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講述中國故事和中國經驗，是新時代現實主義文學的重要主題內容。如何理解“中國總體性”，如何建構“中國”敘事的總體性精神和美學品格，是新時代中國作家面對的重要課題。關仁山的《白洋淀上》將在“白洋淀/新區”這一典型環境中發生的歷史巨變作為表現內容，通過新時代“新人”成長故事的講述，揭示了人/歷史的成長及其“中國”內涵。小說以“講故事”的方式，敘述歷史和傳統在新時代中國的“再發現”與重生，并將其置于古/今的深遠脈絡和中/外的開闊視野中，以史詩性宏大敘事建構當代中國的現實主義總體性美學。小說藝術地展現“新時代中國”的構建和生長過程，揭示了其資源借助、獨特內涵，是理解“新時代中國”形象建構與中國現實主義文學之關系，以及中國現實主義之意涵、功能和形態的典型文本。

關鍵詞：關仁山 《白洋淀上》 歷史 敘事 成長小說

在新時代中國社會文化語境中，作為歷史方位的新時代、作為新時代世界性史詩性實踐正在持續推進的中國和作為“想象中國的方法”的文學，三者之間究竟以何種方式建立內在關聯？如何理解新時代中國文學中幾乎成為“現象”的現實主義？現實主義何以在以文學的方式“想象中國”的熱潮中獨領風騷？如何理解文學尤其是小說與現實主義及“現實”的關系？關仁山的《白洋淀上》是思考如上問題的代表性文本。

一、“成長”與“新人”：人/歷史的生成及其“中國”內涵

《白洋淀上》以王家寨等白洋淀鄉村為典型環境，描述其在2017年至2022年這五年時間內，生活方式、思想觀念、心理情感和人際關系發生的巨變。小說中時間的推進，表現為春夏秋冬花開花落的季節輪換和陰晴雨雪的氣候變換，小說在白洋淀一年四季風景的描寫和婚喪嫁娶節日禮儀等風俗描寫方面，突出展示了時間長河中的動人景觀。不僅如此，小說中的時間演進更意味著歷史的發展。歷史的發展即歷史的成長，歷史的成長即人的成長。人在時間的綿延中會逐步走向衰老，卻會在歷史中走向成熟中完成一個完整的成長過程。歷史充實了時間，在賦予時間方向感的同時，也改變了時間的內涵和形態。歷史總與成長密切相關，成長也關聯歷史?！靶氯恕闭Q生于歷史，是歷史的造物，正如“白洋淀新區”誕生于“新時代”這一歷史，是“新時代”的結晶一樣。

歷史對“白洋淀”這一空間的改造其來有自。這意味著一種“成長前史”的客觀現實——即幼稚的、不成熟的、非理性的“前現代狀態”的存在。具體來說，便是新型時間/歷史進入“白洋淀”之前，白洋淀人及其所處空間面臨的困境。白洋淀歷史上多有干淀、大旱和為搶水而械斗的事件發生。王家寨的“泥鰍”便在與笊籬村的械斗中落水溺亡。工業化發展給人們帶來財富，也付出了淀水被嚴重污染的代價，美麗的白洋淀變得污水成片、垃圾成堆，散發著一股股腥臭；水質的惡劣導致人們不能養鴨，無法打魚；為了治污，收繳漁船，禁止打魚，這又使白洋淀人生活陷入惡性循環的困局之中。再加上，王家寨沒有產業，沒有集體經濟，“百姓沒了進項，王家寨守著白洋淀，就這么不死不活地過日子”。矛盾不僅存在于人與自然環境之間，同樣存在于村民之間。王家寨的兩個大戶老王家和老姚家“自古仇怨深厚”。

由此，新時代、新區的歷史意義在“成長前史”的景深中被凸顯出來。人/歷史的成長勢在必然，迫在眉睫。與王決心相比，小說對喬麥成長的描述，更為完整、飽滿。小說從兩個主要方面凸顯喬麥的“成長”內涵，一是作為一個農民出身的企業家，始終心系農業和糧食的根本，她認為：“真正的農民，主要是種糧食、打糧食。”二是突出的創新意識。她不想做一個單純的種糧大戶，而是要搞智慧農業、種子研發。“種子就是農業的芯片”，“沒有創新就是死路一條”，“我搞的是現代育種，屬于科技創新，跟那些高科技是一模一樣的，增加產量，保證質量”。為進一步明確“創新”的內涵，小說從孫小萍的角度，從電視劇《籬笆·女人和狗》、電影《秋菊打官司》到電視劇《外來妹》梳理出一條農民（也是女性）從獨立意識的覺醒到法治意識的覺醒再到新思想的萌生的過程。小說將喬麥看作“農民創新意識的覺醒”，絕非偶然。喬麥、喬耘公司和靳一光、楊義成、國盛集團，分別在農業和信息技術產業領域共同承擔著創新的使命?！皠撔隆币庾R構成新時代、新區和“新人”“成長”的重要內涵。

小說詳細地描述王決心由一個沒有學歷的農民，成為一名優秀的央企工匠的過程，并時常以全知敘述者眼光，概述其心理轉變，如，“王決心過去的日子渾渾噩噩，充滿迷惘和抱怨。自從見到了孫小萍、馬技術員和趙曉薇，他開始思索自己的人生道路，對生活有了新的理解，讓他自我反省，對白洋淀有了新感覺，對世俗有了超越”。作品在具體的情節、故事之外，提供一種思想和心理事實,主人公處在轉變、成長的過程中，具備了前所未有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的品質，而這種品質的獲得，正如新區的成立和鄉村振興政策的陸續落地給王家寨、白洋淀帶來的巨變一樣，來自時代、歷史這些“他者”因素的進入。也即，使這一切成為可能和現實的是“白洋淀新區”的規劃和建設。王決心認識到他本是一個普通農民，“有幸趕上了新時代，趕上了新區誕生”，“如果沒有白洋淀新區，簡直不敢想象”。

新區成立，改變外在的現實，更改變內在的現實，讓個體獲得一種新的觀照自我和現實的眼光，賦予具體的當下實踐以一種新的超越性意義。在王決心看來“電焊工不僅僅是謀生、活命的手段，還有他的價值體現”。他自覺地把自己與時代、歷史和世界聯系起來，在時代、歷史和世界中尋找和建構自身的意義和價值，“他要遵從自己內心的呼喚，做一個能夠實現價值的人，做一個建設家鄉的人，做一個創造歷史的人！”王決心獲得的不僅是一種以自我價值實現為目的和追求的現代個體意識，更是一種將個人與歷史融為一體的價值超越感。這種意識的獲得，是其告別過往生活、創造新生活、開始人生新階段的動力。由千年秀林工程開啟的“新區”建設就是他開始新生活和創造歷史的舞臺。成為一名央企工人，使其不再茫然，內心充滿力量，關鍵不是職業、身份的改變，而在其“央企的工匠，不僅屬于企業，還屬于祖國、屬于人類”的自覺。

與常見的致力于展示“新人”本質的成長小說相比，《白洋淀上》塑造了王永泰這樣一個柳青《創業史》中梁三老漢式的傳統農民形象。小說描述新區成立后，他內心的矛盾，既盼望新區帶來好處，又怕形式主義害人，“當又一撥新生活到來的時候，又給老人帶來了新的迷惑和困擾”?！斑@世界，我越發看不明白了?！睂π聟^巨變是福還是禍、是對還是錯的迷惑、困擾和矛盾，來自其切身的歷史經歷。土改時，發家致富的愿望落空；人民公社時，葦田變成集體財產；生產隊時，圍堤造田，他成了積極分子、勞動模范，最終卻遭到大自然的報復，莊稼被淹，糧食幾乎絕產，妻子也死于這場水災。這個曾經的勞動模范、致富典型和其他白洋淀人一樣度過了“漫長而凄苦的歲月”。幾年前的美麗鄉村建設過于抓生態和生活，忽略生產，“除了房頂修繕了，日子又回到了從前”?！栋籽蟮砩稀泛汀秳摌I史》都在歷史的景深中，描寫了老一代農民充滿坎坷和痛苦的創業歷程。王永泰和梁三老漢都有著淳樸、善良、忠厚、勤儉的美好品質，他們同樣經歷了新時代來臨時的困惑和煩惱，他們在兒子的影響和現實的教育下，最終實現了思想上的轉變。

真正的成長不可能發生在田園詩般的自然時間中，真正的成長也不是隨著年齡增長而由幼稚、幻想、天真爛漫變得成熟、理性、實用，這只是個體、抽象之人的生成。成長意味著作為社會現實的外部世界對人的考驗、歷練，使人獲得一種現代歷史意識。真正的成長小說，是主人公和世界一起成長，“在這類小說中，人的成長與歷史的形成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人的成長是在真實的歷史時間中實現的，與歷史時間的必然性、圓滿性、它的未來、它的深刻的時空體性質緊緊結合在一起”①。巴赫金指出，在《巨人傳》《威廉·麥斯特》這類小說中，“人的成長帶有另一種性質。這已不是他的私事。他與世界一同成長，他自身反映著世界本身的歷史成長。他已不在一個時代的內部，而處在兩個時代的交叉處，處在一個時代向另一個時代的轉折點上，這一轉折寓于他身上，通過他完成的。他不得不成為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人。這里所談的正是新人的成長的問題。所以，未來在這里所起的組織作用是十分巨大的，而且這個未來當然不是私人傳記中的未來，而是歷史的未來。發生變化的恰恰是世界的基石，于是人就不能不跟著一起變化。顯然，在這樣的成長小說中，會尖銳地提出人的現實性和可能性問題，自由和必然問題，首創精神問題。成長中的人的形象開始克服自身的私人性質（當然是在一定范圍內），并進入完全另一種十分廣闊的歷史存在的領域”②?！靶氯恕敝貥嬃俗晕遗c歷史之間的想象性關系，他自覺將個人與歷史聯系起來，在一個更廣闊的綿延的歷史時間/空間中獲得自我認知和價值實現。他隨著“歷史”有規律有方向地展開，不斷深化和更新自我認知和建構。與此同時，這個“歷史中成長”的新人，也憑借自身的“歷史自覺”和“歷史主體自覺”以及不斷提高的把握歷史和世界的能力，進而去創造歷史?！靶氯恕奔仁菤v史的創造物，也是歷史的創造者。

對于“新人”來說，“歷史”與其說是一個像“新區”那樣客觀存在的可見之物，毋寧說是一個其從中獲得意義和價值的空間。主體的意義來自于這個抽象的無形的意義空間和價值框架。如此說，并非否定這一空間的物質性經驗性顯影，而是說，這一空間顯影于物質或可見之物，如千年秀林工程、地下管廊工程、智慧農業、芯片研發等充滿激情和曲折的過程和其中某些精彩動人的細節，但如果只停留于這些物質性經驗性存在的細節，導致無法在更宏闊的意義空間和歷史時間中“解讀”其價值和意義，那么“新人”就不能成其為“新人”，而只能是腰里硬、楊義偉、賈大興那樣缺乏道義、唯利是圖甚至出賣國家利益的商人和買辦資本家，或甄愛社、鄭繼剛那樣的貪腐官員。

《白洋淀上》引人矚目之處是“新人群像”的塑造。盡管王決心、喬麥是貫穿小說的主要人物和代表性“新人”，但“新人”卻不僅僅是他們，而是包括水牛、孫小萍、王德、楊義成、武玉龍、趙曉薇乃至老一輩的王永泰、王永山、胡玉湖以及改邪歸正的腰里硬在內的眾多人物。中天建的魯大林原本是電焊工匠，卻能根據工作需要和領導安排，在短短幾個月內成功轉型為植樹宗師。他不僅在新區完成了自己的再成長，而且以踏實嚴謹、精益求精的大國工匠精神、責任感和知識、智慧，成為王決心的“人生導師”，引導其成長為新人。王決心從一個打魚的農民成為一個央企工人，不僅是身份的轉變，更是觀念、意識的轉變和成熟。他舍棄家族恩怨，救治傷情嚴重的姚哈喇并為其輸血，“王家人的血液流在了他的身體里，他的心頭淌過一股暖流”。以此為契機，王姚兩家的世仇得以化解。楊義成與楊嶺嶺這對曾經的戀人，內心始終相愛，雖然無法走到一起，卻可以作為終生的精神伴侶“攜手一起成長”。楊方晨等年輕人在白洋淀新區設計規劃中，經歷挫折，既是歷史的創造者，也在創造歷史的過程中實現了脫胎換骨的成長。

“新人”之間不僅是相濡以沫的夫妻或互幫互助的朋友、同事、師徒，他們更具有相同的道德品質、職業修養和理想信念?！栋籽蟮砩稀匪茉?“新人”群像，意味著它超越了血緣、家族等傳統對人的界定/限定。王家三兄弟中，除了留在王永泰身邊的小兒子王決心是其親生親養的孩子，次子王德本是水上飛的孫子，后被鈴鐺奶奶和王永泰收養，長子楊義成則因白洋淀水災流落到德縣，由楊三笙養大成人。純粹的血緣關系并非關鍵，如楊義成所說：“我有兩個家，兩個好父親，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他們身上的品德和能量，讓我終身受用?！绷己玫募绎L和優良的道德品性，使人物超越純粹的血緣倫理，獲得了一種更為深厚和廣博的德性價值認同。

以“群像”形式涌現的“新人”集體，蘊含“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的真意，意味著個體、群體的成長與新區建設、中國發展等“歷史成長”的互相成就、彼此塑造、同步行進。引黃入淀、千年秀林、土地流轉、數字鄉村建設、現代旅游和現代農業等一系列工程的順利推進；喬麥的麥耘集團，發展成為國家種業行業的龍頭老大；世界首例無人機5G基站在白洋淀新區誕生等眾多新生事物，無不昭顯著新區的發展、成長。小說借中天建公司董事長徐磊之口指出：“新時代屬于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人都是新時代的見證者、開拓者和建設者。”新時代同時進行的兩大工程——“新區”建設和“新人”塑造，卓有成效。王家三兄弟中最不成器的王德在王家寨建廠扶貧、協助大哥楊義成上馬數字鄉村設備，于大火中救人，他在扶貧中“獲得了無限的激情”，火線入黨。王德和王決心、喬麥們的故事一樣，融合了“新時代”“新人”和“新區”彼此關聯的時間、空間和人三大要素，立體動態地呈現了人與歷史的同步成長。

值得注意的是，《白洋淀上》中的“成長”有著特定的涵義，它直接關聯中國歷史尤其是現代革命歷史，從根本上說，小說“成長”主題的表達關乎信念與信仰，這是一部具有中國歷史和意識形態意涵的“成長小說”。

王決心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預備黨員后，王永山打開“傳家寶”——一幅畫軸，上有王家祖上英雄王學武就義前咬破手指寫下的血書“信仰”兩個大字。“沒有犧牲的信仰，不叫信仰”，王學武和戀人石燕紅刑場上的婚禮是共產黨人的一種信仰，而為國家科技打勝仗，“也應該成為科技界的一種信仰”。孫小萍既務虛又務實。自從她當第一書記后，王家寨“從嚴治黨的規定落了地”，村容村貌大大改觀，“效率也有所提高，到處懸掛著基層黨建的標語”。她致力于搞體驗式生態智慧旅游，白洋淀的土特產品通過旅游、網絡、實景演出等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收到了良好銷售效果。小說最后寫她就任王家寨村支書，繼續以對人民群眾負責的態度，發展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新區常務副書記、管委會常務副主任趙國棟在家是個好丈夫、好父親，在單位是個堅守自己信仰的好干部，廉潔奉公，知人善任。小說通過他指出：“堅守理想信念，對黨忠誠，絕不是口頭說說的，是一輩子的必修課?！彼c力圖與副省長甄愛社斗智斗勇、毫不妥協；他從不為巧取豪奪、品行墮落的妻弟楊義偉說話，堅決拒絕其參與新區建設項目，“我是黨的人、國家干部，不能為家庭私利踩紅線”。他幫助陷入生產經營困境的民營企業家重新喚起創業的勇氣、自信和力量。他推薦講原則、懂科技的李永軍接任自己的位置。而李永軍在新區工作四年多，“成長迅速，對黨忠誠，勇于擔當”。同樣，在工作中與王決心鬧矛盾，造成損失的路海生經調查，沒有腐敗行為，只是工作失誤，經過反省和歷練，他和王決心冰釋前嫌，成了工作好搭檔。

小說結尾“淀上升明月”實景演出，既是一個階段性總結，又是一個點題和升華。在演出的第二場“紅色白洋淀”中，英雄王學武出場，帶領農民暴動，砸鹽店，打日本鬼子的伏擊戰；雁翎隊打鬼子，“這些珍貴的故事，埋藏在溜走的時光里”，在實景演出中被重新召喚出來，滲入人們的現實生活和情感中，流淌在后人的血脈中，鑄就人們堅實的信仰。在實景演出現場，王決心懷抱兩歲的兒子大雄，心想“這是他王家后代，長大了要好好領略家族的紅色歷史，學會成長”。小說還通過來自太行山區的顧鳳嬌父母，寫“如今黨的扶貧政策好，山里人都脫貧了”，借姚哈喇之口感嘆“我們黨的好作風又回來了！”崇高神圣的理想信念是新時代的精神本質，也是“新區”高效率高質量建設的動力，它在根本上塑造了在新時代、新區發展中成長起來的“新人”的意識形態認同和文化政治想象。

需要說明的是，《白洋淀上》中的“新人”與朱老忠（梁斌《紅旗譜》）、梁生寶（柳青《創業史》）、蕭長春（浩然《艷陽天》）、高大泉（浩然《金光大道》）等1950至1970年代文學中塑造的缺乏個人生活和情感、欲望的“新人”，有著根本差異?！栋籽蟮砩稀返摹靶氯恕辈粌H有個人的生活和情感世界，個人具體的煩惱、憂慮和痛苦，更重要的是，他們借助新時代提供的歷史機遇，憑借堅韌的意志、切實的努力，建立了個人主體性；同時，他們又未停留于個人，而是更為深度地融入歷史，反哺人民，回饋時代。這些“新人”在個人與集體、生活與歷史、感性與理性之間，保持了一種必要的合宜的張力。這也是新時代新人話語與以往歷史“新人”話語生產機制的不同之處。

二、故事/敘事：歷史、傳統在新時代的“發現”與重生

《白洋淀上》將時代、歷史的巨變放在人物的日常生活情境中加以表現，揭示時代、歷史給人物生活、情感和思想觀念帶來的全方位變革。人物被白洋淀新區規劃、建設所影響、引導和塑造，雖然他們最終以興奮、歡樂的態度擁抱新的現實，但其情感、心理和認知卻經歷了期待、懷疑、惶惑乃至反對的調整和變動。小說寫出了時代巨變的必然性，也寫出了新的“現實”和“新人”艱難卻也是必然的生長過程。值得注意的是，不止王永泰等老一輩人對生活的體驗和思考具有局限性和被動性，即便是王決心、喬麥等年輕人也時時流露出思想和情感上的矛盾性、不確定性。這是“新人”成長過程中必不可少的考驗，也是其成長的前提和基礎。正是在與時代、歷史的遭遇中，在與更廣闊的世界的接觸中，他們的情感和意識逐漸走出個人生活、情感的局限，尋找到了擺脫生活的貧困、日益污染的環境帶來的生存困境和歷史久遠的家族仇怨的路徑。王決心和喬麥是其中較早體現出超越個人具體生活境遇，把握個體生活和做生活主人的人物。小說便提供了這樣一種超越性視角，使人物接受時代的考驗和精神的洗禮，讓他們通過與歷史和時代的融入，超越個體的、偶然的境遇和體驗、思考的有限性，獲得重建新秩序和合理規劃、設計未來的能力。

這種超越個體、偶然的視角的獲得，首先來自“白洋淀新區”建設的可見的事實的教育，千年秀林、大型管廊、扶貧、數字鄉村、書院文化、現代農業、現代旅游、移民安置、5G技術、城鄉統籌、“一帶一路”等讓人物看到新鮮而陌生的事物給自己帶來的切實好處。新區、新時代這些他們眼里的異質經驗，被整合進其生活和感覺結構中，成為一種新的日常經驗。其次，超越性視角的獲得，也來自對“傳統”的發掘和重新“發現”。如果說，觸目可見的新鮮事物以空間對照的方式，讓人物體驗和反思自身的有限性和局限性，那么，那些神話傳說、家族故事、掌故軼事、革命傳奇等本鄉本土的“故事”，則在空間對照之外，提供了某種時間維度上的連接、融合。這些“故事”蘊含人們共同的生活經驗和普遍的生存智慧。它們存在于人們的現實生活中，卻由于某些原因被遺忘或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成為一種熟悉而又陌生的異質經驗。隱含在“新區”空間中的“新時代”歷史意識重新發現它們并將其召回，溫故知新，古為今用，“故事”成為“新區”持續發展的文化和精神資源。

本雅明說：“一個故事或明或暗地蘊含某些實用的東西。這實用有時可以是一個道德教訓，另一種情形則是實用性咨詢，再一種則以諺語或格言呈現。無論哪種情形，講故事者是一個對讀者有所指教的人?！雹酃适率钦袭愘|經驗、個體經驗，鑄造集體記憶，總結集體生存智慧的重要方式?！栋籽蟮砩稀芳劝耖g諺語、傳說掌故和大大小小的個人或家族的故事，小說本身也是一個關于“白洋淀新區”和“新時代中國”的故事。小說不是要描述現實生活巨變的過程、場景和細節，而是借生活的“故事”傳達一種“智慧”，“編織進實際生活的教誨就是智慧”④，而智慧是“真理的史詩方面”⑤。故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其中蘊含的“智慧”對于一個社會和時代的人具有指導意義。本雅明所說的“故事”即盧卡奇意義上的“史詩”敘事：“記憶創造了傳統的鏈條，使一個事件能代代相傳。這就是廣義上的史詩藝術源于繆斯的因素，而且還包容史詩的別種變形。冠于這些形態之首的是講故事人的藝術實踐。”⑥敘事的過程即整合異質經驗為同質經驗、整合個體經驗為集體經驗的過程，敘事的動力和目的即塑造一個經驗共同體，這一共同體有著相同的“集體記憶”或“傳統”。《白洋淀上》通過或大或小、或長或短、或遠或近的故事，講述和塑造了一個時代、社會和民族的“集體記憶”“集體經驗”和“傳統”。

《白洋淀上》中與歷史、傳統有關的“故事”大體可分如下幾類。首先是家風、家訓。這是微觀層面的“傳統”。研究芯片技術的科學家楊嶺嶺是明代“忠諫名臣”楊繼盛的第十六代后人，她自認“應該有鐵肩擔道義的家風”?；貧w故鄉的她最終取得科研突破，并將最新堆疊芯片成果給了國盛集團而非對自己有救命之恩卻置國家利益于不顧、淪為買辦資本的賈大興及其海鷗集團。趙國棟的奶奶把“愛國、愛家、清廉、節儉、好學、孝敬”的家訓刻在木頭棍子上流傳后人。趙國棟的二奶奶“也是為革命做過貢獻的人”。趙國棟之父趙樹森談到：“我們趙家有傳承的家風，國棟為官不能腐敗，心有所戒，行有所止，守住底線，不踩紅線！”楊家同樣有好的家風。盡管楊義成、楊愛珍等三個孩子都成人成才了，但楊三笙夫妻卻還在撿破爛，“勤勞、誠實，過著儉樸的生活”，他們善良，有骨氣。只有楊義偉因是甄愛社的私生子、受其遺傳、影響而成為趙家的“另類”。

其次，地方根性、區域文化。這是中觀層面的“傳統”。小說頻繁述及燕趙之地的“俠義”“信義”之風。在國盛集團公關部女經理譚香眼里，楊義成有著一般官員中少見的“淳樸、真誠和能干”；靳一光看重的是楊義成的人品、智慧和燕趙大地的根性——俠義。他認為楊義成“出自一個英雄的家庭”，“保定人、白洋淀新區人就是有一股子干勁，像荊軻！荊軻刺秦，有一股燕趙俠風！”楊義成、王決心都有祖先王學武的勁頭，有一股“燕趙俠風”。王決心的好兄弟水牛認為“咱這方土地的根性就是俠義”。貪婪狡詐、巧取豪奪的商人楊義偉懺悔自己“身上最重要的東西丟了！丟失的東西，我一定要找回來。我們不僅要好山好水，我還要留住白洋淀人的一副好德行！”他苦苦思索“白洋淀新區這塊土地的根性是啥”，最終他在養父楊三笙和大哥楊義成身上找到了答案——“信義”。這顯然不是楊義偉個人的懺悔，其中包含作家對被物欲所遮蔽的優良德行傳統的深情認同和急切召喚。老一輩文化人王永山認為，新區規劃“應該注重燕趙文化的傳承和鄉愁的保留”，留住白洋淀特有的文化古跡、民風習俗和寶貴的鄉愁記憶，留下優秀的文化。

再次，儒家傳統倫理經驗。這是宏觀層面的“大傳統”。小說在人物塑造、情節組織和敘事模式上，遵循著“修齊治平”的倫理邏輯，注重正邪、美丑、善惡、公私等人物道德品質的對照，注重敘事的載道和倫理教化功能。韋恩·布斯指出：“如果小說家們必須努力去建立自己的思想規范，他們常常必須更努力地使我們按那些思想規范來精確地判斷他們的人物。畢竟在我們中間，對慷慨相對于卑下或善良相對于殘酷的相對價值，是有著一致的尺度的。雖然用于四種主要美德的某些術語，像美德一詞本身一樣，可能是聲名狼藉的，但這些美德行為本身仍然享有很高的聲譽?！雹卟煌谖鞣阶骷胰绨蜖栐恕⑺緶_對筆下人物“惡”的揭示，《白洋淀上》積極、充分地肯定和張揚人的良善品性和“好人”對于歷史發展的積極意義。這是中國現實主義文學在思想文化資源、歷史評判和美學表征上，與西方現實主義的明顯差異。

復次，現代革命歷史和文化遺產。這是一種宏觀的更為深層的“新傳統”。從王學武、石燕紅到八路軍、雁翎隊，從抗日戰爭到抗美援朝，從百歲老人鈴鐺奶奶到王決心乃至其兩歲的兒子大雄，從趙志杰到魯大林再到王決心，從褚景國到褚忠良，從楊三笙到楊義成再到楊子恒，從白洋淀鄉民到“新區”建設者，革命前輩的英雄業績、犧牲精神和崇高信仰，從歷史中綿延而至現實、未來，薪火相傳，生生不息。

新時代、新區，不僅創造歷史，也在重新發現歷史，并將歷史作為自身歷史創造的重要精神資源。家風家訓、燕趙之風、儒家倫理與現代革命精神和理想信念有機交融，構成“新時代”對歷史的重現、重申。英雄雖然犧牲，但其精神并未逝去；歷史雖成過往，其精神卻在現實中再生、永存。

《白洋淀上》反復描述優秀歷史文化傳統在當下人物中的生息繁衍。小說的另一突出敘事特點是，除了通過情節描述和全知視角展示人物的品性外，還經常通過其他小說人物的視角，對人物性格、品質作出描述和評價。比如關于喬麥的性格、品質就是通過多人話語反復強調。通過孫小萍寫喬麥“善良、隱忍”“思維厲害”，走出王家寨的喬麥“眼光、魄力和膽識無人能比！”村支書胡玉湖眼里的喬麥“辦事能力強，既有菩薩心腸，又有雷霆手段，接地氣” “心地善良，有胸懷”。通過王永泰寫喬麥“漂亮、體面、勤勞、聰明、真是打著燈籠也難找的女人。更讓王永泰高興的是，喬麥現在經濟獨立，還在博野干起了苗木公司，王決心起碼沒有經濟負擔”。王決心則從喬麥身上看到兩種氣質，“一是張家口人的勤勞韌性，二是追求幸福生活的英豪氣概”；在他眼里，喬麥是一個“聰明、善良”的“好女人”。通過犧牲的馬技術員的日記寫王決心“俠肝義膽，有情有義，能吃苦，聰明、還能吃苦，窩在王家寨太可惜了，他能走出來一定能夠干成事的”。喬麥眼里的王決心則是一個“勇敢、自信、朝氣蓬勃的好男人”，一個英雄。

小說不僅這樣評價“新人”，對于新區建設的領導者，也往往通過他人的視角予以觀照。趙國棟“背著處分，依然精力充沛地工作”，讓王決心感到吃驚。民營企業家、鞋業大王申萬勝認為“趙國棟的廉潔和正派是有目共睹的，而且連楊義偉也這樣說”。這一評價不僅融合了申萬勝和楊義偉的雙重視角，而且也點出了兩位視角人物的特殊關系。喬麥眼里的王家寨第一書記孫小萍“關心黨的政策，熱愛百姓，對政策已經吃透了、看準了”。即便是很少出場的普通農民，小說也通過占據特定歷史位置的人物給予評價，如喬麥眼里的父親老喬對糧食的感情和“糧食安全”意識，“她為爹的高瞻遠矚而心生敬意”。這一評價融合了親情倫理和意識形態的雙重眼光，將個人認知、家庭基因和國家意識關聯起來。

小說人物或有私心，或有性格上的弱點、缺陷，或有觀念意識上的滯后，但這一切都會在時代的進一步展開和歷史的不斷推進中得到克服和解決。在這里，人物的人格結構、社會精神文明建設和新區建設事業高效率高品質的推進，異質同構，和諧并進。個人道德內省、思想改造和知識能量、技術革新，共同構成“新人”即主動的歷史實踐者和創造者的基本內涵。進一步說，在“個人”分享“歷史”的意義，從而進入歷史主體位置、成為超越個體存在維度的“新人”的同時，“道德”也同步分享了“歷史”的意義，從而成為這一歷史主體之“心”。

道德意義上的君子與小人之辨，不僅關乎私德，關乎家風門風和普遍的社會風氣，更直接關聯政治機制能否高效廉潔地運轉和歷史未來發展的方向。值得注意的是，“關于人物的道德和智能品質的議論，總要影響我們對那些人物活動所處事件的看法。因此，它難以覺察地漸漸變為關于事件本身的意義和重要性的直接聲明”⑧。小說刻畫人物的道德品質，其目的并不止在人物本身，更在升華人物所參與的事件即“白洋淀新區”建設以至民族發展、國家安全的意義。

除了人物形象，《白洋淀上》還在意象、細節的設置上，見微知著地顯示了歷史/現實、死亡/新生之間的有機貫通。一是乾德大鐘。大鐘仿佛一位歷史老人，不僅是“我們白洋淀新區的文化記憶、文化自信的精魂，也是白洋淀新區建設的見證者”。二是千年老梨樹在自燃之后，又發出了新的枝丫，顯示著生命的轉換和新機。三是“菽槐”古匾。王德通過杜梅托夢在大羊村古廟里找到了上有“菽槐”大字的古匾，為新研發的萍河大豆找到了“根”。萍河大豆最終實現了從區域品牌向國際品牌的邁進。同樣顯示了歷史/現實、文化傳統/當代發展之間的深隱關系。四是“雁翎”。當年的雁翎隊曾用雁翎捅大抬桿，防潮防雨；今天的孫光華研發團隊也用大雁羽毛捅開潮濕的地皮，發現種子根部的問題，“喬麥想，今天的研發團隊，不就是當年的雁翎隊嗎？”小說借不起眼的“雁翎”這一工具性意象，電光石火般溝通了歷史/現實、現代民族革命/新時代技術革命之間的關系：現代史上的雁翎隊，抗擊異族侵略，捍衛民族獨立；今天的喬麥搞種業創新，同樣是為國家糧食安全。他們在“白洋淀/新區”不同的歷史時空中，為國家、民族而戰。

小說中另有一處重要的癥候性情節，直接呈現了歷史/現實之間的血脈關系?？箲饡r期犧牲的英雄王學武和石燕紅的尸骨，多年不知所蹤，卻在千年秀林工程建設中被“偶然”發現。這是一個悲壯的時刻，“千年秀林讓英雄尸骨合并，意義重大”。烈士遺骨合葬儀式，既起到教育下一代的效果，更為現時代尋到一種寶貴的革命歷史資源，從根本上將現實與歷史緊密地有機地聯系起來，以圖將來?！艾F實”不再是抽象空洞的現在，它容納歷史和未來，具有充實的飽滿性，因而現實主義的敘述者不是歷史的中間物，它是包蘊了豐富的歷史時刻，其中凝結著豐厚的歷史信息和歷史發展的動力。

現實中難免有磨難、挫折甚至苦難、死亡，但這些終將會在現實/未來中得到解決。歷經磨難、終未放棄的樂觀主義者王決心“漸漸明白，人如果想享受強烈的快樂，就必須經受強烈的折磨，若要減輕折磨，歡樂也隨之平淡了”。喬麥由自己創業和技術創新的艱難歷程，想到“吃苦、無奈、勞累，當生活難以改變，我們也不要絕望，憑借自己的勞動來化解苦難，生活就有了盼望，有了奔頭”?！安皇芗灏?，她怎么能蛻變成現代科技農民？”面對接踵而至的一次次打擊，喬麥“都挺直了胸膛接住了”，“王決心感受到了她在成長，以及她身上具有一般女人所沒有的堅韌”。成為新區工地見義勇為英雄的水牛明白了一個道理，“真正的幸福都是與痛苦相伴的，有陽光就有陰影，生活中的人不能由于陰影拒絕陽光吧？”美麗、柔弱的楊嶺嶺，雖經歷苦難卻未被擊倒，最新芯片技術的發明不僅照亮了她充滿創傷記憶的過去，也照亮了民族企業創新發展的前路。而她與父親多年的隔閡也在磨難中得以根除。出身貧困家庭，為擺脫貧困而不計手段見異思遷的顧鳳嬌最終和邸二虎一唱一和，率先在村里脫貧致富。甄愛社被捕，鄭繼剛被調查，楊義偉國義集團倒閉，曾家暴喬麥，禍害鄉親，在千年秀林、地下管廊和萍河土地流轉中搞鬼搗亂的腰里硬，眾叛親離，卻又在王決心等的幫助下改邪歸正，重新做人，他現身說法：“好的時代，政策這么好，只要守住做人的好德行，自己就能救自己。”趙國棟蒙冤昭雪，他在新區引黃入淀、千年秀林、土地流轉和數字鄉村建設中是清白的，組織調查的結論是“趙國棟是一個清正廉潔、敢于擔當的好干部”。王家寨中王家和姚家的矛盾由來已久。腰里硬和喬麥的夫妻、家庭矛盾，王決心與腰里硬的私人恩怨，王永山與小灑錦、王德與杜梅的夫妻嫌隙，王家寨老支書胡里湖消除了對孫小萍的誤會。楊義偉撤回對趙國棟的舉報，實名舉報大巴掌的商業詐騙，捐贈八千萬資金，幫助貧困農民解決就業問題。

傳統的王家寨、“白洋淀”被更有活力和前景的“白洋淀新區”替代，“白洋淀新區”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相對封閉的空間，不再是個人的或家庭的、家族的封閉的小圈子，它跟整個社會的歷史發展進程緊密結合在一起?，F實中個人的生活，家族、私人的恩怨，兄弟、夫妻之間的矛盾，牽連更大范圍的集體生活、社會生活，是在更為廣闊的社會歷史發展和變革的時空背景上進行展現的?！靶聟^”建設進程中的王家寨，被當作鄉愁紀念物保留下來，成為留住“鄉愁”的地方。但“鄉愁不是愁，是一種歡樂”。留住鄉愁并非原樣保留舊物，寄托懷舊之思，而是可以大膽經營產業?！班l愁”是發展集體經濟的一種資源、方式，也是保留集體記憶、建構持續的傳統認同的物質和非物質的路徑，是歷史、現實和未來的一體交融?！靶聟^”固然正在建設中，但“我們的優勢就在于有一個光明的未來！”王決心、喬麥、王家寨、白洋淀人在千年秀林、地下管廊艱苦的勞動、創造中感受到生活的快樂和生命價值的實現。當真正獲得了自身主體性的“新時代中國”在反顧其百折不回的歷史征途時，是否如王決心用葦笛吹奏的曲子《梁祝》一般以“憂傷而歡樂的曲調撞擊著人們的心胸？”

三、史詩、小說或歷史小說：當代中國的現實主義總體性美學

學者李敬澤認為，盡管總體性是一個存在著巨大分歧的概念，但“至少，一種中國之為‘中國’的總體性、‘中國故事’的總體性，一種中國1840 年以來現代性進程之中的總體性是我們無論如何都要面對都要回應的。而對這個總體性的把握，或者說，在這個新時代建構以中國為中心的總體性視野，這是對這個時代文學的根本考驗”⑨。在當代中國，小說文體是達成通過“講故事”以塑造“集體記憶”和“集體經驗”這一目的的最佳文體，長篇小說則以史詩性思想與美學機制有其無可替代的優勢，現實主義更是“講故事”的首選。⑩

本雅明認同盧卡奇關于小說是現時代“史詩”的觀點，但他同時又認為小說只是沿襲了史詩的形式，而那種曾經滋養史詩藝術的集體經驗卻已經消失了。盧卡奇的“史詩”和本雅明的“故事”都以經驗的集體性和有機性為前提和基礎，而這種經驗在現代社會卻是消失不見的，因此“小說誕生于離群索居的個人”11。沒有集體經驗和傳統作為滋養，作家就只能傳達“貶值”的個體性經驗，小說家“缺乏指教，對人亦無以教誨。寫小說意味著在人生的呈現中把不可言詮和交流之事推向極致”12。《白洋淀上》的寫作便處于一個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化，生活變得個人化、碎片化，人處于單質化同質化趨向，其面臨的異質經驗愈益增多的處境中，但作家卻逆總體化敘事衰落之勢而上，發動敘事本身所包含的總體性因子，并將敘事作為個體與時代、歷史，與他人、世界交流和整合經驗的手段，通過夫妻、戀人、兄弟、朋友等家庭情感、民間情義和人物的職業倫理、團隊意識、民族情懷，以及在苦難和災難面前的人道主義等，以愛、人性等傳達集體性渴望、訴求，將人物匯集、凝聚成一個有著共同傳統記憶、時代機遇和未來命運歸宿的共同體。

關于小說，盧卡契的看法不像本雅明那么悲觀，他認為，總體化恰恰是作為現代性伴生物的現代小說的最內在的要求：“史詩式的表現生活整體——跟戲劇不一樣——不可避免地必然包括表現生活的外表，包括構成人生某一領域的最重要的事物以及在這一領域內必然發生的最典型的事件的史詩式的和詩意的變革。黑格爾把這種史詩式的表現的第一個必要條件叫作‘事物的整體’。這個必要條件不是一種理論上的發明。每一位小說家本能地感覺到，如果他的作品缺乏這種‘事物的整體’，就是說，如果它不包括屬于主題的每一重要的事物、事件和生活領域，他的作品就不能稱為完整的。”13所謂“事物的整體”是超越了個別性、偶然性，與人物的命運緊密相關的、由“每一重要的事物、事件和生活領域”構成的有機整體。且不說《白洋淀上》對新區建設發展的過程和對王決心等主要人物濃墨重彩的敘述，小說中那些出場不多的人物也關聯時代以及處于這一時代中的人的命運，如喬麥與腰里硬的兒子葦稈兒，喬麥與王決心的養女花花和剛滿一歲的兒子大雄，花花的姑姑塔吊女工顧彩鈴，僅出場一次的顧鳳嬌父母，因公犧牲的馬技術員，北羊村的莊戶把式孫老漢和王老蔫，以及始終沒有出場的革命烈士王學武及其戀人石燕紅和買辦資本家海鷗集團董事長賈大興等。小說雖未對這些人物作過多描述，但他們卻是“故事本身的一個完整的要素”14，顯示了“事物的整體”與小說人物的個人命運的聯系。這體現了盧卡契式的現實主義的基本原則，同時這也是現時代中國現實主義的突出特征之一。

盧卡契視野里的現實主義并不是對“客觀存在”的現實的反映，而是要通過敘事來創造一種現實，也就是說，“現實”是通過敘事、語言等“主體的形式”而存在的。因此，在他看來，現實主義具有表現主義所無法比擬的創造性?！皞ゴ蟮默F實主義所描寫的不是一種直接可見的事物，而是在客觀上更加重要的持續的現實傾向，即人物與現實的各種關系，豐富的多樣性中持久的東西……掌握和刻畫這樣一些潛在的潮流，乃是真正的先鋒們在文學方面所要承擔的偉大歷史使命?！?5衡量文學作品的首要價值尺度不在形式技巧的創新，不在對客觀現實描摹的細致真實與否，而在其對現實的創造，或者說，作家能否基于自己的時代而對未來作出大膽而準確的預測。杰姆遜同樣認為“把現實主義當成對現實的真實描寫是錯誤的，唯一能恢復對現實的正確認識的方法，是將現實主義看成是一種行為，一次實踐，是發現并且創造出現實感的一種方法”16。現實主義的力量不在被動地、機械地反映現實，而在主動地“征服”現實，“只有這樣，現實主義才能吸引人并且激動人”。17現實主義的要義在于突破陳舊的觀照模式和表現模式，去發現和創造社會、歷史的整體，現實主義的“現實（現實感）”是借助文學形式去發現和創造“歷史的連續性”的結晶?！栋籽蟮砩稀繁憔哂羞@樣的現實主義品格，小說“在個人的單獨性中體現了與普遍的和持久的事物不可分割的聯系著的環節（人與命運、產生的原因和機遇以及對它們的情感反應）。在這些環節中，處于這些聯系中的人不僅可以認識由他（即由包括他的人類）所創造的世界，而且可以把世界作為他自身的事物來加以體驗”18。小說圍繞白洋淀新區規劃、建設和發展這一社會歷史事件，塑造了農民、工人、民營企業家、新區黨政領導、央企管理人員、科研人員、技術人員等不同職業身份的人物，表現了他們各自獨特的心理和情感世界，但小說并未如盧卡奇和本雅明所說的“（現代）小說”那樣，把個體的內部生活作為獨立的對象加以建構，刻畫現代社會中孤立的個體形象，他們無一不緊密關聯外部世界，他們對于個體社會地位、人格獨立和尊嚴的追求和自我的實現，無一不是在社會歷史所提供的廣闊時空中進行的。

在盧卡契看來，史詩是總體性的顯影，史詩的主人公是共同體命運的顯示?！皣栏竦卣f，史詩中的英雄不是一個個人。這一點自古以來就被看作為史詩的本質標志，以致史詩的對象并不是個人的命運，而是共同體的命運……在悲劇中曾是象征性的東西，在史詩中就變成了現實：某一命運同某個整體聯系起來的重要性……共同體是一個有機的——因此自身是充滿意義的——具體總體……共同體是一群內心有著無限豐富生活的人，這些人有相同或相似的人們作為兄弟或鄰居。”19史詩的主人公作為其命運的承擔者，不是一個孤獨的個體，而是與整體命運緊密相連，個體命運即集體命運的具體化和象征化表現。而“小說內部形式被理解的那種過程是成問題的個人走向自身的歷程，是從模糊地受到單純現存的、自身異質的、對個人無意義的現實之束縛到有明晰自我認識的歷程”20。在盧卡契看來，小說將個體內部生活作為孤立、獨立的世界，大多數小說的敘事都可理解為“成問題的個人”對自我的追尋。按照盧卡奇的理解，從史詩到小說的發展是西方社會經驗結構發生巨變的結果，“史詩和小說，偉大史詩的兩種客體形式，并不是按照創作態度，而是按照它們在創作時所發現的歷史哲學事實區分開來的”21。小說作為現代史詩的歷史責任就是重塑業已消失的總體性，但其本身卻無力承擔這一使命，毋寧說，小說就是無力重塑總體性、無力拯救世界的一種藝術形式表征，小說世界的碎片化即是歷史世界的碎片化的癥候。

相比之下，20世紀中國語境中史詩與小說的關系卻有其獨特性和復雜性。一方面是具有現代個人意識的“成問題的個人”尋求新的意義和價值的執著和困境，另一方面是現代宏大歷史主義哲學的信仰者主動投身社會歷史從而創造新的歷史總體性的實踐。當盧卡奇將“反諷”作為小說建構的基本原則時，20世紀中國小說則將史詩作為中國現代性建構的重要形式，形構了經典崇高美學原則。

在盧卡契視野中，史詩的崇高美學主要體現在那些能夠代表民族整體并占據核心位置的最重要的英雄，現代小說的主人公則是普通平凡之人。而在20世紀中國文學主流中集中體現這一崇高美學的則是那些在重大歷史事件如革命、戰爭中有著堅毅莊重的道德品格和為了偉大事業而犧牲的、充滿斗爭激情和革命精神的英雄。同時，這樣的英雄又不完全等同于盧卡奇的史詩英雄，亦非現代小說中的平庸、普通的小人物，如果說“對總體性的追求也應兼容能動性的訴求，或者說，只有基于能動性的總體性，才是有效的總體性”22，那么，《白洋淀上》塑造的人物尤其是“新人”在英雄與凡人之間保持了一種富有靈活性的張力，是總體性與能動性辯證的結果，是一種能展示“有效的總體性”的藝術形象。

《白洋淀上》中的王學武、石燕紅、鈴鐺奶奶、大抬桿、水上飛及雁翎隊，無一不是革命戰爭年代的英雄，那么在和平建設和發展的時代，何為英雄，有無英雄？小說借趙國棟之口提出一個問題：“不在戰爭年代，我們的日常建設和生活，還能不能出來英雄？今天的英雄怎樣界定？”昔日膽小如鼠的水牛，在與偷鋼筋和電纜的秦耗子的搏斗中嚴重受傷，“蛻變成了英雄”，王決心默默地對病床上的水牛說：“今天我見證了，我重新思考，重新理解的英雄含義，當然不光是戰場拼殺，一個平民百姓在特殊時期也可以成為英雄，水牛兄弟，你就是這樣的英雄！”這是對趙國棟“英雄”之問的回答，而答案存在于燕趙之地的歷史文化基因中。通過閱讀醫治軟骨病的《荊軻傳》，水牛由一個膽小怯懦者蛻變為勇抓小偷、舍己救人的英雄，而這位平民英雄最終贏得了另一個平民英雄——塔吊女工顧彩鈴的愛情。王決心、喬麥等“新人”和王永泰、馬技術員等英勇獻身的烈士，何嘗不是這樣的英雄？

《白洋淀上》將普通人作為“英雄”延續了中國主流文學塑造典型的范式，但小說的特別之處在于，小說雖然以“白洋淀新區”建設這一重大時代歷史事件作為英雄出場的舞臺，卻并未將其作為直接、正面的表現對象，也未將新區的主要黨政領導置于敘事中心，而是將歷史事件、國家行為放在日常生活情境中，使后者具有了深廣的視鏡和內涵；同樣，小說將國家意志的代表如趙國棟、褚忠良放在日常情境和親情倫理關系中，不僅關聯歷史與“人”的命運，也使小說成為一個感動和震撼人心的“人”的戲劇，小說由思想和行動著的“人”的差別，寫出了時代、歷史的差別。從王永泰、王永山、老順子到王決心、喬麥、水牛，其作為個人的前后差別，在根本上是時代、歷史變動和發展所造成的結果。新區、新時代接踵而來的變化、發展，不僅影響了他們生活和觀念的變革，更使“歷史”成為一種普遍的感受。盧卡奇把這種感受稱為“群眾的感受”。“歷史是存在的事物，而這一歷史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以及這一歷史直接涉及到所有每一個個人的生活。”23進而指出：“歷史的這一群眾性體驗，一方面歷史的因素跟社會變革的問題聯結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在愈來愈廣泛的范圍內意識到民族歷史在世界歷史上的印象?！?4盧卡奇認為，作為一種小說類型，歷史小說的產生是以1814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為社會和歷史條件的，這次革命將啟蒙運動已經產生但尚且停留在民族、國家層面的嶄新歷史觀，真正融入了大眾的日常生活經驗，“歷史”首次進入大眾的經驗中，成為一種“群眾性體驗”，“歷史感”成為一種大眾對世界的感受。

作為一部盧卡契意義上的歷史小說，《白洋淀上》中的人物不僅從自2017年到2022年短短五年時間內發生的一系列紛至沓來的時代新變中真切感受到歷史變化的脈搏，從中窺見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更重要的是，在這場前所未有的世界性歷史巨變中，他們作為曾以打魚、耕種、養鴨、織席或外出打工的普通人，不再是置身事外的旁觀者，而是一變而成為歷史的參與者、創造者、書寫者乃至反思者。于是，個人的日常生活和生命，企業集團的發展和創新動力，便與民族國家的宏大敘事聯系在一起。靳一光是一位有戰略眼光的企業家，不以追求金錢、利潤為目的，而有深沉熱烈的愛國情懷。為配合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其5G基站已進軍非洲，與贊比亞WTH合作，建立5G基站試點。他們用現代科技無私支援種業發展，走科技興農、品牌強農之路。國盛公司“已經超出普通經營范疇，是為國家科技創新而戰”。楊義成之子楊子恒跳入海中撈起被“港獨”分子拋棄的國旗，在他身上體現了年輕一代的民族自信。魯大林師傅是央企中天建的電焊工、大國工匠。他在巴基斯坦工地上遭到恐怖襲擊時，為救兩名巴基斯坦工人而失去雙腿，其義舉，為央企中天建、也為中國贏得了不朽的榮譽。

喬麥個人致富，心系村集體，其麥耘公司不是一般的科技公司，而是關乎國家安全，她也不是一個“簡單的土老板，她是有理想的新農人”。她搞種業研發，關乎如何擺脫種子都被西方控制的國家糧食安全問題，“我喬麥雖然是小人物，但是，為了國家糧食，為了中國人的尊嚴，我得拼了命啊！”服裝廠老總杜梅響應國家號召，投資王家寨扶貧，并將服裝廠外遷至太行山區，致力于鄉村振興。新水縣十佳村支書胡玉湖，是王家寨的功臣，他功成身退，讓賢給孫小萍。來自遙遠福建的孫小萍先是做大樂書院的志愿者，后將關系轉移到白洋淀做王家寨第一書記，在老支書退休后接任村支書，她熱心、透亮、對鄉親有感情，能敞開心扉，把鄉親們當親人，只為他們負責。她開網絡直播銷售王家寨的土特產，更通過平臺讓更多的人了解白洋淀的巨變，拉動旅游和吸引商家投資，“在她的身上，新時代的個人奮斗與民族復興進程中的國家崛起相結合，使其形象具有一種‘新人’的典型性”25。新時代、新區極大開闊了白洋淀人的個體眼界，豐富了其生命感受，讓他們意識到個體存在與時代巨變和歷史發展之間的關系，為其生命體驗提供了多樣的具體的可能。他們作為人，具有了從歷史中獲得意義的自覺。小說借大樂書院院長楊牧仁的話說：“王家寨人渴望自己的靈魂重新鑄到鐘里去，讓自己變成乾德大鐘的一部分。這樣一來，他的生和死都是為了一個目的：用最后的力量使白洋淀的精魂與人類永存?！苯还庹驹凇暗厍蛏徎ā钡袼芮案袊@：“小小村莊，關心人類的命運，有氣魄，有氣魄啊！”小說最后寫王決心做了一個“千年的夢”，在夢中他看到了一個“陌生而美麗的新世界”。靳一光、王決心、白洋淀人作為典型形象，便具有了深廣的歷史意義。

從王學武、石燕紅到鈴鐺奶奶、大抬杠、水上飄，到王永泰、王永山、楊三笙，再到楊義成、王決心、王德；從趙國棟、李永軍到褚忠良、馬技術員，從胡玉湖到孫小萍，從鈴鐺奶奶到楊牧仁、褚景國，從革命戰爭年代到合作化到改革開放，再到新區、新時代，從王家寨、新區到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從中國到巴基斯坦、土耳其、美國，《白洋淀上》將久遠的時間與廣闊的空間熔鑄為一個動態的統一體，作為歷史主體的人也在這一時空體中成為一個動態的統一體。《白洋淀上》中的時間（“新時代”）展現為一種建構性的歷史維度，空間（“白洋淀新區”）展現為一種建構性的中國—世界維度，正是在這一對歷史的辯證總體認識中，《白洋淀上》實現了敘事形式和意義的再生長。

盧卡契指出，將世界看作一個整體從而形成小說內容上的豐滿和表現形式上的統一，“然而，這種統一歸根結底并不是純粹從形式中誕生出來的統一：把整體真正變為整體的東西，只不過是一種共同生活基礎合乎情緒的體驗，并認識到，這種體驗是立足于今天生活的本質之上的”26。整體之所以成為整體，基于共同的生活基礎和共同的有效經驗，以及生活基礎、經驗與現實本質的符合。如果說，歐洲總體性敘事的衰落和小說的誕生在根本上是由其社會結構變化而造成的，那么，《白洋淀上》和同時代中國小說總體性敘事的建構，亦直接關聯新時代中國社會結構和歷史意識的變動。正是在以“白洋淀新區”為典型環境的中國新時代語境中，人物擺脫了傳統社會觀念、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的束縛，他們不再被動地領受自己的命運，而是用自身的力量、知識、智慧、頭腦和心胸，創造既屬于個人又屬于整體的位置和價值。這決定了《白洋淀上》在內容、人物和形式上的現實主義宏大敘事性。在1990年代以來的散文化生活情境和生存感受中，小說以新時代為歷史契機，把握其精神本質，在從古至今的時間跨度和兼涉中外的活動空間廣度上，承擔中國現代主體尚未完成的建構使命。學者指出：“無法斷裂的斷裂性、個體與群體性對立的誤讀、理論與實踐的錯位、重建宏大敘事的沖動，都使得‘中國式宏大敘事’建構成為可能……‘中國經驗’使得中國小說的宏大敘事，沒有出現與西方同步的‘解體’，而是沿著自己的軌跡繼續生成新的‘現代性宏大敘事’?！?7《白洋淀上》作為想象中國/世界社會人群生活整體的一種小說形式和文學媒介，作為一個記錄新時代歷史進程的象征形式和價值系統，在時代性、現場感與歷史感的融合中，顯示了中國宏大敘事建構的可能性、合理性和必然性?！栋籽蟮砩稀吩诮Y構、形式上也體現了社會歷史的影響和滲透，小說對時代歷史、社會發展的總體性觀照和史詩性勾畫，以“新人”為標志的典型人物的多層面描繪，以及對變動中的生活細節和心理細節的敏銳捕捉，有著不同于以往宏大敘事的獨特美學創造，顯示出一種向社會歷史敞開的新穎的“文學性”。

“新時代中國”處于持續的推進和革命性的主體建構中，作為“想象新時代中國”的方法的新時代文學，如同它所置身所“反映”和所“反應”的新時代中國一樣，經歷著一場立足傳統經驗同時又向“現實”敞開的自我更新和自我革命。在巴赫金看來，長篇小說是所有文體中唯一尚未定型的文體，那么《白洋淀上》和其他新時代中國長篇小說也在中國現代歷史主體持續的建構中，顯示出隨物（社會歷史文化）賦形的不斷生長的狀態。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莫言的中國主體重建與新文學傳統研究”（項目編號：17BZW159）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②[俄]巴赫金：《教育小說及其在現實主義歷史中的意義》，《小說理論》，曉河、白春仁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233頁。

③④⑤⑥11 12[德]本雅明：《講故事的人》，漢娜·阿倫特編，張旭東、王斑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98、98、98、108、99、99頁。

⑦⑧[美]韋恩·布斯：《小說修辭學》，華明、胡曉蘇、

周憲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171、182頁。

⑨李敬澤、李蔚超：《歷史之維中的文學，及現實的歷史內涵——對話李敬澤》，《小說評論》2018年第3期。

⑩關于長篇小說文體的特點與優勢，參見吳義勤《難度·長度·速度·限度——關于長篇小說文體問題的思考》（《當代作家評論》2002年第4期）和《長篇小說與藝術問題》（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關于新時代小說的現實主義問題，參見吳義勤《作為民族精神與美學的現實主義——論陳彥長篇小說〈主角〉》（《揚子江評論》2019年第1期）。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談到“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的文體設定問題：“我們之所以在最初的設計里就在文體上限定為長篇小說，就是為了克服既往現實題材創作中報告文學‘一統天下’的局面，克服那種急功近利、簡單圖解、主題先行的創作傾向，要求把現實溫度、藝術高度和思想深度統一起來。”參見劉江偉《創造新鄉土文學精品力作——訪中國作協黨組成員、副主席吳義勤》，《光明日報》2023年2月28日。

13 14[匈]盧卡契：《托爾斯泰和現實主義的發展》，《盧卡契文學論文集》（二），黃大峰、趙仲沅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38、339頁。

15[匈]盧卡契：《現實主義辯》，《盧卡契文學論文集》（二），盧永華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頁。

16 17[美]杰姆遜：《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唐小兵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44、245頁。

18[匈]盧卡奇：《審美特性》（第1卷），徐恒醇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459頁。

19 20 21 26[匈]盧卡契：《小說理論》，燕宏遠、李懷濤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59—60、71、49、99頁。

22陳培浩：《現實主義：典型、總體性和能動性之辯——從陳彥長篇小說〈喜劇〉說起》，《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1年第4期。

23 24[匈]盧卡契·久爾治：《論歷史小說——歷史小說產生的社會和歷史條件》，《小說的藝術》，[英]喬治·艾略特等著，張玲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237頁。

25陳濤：《關仁山：寫出真正屬于這個時代的新人》，《文藝報》2023年1月18日。

27房偉：《融合與再生：20世紀90年代中國長篇小說中的“宏大敘事”》，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331—332頁。

[作者單位：青島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本期責編：王　昉]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