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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周立波的長篇小說《暴風驟雨》以何種方式完成了土改歷史的文本化，以及借助何種載體建構了土改敘事的意識形態邏輯，學術界對此缺乏深入探討。小說其實是對彼時土改歷史的一種“具身化”書寫，在書寫土改運動的全過程中，從訴苦動員、斗爭地主到構建政治認同與感恩，身體都充當了不可或缺的核心媒介。對農民身體苦感的描述，表達血肉之痛乃是農民投身土改的直接動力之源；斗爭地主的敘事，聚焦于對地主身體之規訓與懲罰，既有道德修辭上的鄙視，亦有政治操演儀式中的直接體罰。小說表現土改勝利后農民的政治認同與感恩，側重書寫農民身體感受的今昔差異，以及“支前”與“參軍”等為革命獻祭身體的行為。

關鍵詞：周立波 《暴風驟雨》 土地改革 “具身化” 身體政治

如所周知，周立波的長篇小說《暴風驟雨》，是作者根據自身在1946年參加松江省元寶鎮的土改經歷而創作完成的，具有一定的實錄特征。學界對其已經有著比較充分的研究，無論從小說的主題表達、地方語言，暴力書寫，還是作品涉及史實的真實性、版本變遷等，都積累了相當數量的成果。但是，這部小說究竟采用了什么方式把這段土改歷史予以文本化？在歷史的文本化過程中，又究竟借助了何種媒介建構土改敘事的意識形態邏輯？對于這些深層次的問題，綜觀已有成果均缺乏深入的探討。

要展開對這些問題的探究，前提當是理解土地改革運動的性質。作為中共鄉村動員和國家建設的重要步驟，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運動，實質上是一次鄉村資源的再分配與鄉村秩序的重構，如亨廷頓所說：“土地改革不僅僅意味著農民經濟福利的增加，它還涉及一場根本性的權力和地位的再分配，以及原先存在于地主和農民之間的基本社會關系的重新安排。”①涉及根本權力的“再分配”和社會關系的“重新安排”，身體扮演了關鍵角色。“身體與社會相交織，它既可能改寫社會，也可能被社會改寫；既可能利用社會，也可能被社會所利用；既可能控制社會，也可能被社會所控制。”②事實上，這場“翻身”運動，對“翻身”主體的貧雇農與斗爭對象的地主的身體，都產生了深刻影響。在土改運動的全過程中，從訴苦動員、斗爭地主到構建政治認同，身體都充當了不可或缺的核心媒介。

基于此，我們試圖檢視《暴風驟雨》中的身體話語，就會發現小說中的土改敘事邏輯鏈條與身體書寫深度關聯。作品正是借助身體話語的多重表達，完成了土地改革運動的全過程書寫，亦是以“身體”為媒介，建構了彼時土改運動的意識形態邏輯。可以說，這部被稱之為正典的土改敘事小說，是對當時土改運動的一種“具身化”書寫③。本文就此方面展開詳細分析，既為拓寬這部小說的研究視域，提供一種新的可能性，也試圖從文學角度，更深入理解中共革命實踐與個體生活的直接關系。

一、訴苦動員技術的“中介”：身體的痛感

土地改革運動中，成功動員自是實現土改目標的前提，而動員成功的關鍵則是挖掘受苦人的痛感。因此，工作隊下鄉后，政治動員是第一步，即尋找貧雇農根子（“苦主”）進行訴苦，進而發現、培養土改積極分子，以此為原點，以點帶面，形成波浪式擴充，以改變鄉村傳統的秩序觀和文化倫常，建構以階級理念為核心的鄉村之“解放政治”。

《暴風驟雨》一開篇，即寫土改工作隊坐著馬車進入元茂屯，“他們通共十五個，坐得挺擠……他們是八路軍的哪一部分？來干啥的？趕車的都不明白”④ 。此處描寫，既交代了外部革命力量在元茂屯的出場；而“趕車的都不明白”，亦暗示著元茂屯的群眾，對這支外來革命力量的陌生。很顯然，要順利展開轟轟烈烈的土改運動，重塑元茂屯的鄉村秩序，土改工作隊面臨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將土地改革的民主思想傳達給處于保守、封閉狀態的農民，使其理解和認同，進而轉化為勇敢的行動、起來斗爭，最終建立新的鄉村秩序。

就小說中的“元茂屯”而言，情形顯得更為復雜而特殊。大多數農民信奉傳統道德觀、宿命觀，沒有反抗的意愿，對貧苦的生活現狀，抱持著認命的思想，如趕車孫老頭在拉著工作隊進屯時，對蕭隊長所說的一番話，便可窺見一斑：“發財得靠命的呀，五十多石苞米，黃燦燦的，一個冬天嘩啦啦地像水似的花個光。你說能不認命嗎？”⑤在他們看來，生活的艱辛與貧困，似乎是命由天定，而不是階級差異造成的。除此以外，日本侵略者多年的殖民統治，不僅在當時給元茂屯農民帶來經濟上的巨大傷害，也造成了元茂屯農民精神被奴役的狀態：“都是些個‘滿洲國’的腦瓜子。”⑥還有，屯里的大糧戶又與“胡子”相互勾結，對屯里百姓搶掠和欺辱，更讓農民變得膽小怯弱。所以，工作隊起初以“斗爭大肚子，幫窮伙計翻身”的抽象階級框架去宣講、動員民眾并不順利。當土改工作隊決定召開第一次大會時，便遭遇失敗，劉勝在大會上號召農民翻身，大伙兒一起來打垮大肚子時，參會農民只是嘴上喊著樂意，卻一個一個地借故溜走。如此看來，動員農民投身土改、斗爭地主并非易事，對此，蕭隊長有清楚的認識：“群眾并不是黃蒿，劃一根火柴，就能點起漫天的大火，沒有這種容易的事，至少在現在。 我們來了幾天呢？”⑦

土改使農民“翻身”，并不是最終目的，更重要的是啟發群眾“翻心”，即啟發和提高群眾階級“覺悟”，讓農民認識到自己受壓迫與剝削的根源，進而激發其階級仇恨。那么，提高農民的階級覺悟的著力點在哪里？或曰“翻心”實踐的具體途徑與方式是什么？李放春指出：“階級‘覺悟’必須建立在農民個體體驗的基礎上。這種體驗必須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切身性。‘苦’就是這樣一種有待思想權力加以提取、挪用、‘破解’、建構的身心經驗。”⑧也就是說，“苦”作為切身而直感的經驗，能夠成為溝通抽象的階級認同，提高階級覺悟的一種有效革命資源。發動農民訴苦，便作為一種民眾動員技術，在土改運動中得以普遍開展起來。

雖然早在1940年代初，中共為了推行減租減息，就已經在以訴苦的方式發動農民，但彼時更多的是強調戰亂之苦，土改訴苦則要求徹底肢解村莊原來復雜的社會關系網絡，而將其簡化為一種明顯的階級分野，使農民認識到貧困與苦難正是階級分化的結果。那么，如何讓農民真正理解和感受階級之苦，而成為一種普化經驗？“訴苦的成功就在于將農民的生活苦難落實到身體和精神的真實體驗中，農民對自己的感知更多地來自于身體，而不是經過反思的思想，更不是一個可以述說或者需要述說的東西。”⑨訴苦成功的關鍵在于挖掘身體的痛感，讓抽象的階級仇恨轉換為農民切實可感的血肉苦痛。

《暴風驟雨》對土改的訴苦動員書寫，便是聚焦于農民對身體之傷痛的回憶與訴說。小說不乏大量篇幅敘述農民訴說往日身體遭受的種種苦楚。在他們所訴之苦中，有一個共同特點，即苦的類型，全然來自地主對他們身體的傷害與摧殘。要么是地主直接懲罰他們，造成肉體的傷痛甚至死亡；要么是地主憑借經濟地位優勢，引致他們身體處于饑餓和其他窘態之中。

小說寫動員伊始，工作隊決定去找又窮又苦的人交朋友，以發現積極分子。隊員與這些農民一起勞動，生活、“嘮嗑”，幫助農民算賬，理清剝削的根源，更重要的是引導農民訴說苦難，激發斗爭的勇氣。第一個積極分子趙玉林，就是在土改工作隊員的引導下，憶起韓老六對他及親人的身體所造成的深重傷害。由于繳租過了三天期限，韓老六便罰他跪在鋪著碗碴子的地上。“碗碴子扎進他波棱蓋的皮骨里，鮮血淌出來，染紅了碗碴子和地面，那痛啊，直像刀子扎在心窩里。”⑩韓老六對趙玉林造成的傷痛，還不止如此，還有更惡毒地羞辱方式，當趙玉林找他借錢時，他明明知道趙玉林的媳婦兒沒有褲子穿，只能晚上光著腚干活，韓老六有意要讓趙妻上韓家大院來取錢。氣憤的趙玉林不但沒有借到錢，臨走時還被狗追咬，破褲腿拉扯成幾片，腳脖子也被咬開了口子。自此，妻子為躲開韓老六，只好有意把臉上涂得非常埋汰。更凄慘的是，正是因為韓老六的剝削，趙玉林七歲的女兒，被活活的餓死。這里，無論是趙玉林身體的直接痛感，還是其親人身體所遭受的羞辱以及消亡，無不與地主韓老六的惡行相關。另外一個積極分子郭全海的遭遇，也離不了身體的傷痛。還有白玉山亦與趙玉林、郭全海等，有著類似的遭遇。

正是由于趙玉林、郭全海與白玉山都有被韓老六造成身體之痛的經歷，他們與韓老六的階級仇恨，便是通過身體之痛而感知的。這些農民之所以能夠勇敢地起來斗爭，成為土改積極分子，與工作隊員啟發和引導他們訴說身體痛感直接關聯，他們從切身的痛楚中萌發了革命的沖動。因此，身體的痛感是農民“覺悟”的基礎，地主的殘酷壓迫與剝削，也正是通過身體痛感得以生活化、情景化。于此，就不難明白，小說敘述每一個積極分子在“覺悟”成長之前，都寫到他們皆有遭受身體各種各樣的苦痛，而且身體的苦痛根源，具有明確的指向性解釋——地主是引致身體之痛的罪魁禍首。

基于身體苦感訴說的動員策略，不只是局限于土改工作隊員上門“訪苦”，與個別農民“嘮嗑”，以發現積極分子；還有召開大范圍的訴苦會、斗爭會、“嘮嗑會”。這類大會由于圍觀群眾人數很多，容易營造強烈的劇場效應，訴苦者在圍觀者的激勵之下， 情感的表達更為舒張，展現的方式更具感染性。“雖然在生活中他們或為鄰里，或帶親緣，有著多重復雜的關聯，但是在那個激情亢奮的聚會場合，訴苦儀式無疑會催生出真正的社會分裂和仇恨，從而讓翻身者實施對昔日優勢者的報復。”11小說中，“怕是整不下”的老實巴交的老田頭，在斗爭大會悲憤地控訴韓老六，便是這種動員策略的典型表現。斗爭大會開始時，老田頭被群眾推到“龍書案”跟前，讓他控訴韓老六的罪惡。起初，他眼神里含著畏懼的神情瞅著韓老六。在工作隊員和大伙的激勵下，老田頭悲情含淚地講述自己的遭遇：大雪天能把人凍得鼻酸頭疼，兩腳如同兩塊冰，卻被韓老六要求到山里拉木頭，有一次滾到山溝里。自己花三年心血蓋的三間房，被韓老六當成了馬圈，三間房臭氣熏天，蚊子滿屋。“我家三個人咬得遍身紅腫，沒有一塊好肉。”12此外，韓老六還惡毒地迫害老田頭的女兒：“……你們拿手絹塞到她嘴里，剝了她的衣裳，使柳條子抽她的光身子，抽得那血啊，像小河一道一道的，順著身子流。”13隨著控訴的進行，老田頭不禁痛哭起來。韓老六對老田頭全家身體的摧殘，激起了人們的憤恨之情，對韓老六的仇恨之火在會場里燃燒蔓延，一時間，其他群眾群情激奮，一邊呼喚著：“打死他”，一邊就動手打韓老六的耳刮子了。還有小豬倌吳家富也在嘮嗑會里大倒苦水，講述韓老六對自己的折磨：讓他住在放草料的雜屋里，蚊子咬得他通宵睡不著。寒冬臘月沒有蓋的，凍得整夜哆嗦，韓老六的惡奴、走狗李青山也經常揍他。小豬倌對身體之傷的訴說，同樣引得其他群眾掉眼淚。無論是老田頭、還是小豬倌，他們身體的傷痛猶如一面鏡子，透射出地主韓老六的兇殘。正是他們有關身體之痛的凄苦而激憤的訴說，很容易把圍觀的人們帶入一種濃烈的階級苦難氣氛中，農民理解階級苦有了“具身性認知場域”14從而激發強烈的同情心、義憤感和自我改造感。

總之，無論是對土改積極分子的培養，還是對普通群眾的動員，《暴風驟雨》都不厭其煩地書寫了他們所遭受的身體之痛，以及由此訴苦所營造和彌漫出來的階級仇恨氛圍。也正是通過對他們“血肉之痛”的描述，我們能清晰地認識到，農民對于“壓迫”“剝削”等階級范疇內的抽象概念認識，是借助易于感知的身體之痛（如受傷、打罵、流血、致死等）而得以理解的。由此，農民的身體苦痛，起到了訴苦動員技術的“中介”作用，小說對土改動員階段的敘述，正是通過對農民身體痛感的書寫而完成的，在表達土改之必要性與合法性的同時，亦傳達了農民投身土改的直接動因。

二、斗爭機制生成的方法：身體規訓與懲罰

從訴苦動員到斗爭地主，是土改運動逐步推展、遞進的工作邏輯。斗爭地主，意味著農民將苦難與仇恨外化為行動上與地主的公開決裂，而這種決裂與復仇行動中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便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因為這種復仇方式，一方面契合中國人所普遍具有的心理情結和思維定式，另一方面能讓農民得到情感的宣泄與階級優越感的確立。于是，從前地主對農民的鄙視、關押、暴力體罰等身體規訓與懲罰的方式，在革命權力的支撐與配置下，被革命政權與農民加之以儀式化的操演，又翻轉地施加于地主，從而構成土改中“斗爭地主”的一種常見的機制。

因此，如果說《暴風驟雨》對動員訴苦的敘述，側重描述農民的“身體之痛”；那么對斗爭地主的書寫，則是極力展示貧苦農民對地主身體的規訓與懲罰。在這樣的敘事邏輯中，農民充滿苦感的身體，是投射地主“惡行”的一面鏡子；而地主的身體，則被視為鄉村罪惡的符號，代表著對農民無盡的剝削與壓迫，需要接受農民與革命政權的規訓與懲罰。

對地主的身體規訓，首先是對地主身體進行美丑“區隔”與道德修辭上的“鄙視”。小說中，貧苦農民全然是以黑瘦、愁苦的羸弱身體形象示人，白玉山的妻子白大嫂是瘦骨棱棱的，小豬倌吳家富瘦得不成孩子樣，郭全海才二十四歲，眼角已有了皺紋……如此身體形象，自然暗示農民階層所遭受的剝削與壓迫。與此相反，地主的身體一般被描述為肥胖的富態體型、穿著的是綢制衣褲，皮鞋等服飾。體型與服飾承載著政治內涵，是地主們剝削的證據，或者是他們丑陋，浪蕩的表征。比如小說寫蕭隊長第一次見到韓老六時，如此描述：“禿鬢角，臉上焦黃，笑起來露出一嘴黑牙齒，穿著白綢小衫，青花綢褲子，腳上穿的是皮鞋。”15形貌丑陋，服飾不同于勞動和貧苦的農民穿的粗布短衫、布鞋，如此形象地展現了韓老六作為地主階級的剝削與罪惡。他的大老婆也同樣是肥胖體型、穿著綢制的衣服：“這是一個中間粗、兩頭尖棗核樣的胖女人，穿一件青綢子大褂。”16女兒韓愛珍也不例外：“她穿一件輕飄飄的白地紅花綢衫子，白凈綢褲子。領扣沒有扣，露出那緊緊地裹著她的胖胖的身子的紅里衣。”17另一個地主杜善人的形象亦然，小說多次寫他身體肥胖，肚子大，腰都不能彎得那么深。杜善人的小兒媳同樣是富態體型：“這個婦女，才十九歲，胖得溜圓，長一副白瓜瓢臉龐。”18無疑，身體生理意義上的美丑，被賦予了階級分野的內涵，對應著政治倫理上的善與惡。肥胖體型及綢質類的服飾，成為了一種階級丑惡，是地主階級剝削、壓迫罪惡的直觀性顯影，由此激發著農民的階級意識與斗爭精神。

對身體的規訓，不僅限于道德化修辭的鄙視，對地主身體予以話語上貶斥；還要有“關”與“管”兩方面的規訓，即控制地主的身體，禁止他們自由行動。目的在于，一是逼使他們交代問題，防止他們藏匿財物，變賣東西；另一個方面是，防止他們造謠生事，搞破壞。第一次準備斗爭韓老六時，土改工作隊就決定先扣押韓老六，從心理上擊垮地主階級：“他明明白白地給軟禁起來了。還不知道明兒該咋樣，他感到一種奇怪的、自己也不能相信的害怕”19往后幾次斗爭會，韓老六都是被押回“笆籬子”。韓老五被抓捕后，也是被關了數天之后，才老實供出暗藏的特務名單。當地主杜善人試圖隱匿財物，不愿坦白時，農民采取的方式也是把其關起來。與此同時，為了追繳地主私藏的財物，剝衣搜身，也是實施對地主身體規訓的手段，白大嫂子與劉桂蘭帶領婦女脫掉了杜善人大兒媳的衣裳，在女人下衣里找到了兩個金鎦子，同樣，對杜老婆子也是搜身，發現了她褲襠縫里藏有金鎦子。

相較于上述道德修辭上的貶斥、扣押、搜身等身體規訓方式，身體懲罰則更具暴力色彩與震撼性。如果說身體苦感的發掘，是激發農民“革命熱情”的關鍵，那么對地主身體的暴力懲罰，則是農民宣泄苦感、尋求復仇快感、建構翻身心態的極致表達。身體懲罰的極具震撼性，自然來自儀式感的營造：“儀式不僅從認知上影響人們對政治現實的定義，而且具有重大的情感影響力。人們從他們所參與的儀式中可以獲得很大的滿足。統治者努力設計和利用儀式動員民眾的情感以支持其合法性，并激發起群眾對其政策的熱情。而作為象征，儀式對于革命群體也同樣是重要的，革命同樣需要引發強烈的情感以動員民眾造反（David Kertzer1988）。”20對地主身體懲罰的常見儀式，便是召開斗爭會或公審會，地主被押解到會場，接受農民的控訴、聲討。此時，地主往昔的威勢蕩然無存，他們的身體一般呈現為威風掃地的狼狽狀態，通常表現為衣衫不整、臉色灰白、低頭哈腰、癱倒在地等情形。隨著斗爭儀式感營造出的劇場效應，個體控訴者的怒火不可遏止地被激發，進而轉化為集體性情感宣泄洪流，最終的結果便是對地主身體予以暴力懲罰。“……農民對艱辛日子的感受一旦被聚合，且被賦予指向性的解釋，就極易誘發出他們對昔日優勢者的強大憎恨，并形成針對斗爭對象的語言和身體暴力。”21這種具有儀式感的身體暴力懲罰，在實踐著農民身體翻身的同時，亦建構了一種階級翻轉的象征意義：地主階級沉落與農民階級提升：“讓他們( 地主) 和群眾都知道地主的日子過到頭了，以壓低其氣焰，使之懾服于浩大的群眾聲勢之下。”22

小說多次描述了這種身體懲罰的暴力儀式場景。第一部敘述第三次召開斗爭韓老六的大會時，韓老六被押到會場，絲毫沒有了昔日帶著大棒子的威風，一副委曲求全、低聲下氣的模樣，接受老田頭等貧雇農的憤怒聲討。訴苦、斥責的怒火，不可遏止地化為對地主的身體懲罰：“老田頭說到這兒，他更大聲地哭了。人們紛紛叫打，有人從老遠的地方投來一塊小磚頭，落在韓老六腳邊。韓老六臉的都嚇白了，腿腳抖動著，波棱蓋直碰波棱蓋。”23這里，韓老六表情與肢體動作，表現出顏面盡失、威風掃地的情形，也意味其往昔的象征資本幾乎喪失殆盡，而對于老田頭等貧雇農來說，則獲得了大量的象征資本，實現了“翻身”。最后一次對韓老六公審會的情形亦復如此。公審會充滿著濃厚的儀式操演感，韓老六先是被四個隊員押著，從關他的笆籬子到公審會場，自衛隊五步一崗，十步一哨，韓家大院的炮樓子也派人站崗瞭望。這種具象化的威勢，使得韓老六感到心驚肉跳，這時候的韓老六面臨著強大的政治壓力，已然失去了昔日的優勢權力。隨著訴苦儀式的進行，農民爆發出復仇的激憤：“從四方八面，角角落落，喊聲像春天打雷似的轟轟地響。大家都舉起手里的大槍和大棒子，人們潮水似的往前邊直涌，自衛隊橫著扎槍去擋，也擋不住。”24于是，農民由憤怒控訴轉入對地主身體的暴力懲罰：暴怒的群眾高舉著棒子，拼命往前擠，亂棒子打向了韓老六。

雖然在現實的土改中，中共有關土地改革政策，很少有鼓勵和支持暴力行徑的，并強調使用暴力，肆意打殺是封建社會的產物，我們黨自創建紅軍以來，就強調禁止體罰、肉刑。毛澤東指出：“我們的任務是消滅封建制度，消滅地主之為階級，而不是消滅地主個人。”25但一方面遭受壓迫與苦難的農民無意識中蘊藏著巨大的仇恨與報復性，對地主的暴力行為也不是完全制止和反對；“在群眾運動中，出于群眾的真正義憤，而去打了一下壓迫他們為他們所極端痛恨的人，共產黨人不應當禁止和阻攔，而應當對于群眾的義憤表示同情，否則我們就會脫離群眾。”26另一方面，一旦農民痛打或羞辱了斗爭對象，有徹底撕破臉的效果，能徹底瓦解村莊固有的人際關系和傳統組織。無疑，作品對這種對地主身體懲罰的儀式化書寫，確實是彼時現實土改的疊印。況且，小說寫農民亂棒毆打韓老六之前，詳細地講述了韓老六親手整死了十七條人命。正是因為韓老六的殺人在先，農民出于義憤對其身體懲罰，以及后來處決韓老六都有了合法性與正義性。

除上述道德修辭、關押與直接暴力懲罰的形式外，還有另一種對地主身體懲罰的方式，更具階級翻轉與置換的象征意義，就是地主階級女性主動讓渡自己的身體給農民階級，把自己轉嫁給多年娶不上媳婦的貧農老光棍。小說中，有這樣一個意味深長的情節：地主唐抓子的侄媳婦、三十歲的李蘭英，主動抱著鋪蓋卷，跑到四十六歲的老光棍侯長腿家里要嫁給他。即便侯長腿使勁攆她走，她也不愿意離開，表示任憑侯長腿怎么處置都行，寧愿躺地板上也要跟定他。此時李蘭英的主動嫁給貧農，正是土改運動中的階級翻轉中的一個最具特色的表征，地主階級女性的“身體”主動奉獻，既表明了地主階級在鄉村中之中心地位的失落，又展示了農民階級社會地位的提升。

唯有對地主身體予以道德上貶斥及暴力處置，讓地主顏面盡失、威風掃地，才能徹底瓦解鄉村固有的權力文化網絡與社會秩序，確立農民階級的優勢地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對地主身體實施的規訓與懲罰，是實現這種鄉村權力關系與社會秩序“顛覆”的紐結點，也是構建土改運動合法性與權威性的重要機制之一。因此，小說通過多維度書寫農民對地主身體的規訓與懲罰，既呈示了彼時土改運動中“斗爭地主”的常見機制，也真正感性地表述了土改意識形態的隱形邏輯：土改翻身運動，在較大意義上表現為一種身體的革命，唯有身體的“翻身”才是最終意義上的翻身。

三、表達政治認同及感恩：身體的拯救與獻祭

經過土地改革運動，農民階級由過去的鄉村社會底層，一躍而居為首位，成為鄉村的主權階層。這種顛覆性變化，一方面給農民帶來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政治、經濟利益；另一方面分割了鄉村社會關系中的傳統紐帶，原有的地緣、血緣、宗族、鄰里等關系紐帶被階級關系紐帶所取代，農民既往可能依靠的傳統組織幾乎徹底崩解。在此語境下，翻身的農民階級很自然地對于中共政權產生了很大程度上的依賴性和政治認同下的感恩心理。諸如此類“血肉聯系”“救命之恩”“來了共產黨，有了好時光”“翻身不忘共產黨”等一些最流行的革命修辭與話語，便是土改翻身農民與革命政權組織關系的一種形象化寫照。

對翻身農民這種政治感恩行為的描述，《暴風驟雨》同樣是借助身體書寫來完成的。小說敘述翻身農民的身體認知以及身體狀態都發生了煥然新變，土改使他們的身體得到拯救；同時為保衛土改勝利果，他們勇于犧牲、積極“支前”與“參軍”，寧愿為革命獻祭。如果說對身體苦感以及身體之規訓、懲罰的敘述，指向的是對于地主過去行為的“罪與罰”；那么對翻身農民身體的拯救與獻祭的敘述，則標示的是農民未來行動方向之“認同與報恩”，即為土改勝利后的農民創造新的行為規范。

在土改運動前，趙玉林、白玉山、老孫頭、侯長腿等人普遍遭受過身體傷害、囚禁之苦。土改運動后，昔日被地主奴役的血肉之軀獲得解放，最直觀的變化自然是顯現在身體狀態上，較之土改前，他們的身體變得更加干凈、體面、強壯，對未來亦充滿了更多的美好期許。這種前所未有的身體體驗，令他們很自然地認同土改運動的合法性，從而以一種報恩的心態，表達對共產黨政權的擁護與感激之情。如白玉山土改前，懶散、黏糊，土改后像換了個人似的，人變得勤快，身體也變得強壯了，還參加了公安局的工作。老孫頭也因為土改，覺得自己五十一歲還很年輕。當得知老孫太太分土改果實，領回的是一具棺材時，他憤怒地要用斧頭劈碎，并嗔罵老太太：“老孫頭我今年才五十一歲，過年長一歲，也不過五十二歲，眼瞅革命成功了，農會根基也穩了，人活一百歲，不能算老，要這干啥呀？”27侯長腿感慨土改前后的變化，亦是充滿感恩的心態：“我從心里領共產黨的情，要是沒有共產黨毛主席的這土地改革呀，扛活扛到棺材邊，也掙不到一根壟，半間房，還能說媳婦？”28他們有意識地將自己的身體感受與土改相聯系，以今昔身體感受差異的強烈對比，釋放對革命政權的認同與感恩情感。

貧苦農民在政治上的感恩姿態，還表現在鄉村婦女通過土改運動獲得身體解放之后，積極投身于革命政權組織的社會化與政治化活動之中。我們知道，自新文學伊始，不少作品中的女性身體，或者被視為封建文化鉗制的對象，或者與男人欲望征服相連。女人很難有自我處置身體的權利，總也擺脫不了悲劇的宿命。這類作品不勝枚舉，如魯迅《祝福》中的祥林嫂、蕭紅的《呼蘭河傳》中的小團圓媳婦、張恨水的《啼笑因緣》中的沈鳳喜等小說中的女性人物。與此不同，《暴風驟雨》則寫了轟轟烈烈的土改運動，使得貧苦的鄉村婦女們的身體被解放出來，發生了自壓抑到自由、從苦難到快樂的迥異之變。如土改前，老田太太因女兒被韓老六害死而傷心過度，哭瞎了雙眼；趙玉林的媳婦沒有衣服穿，光著屁股下地；白玉山的老婆瘦骨嶙峋，一天愁到黑；童養媳出身的劉桂蘭自小遭受婆婆的管束與虐待。她們身心都處于苦楚與壓抑的困境，因為土改運動的到來而改變，健康向上、明朗、富有活力，成為其身體的主要特征；她們身體得到拯救，亦由此成為進一步支持革命政權的動力之源。此方面的典例，莫過于白玉山的老婆白大嫂子，土改之后，她性情大變，眉毛不再打結，也不再發愁了，積極參加婦女會，成為婦女組的帶頭人，無論是整地主，還是挖金子，起槍支，她都站在頭里，并且膽大又有機謀。還有劉桂蘭亦如此，自土改后，她勇敢反抗虐待，決然走出小老杜家，同自己的小丈夫離婚，并與郭全海相愛，積極參加斗地主、挖浮財、慰問軍烈屬等農工會的諸多工作。很顯然，這些鄉村女性之所以能夠走出的身體苦境，打破身體的依附性，土改運動自是發揮了拯救之效。婦女們在身體救贖之中凝聚為一種感恩能量，勇敢地擺脫過去“逆來順受”“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生活狀態，從而積極參加革命政權的活動。

上述對農民身體的解放與重構的書寫，是作家在描述一種“身體個體化”的拯救方式，以表達農民政治感恩姿態。與此不同，還有一種“以身相許”的感恩行為，就是把身體完全交給革命，不怕犧牲，類似一種獻祭方式，凸顯翻身農民“報恩”的實際行動。無疑，此時的身體具有了明確的象征能指意義，即農民政治回報時的一種資源的最大化。這種為革命獻祭身體的方式，在《暴風驟雨》中有三種情形：一是在直接在保衛土改成果中奉獻出自己的生命。如趙玉林為了保衛勝利果實，在抵御胡子來犯的戰斗中英勇犧牲。二是農民“支前”。如土改積極分子李常有帶領四十多人組成的擔架隊，不怕犧牲上前線，爬冰臥雪抬傷員，便是以身支前的政治感恩行為。三是農民“參軍”。如郭全海盡管起初由于新婚不久，有些戀家，但經過深刻的自我反省之后：“忘了你是共產黨員了，家也不能舍，才娶了親，就忘了本了？”29他帶頭報名參軍，元茂屯其他四十名青年農民也跟著踴躍入伍。

事實上，這種以“以身相許”來直接表達“報恩”主題，既是彼時現實要求，也是傳統道德邏輯在土改中的反映。一方面，中共將斗爭果實無償地分給農民，是以共產黨的軍事優勢為保障的，若與國民黨的軍事較量失勢，地主階級便會瘋狂地反撲與倒算。小說中的郭全海動員青年農民參軍時的講話，就恰切地說明了這一點：“這天下是咱們貧雇中農的天下，還得叫咱們貧雇中農保。蔣介石還沒有打垮，咱們就脫袍退位，光顧個人眼前生活，要是反動派再殺過來，咱們怎么辦？”30另一方面，在土地改革中，農民得到了土地與財富，革命理當然是“施恩”的一方，貧苦農民自是“受恩”的一方。依據傳統道德邏輯，“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受恩必報，報大于恩，所以，農民必須以實際行動去報革命之恩，而“以身相許”則是傳統思想文化中一種極致的“報恩”行為。因此，無論是土改積極分子在土改斗爭中的壯烈犧牲，還是翻身農民積極“支前”與“參軍”，這些“以身相許”的政治感恩方式，自是源于中國傳統文化因素的“報恩”心理，亦是基于現實政治與民間道德融合之后，以身體參與政治實踐的具體顯現。

結 語

綜上所論，《暴風驟雨》在書寫土改運動的全過程中，始終以身體作為紐結點，賦予了身體多重的政治內涵。小說重點描述農民的身體痛感狀態，表達血肉之痛是貧苦農民接受革命理念的浮橋，亦是他們投身土改最樸素、直接的動力之源，由此，身體痛感構成了訴苦動員技術中不可或缺的“中介”。小說講述“斗爭地主”的方式，主要是書寫農民階層對地主身體進行多層面的規訓與懲罰，既有在道德修辭上，對地主身體的鄙視，亦有在政治操演儀式中，對地主的直接體罰。農民階層與地主階層的地位翻轉、置換，通過區隔、規訓、懲罰地主的身體而得以完成。對土改最后勝利階段的書寫，小說則是聚焦于講述農民身體得到拯救的表現，以及他們甘愿為革命犧牲的種種行為，表達農民對土改的政治認同與感恩。

這樣以身體話語作為土改的敘事策略，表現身體與土改兩者之間的交織互動，能讓我們更生動地理解在鄉村變革中的革命政權與個人生活、政治與倫理、現代與傳統的關系。但是“我們所擁有的并正在加以思考的交往身體是我們的世界、歷史、文化和政治經濟的總的媒介。”31，由此，不得不說，小說因其對生物學意義上的身體賦予了更多的政治內涵，身體單向度地蛻變為涵納革命意識形態的裝置，這在很大程度上，又剝離了身體所承載的其他諸如社會、文化等維度，從而削減了由身體的豐富維度帶來的日常性及文化韻味。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百年鄉土小說與鄉村文化變遷的關系、啟示研究及文獻整理”（項目編號：19ZDA273）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美]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劉為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6頁。

②汪民安主編《身體的文化政治學》，河南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導言第16頁。

③14所謂具身，是指認知對身體的依賴性，“具身是一種身體經驗。我們的身體通過感覺和運動體驗來建構我們賴以思考的概念和范疇。換言之，概念和范疇的形成是基于身體的。因此，具身就成為一種認識方式，成為建構、理解和認知世界的途徑和方法”。參見葉浩生《“具身”涵義的理論辨析》，《心理學報》2014 年第 7 期。

④ ⑤ ⑥ ⑦ ⑩ 12 13 15 16 17 18 19 23 24 27 28 29 30周立波：《暴風驟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4、6、23、69、33、108、108、55、14、129、262、59、108、153、366、343、410、408頁。

⑧李放春：《苦、革命教化與思想權力——北方土改期間的“翻心”實踐》，《開放時代》2010年第10期。

⑨程秀英：《訴苦、認同與社會重構——對“憶苦思甜”的一項心態史研究》，北京大學碩士論文，1999年。

11 21吳毅、 陳頎：《“說話”的可能性——對土改“訴苦”的再反思》，《社會學研究》2012年第6期。

20郭于華主編《儀式與社會變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頁。

22楊待甫：《如何放手發動群眾實現耕者有其田———介紹豫北聯中臨淇翻身隊工作經驗》，《人民日報》1946年11月7日。

25毛澤東：《關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1頁。

26任弼時：《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434 頁。

31[美]約翰?奧尼爾：《身體形態——現代社會的五種身體》，張旭春譯，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3頁。

[作者單位：西北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王　昉]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