特殊氛圍也被隨之埋葬。通過展示以上這些傳統風俗的失落，小說不僅從宏觀歷史文化的時間軸上揭示了現代科學技術、市場經濟、勞動方式等因素對地方風俗的侵襲和降格，而且在微觀個體生活的細節敘述中呈現了芳村人面對文化傳承困境的被動姿態與無能為力。

除了傳統風俗，與節氣文化密切相關的傳統農業生產模式也在時代觀念流轉中，與現代化的機器生產和市場需求之間產生了難以逆轉的矛盾。比如季節性種植作物的選擇。冬麥收割后不再種植工作量大且易被偷青的玉米，而是種省時省力的豆子和油葵，也只是供自家食用；秋收后也不再種植大面積的棉花、高粱和谷子，這些莊稼以及相關棉花制品在市場上隨處可見，即使老派莊稼人種高粱，也只是在田埂地頭小面積種植，“只為了使那高粱秸稈，編放餃子的排排，編盛干糧的淺子，高粱穗子呢，綁帥鍋的炊帚，掃地的笤帚”⑧。再如生產方式由機器代替手工，要么是種植者自主操作小型機器，要么外包給專業大型機器進行收割作業。這種生產模式的變化關系到種植成本與實際需求，小說借此反映了當代鄉村小規模農業領域在生產規模、勞作方式和種植目的方面的現代化更迭。值得注意的是，小說還寫到了養殖業的集體合作化趨勢。在《野望》的秋冬季節，芳村乃至全國爆發了影響極大、損失慘重的豬瘟事件，針對這次大規模養殖豬死亡事件，國家出臺政策鼓勵養豬戶聯合起來規模化經營養殖場，以降低個體養殖戶的風險，統合生產資源以提高生產效率和養殖收益。于是，以傳統節氣文化為指導的農事觀念逐漸讓位于新型鄉土生產模式，小說借此傳遞了對當代鄉村振興事業的充分肯定。

節慶風俗與農業生產模式是節氣文化的直接表征，它們承載了二十四節氣的鮮明特色與獨特記憶，不斷在時代更迭中確證著節氣文化的存在形態。除了上述兩類沖突之外，小說還寫到了生活觀念、身份認同、價值追求等深植于鄉土人際網絡的沖突，它們在《野望》中具象為婆媳矛盾、代際矛盾、養老困境等指向家庭內部與俗世人情的問題。在風俗再變化的書寫過程中，極具等級秩序意識的倫理文化變成人物沖突的觸發點，比如小年時節媳婦必須在婆家過節的習俗，因女性社會地位相對提升而成為被青年夫妻打破的保守觀念；節氣文化所強調的贍養老人，關聯著過去以孝道為核心、由子女親自撫養老人的養老方式，但這種方式由于如今贍養者自身時間、精力與能力不足而面臨諸多困境。這些觀念沖突共同指向了現代化社會中人際等級秩序與長輩權威的弱化，無論是過去強勢專制的封建觀念減弱了聲勢，還是被支配者和弱勢群體意識到個體獨立性的存在，并通過掌握經濟實力而獲得話語權，實質上是兩者共同讓位于現今時代對自由平等權力的普適追求。在這一意義上看，小說中描述的此類觀念沖突，沖破了節氣文化中被迫脫軌走向專制化和權威化、帶有約束性和消極性的那部分封建觀念，以開放包容的眼光引領傳統文化與現代化觀念接軌，使得當代芳村所顯現的節氣文化透露出一種勢不可擋、永恒向前的發展動力。

小說在書寫文化沖突時，常常借助密集的、不加引號的對話來呈現彼此思想觀念的交織纏繞與話語沖突的衍生過程。這種敘述方式或許與付秀瑩的鄉土經驗密切相關，她曾在小說《陌上》的創作論中說到自己每次回老家都會在村里轉來轉去，推門就進，到處跟人聊天，“這種聊天是滲透式的，他們會跟你講家務事、兒女情，算經濟賬，聊婚喪嫁娶、人情往來，這些‘根根杈杈’讓我受益匪淺”⑨。小說中的對話部分充分展示了付秀瑩提煉日常對話以轉化為文學話語、平衡對話的日常性與文學性的文字功力，更重要的是那種經由對話而顯露出來的鮮明群體性格以及內蘊時代變遷的話語符號。

與對話相配合的是層層遞進的事件編排，它引導著對話的主題與方向，不斷推進小說中節氣文化的現代性轉變。比如最后一章《冬至》以說服翠臺認可女兒返鄉工作為敘事核心，小說在四個場景中設計了四場絕妙的對話，層層推進去表現一位焦慮于孩子前途的鄉村母親，是如何被他者觀念所影響、被社會現實所動搖進而逐步接納青年返鄉建設農村的新觀念。由此可見，在以對話為呈現形式的觀念沖突中，其實還隱匿著立足于文化沖突而尋求解決方式的積極態度。付秀瑩在書寫芳村節氣風俗嬗變時，很明顯能感受到通與變這兩股力量的角逐，雙方都各有立場和道理，但都因為對彼此的情感而妥協。乃至更廣泛范圍的傳統文化在發展過程中遇到沖突與阻礙時，它們落在每家每戶中，也更多是以一種表面激烈、實際溫情的方式來化解矛盾，最后才促成了傳統文化的新變與發展。

付秀瑩試圖將自己筆下的當代芳村打造成窺探現代中國鄉村的窗口，憑借著對風俗變遷的描摹而深入芳村的精神心靈，并由此發現了節氣秩序下的人性秘密、文化更迭中的情感動力。其中那些扎實細密的情節設計與入木三分的人物對話，體現了作者對鄉土社會中各類言行舉止及其背后意義的極強敏感度。付秀瑩曾說過，農村是一個熟人社會，像一棵大樹，你不僅要看到葉子，還要看到埋得很深的根部——倫理、情感、道德觀念、價值判斷，然后通過你的語言去結構和表達。《野望》借由對話的敘事形式，在書寫節氣風俗的嬗變過程中，還原了當代鄉土社會中既與歷史傳統和倫理情感割舍不下、又向往與新質文化觀念接軌的情感力量。因此可以說，《野望》對節氣文化現代面貌的刻畫不但是細膩且精準的，而且表現出風俗通變的美學張力與人性魅力。

結 語

《野望》以二十四節氣為秩序，創建了一個具有濃郁節氣氛圍、受節氣秩序支配的當代芳村。芳村人以自然物象來感知時間，又通過人文物象的建構，來強化這種與自然環境共鳴的時間思維。饒有趣味的是，小說中隨處可見農歷時序而不見公歷時序，這個敘事細節無疑將讀者納入至以農歷歷法為主導的自然思維中，以更明確地體悟節氣文化與人類感知覺的潛隱聯系。這種時間認知或許能將困頓于現代化時間秩序的人們解脫出來，以一種外向于自然與他者的路徑來感知自我與外界的同頻共振，即使它指向了外在于自我的物質世界，而實際上卻借由這條向外感知之路以返回本心，追求一種獨立于外界的內心秩序。而這種秩序感正通過《野望》的日常化敘述風格緩緩地流動出來，由此構建了有別于非線性敘事的文學秩序。

作為芳村文學地理的書寫者，付秀瑩對芳村灌注了無限的心血與情感。在《野望》中，付秀瑩不僅描摹了游動于芳村日常的復雜人情物理，也還原了當代鄉村在面對傳統風俗失落、生產方式更迭、社會等級結構變動等時代變遷時的真實反應。正如付秀瑩在《野望》創作談中所期待的那樣：“我想以我手中笨拙的筆，寫出一個中國村莊在新的歷史場域中的新生新變，我想于平凡的日常生活長河中，呈現大時代背景下人民群眾內心世界的歡樂憂傷，描繪出真實生動、鮮活蓬勃的時代表情。”⑩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華人學者中國文藝理論及思想的文獻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2018ZD265）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胡平生、張萌譯注《禮記》，中華書局2017年版，第321頁。

②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3頁。

③[法]路易·加迪等：《文化與時間》，鄭樂平、胡建平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3頁。

④傅小平：《付秀瑩長篇新作〈野望〉：支撐創作的，依然是堅實的生活邏輯》，文學報公眾號2022年8月11日。

⑤⑧付秀瑩：《野望》，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2年版，第85、289頁。

⑥蘇輿：《春秋繁露義證》，鐘哲點校，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373頁。

⑦崔慶蕾：《傳統的重量與時代的引力——評付秀瑩長篇小說〈野望〉》，《南方文壇》2022年第5期。

⑨付秀瑩 ：《唯有故鄉不可辜負——付秀瑩談〈陌上〉創作》，無極味道公眾號2016年11月29日。

⑩付秀瑩：《“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文藝報》2022年5月30日。

[作者單位：暨南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王　昉]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