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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文化詩人薛保勤創作了大量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詩歌，其中60余首詩歌如《送你一個長安》等經由譜曲廣為傳頌，成為當代詩歌創作走向大眾文化領域的成功案例。其詩歌創作繼承了中國傳統的美頌精神，帶有鮮明的歷史化宏大敘事特征和新民族主義者的精神，成為陜西文化名片。這在當下商業文化語境中引發諸多思考，值得我們關注。由此文化傳播案例，我們應該關注到當代詩歌創作對于時代精神的表現、對于美頌精神的繼承等問題，當代詩歌不僅要表現多元自我，更要塑造時代正面抒情形象，提振文化自信心，為大眾而作。

關鍵詞：薛保勤 當代詩歌 文化詩人 美頌精神

詩人薛保勤創作于2009年的詩歌《送你一個長安》成為2011年的西安世界園藝博覽會主題歌迅速走紅之后，他的六十余首詩歌被譜曲傳唱，用于華夏兒女謁陵祭祖的《風從千年來》發布一個月點擊率就達到1.2億，《敕勒歌》發布僅三天點擊率就超過了3000萬，《問天》《曲江春曉》《望終南》《雁塔夜吟》《又見昆明池》《大秦嶺》《天爺爺打翻了酒一壇》《城》等曲目都成為經典朗誦曲目，不僅成為金鐘獎音樂比賽的入選曲目，甚至還入選多種讀本和高等學校音樂教材。薛詩已經成為了陜西文化名片，薛保勤也被稱為“文化名片詩人”。這種從小眾的純文學領域進入到大眾流行文化領域的詩歌創作現象，極具代表性，值得我們關注。薛保勤的詩歌創作是多元豐富的，在此，本文僅就其部分的詩歌創作，從美頌傳統這一角度來探討相關問題，以求對當下詩歌的創作、傳播有所諫言。

一

詩，自古以來就是中國文學之正宗，是主流文類，也是主流意識形態的載體，具有“美頌”和“怨刺”的社會功用，從而形成了“歡愉之情”和“哀怨之感”。但是，長期以來，我們關注的往往是后者，而對“美頌”傳統則不甚論及，甚至因為美頌傳統總是與王權、政治、道德等關聯，具有較強的社會功利性，而將其等同于阿諛奉承、粉飾太平，對此有鄙夷批判的傾向。其實，“美頌”作為一種人類本能性的審美需要，一種形成國家、民族凝聚力的藝術表達，始終存在于詩歌創作中，是一種文學傳統，表現著一種亙古的美頌精神。這種精神不僅影響著中國歷代文學創作，而且也已經成為一種強大的、凝固著的文化心理。

首先，人們對于真善美的追求，必然就會有對真善美的歌頌，在詩歌表達中自然就會有對美好事物和精神的詠嘆。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就是對楊貴妃美麗容姿的贊頌，出自頌體詩《清平調》三首詩中第一首第一句。從《詩經》中有“雅”“頌”，楚辭有屈原的《橘頌》等，到漢賦有班固的《兩都賦》、司馬相的《子虛賦》《上林賦》等，及至后來的《愛蓮說》《陋室銘》等詠贊名篇，無不充滿了對美景美物的歌詠，對美好人性的贊嘆，對高潔精神的追求。這種對美好事物的頌贊，本就是詩歌的主要內容。

其次，美頌也是提振人心、反映盛世恢弘氣象的重要方式。它既能在瑣屑混沌中發出令人鼓舞的希望之光，也能在悲傷憤慨中給人以激勵振奮。古人早就認識到美頌之功用，對美頌之聲推崇備至。如對《詩經》的態度，歷來就視雅頌為神圣尊貴的部分。孔子就排斥鄭聲，重視《韶》《武》之類的雅頌之樂。孔子曾贊曰：“《頌》，平德也，多言后。其樂安而遲，其歌紳（伸）而葛（遨），其思深而遠，至矣！”①孟子、荀子引用《詩》的重點也是《雅》《頌》，看重的是雅頌之聲的教化作用。漢代賈誼說《詩》，也以《雅》《頌》為主。王充、司馬遷等人也都提倡“漢德須頌”的理論，晉代的摯虞《文章流別論》則認為，“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勛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②。宋代的朱熹、清代王夫之在解《詩》時，重視的也是《雅》《頌》。儒家還常常將時代的盛衰與詩歌的美刺對應起來，認為盛世自然會產生雅頌之音，視之為“正經”，而怨刺之聲產生于亂世，是“變”，如《詩大序》曰：“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③可見，美頌傳統由來已久，只是在時代話語中被認為理所應當的存在而不被關注。李白曾在《古風五十九首》第一首中大聲疾呼：“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當今也有學者論道，“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漢語文學中真正‘頌’的精神傳統，遭到了徹底的摒棄了……在一個對‘頌’的精神實質有著如此深刻的誤解和隔閡的時代，頌聲絕響，風雅失正，凡庸卑鎖被習以為常，進而被當作唯一可能的‘真實’人生”④ 。應該說，美頌傳統本質就是時代的浩然正氣，是主流價值觀的表現，優秀的美頌詩歌就是凝聚人心、促人奮進的藝術佳作。

究其實質，中國傳統的美頌精神體現了一種高度文化自信、民族自尊，一種對真善美的大膽追求，一種積極向上、豪邁樂觀的民族精神風貌；它展示的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正面積極的理想精神風貌。優秀的頌贊體詩歌，無論是《詩經》 中的“雅”“頌”還是漢賦以及后世各朝代的應制廟堂詩歌，無不是為時代發聲，為真善美代言，傳承著美頌精神。

自五四以來的現代新詩創作，也依然充分體現了抒情主體對美好事物的贊美，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對美好人性的歌頌，也有對新時代英雄、領袖、新社會政權等的贊頌。現代詩歌的創作本就是在文學革命的社會氛圍中基于改造社會、啟蒙民眾的功利性理念而發生、發展起來的。雖然新詩人們對于傳統詩歌大加鞭笞，然而古今詩歌的社會功能并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正如朱自清先生在論述五四時期詩歌時說：“未嘗不是‘載道’；不過載的是新道，而且與這個新的道合為一體，不分主從。所以從傳統方面看來，也還算是一脈相承的。一方面攻擊‘文以載道’，一方面自己也在載道。這正是相反相成，所謂矛盾的發展。”⑤龍泉明先生也認為：“可以說，中國傳統詩歌意識中，功能觀念是最難變異的‘常量’，它對中國新詩所起的傳導作用是最大的。”⑥傳統的功利性文學理念在新詩創作中并沒有改變。

新中國成立后，頌贊詩歌成為了詩歌創作的主流，人們欣喜地用詩歌贊頌著新時代、新社會，甚至于1950—70年代的泛政治時代語境中，形成了轟轟烈烈的頌歌詩潮，如柳亞子的詞作《浣溪沙?火樹銀花不夜天》、郭沫若的《新華頌》、《贊〈東方紅〉》、沈尹默的《沁園春一柱擎天》、何其芳的《我們偉大的節日》、艾青的《國旗》《我想念我的祖國》、柯仲平的《我們的快馬》、 田間的《天安門》《祖國頌》、朱子奇的《我漫步在天安門廣場》、胡風的《時間開始了》、卞之琳的《天安門四重奏》等等，都是當時廣為傳頌的詩歌。這些詩歌“一是對時代——人民革命的時代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時代及其主人翁——工農兵的歌頌；一是對于新中國的締造者和建設者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的歌頌。二者同時也是對于新生的社會主義祖國的歌頌”⑦。中國作協編選的1953年至1955 年和1956年兩本《詩選》中，主要都是頌詩，如阮章兢的《祖國的早晨》、田間的《祖國頌》等⑧。1958年的新民歌運動更是催生頌歌無數，1960年代至1980年代，則有以賀敬之和郭小川創作的頌詩為代表的政治抒情詩主潮。“‘頌歌’最早出現在解放區詩歌中那對人民戰爭勝利和根據地建設的歌頌，雖并未成為一種普遍的主題，但由于對人民戰爭和根據地的歌頌，升華為對戰爭指揮者和根據地締造者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的歌頌這一思路，卻已基本形成。”⑨這些頌詩中對領袖毛澤東的崇拜和歌頌體現出當代詩歌對于帝王英雄人物歌頌的美頌精神的歷史延續。由此可見，當代詩歌對新中國領袖和政權的歌頌與古代頌贊體詩歌所承載的主旨是一脈相承的。

當然，中國當代頌詩的興盛不僅是對古代詩歌美頌精神的繼承，也是當代時代精神和文藝創作理念的體現。毛澤東在指導中國文藝發展綱領性文件《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鮮明地指出：“比如說，歌頌呢，還是暴露呢？這就是態度問題。究竟哪一種態度是我們需要的？我說兩種都要，問題是在對什么人……對人民群眾、對人民的勞動和斗爭、對人民的軍隊、人民的政黨，我們應當贊揚。”⑩這就確定了“頌揚”是文藝創作包括詩歌的主題和基調。同時，詩人們也確實為新中國的成立和發生的變化感到歡欣鼓舞，由衷地表達著崇拜頌揚之情。只是后來在社會氛圍的裹襲中漸漸開始成為言不由衷的夸張獻媚了。李澤厚先生就認為新中國成立后知識分子在文藝上只有歌頌和懺悔兩種態度。在經歷過“文藝整風”之后的文藝界，更多的是從懺悔的坦白轉向了諂媚的歌頌。11乃至到了“文革”發展到極端狂熱的類似遠古宗教崇拜的偶像崇拜。

毋庸置疑，當代優秀頌贊詩歌具有非常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在社會生活中，頌贊詩歌發揮了團結力量、鼓舞斗志、激發熱情等社會功效，對于形成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和不斷奮進的民族精神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熱情澎湃的政治抒情詩是廣闊的，是祖國河山的回聲，是世界的回聲，是億萬人民合唱的交響樂。熱情澎湃的政治抒情詩是時代的先進的聲音，時代先進的感情和思想。它是鼓舞人心的詩篇。它以雄壯的響亮的歌聲，呼喚人們前進，來為社會主義事業進行創造性的勞動。熱情澎湃的政治抒情詩是我們社會主義時代的喉舌。熱情澎湃的政治抒情詩是最有力量的政治鼓動詩。”12

然而，當代頌贊詩歌在相關的歷史背景下出現了浮夸泛濫，失去了詩人的真情實感，出現了嚴重的程式化、公式化，淪為口號式詩歌，詩歌意象固定化，人物類型化，情感表達符號化，削弱了詩歌的審美感受，消解了詩歌的個性，成為時代宣傳品，引發了人們對于頌贊詩歌的極大反感和排斥。在1980年代之后，文學創作在全球化語境中進入到商業消費時代，從意識形態中心逐漸回歸于文學本身，消解了政治、理想、激情、崇高等等，開始注重文學的商業價值，步入大眾文化領域。“在短短的幾年的‘彈指一揮間’，詩人被‘邊緣化’了。當創造的生命激情轉化為‘零度寫作’，思想的魅力變成無深度的嘮叨平庸，深切的價值關懷置換成金幣寫作的策略（稻梁謀）時，當精神品質成為超出當代人生需要的奢侈品甚至無用品，語言浮腫，思想干癟，詩意散盡，詩思消逝，詩性世界淪為散文世界。”13對主流意識形態精神進行頌贊的當代頌贊體詩歌創作當然也不再受到研究者關注了。

其實，頌贊體詩歌從未離開我們的社會生活，在各種表達對于美好精神的追求，對于祖國的贊美、對于時代的頌揚的場合領域，都沒有缺席過。可見，美頌傳統作為一種主流文學傳統，與意識形態聯系密切，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那些發自內心的對美好事物的歌詠，對時代社會的贊頌，對高尚美好人性的頌揚，對祖國、對人民的熱愛之情的表達，時時激蕩著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處處展示著積極健康向上的民族文化精神，樹立了一個個道德榜樣，呈現出祖國山河之美、時代之潮流，對于陶冶情操、激發斗志、凝聚民心發揮著極大的精神力量。尤其是當今，人文精神日益萎頓，“頌聲絕響，風雅失正，凡庸卑瑣被習以為常”14，我們迫切需要一種“大雅正聲”，為盛世創作真正的雅頌文學。

薛保勤的詩歌，即為此類在時代呼喚中應運而生的時代之作。因其所承傳了詩歌的美頌傳統，寫出了時代精神，契合了大眾對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的心理需求，表達了當代的民族精神，從而被大眾喜愛，成為廣為傳頌的詩歌佳作。

二

薛保勤從1980年代就開始創作詩歌，筆耕不輟。他自述“詩歌是我工作之余的‘補白’”15。也許因其體制內的工作性質，使他特別關注時代熱點，關注社會，“中國歷來就有從政之余從事文學活動，特別是詩歌創作的文化傳統。我以為，這中間既有一種當事者的社會責任與文化擔當，也有一種文化自覺引發的文學自覺”16。正是這種社會責任與文化擔當精神，讓他的詩歌創作在內容上呈現出強烈的時代氣息，在思想上充滿了浩然正氣，在審美上體現出雅正之風，充滿了盛世之韻。

薛保勤的詩歌繼承了傳統的美頌精神，充滿了明朗、積極、美好的樂觀主義基調。也就是說，他的詩歌的藝術魅力首先來自于對美頌傳統的繼承。他也曾自謙于創作中的傳統性，“相比于當今的詩歌創作的各種流派及‘行情’，我的寫作風格似乎有些不合時宜，似嫌傳統。這也許和我的詩歌學養的傳統熏染有關。……大約‘傳統’的積淀導致了我今天‘傳統’的表現”17。中國詩歌傳統就是這種充滿了人文關懷和社會責任感的美頌精神，就是這種激人奮進的、正能量滿滿的美學表現。

薛保勤的詩作，書寫時代精神，如《青春的備忘——知青往事追懷》，充滿了對青春的贊頌和懷念，也充滿了理性的反思和追問；書寫英雄，有《大愛無垠》，謳歌赴藏犧牲的女孩熊寧的純凈善良，還有《大山的思念》《百姓是天》，為百姓心目中的英雄樹碑立傳；他以《將軍，你不要流淚》歌詠在地震救災中的軍民魚水情誼；他禮贊西昌火箭升空的“那一抹紅”（《太空，那抹中國紅》），由衷地讓人生出驕傲和自豪；他《致青年》，“心中有夢，就有理想/心中有愛，就有期盼”，激情勵志；他謳歌高尚，贊頌媒體人“將新聞做成理想主義的文本”（《一個人……致某傳媒人》）。他寫山、寫水、寫景、寫物，無不充滿了昂揚的激情和濃濃的愛意。荷塘前，他感喟著“薈萃別樣的人生”（《題荷》），賞紅葉，則呼喚著青春和明天（《紅葉，你好！》），致友人，“把靈魂打掃干凈”（《把靈魂打掃干凈》），問心，“唯愿無愧做人” （《夜靜 夜靜》）。從他的詩歌中，我們感受到的是他的真誠純凈，是來自內心深處對祖國、對人民、對家鄉深深的愛，他堅信“歷史的車輪會為社會的天平糾錯” （《我堅信……》）。這種真誠的愛、堅定的信仰和樂觀的精神化為詩句，打動著讀者。“……我堅定地認為詩歌的創作形式并不是詩歌的生命。什么是詩？只要是發自靈魂深處的吟唱，這種吟唱是真實的、是美的、是‘動人’的，是能夠與心靈碰撞并產生共鳴的，就是詩。”18由此可見，薛保勤的詩歌昂揚向上的禮贊基調，來自于對真善美的追求，對美好人性的堅信。“從薛保勤的詩歌中，我讀出了積極昂揚的風格主調，讀出了抒情主人公的浩然正氣與歷史擔當。”19這正是頌贊詩歌的靈魂。

在此，我們以廣為傳唱的《送你一個長安》為例，來剖析其所繼承的美頌詩歌的特點。這首詩歌以四字短句歷數千年古都的人物風情，勾畫出長安古今勝景，用“送你一個長安”回環反復，抒發對長安的自豪和頌贊之情，寫出了當代盛世長安經典形象。詩歌中洋溢著濃濃的愛，“我們在詩歌里看到的薛保勤，充滿對古都長安的一片深情，有著濃濃的人文情懷，這些，驅使他情不自禁寫下謳歌時代之作”。 “薛保勤將他對長安的熱愛和迷戀傾注在詩句里，縱情寫出《送你一個長安》。”20

首先，作為頌贊長安的詩歌，《送你一個長安》具有了與古代的頌體風格一樣的雍容典雅的美學特征，極具太平盛世的大國風范，以一種悠遠綿長的古韻風格敘事，細數歷史滄桑，形成宏大、開闊、縱深的抒情空間，展示出千年古國的深沉厚重，抒發出民族史詩般的感喟之音，寫出了歷史時代感。從形式上看，《送你一個長安》的四言詩句，本就是頌贊體的傳統句式，“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余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21。來自《詩經》中的《頌》詩的“正體”程式化句式，節奏整齊，結構凝練、莊重典正，適合肅穆莊嚴的場合。這種壯麗莊嚴的語體色彩和肅穆的感情基調也非常契合國際盛會中中國形象的表達，適合塑造世園會的官方正式形象。另外，這首詩歌多種句式并雜，對仗工整，音韻和諧，修辭巧妙，用典頗多，致使語言呈現出一種繁復豐富的風格特征，產生了一種儀式性的神圣感，權威性。這正是頌贊體詩歌的特點。

傳統的雅頌詩歌體現的美學特征是一種士大夫文人審美情趣，典雅純正。《送你一個長安》正是如此，這種雅頌之風，在激情中喟嘆，呈現出孔子所謂的“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中和原則。雅頌之樂體現的“中和”美學理想，可概括為三個方面：第一，內容上要符合社會禮法道德，思想純正，合于中正之道；第二，情感上要哀樂適當，溫柔敦厚；第三，形式上要中正和諧，合于一定的法度和規律。此為“中和之美”22。《送你一個長安》在內容上對于長安的頌贊自不必說，符合主旋律，思想純正，是為“德音”；情感表達上也是詠嘆相間，溫情深厚，充滿了對長安的驕傲自豪以及期待祝福，從容有度，理性克制，摒棄了那種汪洋恣肆的情感渲泄和狂熱的情緒泛濫；形式上也是和諧自然，韻腳悠長，詩句整齊，音調平和，節奏緩慢，合乎法度，生出一種磅礴大氣的正統之韻。諸如“一城文化，半城神仙”這樣的詩句，凝練概括出長安這座古老城市的文化精髓，在音調、節奏和內容的統一中使詩歌呈現出和諧自然的莊敬和穆、寬厚仁愛的平和之感。

其次，《送你一個長安》繼承了中國儒家知識分子的精神，表現出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意識，抒發對積極的人生理想和真善美的追求。這是作者薛保勤一貫的追求，他認為：“詩歌可以是號角，可以是旗幟；可以是精神的撫慰劑、心靈的潤滑劑。用詩歌謳歌光明、鞭撻黑暗；謳歌文明、鞭撻野蠻；謳歌真善美、鞭撻假丑惡。讓它成為一種力量，一種信念，一種理想。進而用這種力量、這種理想和信念觀照社會、觀照人生、引領人生。我想這些有了，人類無論遭遇到什么，我們都不會放棄美好的向往與追求，這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的追求和守望，也是一個歌者的職責。”23正是承繼了傳統詩歌創作中這種積極的美頌精神，以傳統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和使命擔當，將自己對于歷史、文化的自豪感訴諸詩詞，才寫出了“長箭攬月/飛豹獵犬/借古今雄風直上九天”的長安，將他對長安的愛和祝福表達得深厚蘊藉，才化出這樣真摯經典的詩句。

三

薛保勤的多首詩歌被音樂人譜曲演唱，這并不奇怪。且不說中國的詩詞本就與音樂息息相通，具有極強的音律性，就單說美頌精神，自古以來就有“頌樂”“頌歌”的表達方式。薛詩所具有的雅頌氣質，諸如語言的優美純凈，句式的整飭勻稱，節奏的鏗鏘有力，格調的沉郁恢弘，內容的正氣凜凜，意境的深遠恢弘等特點，都非常契合美頌音樂的闡釋。因此，薛詩被眾多音樂人不約而同地選為歌詞，也就不是偶然的現象了。

薛詩的內容充分體現了雅頌之意，歌頌人生，歌頌生命，歌頌祖國的壯麗山河，歌頌古老的這片土地，他寫出了時代之音，寫出了歷史滄桑，“五千年的翠柏/五千年的根/五千年的血脈/五千年的魂”（《風從千年來》），厚重大氣，典雅莊重；“神州一橫劃南北/一路奔騰向西東/坐擁華夏禮樂地/守望周秦漢唐風”（《大秦嶺》）， “一問兩千年/落葉滿長安/一握兩千年，殘月攏長安”（《問天》），“湖畔燈光/井岡星光；草地火光/寶塔曙光；血色殘陽/決戰沙場。”（《百年》），韻味十足；《敕勒川》更是巧妙地以現代視角將王維的《使至塞上》化為浪漫的蒼涼雄渾的意境，“心隨天地走/意被牛羊牽。大漠的孤煙/擁抱落日圓。在天的盡頭/與月亮聊天，篝火映著臉/醉了套馬桿……”主歌部分展現出一副遼闊浪漫的月光草原圖，副歌則用民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墊襯，完美地形成了天人合一、萬物一體的詩畫意境，給人以美好浪漫的藝術感受。此作受邀央視“經典詠流傳”節目組，經著名歌手譚維維演繹，一經問世，便成經典。

詩歌與音樂的結合，適應了受眾在當代傳媒方式下對于詩歌的審美需求，詩歌所蘊含的中華傳統的古典意境以及詩意內涵，借助音樂的多元化闡釋和大眾文化傳播的力量，充分展示出了其所具有的藝術美感，具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也為歌曲注入了豐厚的意蘊和民族風情，提升了歌曲的藝術品味。薛詩中那些雄渾大氣的如《百年》《大秦嶺》《風從千年來》等，是一種雅正的時代主旋律風格，采用抒情的主歌段落和豪邁奔放的副歌段落映襯對比的手法來演繹，而《送你一個長安》這類有歷史風情的作品，則在引子和尾聲部分，采用管弦樂隊伴以童聲吟誦來表現，這些音樂表達不僅增添了作品在音色上的豐富性，塑造出詩歌意象的歷史風味，增強了詩歌內涵，表現得更為立體性。因為薛詩具有較強的西北地域性特征，其音樂也多采用了西北民間曲調，如《驪山故事》用了戲曲碗碗腔的曲調，《天爺爺打翻了酒一壇》則將陜北民歌原生態演唱組合與管弦樂隊相交融，用陜北大嗩吶強化高原文化風格，《城》則用悠揚的笛聲、管弦樂以及秦腔等多種音樂手段成功地營造出古老與現代交替閃現的藝術效果。這些濃郁長安民風音樂，與薛詩的雅頌之意結合，形成了詩歌的多元化、立體性藝術表達，將詩歌以現代傳播方式呈現給大眾，也就將詩歌傳播得更為廣泛。

薛詩對于詩歌的音樂性表達是比較成功的，內在的詩韻富有極強的節奏，非常適合配樂傳唱，成為歌詞，這也是美頌精神表現的重要方式。自古以來，音樂的教化作用就備受重視。“禮節民心，樂和民聲”。薛詩立足西部，以歷史為經，以時代精神為緯，用詩情配音將一代精英知識分子的憂國憂民之思之感，形象生動地表達出來，引發大眾的共鳴。這種詩歌創作，走出了自說自話的象牙塔，將精英文化、政治文化化為了大眾娛樂文化，體現出精英文化向大眾文化、流行文化轉向的發展趨勢，使當代詩歌更具有社會文化屬性，也是作者在時代精神、大眾心理、審美風尚等方面順勢而為的一種積極創新開拓，賦予了當代詩歌的時代風范和文化新質，在傳統與現代中，走出了一條當代詩歌創作和傳播的成功之路。誠然，如一些學者論，“閱讀薛保勤的詩歌創作，明顯感覺到源遠流長的詩學傳統在詩人這里的自覺繼承。比如中國早期詩歌崇尚詩樂結合，而注重詩歌的音樂性正是薛詩一大特色；古典詩詞追求的意境美，在薛詩強烈的畫面感和抒情性中得以體現，古代圣賢在詩歌中表現出的興亡之感和憂患意識，更是影響了詩人的精神格局和藝術氣質。詩人博采眾長，善于化用古典詩句來抒發自己的感情，既顯典雅又充滿新意”24。究其實質，是因為薛詩承傳了中國傳統的美頌之風。

四

那么，當我們將薛保勤的《送你一個長安》這類詩歌置于當代文化語境中，用以觀照當代詩歌創作，我們發現其詩歌中所蘊含的歷史性、人文性、本土化、民族性、政治化等豐富內涵，絕不是取悅大眾的甜言蜜語。

我們看到薛詩中有一個抒情主人公，這個抒情主體是一個典型的儒家傳統知識分子，憂國憂民，心懷天下。然而，此抒情主人公絕非古代維護王權的士大夫，而是一個在經濟蓬勃發展、國家權威話語去中心化的大眾文化空間中出現的新民族主義者。他們既有開放地走向世界的渴望，也有對自我民族文化的堅守。在詩歌中，這一抒情者力圖建構一種新的民族形象：歷經坎坷掙扎重新強大起來的現代民族國家，如“送你一個長安/秦嶺昂首/涇渭波瀾/科教高地/中國名片/以奮飛的姿態抒寫盛世經典”。他將對于儒家文化的認同轉向了對于現代性發展的意識形態的肯定。詩歌蘊含著一代精英對于民族國家的想象。他們以自身的思想傳統和知識體系來想象未來，來應對全球化、市場化、消費主義等帶來的粗鄙庸常，堅持以啟蒙人文精神來反擊商業功利性對于精英話語權利的消弭，也就是說，詩歌對于民族國家的歌頌，對于奉獻犧牲精神的肯定，對于未來中國的祝福期待等等，都是一種重建人文精神的努力。

正是這種深入骨髓的民族文化基因，這種憂國憂民的責任擔當，讓薛詩充滿了對歷史的反思，對當下的種種社會熱點問題的關注，他憤怒，“不要以為自己身居高位/就高人一等/其實你不懂/官位不等于情懷責任和水平/與其得意忘形/不如多想想百姓/因為你也是百姓”（《其實你不懂》）；他警醒，在海瑞墓前，“不為虛浮所齒/不為邪惡所動/不為世俗所容/卻為天地留名”（《清鳴》）；他諷刺，那些低效率的形式會議，發言人如獵人，“口若懸河如子彈出膛”，橫掃臺下的兔子，“會議為什么這么長/會議為什么這么胖”（《開會》）；他知道社會的種種黑暗，也有無奈，但是他卻說“不要說無奈/心中永遠要有期待”（《不要說無奈》）；“當真善美不敵假丑惡/投機被當作智者的杰作”“當假話成為時髦/教養被視為怯弱/當奉獻成為標簽/純正遭遇無情的奚落”，他卻擲地有聲地發出“我堅信”的誓言，“我堅信/歷史會力挽狂瀾將這恥辱定格”（《我堅信》）；甚至面對死亡，他也毫不畏懼，勇敢地喊出這是“為了生者成長的蓬勃/為了逝者精神的長青”，“啊 死亡/在這里也是風景”（《胡楊》）。這種發自內心深處的真誠，在當下濃厚的商業文化氛圍中顯得極為不合時宜，卻又難能可貴。

由此可見，薛詩繼承的美頌傳統絕不是形式上的風雅詠嘆，而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心懷天下的責任擔當，更是一種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的弘揚，是一種發自心靈深處的“大愛”，對生活的熱愛，對生命的熱愛，對祖國民族的熱愛。

畢竟，薛保勤詩歌中的抒情主體代表的是“文革”后一代歷經改革開放的新型知識分子，他們的國家民族觀念來源于他們在意識形態上參與了國家現代化方案設計的認知，來源于他們的知識精英身份的自我定位，也由此而產生一種使命感，即在當下新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和文化現狀中尋找一種重新想象民族的方式。這種想象話語建立在一種復興的烏托邦期待上，在大眾和國家之間尋求一種合作，將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無聲地滲入大眾消費文化中，從而通過文化生產機制如流行歌曲傳播，達成新的民族形象塑造。可以說，薛詩所蘊含的美頌精神，所抒發的激情，是一個傳統儒家知識分子在當今社會追求自身政治理想的道德激情，是對當前中國發展成績的理性辯護。

同時，我們在薛詩中看到大量的歷史化宏大敘事。他的詩歌中充滿了歷史性的詩歌意象，如“長安”，“千年”“唐宋”“秦漢”等，帶有強烈的歷史感，“我是咸陽古渡的那艘老船”“我是《陽關三疊》的那根老弦”“我是勸君更進一杯酒的那個老壇”（《咸陽吟》），充滿了千年塵封往事的記憶。這既得緣于薛詩中秦地歷史文化資源，也來自于詩人于歷史傳統中尋求現代性的訴求。重新書寫歷史，就是書寫現實，薛詩云，“歷史是今天對昨日的追憶與回想”“歷史是明天對今天的延續與期望”（《歲月的回想》））。確實，“文學的歷史化表明文學與社會現實構成一種特殊的想象關系，通過歷史化，文學使社會現實具有了可感知和可理解的形式和意義，并且使自身成為社會現實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25。中國當代詩歌創作在相當長的時期帶有鮮明的政治意識形態色彩，伴隨著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實踐。這一實踐本身就是中國根據自己的社會歷史條件所作出的歷史選擇。文學為此進行的歷史化宏大敘事，就是為這一現實建構起來的現代性想象。薛詩這種現代性詩歌話語，將現實整合為連續變化的歷史整體，以社會不斷進步的理念為信仰，進行樂觀主義的歌詠，也就形成了昂揚滄桑的抒情格調。薛詩中的積極開朗的審美風格正是來自于這種歷史觀。這種歷史觀的形成又源自這代詩人堅定的精神文化信仰和使命精神。

通過對薛保勤詩歌創作的探究，我們看到，當代頌贊詩歌創作不可忽視，這是我們的傳統詩歌創作的資源和財富。“美頌”精神也是民族文化的構成部分。然而，自1980年代后期，隨著新生代詩歌的興起，這類傳統開始式微。“新潮詩人的眼睛不再關注社會，他們患上了精神自閉癥，一味地表現‘小我’的憂郁、孤獨、感傷和頹廢。1990年代以來，在日漸濃厚的后現代文化語境下，詩人們又迅速跟進，干脆將精神徹底放逐，縱情于極端的語言狂歡中。”26薛保勤《送你一個長安》這類詩歌的成功正是將“小我”與國家、民族聯系在一起，從歷史的高度抒發個人的真摯感懷，以傳統的“美頌”精神建立和傳播了中國傳統和當代文化，這正是增強中華民族實力的重要途徑。如果正確有效地發揮“美頌”的教化宣傳作用，建立包括“美頌” 精神在內的民族文化精神內核，發揮“頌”的文化作用，一定能產生更多的優秀詩歌作品，獲得大眾的認可，也為社會的和諧、精神文明建設作出積極的貢獻。

注釋：

①晁福林：《上博簡〈詩論〉研究》，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42頁。

②21摯虞：《文章流別論》，《魏晉南北朝文論全編》，上海遠東出版社2012 年版，第78頁。

③鄭玄箋、孔穎達：《毛詩注疏》（上），朱杰人、李慧玲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版，第17頁。

④14立華：《“獲麟絕筆”以后》，《讀書》2004年第8期。

⑤朱自清：《論嚴肅》，《朱自清全集》（第3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40頁。

⑥龍泉明：《中國新詩流變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631頁。

⑦⑨洪子誠、劉登翰：《中國當代新詩史》，人民文學出版1993年版，第23、23頁。

⑧孟繁華、程光煒：《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人民文學出版2004年版，第62頁。

⑩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05—806頁。

11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44—250頁。

12徐遲：《祖國頌（序言）》，《祖國頌》，詩刊社編，中國青年出版社1959 年版，第3頁。

13王岳川：《文化話語與意義蹤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0頁。

15 17 18 23薛保勤：《追求與守望?送你一個長安》，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29、230、230、231—232頁。

16薛保勤：《讀悟天下（后記）》，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89—390、231—232頁。

19 24芬：《被一代人“讀懂”》，《西安晚報》2021年12月16日。

20仵埂：《長相思 在長安?送你一個長安》，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27、226頁。

22趙敏俐：《文學傳統與中國文化》，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266頁。

25陳曉明：《現代性的盡頭：非歷史化與當代文學的變異》，《全球化與文學》，嚴平編，山東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頁。

26黨圣元：《放飛青春中國的美好明天——讀薛保勤的長詩〈青春的備忘——一個知青的往事追懷〉》，《唐都學刊》2009年第4期。

[作者單位：西北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王　昉]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