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艷陽天》中“新人”蕭長春系以順義焦莊戶村支書蕭永順為原型撰寫而成。有論者質疑作者何以不選擇其恩人宋德順為原型，推其原因，與其說是趨附政策，不如說是與浩然對“受苦人”整體、長遠利益的思考有關。從蕭永順到蕭長春，小說將革命的同情倫理學灌注其中，構成了本事轉換靈魂之所在。小說還另有敘事的“狡計”，以有意為之的“圍觀”設置，將多重“私”欲（尤其飽滿的情欲）引入到蕭長春“無產階級本質”的周邊。如此充滿曖昧與張力的“公私之辨”，構成了1950—70年代文學“新人”講述稀見的藝術經驗。

關鍵詞：蕭長春 《艷陽天》 同情 公 私

長篇小說《艷陽天》①系以浩然在順義、昌樂等地農村經歷為基礎撰寫而成。其中東山塢村支書蕭長春形象直接取自順義焦莊戶村支書蕭永順，“（蕭）舊社會做過討飯的花子，給地主扛過活，給有錢人干過織布的傭工”，“（蕭長春）就是以他為模特加工概括的”②。而且，對于怎樣“概括”素材浩然也有成熟考慮：“（把）正確的、先進的萌芽狀態的東西加以發揚——把不合尺寸的原材料，加上鋼，放進我理想的‘模子’里溶解，脫出個全新的‘型體’，樹立一個榜樣。”③以此標準，蕭長春可說是成功“型體”，只不過在后革命語境中與新的“公共語法”之間出現了難以修補的裂隙，而容易被理解為福柯所批評的“典范”（exemple），“它是在人名的光輝中行使的法律”，“權力通過它得以鞏固”④。這種裂隙的存在，與其說是因于浩然個人藝術能力的限制，不如說源于社會主義文化自身異于常例的倫理訴求及其所面臨的危機。對此危機，《艷陽天》通過特殊的“公”/“私”關系重置予以了有效應對。因此，無論是在當年文學生產現場還是在當前去政治化語境中，蕭長春藝術形象都具有難得的文化勘察價值。

一、此“順”而非彼“順”

浩然選擇蕭永順作為原型人物，是水到渠成之事。早在1954年，浩然就結識了時任焦莊戶農業社主任的復員軍人蕭永順。初相識時，浩然曾自感遭到冷遇，但消除誤會后兩人逐漸熟識。到撰寫《艷陽天》時，兩人交往已近十年，浩然回憶：“寫蕭長春時，老朋友蕭永順仿佛就坐在我對面，我能清楚地看到他，感受到他的呼吸?！雹輰ψx小說與現實，不難發現蕭長春與蕭永順不僅名字寓意相似，其基本經歷也大致接近。小說中蕭家是外來戶，蕭長春參軍、復員、操辦農業社等情形，皆與蕭永順相似，“（他）是抗日戰爭期間的老民兵，1947年參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部隊，他立過三次戰功，受到過多次獎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作為榮軍回到家鄉參加農業生產后，又在地方黨組織的關懷和領導下，組織鄉親們成立了全鄉第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⑥當然，有關蕭長春一家“筷子夾骨頭——三條光棍兒”的歇后語，則是另行融入了樂昌農村田守業家的情形：“（田）中年喪妻，拉著兩個兒子和養著六七十歲的老爹苦熬歲月?！雹?/p>

無論是兼取田守業材料，還是以蕭永順為主要原型，都是例常情形，亦是作家虛構的權利，并無特別需要置喙之處。不過，有學者提出疑問，浩然為何不以他的另一位熟人宋德順為原型呢？如孫寶靈認為，“早年‘相好’、典型農民宋德順和中年以后的至交、合作化領導人蕭永順，都是與浩然交往很深的人，浩然在文學創作時，選擇了蕭永順，回避了宋德順”，“（他們）在浩然那里不平等的表現機會，揭示了浩然文學創作的選擇性”⑧。這一疑問其實是合理的，因為宋德順堪稱浩然恩人。浩然父親早逝，母親帶著他姐弟二人投靠舅舅，孰料母親去世后舅舅為霸占家產，準備將浩然姐弟二人掃地出門，其時幸得表兄宋德順出手相助：

在父親與老舅反目后的當天，他連夜跑進深山，尋找到共產黨的民主政府，替姑姑和父親姐弟倆告了狀。民主政府很快派來工作人員黎明，在村里走訪群眾，調查研究，弄清了事實真相，做出公正裁定。⑨

可見，宋德順對浩然人生起到關鍵作用，又令人敬重、有俠義風，浩然若以之為原型寫入自己第一部大規模長篇小說自不奇怪，不寫、不涉及倒略有奇怪。但細究其原因，也不能說是“奇怪”。從現有材料看，浩然與宋德順實為兩類人。宋德順正直、本分，按輩輩相傳的鄉村規則生活，浩然則因感恩中國共產黨而像梁生寶一樣“迷失了莊稼人過光景的正路”⑩。這一區別，隨著浩然成年而日漸明顯：“‘相好’宋德順曾極力反對他從事革命工作，一心要把他變成一個本分的莊稼人。開始，兩人還能徹夜長談，心心相印，事無巨細都共同商議，到后來，由于浩然一心感念共產黨的恩情，沉溺于從事革命工作的‘露臉’和遠大前程，老實巴交的宋德順就疏遠了浩然，再也不和他說話。”11這對極重情義的浩然而言，可能是釋之不去的人生遺憾。但這只是浩然不選擇宋德順為原型的表層原因。深層原因，則在于浩然對中國農民歷史命運的認識，以及他對《艷陽天》這類小說創作價值的理解。

浩然對農民命運的認識，直接表現在他對無數“受苦人”可能藉之擺脫代代相沿貧困命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認同。對此，其子梁秋川回憶，蘇聯集體農莊的成功范例對浩然影響極大：“他想，中國農村要是都變成了集體農莊，不是會比洋人生活的更好嗎？社會主義就是要讓所有的農民都不再受窮，都不再挨剝削，都過上吃穿不愁的好日子?！?2對于此類想法，后世研究者可能不大共情，但對于“在破了產的農民中間長大”13、目睹過叢林式競爭之下諸多農民家庭悲劇的浩然來說，走共同富裕之路，則是他對農民命運刻骨銘心的認識與理解。此可謂浩然之于“公”（社會主義）的體認與追求。晚年時，目睹過蘇聯解體，他曾痛苦地說：“如果有一天社會主義真的在中國垮臺了，我寧肯做它的殉葬品！”14遺憾的是，這種浩然終生執著的信念，即使在當年其同道也未必普遍。愛爾維修說：“利益支配著我們的一切判斷”15，從人性角度看，多數人一生都在全力以赴為自己和家庭謀求財富、權力，對和不相干者“共同富?！眲t難說有多大內心興趣。即以《艷陽天》所取材的1950年代北方農村而言，其中較富?；蚋偁帡l件較強的農民，其熱情一般也在于獲得自己在財富、權力方面的優勢，至于“友不如己者”、去帶動比自己窮的人一起致富（合作化），恐怕極少有興趣。材料顯示，來自綏中的富裕中農對合作化態度就很消極，他們表示，“不拿鞭子趕，我算不進去啦”（組、社），“只要叫單干，我就自在幾天”，“到啥時候兒也有窮有富，土改一樣分的地，為啥人家被分了還能發展起來，為啥單有受窮的呢”，“舊道路有優點”。16《創業史》中鄉支部書記盧明昌原型董廷芝的父親也反對和比自己窮的人一起組成初級社，“愛罵人，誰他都罵哩”，“罵入社的貧雇農是拿干棉花在俺的油甕里蘸哩！”17甚至，由于“欽佩或近于崇拜富人和大人物，輕視或至少是怠慢窮人和小人物的這種傾向”18如此普遍，部分窮人也以“精神上的富人”作為自己行為的準則。故當年真正支持合作化的，主要是部分身陷赤貧、無力紓困的農民。但即便這樣的農民，情況稍有好轉時也有可能棄之而去。但浩然與眾不同，他對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信念終生無改，哪怕在山東樂昌親身遭受了饑荒，他也只是將之理解為革命途中必會有的挫折。很顯然，“極力反對他從事革命工作”的宋德順恐怕很難對作為“革命工作”之一的農業合作化、集體化抱有多少熱情。既如此，《艷陽天》必然會回避選擇宋德順為人物原型，因為社會主義文學本質近于某種“紀念碑式的歷史書寫”，它更傾向保留“值得回憶的、建構身份認同的和指向未來的東西”19，其對蕭長春等“新人”的塑造乃為深具未來指向的“公”的榜樣或“典范”，故較之蕭萬順，宋德順肯定屬于非常“不合尺寸的原材料”。

于是，棄彼“順”而取此“順”就是《艷陽天》的自然選擇了。那么，該如何評價這一取舍呢？這就觸及浩然在后革命語境中的最大尷尬。盡管他以刻骨銘心的體驗為據信任合作化，但篤信新啟蒙話語的研究者堅決相信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已經證明此前集體化政策徹底錯誤，更堅信浩然不過是缺乏思考能力的“圖解政策”者。如此當然很難理解《艷陽天》的原型選擇及其背后中國歷史變遷和文化重塑的縱深。實則新啟蒙視角至少在兩個層面上可以商榷。

第一，視農業合作化為政策錯誤，不免失之簡單。從當時農村現實看，通過合作化走共同富裕之路，對于多數普通農民而言，實乃現實可取之策。對此，1948年7月“新華社信箱”有明確說明：

在土地改革之后，農村中的經濟競爭，不可避免地會有新的發展，并使農民之間不可避免地會有新的階級分化……所以僅僅實行土地改革，如果不同時實行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之下的一系列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并在最后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大多數農民的解放還是不可能的，大多數農民的貧困和破產，還是不可避免的。20

對私有土地制度和兼并趨勢下部分農民的可能的破產悲劇，浩然非常清楚，他在《金光大道》第一部（1972）中塑造的劉祥，倘無合作化政策的出現，惟有破產一途可走。從中國歷史看，以反兼并為旨的均田制屢屢出現，即是政府對于鄉村叢林式生存的干預。而土地改革與合作化等政策，與古代均田制既存在明顯淵源關系，又是對其“因時變而制宜適”的揚棄。對此，有研究者感嘆地說，“我國兩千年土地的自由買賣并沒有把我國導向資本主義，而是在規律性的改朝換代中，不斷地把封建租佃關系再生產出來”，“人口與土地數量關系的矛盾是多么的尖銳??！”“出路在哪里呢？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就是為什么毛澤東力排眾議，快刀斬亂麻地實現了農業合作化。他為現代中國打造的土地公有制的社會平臺，至今使生活其上的中國人民享受無窮?！?1亦因此故，新中國農村政策具有明顯下層本位色彩。對此，當年對合作化心懷抵觸的新中農們倒是看得非常清楚：“共產黨的政策是為窮娃辦事?！?2遺憾的是，如果研究者不能對“窮娃”產生同理心，那就自然無從理解當年政策的歷史合理性和現實資源價值。

第二，視《艷陽天》等為“圖解政策”亦屬粗率之舉。實則對于浩然這類深解農民疾苦的作家而言，與其說他們盲從政策，不如說他們有自己的歷史觀與判斷標準。此標準即是“受苦人”的生存與利益。符合“受苦人”之利益者，他們會在寫作中支持，不符合者則會示之沉默甚至反對。土地改革受到他們普遍支持，即因土改符合幾乎所有“受苦人”利益。比較起來，合作化政策則顯得復雜。從現有資料看，當年農民對此政策反應不一，富農、中農多有不滿，下中農與貧農一部分支持，但也有部分因相信單干更有機會改變命運而對合作化缺乏興趣。整體而言，當初合作化運動并沒有真正落實自愿政策。來自1953年河北大名縣委的材料反映：當地許多區村干部強迫農民入社，結果“現在有很多社員要求退社。有的社員為了達到退社目的，故意毀壞社的工具，企圖叫社把他開除”23。那么，支持合作化的浩然是否只是代表 “受苦人”中的少數呢，《艷陽天》是否只是遮蔽部分“受苦人”真實聲音、趨附政策的應時之作呢？答案比較復雜。因為在浩然看來，在舊式私有制度下，的確會有少數“受苦人”在叢林競爭中打破階層固化、成功向上流動，但農民階層的整體命運勢難根本改變。蔣廷黻回憶，在他老家湖南邵陽，“大多數鄉下人都是工作苦、生活儉樸”，“欲想發財”“難上加難”，“對鄉下人說，沒有太大發財機會”。24但農民多數認為自己會是“少數”，浩然考慮的則是“受苦人”整體的“沒有太大發財機會”的現實。因此，盡管不少“受苦人”無法預見這種結局并希望自己成為意外的成功者，但自視為“奴隸和長工的子弟”25的浩然，卻跳出這偶然，轉而以“受苦人”整體和長遠的生存、利益與尊嚴，作為自己寫作的法則。因此，拋棄叢林式奮斗、轉向可以帶來“大多數農民的解放”的合作化道路，在浩然來說，就是合乎情理的抉擇。因此，浩然等的寫作與政策關系比較復雜：如果政策有利于“受苦人”整體和長期的利益，他們就會在小說中支持（對其失誤與挫折亦持諒解態度），如果政策在他們看來不符合“受苦人”利益，他們則會大膽懷疑，如柳青在《創業史》修訂本（1977）中對單干政策的繼續批評，浩然在《蒼生》（1987）中對于聯產承包制度的“不合作”態度。

因此，《艷陽天》在原型問題上棄彼“順”而取此“順”的選擇，不可理解為趨附政策，其背后實有著浩然身為“奴隸和長工的子弟”的深切同理心，以及對于中國歷史的縱深觀察。當然，浩然的同理心也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譬如，由于對社會優勢階層多有抵觸、難以與之“同理”，《艷陽天》較少呈現普遍的“人”的意義上的生存觀照。又由于缺乏足夠寬闊的現代化視野，《艷陽天》也未全面呈現合作化與工業化的多重關聯以及相關反思。但對“受苦人”持久而深刻的同理心的存在，使《艷陽天》得以觸及社會主義及其文學“公”的內核。小說將現實中的蕭永順熔鑄成新的“型體”的方法，也與此有著直接關聯。

二、革命的同情倫理學

將蕭永順熔鑄為新的“型體”的話語重組過程同樣循守1950—70年代文學的“新人敘事學”。它包括兩層：第一，在故事策略層面，通過階級/道德之雙重“區分的辯證法”，以被壓迫者的階級本質和純化道德形象確立從原型到藝術形象過程中“可以講述之事”與“不可講述之事”之間的界限；第二，在敘述機制層面，通過“人在歷史中成長”的歷史機制重組原型人物的史實，進而將之整合成一個具有隱喻意義的個人故事。不過《艷陽天》還是有所不同。依李楊之見，1942—1976年間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歷經敘事、抒情與象征三個階段，在象征階段，“成長”逐漸淡化，“每一個人物形象的意義不是成長出來的，也不是外來的，而是它本身具有的本質”，如芭蕾舞劇《白毛女》中的楊白芳、喜兒就不再同于早期版本，其“斗爭意識并不是外來的‘共產黨’、‘八路軍’喚醒的，而是一種天生的（無產階級）本質”26。其實，蕭長春也是如此。他一出場即已非常成熟、已具備某種抽象本質。小說對于蕭長春“成長”之跡僅在第1卷第1章用三四頁篇幅匆匆掠過，整體而言呈現的是一個“演繹過程”，即“將已經明確的、抽象的，先驗的本質具體化，通過活生生的現實展示這一過程”27。

那么，《艷陽天》在蕭長春這一新“型體”中熔鑄進了怎樣抽象、先驗的本質呢？答案當然是“無產階級本質”。這其實并非空洞的意識形態名詞，否則當年不會有無數人為之砥礪前行。那么，此“本質”要在何處呢？這其實在選擇此“順”非彼“順”時已露端倪。如果說宋德順身上有著莊戶人家合理的自私，那么蕭永順則更多稀見的品質——無私。浩然自己更喜歡后者：

我永遠偏愛蕭長春、高大泉這樣一心為公、心里裝著他人的人，他們符合我的理想。至今我重看《金光大道》的電影，看到高大泉幫助走投無路的人們時還會落淚。28

由于古典自由主義“經濟人”假設的影響，今日人們不大相信無私之人的存在，也比較抵觸文學對“一心為公”的人物的塑造。但這一問題可以換個角度理解：由于浩然對“受苦人”強烈的同理心，所以他小說中符合他理想的人物，多是深具慈悲、同情之心且愿付諸實踐、以實際善行去“濟危扶傾”的“好人”。的確，現實中這類“好人”比例不高，往往也不太為自己的親人所理解，但“虛構的敘事作品旨在按照某種美、善或崇高的理想標準重新描述事件”29，因此后世研究者也不宜據此將其同情的倫理實踐認定為虛假、脫離人性。

其實，就理論而言，蕭長春式“好人”是可能存在的。第一，“好人”內在于人類同情心。同情雖不及自私強大，但幾乎一樣普遍。在中國先哲中，孟子早有“四端”之論，西哲也將同情認定為人性基本內涵，“無論人們會認為某人怎樣自私，這個人的天賦中總是明顯地存在著這樣一些本性，這些本性使他關心別人的命運，把別人的幸?？闯墒亲约旱氖虑椤保踔痢白畲蟮膼汗?，極其嚴重地違犯社會法律的人，也不會全然喪失同情心”30。第二，同情是人類倫理實踐的基礎。“同情是所有美德的奠基石”31，正因為同情的存在，人類才學會設身處地地理解他人處境，進而選擇利于他人、利于社會的行為。尤其，休謨還認為同情倫理實踐與自私還存在內在的隱秘關聯，因為對他人的同情其實也可達成一定的自我滿足：“他人的幸福和苦難并不是與我們完全漠不相關的景觀……給人以內心的歡樂和滿足。”32當然，這種“內心的歡樂”可能純粹出于自然情感，也可能出自同情實踐所贏得的社會認可。后者非常接近傳說中老子對儒家的批評：“無私焉，乃私也。”33老子認為，儒家追求“無私”不過是為了獲取君子聲名，因而究其本質“乃私也”。這反映出，即便出于利己之心，人類也可能產生同情倫理實踐。

就《艷陽天》創作而言，蕭長春同情、利他“公”的人生邏輯也有堅實的原型基礎。第一，人物原型與作家本人身上都有深厚生活基礎。據浩然回憶，他初識蕭永順時，農業社一位做豆腐的老人對蕭永順由衷贊嘆：

凡是難事情他就帶頭干。辦互助組沒人愛干，他又帶頭干?！ㄋь^窮幫窮的奔好日子。34

“專圈攏困難戶一塊兒奔日子”等窮窮聯合行動，其實嚴重不符合中國社會常例。優勢互補、強強聯手，或以弱附強、按“恩報”關系生存，是中國人往往循守的不易之則，蕭永順所作所為，可說是鄉村社會“反行為”：明明自己有機會單干致富，卻偏偏要和困難戶們一起“奔日子”。蕭永順所以如此，與他在解放軍部隊里所受社會主義教育有關，更與他天性中異于常人的善良有關。不過，此類“公”的品質在當年農村基層干部中亦非個案。譬如，山西平順西溝人至今仍評價當年合作化帶頭人李順達說：“他的德性太好了，他的德是最好了。李順達，真是個正派人，德最高，大公無私。他也能忍，人性很好，很善良。”35其實，正因為當年我們黨“以民為本”，這類善良、實干的農民才有機會脫穎而出。蕭永順是其中一份子，而浩然能與蕭一見如故，也與他們共有的善良秉性有關。目前蕭永順史料比較局限，但有關浩然的材料充分顯示出其善良超出大多數人。比如，對于合作化弊端浩然其實也了解，但他所以終生支持，全因于對部分“受苦人”處境的不忍心：“對于單干，我心里一直是矛盾的。無疑單干有利于發揮個人積極性，但對那些缺乏勞動力、家里有病人、又沒有生產工具和牲口的農戶來說，互助組、合作社是他們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6又如，饑荒年代他在昌樂農村掛職村支書，對農民偷吃公家糧食事卻選擇疏忽：

當年和浩然一塊護坡的副大隊長吳國瑞回憶說：“當年這種情況，真是難為煞老梁同志，黑夜我和他一個班，我發現每次和他護坡時，他在坡里圍著莊稼地不斷地一邊轉悠，一邊大聲吆喝，有時也唱歌。那些偷者從老遠處就能聽到他的聲音。我當時對他這種舉動很不理解，就說，“看坡別出聲，哪有像你這樣看坡的，你弄出聲來，不把小偷早嚇跑了?！彼f，“我就是想把他嚇跑了呵！”37

更能見其善良的，是他接二連三抵制貌美異性的示愛，與相貌平常的農村妻子廝守終生。此事非巨大善良不可為。浩然二十多歲即名滿文壇，且和蕭長春一樣健壯、英俊。以如此條件而不喜新厭舊，善良實是其中最重要因素。正因為自己內懷善良，浩然才能捕捉到蕭永順身上相似的“精神”，并以之為現實根基，構造成了蕭長春形象可珍貴的靈魂。第二，蕭長春的同情倫理實踐，亦深具有現實的社會情境基礎。其實，中國革命本身即是同情的倫理實踐，其許多政策本身即是為底層民眾爭取權利與生存。新中國成立以后，國家建設提上日程，政策制定需要更多考慮國家整體利益，如合作化政策其實包含提取農業剩余推動工業化的重要戰略考慮，但即便如此，毛澤東等領導人制定互助合作政策時也仍然有對底層民眾利益的深切考量：

失去土地的農民和繼續處于貧困地位的農民將要埋怨我們，他們將說我們見死不救，不去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個問題，只有在新的基礎之上才能獲得解決。這就是……逐步地實現對于整個農業的社會主義的改造，即實現合作化，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38

不但合作化如此，即便旨在國家積累的統購統銷政策也兼含此考量。小說中鄉黨委書記王國忠批評馬連福說：“你說糧食統購統銷不好，這也是公道話嗎？如果沒有這個政策，去年那個大饑荒，你們吃的糧食從哪兒來？得有多少人賣房賣地買糧食度命！”39這種扶持貧弱傾向，也是中國傳統治理思想的延續?！抖Y記?大學》早就告誡說，“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其所謂“義”即是關心百姓利益、民生疾苦。黃宗羲也表示：“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40新中國政策制定經常面臨個體與國家的兩難處境，但它牽連著“萬民之憂樂”的初衷始終存在。這為蕭長春的倫理實踐提供了現實基礎，“（同情行為）要求至少在社會現實中不要形成阻力，不需要為同情行為付出巨大的社會生活成本”，且“好的社會政策應該為同情行為提供寬松的、優越的社會情境，能夠獎勵和補償同情行為”41。

有此制度與人性基礎，革命“同情倫理學”就構成了從蕭永順到蕭長春的藝術轉換的靈魂。此靈魂借用電視劇《士兵突擊》（2006）中鋼七連口號，可概括為六個字：“不拋棄、不放棄?！彼▋蓪觾群旱谝?，不但在心理上同情“奴隸和長工”們，視之為“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的骨肉兄弟，在行動上更不拋棄這些很可能被摔出歷史軌道的人們；第二，作為“奴隸和長工的子弟”，蕭長春不但尊重自己的父兄姐妹，而且還成己成人，進一步使他們皆成長為自尊、自強、奮斗不息之人?！镀G陽天》內外蕭永順/蕭長春共同的“專圈攏困難戶一塊兒奔日子”的人生選擇，即屬“不拋棄”同情倫理的外現。而“不放棄”，同樣是《艷陽天》重心所在。蕭長春特別強調“窮人的骨氣”，如“天不怕，地不怕，不能遇上什么問題，咱們要堅持作硬骨頭”42，“自己要永遠作硬骨頭”43。應該說，較之悲憫與同情，這種“不放棄”更構成了人性的堅韌部分。亞當?斯密認為，個體皆有強烈“改良自身處境”( bettering one's condition) 的沖動，“我們從胎里出來，一直到死，不會把它一刻放棄”。44當然，這也是儒家所倡揚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之精神。但就《艷陽天》而言，這種砥礪前行的絕不“放棄”的精神卻并不來自典籍啟發，而直接來自現實中“蕭永順們”對作家靈魂的沖擊：

（農業社）只有幾條毛驢，連一輛車都沒有。土地歸并后，春天可咋下種？種不上就收不來，幾百號人指望啥活呢？永順又琢磨出一個法子，靠山吃山，騾馬大車跟野山要，當然他又得帶頭干?！贿B三天半夜前開會商量工作，半夜后就吹哨子集合人，帶著社員上北大溝割柴火。哪兒山陡他往哪兒爬。45

實際上，《艷陽天》三卷重點所寫鬧糧、分紅等事項并不完全直接取自蕭永順，但其“不放棄”的堅韌底色卻直接是“保留著他的精神、氣質、個性特征”46的結果。于是，蕭永順以窮人“硬骨頭”為底的“不放棄”及其持久力度，就構成了小說中蕭長春的靈魂，也構成了他與馬之悅等對立面反復較量的動力。

可以說，蕭永順倔硬個性、中國革命底層本色以及作家內心巨大的善良，共同促成了蕭長春的同情倫理實踐，使“不拋棄、不放棄”成為這一新人身上難以分割的“公”的內核。此種新人靈魂，此前在郭全海、劉雨生、梁生寶等形象中由淺而深地出現過，但到蕭長春才可說是獲得豐富、完整呈現。當然，比較而言，其中“不拋棄”其實重于“不放棄”。倘只有“不放棄”，那蕭長春就只是傳統鄉村常見的去歷史化“能人”，但有了“不拋棄”，他就成為勾連中國農民命運轉折的社會主義“新人”。遺憾的是，隨著革命逝去，“不拋棄”的現實情境喪失殆盡，唯余“不放棄”在市場環境中日益演變成原子化的個人主義。在此文化轉軌中，蕭永順/蕭長春所內含的文化遺產自然不再被“看見”。

三、“私”的安置：敘事的“狡計”

革命同情倫理學的出現，堪稱1950—70年代文學一樁“公”的遺產，但今天此遺產價值已很難落地。這與改革開放時代“告別革命”思潮流行、浩然被目為“高大全”寫作的負面案例有關。不過，對所謂“高大全”論，浩然本人一直不能接受。其實，小說所敘蕭長春顧不上回家、顧不上吃飯、一心工作一類描寫，都有本事基礎（如浩然親見蕭永順帶頭跳到冰水中撈木頭、對自己拔了農業社兩顆蘿卜的父親不依不饒），但浩然的郁悶已很難引發后世研究者的回顧興趣。然而，這里出現了另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如果蕭長春真是“高大全”或“通體透明”，他怎么可能在當時家喻戶曉、引起萬千讀者喜愛？

這就涉及到從本事到故事更多層面的改造與處理。譬如，浩然具有非同凡響的比茅盾、師陀、張天翼、丁玲、柳青諸前輩更為突出的故事能力，極擅于“杯水波瀾”。但蕭長春的藝術魅力的來源，與此有關，可能更與作家對于“公”之周邊人性之“私”的巧妙安置有關。后者，值得專門討論。“私”與“公”的問題，不僅是社會主義文學的核心問題，亦是儒家著重處理的問題。儒家一直強調以“公”抑“私”，文藝主管部門更強調大公無私。然而，小說家們真的會如此循規蹈矩嗎？其實，但凡有些文學“野心”的作者都不會這么做。而浩然，更相當諳熟此中規則。當然，就目前材料看，浩然基本上言不及此，然而對讀文本內外，不難發現蕭長春看似“高大全”，但并非“高大全”所能限制、所能說明。這涉及《艷陽天》通過本事改寫完成的有關人性之“私”的三重安置。

（一）作為周邊的“私”。一般說來，社會主義小說習于將“私”的元素配置在反面人物身上。最典型莫如“‘反動階級’享有性描寫特權的傳統”，“《創業史》中富農士杰對素芳的強暴，《苦菜花》中女三青團員被國軍的輪奸，反諷地同時成為那些年里青少年性啟蒙和性恐嚇的教材”47?！镀G陽天》與這些小說頗為相似，不過不存在性恐嚇，更多是生機勃勃的直露的性欲，如馬立本對東山塢最俊的姑娘焦淑紅的朝思暮想，馬之悅早年與地主侄女馬鳳蘭的通奸，當了干部以后對美貌少婦孫桂蘭的挑逗與強暴（未遂），多寫得細致入微、一波三折。而且，私欲在這些反面人物身上還有多層面呈現。比如，對于女人與金錢，“能人”馬之悅就眼界不凡，認為“管他有千層房子萬頃地也比不上……得勢的人神氣呀！”“他一心一意要往‘官勢’上靠”。48從材料看，這些反面人物原型都不大清晰。不過，對于權力的執著，對于財富與情色的迷戀，都源自最普遍不過的男性欲望，不需具體原型支撐也能獲得鮮活力量。這些普遍的“私”的存在，構成了蕭長春身邊烏煙瘴氣而又飽滿生猛的“周邊世界”，這必然導致混跡其中的蕭長春難以被讀者“純凈”地去閱讀、去理解。

（二）“私”的追補與重置。對于蕭長春本人，《艷陽天》并未采取徹底的凈化、剝離之策，其實也有合理的“私”的設置。因為無論儒家古訓還是共產主義新道德，都并不排斥“私”的存在。所謂“存天理，滅人欲”并非完全禁止人之私欲，只有過分的不合禮法的欲望才被劃入“人欲”范圍，合理的婚戀則被承認并歸入“天理”。革命領導人毛澤東也主張適宜的公/私關系：“公是對私來說的，私是對公來說的。公和私是對立的統一，不能有公無私，也不能有私無公?！?9只不過在1950—70年代文學實踐中，對于新人“私”的描寫確實存在諸多風險，需要寫作者有過硬藝術處理能力。然而在此方面，浩然似乎在故意挑戰風險，所謂“追補”即是此意。這指小說中焦淑紅與蕭長春談了一場有始有終的戀愛，而在現實中，原型蕭永順并無這樣經歷：

蕭永順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民，屬牛，比我大七歲。我倆相識時，他正當而立之年，新婚大喜的事剛辦過不久。他出生在窮苦人家，舊社會做過討飯的花子，給地主扛過活。50

《艷陽天》故事發生在1957年夏，若以時間推算，此時原型與妻子劉淑英已早過戀愛期，按農村習俗，他們也會與無數鄉間夫婦一樣，不會在公眾場合有親昵舉動，而《艷陽天》濃重墨彩推出的美麗少女焦淑紅（從劉淑英名字中借了“淑”字）其實并無原型。顯然，浩然若希望以“無欲”“無私”為標準刻畫蕭長春，那實在不需要添加焦淑紅這一角色，更無需將焦對蕭的愛慕刻畫那么富有層次感，以致令當年無數讀者輾轉難忘。這表明，浩然既深諳“人對人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關系是男人對婦女的關系”51的事實，又了解英雄豈能無美人相配的大眾文藝秘密，故《艷陽天》必須“無者造之而使有”。于是，小說中蕭長春雖也如原型一樣已婚，但不料“媳婦命薄”“暴病死去”。于是，作為合理的“私”的婚戀事宜就出現在蕭的身上。當然，浩然也小心限制著“私”的邊界。這突出表現在，直到小說結束要被推進洞房時，蕭長春都沒對讀者流露過他對美麗少女焦淑紅哪怕一絲絲的性欲心理。對此，敘述者僅是稱：“他發現這個姑娘跟自己的多種關系中間，又多了一層關系；他沒有用心發展它?！?2甚至，焦對蕭的感情也主要基于對其同情型人格的崇敬，并認為他倆關系“成了，是革命同志，成不了，也是革命同志，只有革命同志才是最寶貴的關系”53。

（三）被觀看的“私”。不過，“革命同志”關系并非《艷陽天》再現蕭、焦之戀的規則的全部。浩然費盡周章在本事之外“無者造之而使有”，為原型蕭永順虛構戀愛對象，目的當然不在于恪守革命者須為“清教徒”的既有規則。的確，蕭、焦交往都在“革命同志”關系范圍之內，但敏感讀者不難發現，小說中蕭雖是當仁不讓的男主人公，但其視角并不能覆蓋東山塢，相反，他經常被安置在別人（尤其反面人物）視角中，被評點、被觀看、被“展覽”。而且，蕭本人、敘述者都對此評點、觀看似乎無所察覺，根本不利用全知視角可以干預的便利予以辯駁。這就使蕭在小說中始終游動在兩個并行不悖的世界里：他行動著、斗爭著、奔走在東山塢各個角落，但他又始終被不同的甚至懷有敵意的眼光注視著、揣摩著、攻擊著。這是同時代文學極為稀見的敘事處理，目前學界也很少注意到。然而，恰是這層觀看，讓讀者進入一個似乎屬于圍觀者但實際上屬于蕭的“私”的世界。譬如，通過美麗少婦孫桂英的眼睛，讀者可意外發現“新人”蕭長春其實還是一個性魅力十分強大、渾身散發著荷爾蒙氣息的男子。還是在孫桂英沒有嫁到東山塢以前，她在嬸子家瞥見了偶然進門躲雨的復員軍人蕭長春：

孫桂英扒著竹簾子縫朝外一看。這一看不要緊，一下子就把她給迷住了：多漂亮的一個小伙子，越看越愛看。她站在竹簾子里面只能往外看，外面看不到里邊；一直看到雨住，那個人背著肥田粉告別，她的腿都站麻了。回到家，她就硬讓她媽到東山塢查訪這個人。54

這是完全出于“力必多”（libido）沖動的一見鐘情。孫桂英后來誤嫁馬連福（也是東山塢復員軍人）并陷入對蕭長春的漫長向往之中自不必論，但她能看見的，讀者當然也能看見，焦淑紅自然也能看見。如此一來，讀者再反過來看蕭、焦交往，就很難剔除混雜著“力必多”的“前理解”。

當然，來自孫桂英的觀看只是在豐富蕭的“私”的世界，來自對立面馬之悅等的觀看，卻幾乎是在解構、毀滅著蕭的“無產階級本質”。譬如，馬之悅從不認為蕭是什么“英雄”或“新人”。在他眼中，蕭既是一個老辣的官場對手，更是一個善于掩飾自己情欲沖動的男人。對于蕭、焦關系，他如此理解：“蕭長春畢竟當了三年的‘二茬子’光棍，有這樣一個美貌的女人住在對面，又經常在眼皮底下晃，能不動凡心？蕭長春也畢竟是個能說善講、口齒伶俐的人，加上當著支部書記，攬著大權，征服一個嫩弱的黃花少女，比起馬立本來有許多的便利條件?！?5對男女之事研究通透的馬鳳蘭，則仿佛看見蕭無時不刻地為性饑渴所煎熬：“她認定：天下沒有不愛腥味的貓，也沒有不貪女色的男子；別看表面假正派，那是沒機會，不敢！蕭長春這樣一個壯年小伙子，又多情善感，又嘗受過女人溫暖滋味兒，身跟前游著一條肥魚；這條肥魚不是躲閃，而是搖頭擺尾引他去捕捉，心里邊早看透了，早就明鏡似的。”56因有如此堅定的“看”，所以小說第2卷就出現了“蕭支書搞馬連福媳婦”這樣的驚天大事。從目前可見材料看，原型蕭永順并無此類事件，但浩然自己卻遇到過與小說中孫桂英誘惑蕭的相似場景。還是當記者時，浩然遇見一位在縣委秘書室幫忙的“美貌的姑娘”，兩人談文學，談電影，當晚浩然“心神搖蕩，激動不已”，“久久不能入睡”，下次兩人再度長談：

她嘻嘻地笑，笑聲中，她的一只手輕輕地搭在我的膝蓋上?！缤还呻娏?，從膝蓋傳遍周身，心臟也隨著猛烈地狂跳，我自己都聽得見那“怦怦”的聲響。同時有一股難以抵御的亢奮的沖力，在體內騷動、撞擊，又覺得天昏地暗，一切都在我聽覺、視覺和感覺中消失了。沉默片刻，小秀朝發呆的我瞥了一眼，聲音發顫地說，你來密云那天，我第一眼就看上你了……你這屋不保險，說不定啥時候就來人。到我住的那屋去吧，那兒最安全。57

顯然，馬鳳蘭“看”到的蕭被“身跟前游著一條肥魚”誘惑的心理煎熬，有浩然自己的體驗基礎，“不能自制的欲火燒得我神魂搖蕩”，“要像兇猛的野獸那樣沖過去”。58這表明，即使浩然自己，恐怕也不認為馬鳳蘭、馬之悅等對蕭的低俗想象脫離了蕭作為正常男人的真實心理。不過，小說中的蕭長春永遠不曾向讀者呈現自己內心情欲的波濤，而只是一幫不喜歡他的人對他指指點點，把他想得相當齷齪、極其色情。這種巧妙安排，頗近于霍爾看法：“否認是一種策略，靠著它，一種強烈的愛好和欲望既得到縱容又同時被否認。正是在那里，被禁忌的東西卻設法找到了表征的一個替代形式?！?9但更重要的是，這些指指點點是否會對讀者產生“錯誤”引導呢？答案是肯定的。因為客觀而言，《艷陽天》對馬之悅、馬小辮、馬鳳蘭等反面人物的描寫，本來就超出一般他者化、客體化的處理水準，而頗接近葉晝提出的“各有派頭，各有光景，各有家數，各有身份”60的美學要求。雖是反面人物，但出自他們視角的觀察卻具有并不低于正面人物的可靠性與情理依據。兼之敘述者從不替蕭分辯，有意把他丟放在主流意識形態的“非保護區域”，讀者對蕭的閱讀、理解就必然時時滑出“無產階級本質”的邊界，進入曖昧叢生的想象空間。當然，對此接受偏差，“最愛讀”“兩部現實主義巨著《金瓶梅》和《紅樓夢》”61的浩然不大可能毫無預判，而更似是有意為之。

此外，在《艷陽天》中，蕭被追補和被觀看的“私”，并不止于男女和情色，還涉及同樣混雜的權力欲與征服欲問題。在此方面，也有一定本事基礎，不過此種觀看涉及對鄉村“中國”的整體形塑，此處暫不分析?？偟膩砜?，放任反面人物對社會主義新人之“私”進行不懷好意的圍觀，是1950—70年代文學非常特殊的敘事處理。其間，其實存在作家從未公開談及的帶有“狡計”色彩的藝術創造。誠然，《艷陽天》立意要塑造一個大公無私的社會主義新人，然而作為小說家，浩然當然明白這種作為同情倫理實踐“典范”的利他主義的“公”的英雄即使有真實原型，在現實中也并不普遍，更難為多數人認同并踐行，恰如愛爾維修所言，“自然從我們幼年起就銘刻在我們心里的唯一情感，是對我們自己的愛。這種以肉體的感受性為基礎的愛，是人人共有的”，“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人們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愛自己甚于別人的”62。因此，小說家必須巧設辦法、將這種“典范”形象轉變為讀者可理解、愿意親近的對象。為英雄配上美人，將革命與愛情混搭，自然是古往今來文學成熟的經驗，然而如何恰當把握革命與男女的張力實在不易處理。此前《三家巷》曾敘寫“美麗極了，英勇極了，可愛極了”的無產階級英雄周炳波瀾起伏的革命/戀愛史，結果被批評為“宣傳沒落階級的戀愛觀和黃色毒素，對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年起著嚴重的腐蝕作用”63。比較起來，浩然就更多“后見之明”：一心為“公”的蕭在小說中接連不斷地被反面人物觀看，被讀者投以曖昧的“私”的想象，與蕭被敘述者凸顯的“公”形成緊密糾葛，沖突著、補充著也完善著，蕭這一藝術形象也就必然從“通體透明”的危險邊界重返“人”的世界，獲得親切而扎實的人間氣息。然而，“私”與“公”的多重糾葛也得到妥當安置。第一，“私”始終未獲得敘述的合法承認，因此，面對文藝主管部門和評論界，浩然始終可以堅持自己塑造了一個純粹的“公”的“型體”，讀者受反面人物誤導所產生的“私”的曖昧想象只能說是“感受謬誤”現象。這大約是浩然在社會主義寫作中難以復制的敘事“狡計”，其稀見而巧妙的“小說家法”令人嘆服。第二，合法性存疑的“私”終究不能動搖蕭長春所承載的革命的同情倫理學，以及其背后所勾連的中國下層民眾的歷史、現實與未來。因此，如果說1950—70年代文學在全力以赴地創造一種社會主義新文化的話，那么《艷陽天》有關“不拋棄、不放棄”之同情倫理的敘述，可謂別開生面，值得后世研究者重新發掘。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紅色文藝與百年中國研究（項目編號：21&ZD259）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浩然：《艷陽天》（第1卷），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浩然：《艷陽天》（第2—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66年版。

②⑤28 34 36 45 50 57 58浩然口述、鄭實采寫《浩然口述自傳》，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172、233、238、239、176、176、171、94—95、96頁。

③浩然：《永遠歌頌》，《答初學寫小說的青年》，春風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第183頁。

④[法]?？拢骸侗仨毐Ｐl社會》，錢翰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頁。

⑥梁秋川：《一生的農民兄弟——蕭永順》，《父親浩然和他的朋友們》，團結出版社2018年版，第1頁。

⑦37馬進：《浩然在昌樂農村下放勞動紀事》，《蒼生文學》1999年第3期。

⑧11孫寶靈：《浩然的文學道路與文本形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1、140—141頁。

⑨12 25 46梁秋川：《曾經的艷陽天——我的父親浩然》，團結出版社2014年版，第13、24、189、92頁。

⑩柳青：《創業史》（第1部），中國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第21頁。

13 61浩然：《小說創作經驗談》，中原農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10頁。

14 15 62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457、501頁。

16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王錄等同志關于綏中九區王寶山村及新立村的檢查報告》，《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1949—1957）》，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78頁。

17蒙萬夫編《柳青傳略》，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34頁。

18 30[英]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蔣自強等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72、5頁。

19[德] 阿萊達?阿斯曼：《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潘璐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51頁。

20中央檔案館編《關于農業社會主義的問答（1948年7月27日）》，《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1945—1949）》，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05—406頁。

21李偉：《關于國內民粹主義研究的幾點討論》，《馬克思主義研究》2003年第1期。

22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辦公室編《陜西省農村調查》，《17 個省、市、自治區 1956 年農村典型調查》（1958年），山西省檔案館藏，館藏編號21-8-1-3，第130頁。

23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河北省大名縣委對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所犯盲目冒進錯誤的檢討（摘要）（1953年3月）》，《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1949—1957）》，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54頁。

24蔣廷黻：《國士無雙：蔣廷黻回憶錄》，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第15頁。

26 27李楊：《抗爭宿命之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1942—1976）研究》，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287、291頁。

29[愛爾蘭] 理查德?卡尼：《故事離真實有多遠》，王廣州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頁。

31[美]邁克爾?L?弗雷澤：《同情的啟蒙——18 世紀與當代的正義和道德情感》，胡靖譯，譯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95頁。

32[英] 休謨：《道德原則研究》，曾曉平譯，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95頁。

33莊子：《莊子?外篇?天道》，https：//www.sohu.com/a/194152980_652057。

35楊茂林，李中元：《西溝口述史及檔案史料（1938—2014）》（口述史卷一），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3頁。

38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7頁。

39 54 55浩然：《艷陽天》（第1卷）（下部），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第600、652、432頁。

40黃宗羲：《明夷待訪錄》，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4頁。

41徐丹丹：《論社會正義的情感基礎——同情》，《倫理學研究》2012年第5期。

42 43 48浩然：《艷陽天》（第1卷）（上部），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第35、43、71頁。

44[英]亞當?斯密：《國富論》，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 295—296 頁。

47黃子平：《灰闌中的敘述》，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頁。

49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頁。

51[德]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頁。

52 53 56浩然：《艷陽天》（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66年版，第754、865、835頁。

59[英]斯圖爾特?霍爾：《表征：文化表象與意指實踐》，徐亮、陸興華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270頁。

60參見施耐庵、羅貫中《容與堂本水滸傳（上、下）》（第三回），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8年版。

63謝芝蘭：《〈三家巷〉〈苦斗〉是宣傳資產階級思想感情的腐蝕性的作品》，《南方日報》1964年12月1日。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中文系]

[本期責編：王　昉]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