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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對姚名達盡顯推服之意、惋惜之態和敬愛之情。在中國史學和目錄學研究之外，姚名達還有國別史研究，關注過日本人種的歷史流變等議題，有多篇文章對全面抗戰前后的中日關系作了針對性的理性分析，這些文章以史學家的嚴謹，借助詳細的數據分析從經濟視角揭示了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內因及其計劃。遺憾的是，它們為《姚名達文存》等集子失收，他的豐富性自然也無法充分展現出來。

忠誠正直的史學家、目錄學家姚名達在抗戰中勇赴國難，不幸壯烈殉國，引發了國人無盡的嘆惋和悲戚，而論及悼念他的文章，大家首先會想到曹聚仁在20世紀70年代寫的《有懷姚名達》：

在床上，翻看增訂本《章實齋年譜》，不覺憮然。做增訂工作的姚名達兄，他和我都對文史工作有興趣，他是梁任公的弟子，和我在上海暨南大學同事。這本《章實齋年譜》，便是他送給我的。忽忽三十年了，一般人也很少知道有姚名達其人了（任公的《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便是他們的筆記）。

抗戰初期，名達便從上?；氐浇魈┖椭姓髮W任教（他是江西興國人）,卻于1941年秋冬間，死在江西樟樹鎮，死得莫名其妙。原來中正大學師生一時興起，說是要組織慰勞團到前線去慰勞將士，由名達兄任團長，他雖是文史專家，卻是十足書呆子。那時樟樹雖非前線，卻是三不管地區，我軍前哨和敵偽特務，隨時會在那兒出現。他們到了那兒，還是當作平時旅行看待。他們在一家旅店寄宿，男女團員，照樣上床睡覺，既未輪流站崗警戒，也毫未做任何戒備。到了夜半日軍來了，從團長到團員，都被俘虜去了。當時，十多男女團員之中，究竟幾死幾傷，我已經記不清楚了。總之，名達兄就是這么莫名其妙地死去了。我在戰場上往來，總是衣不解帶、槍不離身的，而且晚上一定輪流站崗，絕不自己開自己的玩笑的，名達兄畢竟是不通軍務的傻瓜。

這是一篇重要的紀念文章，但對主人公的評價不高。事實上，在姚氏就義半個月后，曹聚仁就有封公開信刊在《正氣日報》副刊《新地》第188期（1942年7月22日），名為《悼念姚名達（顯微）兄》：

名達兄：

熙乾兄從泰和來，把你那篇《日本國名探源》帶來給我，說你要我仔細看看，加點意見，全文我看過兩遍，意見卻只有一條：

“紀元后一世紀到六世紀前后，日本境內還是蝦夷人的天下，現在這從南方北遷，進入日本本土，和蝦夷人血戰了七百多年，才定住下來的太和民族，只能算作日本境中的一個新生勢力。我們不必穿鑿地定說人類的倭人便是現在的日本人。

結尾那一小段話，我以為可以刪去，因為兄既認定“狗”是他們的圖騰，那么，自縊于“狗圈”，并無可恥之處，我們從學術的立場說，不必下嘲笑的語句?！?/span>

可是這段話還不曾寄給你，你的噩耗卻已到來了，真是“懸劍空墩（垅），我勞何如”。

去年冬初，你到贛州來看我；五年相別，異地重逢，說不盡的歡欣之情，你一見面就說：“聚仁，你這些年轉來轉去，身體倒好起來了，幾次傳來你的不幸傳說。海外東坡，依然健在，真是可喜的了。”你又鄭重地轉一語道：“聚仁，你倒真死不得的；一部國史，都在你的身上。”我聽了不禁肅然！像你這樣對史學有研究的人，說出這樣鄭重的話，我不知怎樣做才不負你的期待呢？

想不到你倒先我而成仁就義了，閑人都說你是傻子，有傻勁才是書生的本色，圣人說：“國難思荀亮”，求仁得仁，無所怨尤，你安息吧。

讀后可見，該信與前文完全不同，對姚名達盡顯推服之意、惋惜之態和敬愛之情。它除了見證了曹、姚二人的交誼，也說明了在中國史學和目錄學研究之外，姚名達還有國別史研究，關注過日本人種的歷史流變等議題。其實，姚名達尚有多篇文章對全面抗戰前后的中日關系作了針對性的理性分析，如1935年12月所寫的《日本侵略華北的必然性》指出日本占領我國東北后又要侵略華北，是日本帝國主義發展的必然步驟，原因在于東北主產的大豆無法充當主糧；東北所產的小麥與河北持平，只有山東的一半，供給民眾尚嫌不足，遑論分給日本軍民；東北產煤與河北的埋藏量相當，只有山西的五分之二；東北不適合種植棉花，日本花費巨資試種均告失敗，無法將其世界第一的棉紡織業優勢發揮出來；羊毛、皮革是軍用工業的主原料，東北的產量只占全國的百分之九。華北恰好盛產這些寶貝，如1934年華北的棉花產量占全國產量的43%；全國出口的羊毛91%由天津港出口，假如控制天津，每年輸出可達四十萬擔；華北各省煤礦埋藏量占全國三分之一強，按翁文灝估計達到三分之二；華北小麥產量占全國產量的四分之一，如果水利修繕、機器種植，產量可以增長數倍。自1933年“塘沽協定”簽署后，日本暫停了軍事侵略，由侵占領土轉入以攫取利源為手段，制定了對華北經濟計劃，通過龍煙鐵路、滄石鐵路和膠濟鐵路勾連起華北各地，多線路地奪取戰略資源?？傊?，日本侵略華北的最大原因是在經濟方面，“防共”不過是煙霧彈，用以蒙蔽歐美帝國主義者的眼睛，自治也是避免用兵的一種掠地手段。

姚名達在1939年6月11日寫于江西興國的《日本南侵的政略與戰略》指出，日本的侵略分作兩派：主張西進的強調大陸政策，計劃征服朝鮮，蠶食中國以及蘇聯遠東各地，目的是掠取大陸資源，確保日貨的傾銷市場，預留殖民地；南進的主張海洋政策，計劃由琉球、臺灣，進而占領南洋群島和印度支那半島，以掠奪熱帶資源，驅除西洋人的勢力。從表面看，前一種路線占得上風，攫取的利益更加明顯，實質二者如輔車相依，缺一不可，日本政府對兩種政策交相為用。占據南洋的英法美荷卻在為日本側重大陸政策而慶幸，未認識到日本入侵南洋的迫切性：一、蘇聯武力強旺、中國領土廣大，不易征服，而南洋分屬六國，布防兵力薄弱，本地土著易受誘惑，給了日本各個擊破的機會；二、蘇聯遠東、中國東北在氣候上不適合日本移民，而南洋氣候溫暖、雨量充足，適合日本人生活，豐富的優質資源正是日本急需的；三、大陸政策必須由海洋政策輔助，只有占領南洋，才能封鎖中國的海洋門戶。英法美荷四國心懷僥幸，通過國際貿易數據判斷日本對南洋的資源和市場“并不十分需要”，殊不知如果不受輸入限制法和關稅壁壘的阻礙，南洋是日本商品最好最大的傾銷場，占了生絲、絲織物、棉織物等大宗出口商品份額的半數。日本一邊推行大陸政策，一邊偷偷做好了進攻南洋的準備，預先占據了具有戰略地位的海島和港灣，歐美的近視政治家小覷了日軍的野心，以為日軍深入到中國內地便無力侵略南洋了。作者呼吁南洋僑胞要努力協助祖國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呼吁控制南洋的歐美各國警惕起來，不要養虎遺患，不能限制華僑的愛國運動和軍火運輸，從而幫助中國抗戰，阻止日本侵略南洋。

這些文章以史學家的嚴謹，借助詳細的數據分析從經濟視角揭示了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內因及其計劃，客觀而可信。同時，為了表述更加清楚，姚名達還為《日本侵略華北的必然性》等文章配上了自繪的手工地圖，清晰地標注了東北、華北各省的地域、物產、交通等情況。頗為遺憾的是，它們都為《姚名達文存》等集子失收，被研究者忽略了，他的豐富性自然也無法充分展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