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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梁曉聲長篇新作《中文桃李》以現實主義筆觸刻畫了李曉東、徐冉等“80后”中文系學子從求學到就業、從戀愛到婚姻的人生旅程。小說以青年成長和選擇為主線，建構了同甘共苦、靈犀相通的美好愛情境界，探問文學之美對于人生的意義，最終上升到關于“何為幸福人生”的生命哲學思索。小說中層次豐富、參差對照的價值立場，提供了滌蕩心靈的強大思想力量。

關鍵詞：梁曉聲 《中文桃李》 價值立場 愛情觀 文學觀

《中文桃李》是一部講述青年人成長與選擇的小說，人物生命在選擇中流動，作家的價值立場也在人物成長中得以凸顯。本文將以理想愛情的建構、參差對照的文學觀和幸福人生的標準三個維度探討梁曉聲在《中文桃李》中所顯示的價值立場。

一、理想愛情的建構

“我在列車上認識了冉。她成為我的妻子違背我的人生規劃。”①這是小說開頭的兩句話。讀完全書再回看這個開頭，會發現它雖然簡潔，但很不平淡。從敘事時間上來考查，這個開頭采用了預敘手法，兩句話分別對應著兩個時間，前一句中“我”與冉的相識是敘述的當下正在發生的事情，“我”和冉的故事將以此為起點線性向前展開；而冉成為“我”的妻子則屬于未來時間，直至小說臨近尾聲時才會發生。從讀者的閱讀感受來說，預敘的方式“預支”的是結尾的懸念，作家在開頭就交代了冉會成為“我”的妻子，這將使讀者把注意力放在諸如“冉如何成為了‘我’的妻子”“冉與‘我’的結合又是如何違背了‘我’的人生規劃”之類的問題上，更關注這段感情的發展過程而非結果。

作家通過敘事技巧引導讀者關注主人公李曉東和徐冉愛情發展的過程，在閱讀中我們也可以發現，男女主人公的愛情從青澀懵懂走向成熟堅定的過程是小說愛情書寫的重點。總的來說，男女主人公愛情的成長展開為兩重維度：一是由功利考量走向莊重的責任意識，二是靈肉合一的愛情的建構，這也構成了作家理想愛情建構的兩個層次。

在書寫愛情時，梁曉聲并沒有以烏托邦式的浪漫愛情為起點，而是充分關注到了“80后”一代青年在選擇伴侶時的現實考量。在與徐冉戀愛之前，李曉東曾屬意于女同學郝春風，理由是她皮膚白凈、性格可愛，而且家世優渥，二人門當戶對：郝春風出生于京劇世家，而李曉東的父親是當地有名的畫家，母親是資深的中學老師。在曉東的想象中，如果他與春風結合，兩家結成了親家，那么“四位老人的晚年生活相得益彰，該有多豐富啊”②。在這段以李曉東的視角觀察郝春風的第一人稱敘事中，郝春風的個性是非常模糊的，她的性格可愛在何處，與曉東是否契合，這些本該在愛情中十分重要的個性因素在此卻是缺失的；而與之相對的是對于郝春風家世的極盡具體的描寫，兩相對照之下體現出李曉東這個剛踏入大學校門的男青年對感情認知的外在性和對婚戀考慮的功利性特征。這種功利性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支配著他與徐冉的關系。在下定決心追求徐冉之前，曉東問及徐冉未來的打算，因為“我想我的人生將注定是平凡的，人生目標太高大上的愛，我陪著走不了多遠就會累慫的。愛情誠可貴，但我也不能為了愛將自己的人生搞到那么糟糕的地步啊”③。再者，曉東與徐冉家境懸殊，徐冉是菜農之女，這就讓曉東隱隱感到與徐冉在一起會使他的人生面臨諸多操心之事。作家理解以李曉東為代表的青年一代在選擇伴侶時基于現實的功利考量，但同時也建構起愛情中超越功利的責任意識，正如曉東所說的：“自從我和冉的關系成為那樣一種關系，我已經沒有所謂自己的人生選擇了……我倆都已不是從前的自己了，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復合型的自己了。”④隨著曉東和徐冉關系的深入，兩人在人生的種種選擇面前同甘苦、共進退，是兩人愛情中責任意識的體現，這種超功利的責任意識，是作家理想愛情的第一個維度。

作家理想愛情的第二個維度是靈與肉的合一。同上一個維度類似，這一重理想愛情的維度也并不是從男女主人公愛情的起點就伴隨著他們的，而是隨著感情的深入逐步實現的。李曉東對徐冉愛情的萌芽可以說完全是基于外貌和性的吸引，初見時曉東就對徐冉姣好的容貌印象深刻，認為她雖不是讓人驚艷的類型，但也“確實算得上一位‘美媚’”⑤，由此認為徐冉很符合自己的擇偶標準。后來，徐冉在樓梯上摔倒，裸露的足部喚起了曉東的欲望：“她的腳極白，腳形很美……”⑥可見，在曉東和徐冉的關系中，肉體的、欲望的吸引是遠遠早于“靈”的契合的。甚至直到兩人成了男女朋友，大學畢業后在省城同居，兩人之間“肉”的吸引仍領先于“靈”的默契，以至于李曉東感到兩人的情欲甚至從主體中脫離出來，成了另一對有著獨立意志的主體：

與其說我和冉從此互為對方的另一半了，還莫如說我和她的身體彼此找到了相親相愛的另一半……我倆之間常鬧點兒小別扭，它倆之間卻總想往一塊兒湊，只要一親愛起來，我倆就誰都做不了它倆的主了。⑦

要討論男女主人公的感情是如何從肉體之愛走向了靈肉合一的愛情，無法回避的是關于何為“靈”之愛的討論。在其他許多文學作品中，個性因素、人生目標、精神世界似乎都可以被納入愛情中“靈”的層面。而在這部作品中，作家通過男女主人公的大學老師汪爾淼道出了愛情中“靈”的奧義。汪爾淼在課堂上分析張賢亮小說《靈與肉》中許靈均和秀芝的關系時說道：“善良是他倆的共同天性，這天性屬于‘靈’的范疇，而且應該是‘靈’的主體……人與人之間，男人與女人之間，所謂‘靈犀相通’，在主體上相通就可以了，不必非求‘精神的全面認同’。”⑧曉東也坦言，他這個“小資男”與徐冉這個“掙命女”成長的環境截然不同，很難在精神上“全面認同”，他們能夠走向心靈之愛的殿堂，是從二人互訴衷腸后，曉東終于發現徐冉作為“蒼生之女”的人性美開始的：

從那一天起，我更愛徐冉這個“蒼生”的女兒了。……我覺得相互渴望擁有的，已不再是我的身體和她的身體了，我和她兩顆心在相愛的成分多了。⑨

由此，作家所建構起的理想愛情中“靈”的維度是一種在坦誠溝通基礎上對彼此靈魂之善、人性之美的相互體認與贊賞。綜合作家對理想愛情建構的兩重維度，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愛中超功利的責任意識，還是相互欣賞人性中美和善的心靈之愛，其實都并未拘囿與男女之情的范疇，而是走向了人性之愛的廣闊天地。

二、參差錯落的文學觀念

小說圍繞“80后”中文系學子的學習、情感和工作展開，書中自然不乏圍繞文學、圍繞大學中文專業展開的思考。總的來說，在有關文學的探討中，作家一方面宣揚文學的超功利性價值，另一方面也以現實主義筆觸刻畫了中文系日漸邊緣化的艱難處境，并在此基礎上探討文學與人生的關系，在參差錯落的價值立場之上建構起文學如何介入人生的思考。

有關文學價值的討論，有一部分呈現在小說人物汪爾淼教授的文學課堂上。梁曉聲曾在采訪中談到，汪先生講課的內容基本上是自己在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任教時講過的課和引導學生們探討過的一些問題。汪先生認為，“文化是權力和金錢根本無法壟斷的資源，而文學是文化現象生動鮮活的部分之一，是人類社會‘余留’給普通人的可再生資源”⑩，文學的深刻“不僅體現在對人性的揭示方面，也體現在對社會學規律的揭示方面”11。在唐詩宋詞欣賞課上，汪先生又別出心裁地帶領學生從電影語言的審美角度賞析古代詩詞；在教同學們寫作時，他將徐冉的習作《雨》作為范文，這篇文章動情地寫出了她的菜農父母在自然面前的弱小、無力，汪先生以此文教導學生們寫作要有真情實感……汪先生在課堂上的這些講授——從文學之超階級性到揭示人性與社會規律的功能，從文學的審美價值到以情感人的特質——共同體現出作家對于文學的超功利性價值的強調，并以此作為大學文學教育的基本尺度。

然而，小說中以還原課堂的方式抒寫文學觀的寫作風格也引起了一些批評的聲音，有研究者認為“知識言說的代言人是極富人文氣質的教授汪先生，零散的插言對讀者來說像是在賣弄學識的‘秀肌肉’，顯得多此一舉”。如果說從可讀性出發的批評尚可算是提供了一個評論的角度，那么該文作者進一步認為“但凡涉及文學事項的，都使用了這種簡單粗暴的方式……這樣的書寫不費腦力心力，沒有體驗和觀察，對著課程講稿做摘錄，即便有千言百語，也必然是空泛的”12，這就實在是以偏概全、為批評而批評了。事實上在本書中，汪先生作為文學的引路人在學子們大學畢業走向社會后就已經悄然退場，但關于文學價值的討論卻遠沒有停歇，而是融入了中文系學子們生活的各個角落：徐冉在給李曉東的表白信中將因家貧而敏感好斗的自己比作《紅與黑》中的于連；曉東用《苔絲》中的三角關系來警示陷入情感困惑的老友劉川；徐冉在第一次參觀曉東父親的畫室時被驚得目瞪口呆，曉東形容她“如同簡第一次進入羅切斯特的莊園”13；還有李曉東和徐冉在“北漂”期間，常以《小王子》中愛的哲學來解釋自己的生活觀……諸如此類的表述在小說中隨處可見，作家筆下的中文系學子們習慣以小說中的人物自況，在遇到困惑時求助于文學作品，這正是文學給予中文學子們的饋贈，也是文學之美進入生活的最好證明。

作家雖然肯定文學的超功利價值，但同時也將目光投向中文系學子的現實困境。小說第二章開頭就介紹說，當時高等教育的現狀是，文科專業遠不如理科受歡迎，而“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吸引力也遠不如炙手可熱的“對外漢語教學”專業，原本風光的中文系被邊緣化，成為了“最大的筐，分數低的都往里裝”14。不少中文專業的學生想要通過考研“逃離”中文，去往熱門專業；李曉東和王文琪在校時辦得有聲有色的刊物《文理》，也在數年之后因為無人愿意接手而停刊了。初入社會的中文學子們也是處境艱難，李曉東和徐冉作為省重點大學的畢業生，在求職時屢屢碰壁。李曉東前后換了不下十次工作，甚至為了省城戶口當過一陣子掃街的清潔工；而徐冉在碩士畢業后也陷入尷尬的境地，不但工作機會變少了，求職的學歷門檻也提高了。后來二人離開省城去北京尋找機會，也是困難重重，北京巨大的貧富差距更是讓李曉東的心理失去平衡。

作家一方面對于中文系學子的生存之艱充滿體恤，理解他們在現實的重壓下所作出的一些功利選擇，比如對李曉東們的下一屆學生因為怕影響考研，辦刊物又沒有實際的好處而不愿接手文理雜志，以及對于對文學并無熱愛、一心考研考博以得到學校教職的中文系女生，隱含作者雖有無奈和戲謔，但并未上升到批判的層面。另一方面出于對文學的超功利性價值的認知和對大學人文精神的堅持，作家贊美汪先生堅守文學教育的理想與熱忱。不過，這兩重立場在小說中并不是割裂的，作家在兩重立場的互見中尋找平衡，文學與人生的關系由此成為作家在寫作中所探討的重要命題，汪先生教導學生不要在日常生活中不行小善卻侈談“人學”，在學生們畢業之際對他們提出成為終身學習者的期望，都傳遞出作家對于文學與生活關系的思考。在小說末尾，還虛構了作家梁曉聲來到主人公的家鄉講座卻無人問津的情節，大大地調侃了自己一番，李曉東甚至不屑地說：“那個梁曉聲嘛，他如果也像我的冉一樣，經常轉移于生死二場，估計就不會再到處賣他那貼狗皮膏藥了……”15這番調侃傳達的是對于脫離生活、浮在空中的作家和作品的批判和反思，以及對于生活中的樸素智慧的深深敬意。

三、幸福人生的標準

主人公李曉東的父親說：“人是追求幸福的動物，但首先得明白幸福的要義是什么。”16這句話很好地概括了小說的思想內核，其實無論是關于理想愛情的建構，還是對于文學價值的探討，最終都服務于“何為幸福人生”的思考。

首先，梁曉聲認為“善”是幸福人生的底色。小說中塑造了許多有血有肉的人物，這些人物性格各異，但都閃耀著“善”的光輝。我們從李曉東細微的心理活動中可以把握他的性格，他和徐冉在列車上的初遇并不算愉快，曉東認為徐冉性格“各色”，但到了下車時看見徐冉拖著大箱子上不去臺階，他還是主動伸出了援手，甚至對于自己一開始產生了幸災樂禍的閃念而感到羞愧；大學期間，徐冉的父親因病入院，曉東想到徐冉家拮據的生計，便去了徐冉家的村子，在沒有告知身份的情況下買走了徐冉母親全部的菜，最后還因為少給了兩塊錢而愧疚懊惱，認為是自己占了便宜。這類細節足見曉東是個善良的青年，他不僅常常將自己良好的助人愿望付諸實踐，還在內心對自己有一套頗高的道德要求。

善良也是徐冉的重要特質，作為從鄉村走出的大學生，她的助人情結一直系于鄉土之中。在大學期間，她自費將村里被化工廢水污染的農作物送到城里做檢驗，工作后又有意提攜農家兒女。李曉東和徐冉這對愛侶從校園走到社會，一起從省城到北京打拼又輾轉回到家鄉靈泉，在變化迅速、人情復雜的社會中堅守本心、終成眷侶，不僅與他們靈魂中相互共鳴的正直和善良息息相關，也有賴于朋友們的善意支持，曉東的發小劉川、大學同學王文琪、最初租住在北京郊區半地下室時的街坊四鄰，都曾為二人提供過無私的幫助。梁曉聲延續一直以來的寫作風格和立場，不通過書寫“惡”來凸顯“善”，因此本書也和他的許多作品一樣，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惡人或壞人，而是充滿了平凡的小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溫暖善意，這就使小說獲得了寬厚溫和的精神氣質。

其次，小說提到幸福人生的第二重標準是“報告文學式的人生”。這一說法源于主人公李曉東和徐冉關于人生的討論，徐冉向曉東發問：“生活可以分為歌類的、詩類的、小說類的、散文類的、報告文學類的、史詩類的，你憧憬哪一類生活？”17兩人先后排除了浪漫的如歌生活、太過理想主義而脫離現實的詩性生活、難于把控的小說式生活和更適合于老年人的散文式生活，最終選擇了現實性與文學性結合的報告文學作為自己的生活理想。這種“報告文學式的人生”，其內涵是很豐富的。它一方面代表著理想與現實、浪漫情懷與腳踏實地的調和，以這種人生觀為準繩的人會警醒自己不使人生失控最終跌進深淵。李曉東最終決定放棄清潔工的工作，就是因為在和另一名清潔工發生沖突又恰巧被母親撞見后想起了徐冉的“報告文學式人生論”：“我聯想到了冉關于人生的比喻，認為那件事在我的人生中，已超出了報告文學的范疇，屬于小說或戲劇之情節了。”18由此結束了這段有些荒誕的人生體驗，繼續探索自己在職業生涯中的種種可能。另一方面，這種人生觀還飽含著作家對于底層的深切關懷和對于奮斗精神的贊美。“報告文學式的人生”是由女主人公徐冉率先提出的，徐冉之所以這樣選擇，是因為她出身寒門，一切都要靠自己奮斗，容不得生活因浪漫而有半點閃失。人物的這一選擇其實來自作家自身的經驗，梁曉聲曾就此表示：“這是過來人的看法。我沒經歷過詩一樣的人生，壓根就沒敢那么想過。從少年時期我就篤定，這輩子得像報告文學一樣寫實，來不得半點的浪漫、抽象、虛偽——因為家里困難。”19這樣的生活體驗，讓作家在書寫徐冉這位“蒼生的女兒”時格外動情，不僅體諒她在校園里、在社會中摸爬滾打的艱難，還極力贊美她的奮斗精神，以及在困境中仍然熱愛生活、將不富裕的生活經營得舒適愜意的樂觀態度。

最后，幸福的人生當然離不開愛，正如徐冉所說：“有愛，人生就有奔頭，這才是生活哲學的重點！”20小說雖以愛情為線索，卻將各種各樣的愛收入其中，愛在故事中交織涌動，形成溫情的協奏。與愛情的線索交錯縱橫的是親情的脈絡，小說中的親情書寫主要圍繞李曉東的父母在兒子與徐冉的婚戀問題上的一系列矛盾沖突展開，雖說是矛盾沖突，作家的處理卻十分溫情，即使是在曉東因為聽見母親對徐冉的刻薄議論而感到憤怒和失望之時，他不認同母親的做法，卻也能理解這種“母愛的自私”。作家努力在父母子女之間搭建理解的橋梁，讓一切矛盾與沖突最終消融在濃濃的親情之中。除了建立在血緣關系之上的親人之愛，朋友間溫暖無私的友愛也是作家的書寫對象。劉川和王文琪是李曉東從青年到中年最重要的好朋友、好哥們，劉川是曉東的發小，高中畢業沒有考上大學，于是早早地幫家里照顧生意，李曉東形容他“頭腦雖遲鈍了點兒，心地卻十分善良，是天生的‘熱心腸’”21。王文琪是高干子弟，處事圓滑、長袖善舞。這兩人的家庭背景和性格特征幾乎沒有相似之處，但兩人對待朋友卻都十分仗義，劉川在曉東與父母鬧矛盾離家出走時收留曉東，在徐冉家遇到困難時二話不說就將自己攢的私房錢借給曉東，還在曉東與徐冉離家去北京工作后常常去看望曉東的父母。而文琪雖然在名利場上風生水起，對曉東卻始終真誠相待，因為與曉東的友誼常常讓他回憶起大學時單純熱忱、意氣風發的自己，這種歷經歲月滄桑仍然真摯純粹的友情最讓人動容。在人與人之間的愛以外，作家還寫了人對職業的愛，在小說的結尾，李曉東與徐冉在兜兜轉轉之后終于奮斗在了自己熱愛的工作崗位上，徐冉成了“老干部服務中心”的主任，實踐著對人生的終極關懷；曉東則在家鄉的電視臺紀錄片團隊負責撰寫解說詞，還獲得了全國優秀紀錄片解說詞獎，對文學的熱愛，最終指引著他走向了熱愛的事業，過上了有滋有味的生活，正如徐冉對兒子說的：“你爸的人生，現在仍靠文學墊底兒。”22李曉東和徐冉這對畢業于中文系的愛侶，在漫長而曲折的探索中，在理想和現實的抉擇中，終于將文學的感悟與生活的智慧相交融，成為了真正的“中文桃李”。

結 語

《中文桃李》是一部獻給中文系學子的小說，也是梁曉聲寫作計劃中的倒數第二部小說，他說，再寫完最后一部，他的“梁記面食鋪”就要關張了。23這部小說承載了梁曉聲從事文學創作和文學教育數十年的體悟和思考：他書寫同甘共苦、靈肉合一的美好愛情；他播撒文學之美，也思索文學如何介入人生；他勾勒充滿善、愛與奮斗的幸福人生。梁曉聲在《中文桃李》中所展現出的價值取向，一如既往地具有滌蕩心靈的力量，閱讀這部小說，仿佛再一次走近了作家心中那片充滿真善美的福地。

[本文為北京高校高精尖學科建設項目資助（項目編號：451122601）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11 13 14 15 16 17 18 20 21 22梁曉聲：《中文桃李》，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1、28、97、279、4、31—32、240、244、243、15—16、68、14、14、446、412、252、267、339、117、425頁。

12祁澤宇：《〈中文桃李〉的乏力與缺失》，《文學自由談》2022年第4期。

19張鵬禹：《梁曉聲：文學是人生的底色》，《人民日報》（海外版）2022年5月11日。

23韓寒：《梁曉聲：為我教過的學生們寫一本書》，《光明日報》2022年5月6日。

[作者單位：北京語言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王　昉]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