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潮州與畫展

新年伊始，仗著已經陽康了，專程回潮州參加《暢神集——劉明康繪畫作品展》開幕式。之所以在各地疫情仍很嚴重的狀態下冒險出行，一來老母親年過九旬，需要特別呵護，千里送藥，理所應當。二來故鄉潮州是個文化底蘊深厚但經濟不發達的古城，好不容易建成了市級美術館，2020年5月22日開館后，主事者苦苦撐持，兩年半時間里，竟籌辦了48個展覽，如“思源——林墉繪畫藝術特邀展”“造化心源——林豐俗作品展”“新潮動力——2021當代藝術與設計展”“南北相通 色墨交融 ——龍瑞、袁學君、賴鐵驄中國畫學術展”“潮緣——王肇民藝術展”等，在廣東文化藝術界聲名鵲起。我有幸為《造化心源——林豐俗作品展》寫序，但因疫情無法現場參與，這回希望略為彌補，也算是為家鄉文化事業站臺。三來我與原中國銀監會主席、中國美協會員劉明康先生略有交往，他出席過我的講座，我聆聽過他不少關于經濟、文化及政治的高見。另外，同行多有專業人士，作為繪畫的門外漢，我只需敲敲邊鼓，不必擔心露怯。

于是，基于親情、鄉情與友情，我毅然決然地上路了。

沒想到觀賞畫展的過程中，竟有一種莫名的感動，以至對著鏡頭及采訪者，哇啦哇啦說開去。留存在2023年1月4日《潮州日報》上的，是以下這么兩段：

“從某種意義上講，繪畫是一種審美、一種修養、一種境界。因為小時候的興趣，劉明康先生一直保持對繪畫的熱愛。劉明康先生善于關注生活，關注身邊的小事，將自己觀察到的事物記錄下來。例如他的作品中，有對鄉村生活的追憶，有對北京日常生活的觀察，這些畫都非常有意思。印象深刻的一幅作品是《北京的過街地下通道》，畫中的人雖身處地下通道卻面向陽光。都市生活里很少有人會關注到地下通道，劉先生雖非專業畫家，卻能用筆墨將這些大城市中的小人物和日常生活記錄下來，繪制自己心目中的世界和中國。”

“潮州人普遍從小就很關注文化、關注教育，對音樂、書法、繪畫等都有一定的興趣，并不是為了考級，也不是為了成為專家，更不是為了謀生，純粹是出于一種文化修養，一種審美樂趣。從某種意義上講，小時候奠定的審美情趣比專業知識更重要。相信很多潮州人特別是年輕一代，看了作品展后會有一定的感觸。”

其實，當時我談得最多的，是此畫展的“非專業”，以及“業余性”的利弊得失。因問題比較復雜，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說清，再加上在美術館主辦的畫展上談這個話題，容易引起誤解，以為是在拆臺。記者或主編將其略去，亦在情理中。這樣也好，我可以略為沉淀，把思路理得清晰些，也可把話說得更明白。

專業與業余

雖然是中國美協會員，但世人認識并關注劉明康先生，顯然不是因為他的繪畫成就，而是金融方面的專長。曾任福建省副省長兼省政府秘書長、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中國光大（集團）總公司董事長、中國銀行董事長/行長等要職，2003年3月—2011年11月更是出任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在穩健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等重大事件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對他來說，金融及管理是專長，繪畫只是業余興趣。不過退下來后，閱讀與繪畫逐漸主導了日常生活，浸淫日久，他正從“業余”朝“專業”方向轉化。

畫家本人可以低調，但主辦單位及觀賞者很難不受前理解的影響。這導致對此畫展的評判，可能說高了，也可能說低了，褒貶之中，隱含著觀賞者本人的立場及趣味。一開始我很擔心家鄉人積極籌辦此畫展，主要看中的是對方的象征資本。一圈轉下來，終于心里有數——不僅我不虛此行，可以開口說話了，更為家鄉能舉辦這樣高水平的“非專業”畫展感到驕傲，這才有答記者問中的那句話：“相信很多潮州人特別是年輕一代，看了作品展后會有一定的感觸。”

此前我只欣賞過劉明康先生的若干小品，雖也很精彩，但放置在美術館里效果如何，實在沒把握。相比北上廣深等大都市富麗堂皇的美術館，潮州美術館顯得相當寒磣，原設計是購書中心，中途改變使用功能，故潮州美術館的層高不太理想。對于擅長大畫的畫家來說，這無疑是個缺憾，無法進門就給觀眾一個響亮的“碰頭彩”。可對于以小品為主的劉明康畫展來說，展廳層高不夠，但燈光及設計若處理得好，反而能凸顯其優長，便于讀者細細觀賞。

整個畫展分“小速寫”“歲月舊憶”“思考與回想”及“新篇邂逅”四部分，既隱含他的創作歷程，也壓低你的閱讀期待。以“小速寫”開篇，姿態很低，一路觀賞，逐漸爬升，這感覺很好。從當初工作間隙逸筆草草的小品，到退休后用心經營的創作，無論構思還是筆墨，都漸入佳境。

別小看這些篇幅不大的“小速寫”，那不是職業畫家的寫生，而是一位重要的財經官員四海奔波的記錄。記錄行旅，記錄觀察，也記錄心情。眾多速寫中，鋼筆淡彩《倫敦女皇陛下大劇院》的效果最好，布展時，被放大后置于入門處。我注意到畫上題字：“為紀念觀看《歌劇魅影》而寫，2011年10月”，那是畫家陪同一位領導觀劇，天黑看不清建筑，第二天專門跑去補畫的速寫。若了解一個月后，畫家將離開銀監會主席的位子，此畫面的輕松與明快，或許隱含著某種心情。

隨身攜帶速寫本，別人倒時差，他以畫畫作為休息。未能上墻，只是陳列在展柜里的速寫本，有國畫，也有鋼筆淡彩，基本上都是各國風景名勝，篇幅雖不大，但很見用心。日后從領導崗位退下來，重拾畫筆，方才根據當初的速寫或回憶，創作完整的水墨作品，如《英倫的回憶》《耶路撒冷紀行》《索菲亞大教堂》等。如此閱歷及工作習慣，導致其繪畫生涯，“業余性”中，還是隱含著某種專業趣味。

立場與趣味

相對于專業畫家，劉明康先生的畫作，無論構圖還是筆墨，水平不太穩定，有些作品還隱約可見前輩的影子。故我更傾向于從“業余性”角度進入，閱讀與欣賞《暢神集——劉明康繪畫作品展》，相信那樣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我答記者問時，提及“繪畫是一種審美、一種修養、一種境界”，其實前面還有一段話，談繪畫作為一種技藝，是需要學習、訓練與傳承的。十年前出版的《舊憶——劉明康美術作品集》（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12）中，收錄有劉明康的短文《我的美術觀》：“小學時期的我，不頑皮但也不用功。所有功課，除了美術，都是被動服從，唯獨美術課我是和老師相通的。記得那時的老師也確實敬業有加，不但教一些基本技能，也不時帶來一些像凡·高、修拉、莫奈和門采爾的畫冊，深入淺出地講解色彩、光影和構圖的道理。最值得我歡呼的是，還鼓勵我們拿上筆和畫紙，走出校門去寫生。”（第45頁）早年良好的美術教育，奠定了劉明康一生的業余愛好，強調“扎扎實實地寫生”，認真觀察社會，表達真情實感，此等寫實主義風格，使其作品顯得樸實、自然、沉著、澹定，與當下推崇夸飾、怪誕與變異的畫風迥異。

雖然喜歡畫畫，但沒接受過科班訓練，且退休前不可能投入很多時間與精力，要說技法嫻熟，劉明康先生跟優秀的專業畫家不在一個層次。作為畫家的劉明康，一直謙虛謹慎，努力學習傳統，并未刻意求新，作品風格化不夠。但有一點值得注意，那就是其畫作與現實人生保持密切聯系。單幅作品不好說，整個畫展看下來，這個感覺很明顯。這或許與畫家本人讀書多、見識廣，且性情儒雅，有很大關系。如果說，職業畫家多考慮筆墨技巧，著力尋求新的藝術形式，相對忽略內心感受的表達，劉明康先生恰好相反，無論構圖、線條還是筆墨，時有手不應心的局促，但那種觀察的視角、思考的深度以及表達的欲望，卻躍然紙上。

這種重觀察、輕技術的傾向，既因其“非專業”，也與其文人氣相關。中國文人傳統，詩文書畫只是修身養性，不需要借以謀生。套用韓愈“多情懷酒伴，余事作詩人”的詩句，劉明康的繪畫，某種意義上也是別有幽懷——“多情懷往昔，余事繪江山”。繪畫講技巧，但更講趣味與意境。作為重要的財經官員，退休時第一次展出畫作，據說讓同僚及下屬大吃一驚，沒想到領導還有這方面的才華。但畢竟訓練不足，時常意到筆不到，退休后于是加緊補課，十年間，畫作水平明顯提升。從“小速寫”的生澀，到“新篇邂逅”的圓熟，除了自家努力琢磨，還因廣泛結識書畫名家，得到很好的指點。這固然可喜可賀，可我還是更看重那些不變的內核——兼及傳統士大夫與現代知識分子的“文人氣”。

基本技巧掌握以后，畫作境界的高低，可以是藝術形式的革新，也可以是畫家胸襟的拓展。劉先生自有名山事業，主要不靠繪畫揚名立萬（更不要說生財），繪畫于是自得其樂。這個時候，畫家的立場與趣味，起決定性作用。四海行走，速寫本上多為名勝古跡，因其容易入畫，且有紀念意義；可回到北京，畫家明顯地眼光向下，關注大都市的街頭巷尾，以及百姓的日常生活。《大都市之結》（2012）的畫面主體，是兩根電線桿及縱橫纏繞的電線，我關注畫面下方的路牌“靈境胡同甲42號”，還有“專修電動車換電池換鎖芯門禁卡應有盡有”的手寫廣告牌。那個東起府右街、西至西單北大街的靈境胡同，可是首都北京的核心區，但在畫家筆下，一點都不華麗，反而充滿平民氣息。不薄煙火味道及所謂的“低端人口”，這與我對都市文化的理解很接近。在《想象都市》（北京：三聯書店，2020）中，我曾再三強調：小巷深處，平常人家，才是一個城市的真正靈魂。

與此相呼應的，是畫于2008年的《北京的過街地下通道》，那更能顯示畫家獨特的眼光。2008年的北京，正以極豪華的陣容，舉辦第29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收獲全世界無數歆羨的目光。面對此華彩樂章，當時正身居高位的畫家，卻借街頭小景，含蓄地表達其欣喜與期待。北京街道過于廣闊（尤其長安街），于是需要很多過街地下通道。那是一個相對封閉、壓抑的空間，靠在墻根的那位，似乎是在乞討，可過道前面有光，一對青年正手拉手，闊步向前。如此街景，實在太過平常了，你我可能都習焉不察，可銀監會劉主席卻將其納入畫框。

不管是當初的速寫，還是日后的追憶，畫什么不畫什么，很能顯示畫家的立場與趣味。表面上是線條與色彩，背后凸顯的，其實是人心、人性與人情。我注意到那幅水墨畫《在有高速公路之前》（2020），聽畫家講述當初副省長任上，為開通高速公路，需克服各種困難，其中包括老公路沿線民眾的極力反對。那是一段充滿悲喜劇意味的歷史，多年過去，積淀下來，如何看待那些靠路吃路、制造各種爆胎事故的“刁民”，畫家不再只是譏諷與憤怒，似乎多了幾分悲憫與同情。

最能體現畫家社會關懷的，是2020年創作的《哨音》。畫面中心是白衣戰士，上方飛過銜著哨子的和平鴿，左下角是墨色的青松，右邊大面積的赭色巖石，此圖須與同時期創作的《江邊殘陽燭高》相對照，更能顯示畫家的憂憤與悲傷。

這些作品，變化的是畫家的造型能力以及筆墨技巧，不變的是獨立思考以及發現的敏感。換句話說，在努力專業化的同時，畫家并沒有放棄社會關懷。

紀事與感事

畫展開幕式上，劉明康談及為何將首展放在“很有文化”的古城潮州，且因此專門創作了《潮劇續今昔》與《韓愈驅鱷圖》。尤其是后者，更是一如既往，寄托遙深：“我畫這幅圖正好是疫情肆虐的時候，我認為要發揚《韓愈驅鱷圖》里面的一種意境，所有的父母官、專家，都要竭盡自己的所能，去努力為人民避災避難，把生命和人民看得至上。”畫家的創作愿望與畫作的藝術效果，并不完全等同。雖然當地媒體在宣傳此畫展時，都會特意提及此圖，但作為本地人，且對“退之肥而寡髯”（北宋沈括《夢溪筆談》）略有了解，我對此圖的人物造型及創作方式不是很欣賞。單憑只言片語，很難落實古人相貌，只能通過熟讀相關文獻及作家詩文，不斷揣摩，自我造像。而要畫出世人普遍認可的古人（若蔣兆和筆下的杜甫），談何容易。到潮州開畫展而借“韓愈驅鱷”來立意，有點主題先行，畫家明顯準備不足。

并非美術評論家，無力褒貶畫家的筆墨技巧；相反，因自家的學術背景，我讀畫時，自覺不自覺地凸顯其“文學性”。我與劉先生屬于同代人，都在鄉下長期生活過，那段經歷的光與影，可以說揮之不去。隨著年齡的增長，回首往事，鄉村記憶成為文學/藝術創作的重要靈感。

曾在江蘇丹陽插隊十年（1965.09-1976.01），那段日子想必不是很好過的。但經由時間的淘洗，晚年不時浮上腦海的，卻是一個個溫馨的場景。這是知青一代的共同特點，由此催生出許多懷舊之作。同代人中，對此等良莠不齊的作品，有感同身受的，也有嗤之以鼻的。關鍵不在應不應該懷舊，而在回憶的姿態以及陳述的立場。我不喜歡“青春無悔”的虛偽陳述，也拒絕“艱難玉成”的宏大敘事，只承認那是一段抹不去的歷史，更愿意直面其慘淡、溫情與哀傷。我注意到，劉明康用畫筆講述農村故事，沒有戰天斗地的宏大場面，也沒有頂天立地的器宇軒昂，有的只是那個年代常見的生活情景。這可能與個體經歷有關（水鄉不比漠北，插隊也非農場），但也可能是自覺選擇，起碼使得其擺脫知青作家/畫家常見的虛矯與造作。

此類追憶農村生活的作品，早期是速寫《老生產隊的倉庫》《江南村——沒有樹的記憶》，日后則轉變為水墨畫，若《寒溪捕蟹圖》（2022）、《春忙》（2012）等，有長篇題跋紀事的，也有只是簡單點題，但畫作的結構、筆墨與懷舊意緒相得益彰，作為過來人，讀得出其中若隱若現的溫情，以及淡淡的哀傷。

那幅《多收了三五斗（新篇）》（2012），必須有農村生活經驗，且熟悉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歷史，才能讀出背后的沉重。該畫的題跋是：“六十年代的人民公社糧管所及露天高囤糧庫。好不容易戰勝了天災與蟲害，多收了三五斗，一個工分多那幾分錢人民幣，每家可以多燒幾天的炊草，這是當時很簡單的夢想。可是從想法開始的生活未畢【必】都能以美好的想法而結束……”葉圣陶1933年創作的短篇小說《多收了三五斗》，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名篇，說的是“谷賤傷農”，但其背后思路是，以當初的社會狀況，即使谷不賤，農照樣傷。劉明康八十年后重畫“多收了三五斗”，思考的是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的政治氛圍及經濟路線，作為畫家兼財經專家，劉先生對此當深有感觸，只是礙于體例只能點到為止。

關于鄉村生活的追憶，我最欣賞的是《甲午風云首映憶》（2012），此作品曾收入《舊憶：劉明康美術作品集》，乃曲終奏雅。長春電影制片廠制作的劇情片《甲午風云》1962年就在全國上映，而劉明康1965年9月才下鄉插隊，所謂“首映”，乃限于自家見聞。但是不是“首映”無關緊要，甚至連片名是什么都可忽略，關鍵在農村放電影的情景。插隊期間，我曾短暫代理生產大隊的宣傳工作，其中最受歡迎的，是每半月一次的巡回電影放映。那可真是村里的大日子、好日子，男女老少全都喜氣洋洋，天沒黑就占滿了整個曬谷場，正面反面、左邊右邊，全都擠滿了人。在文化娛樂極為貧乏的年代，沒有比這更令人振奮的場景了。劉明康此畫作筆墨酣暢，形神兼備，整個構圖不錯，右下角那兩個騎腳踏車飛馳而至的形象也很精彩，但最妙的還是前景那一組人物，三個大人身段/神情/色彩各異，加上那個即將被拉扯上來的小孩，構成一組動感十足的小景——布展者將其剪出，在大屏幕上滾動播出，效果極佳。

以紀事、感事為中心的文學性繪畫，需要每幅都獨立構思，不像傳統山水花鳥畫那樣高度程式化，可重復生產。當今中國，藝術市場繁榮，藝術教育興旺，但總體而言，畫家的精神及文化素質在下降，很多人屈從于市場，習慣于流水作業，繪畫不再是一個自我陶醉、自得其樂的過程。相對而言，業余畫家劉明康沒有這個壓力，全憑感覺，筆墨背后蘊涵著自家的閱歷、趣味與心情。

因此，閱讀此畫展，我最感興趣的，不是畫家的筆墨技巧，而是其創作過程中體現出來的有所思，有所悟，有所感。當然，如此讀畫，純屬“門外文談”。可是，又有誰規定讀畫不能自由馳騁，越界欣賞與闡釋呢？

博識與雅趣

進入現代社會，不僅音樂、戲劇、書法、繪畫，幾乎所有各行各業，專業化都是主流。我在北大為研究生講“學術規范與研究方法”，首講“學術生涯與知識共同體”總是引經據典，討論在“學術已達到了空前專業化的階段”，一個學者該如何接受訓練，同時尋求超越。

我會首先引述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向慕尼黑青年學子的演說《以學術為業》（1919）：“無論就表面還是本質而言，個人只有通過最徹底的專業化，才有可能具備信心在知識領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只有嚴格的專業化能使學者在某一時刻，大概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時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項真正能夠傳之久遠的成就。今天，任何真正明確而有價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項專業成就。”（馮克利譯《學術與政治》第23頁，北京：三聯書店，1999）

作為辨正，我又帶入美國后殖民理論家艾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1935－2003）的李思系列演講之一《專業人與業余者》（1993）：“我要討論的是我心目中挑戰著知識分子的誠信和意志的四種壓力，其中任何一種都不是某個社會所獨有的。盡管這些壓力普遍可見，但都可以用我所謂的業余性（amateurism）來對抗。而所謂的業余性就是，不為利益或獎賞所動，只是為了喜愛和不可抹煞的興趣，而這些喜愛與興趣在于更遠大的景象、越過界線和障礙、拒絕被某個專長所束縛、不顧一個行業的限制而喜好眾多的觀念和價值。”（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第115頁，臺北：麥田出版，1997）

兩段話相距七十多年，中間隔著二戰、冷戰等重大事件，思想及學術潮流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如何看待專業人士的貢獻與知識分子的功能，依舊是個難分難解的重大話題。每個人因其所學專業、所處位置、所立志向，都可能得出屬于自己的獨特答案。不要求統一口徑，只是請記得，每種選擇都有其不得已的代價與缺失。

在專業化時代，沒有人會反對專業能力；但為了迅速獲得這種能力，并盡快被社會承認，我們只好關閉與此無關的別的興趣或通道。因而，也就造成了魯迅所說的：“博識家的話多淺，專門家的話多悖。”（《名人和名言》，1935）尊重“專家”，但欣賞“博識”與“業余”，這是我對此話題的基本立場。

十多年前，我曾應邀在國家圖書館做題為《讀書的“風景”與“愛美的”學問》的專題演講，談及“愛美的”讀書人自有可愛之處。“這里所說的‘愛美的’，乃英文Amateur的音譯，意為‘業余的’。1921年4月，戲劇家陳大悲在北京的《晨報》上連載論文《愛美的戲劇》，參考美國小劇場的經驗，提倡與職業化、商業化演出相對立的‘愛美劇’。我關注‘愛美的’這個詞，就因為它與傳統中國的博雅傳統不無相通處。比如，喜歡藝術，但不將其作為職業，更不想拿它混飯吃。有文化，有境界，有靈氣，即便技巧上不夠嫻熟，也可取——起碼避免了專業院校學生容易養成的‘匠氣’。”（初刊《光明日報》2009年8月20日，《新華文摘》2009年21期轉載）

勾稽“愛美的”，以及表揚“業余性”，其實都指向中國的博雅傳統——儒雅（性情）、博識（學問）與風流（趣味）。進入現代社會，站在知識分子立場，我希望再引入超越技術的思想性、趣味性與批判性。

（2023年1月10日于京西圓明園花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