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1923—2001）先生是國際著名的漢學家，令人尊敬的學術前輩，他對中國歷史文化，尤其是中國和歐洲（特別是意大利）文明的交流史、耶穌會士和天主教史的研究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自從1994年有幸與白先生相識，此后多次在歐洲相見，得到他的教誨和關照，聆聽他風雅的談吐，感受到他獨特的人格魅力，實是我人生的幸事。今年是白先生百年誕辰，在此我謹簡單回憶與白先生的交往，以及他的論著對我研究的影響，聊以緬懷這位慈祥博學的長者。

1946年，白佐良先生在南京

1994年4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京召開了衛匡國（Martino Martini）和中西文化交流國際研討會，白佐良先生受邀參會。當時我旁聽了這次會議，得以與先生相識。那次會議，我還結識了許多朋友，包括德國學者柯蘭霓（Claudia von Collani）博士，此后我們保持了長期的學術交往。

在這次會議上，白佐良先生首先致辭，他事先將準備好的中文發言稿發給大家。我仍然清楚地記得，他一開頭就說：“條條道路通北京”（借用“條條道路通羅馬”的成語），表達了對中國的友好感情，讓在座的中國朋友感到十分親切。會后我和白先生進行了短暫的交談，因我對衛匡國早有興趣，也曾在文津街的國家圖書館讀過衛匡國的著作（由瑞典烏普薩拉大學以交換的形式贈送給國家圖書館），談話中我將此事告訴白先生，白先生聽后十分高興，約我在會后陪他同去圖書館看書。

那天我們如期在文津街見面，調閱書籍之后，白先生在北海公園東側的一家小飯館請我吃飯。飯前白先生告訴我，他吃飯不多，因為胃做過手術。席間我們相談甚歡，他深情回憶了初次訪問北京的故事，及對舊城的美好印象，也感嘆每次來北京，老城改造，變化太大，不免傷感。他仍沉浸在年輕時對北京的美好回憶，也提到在杭州西湖的良辰美景，特別提到了孤山旁邊的蘇小小墓。他還講述了年輕時在南京時的一些故事，以及交往的友人，特別提到了后來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任教的明史專家牟復禮（Frederick W.Mote，1922—2005）教授。白先生與牟先生熟識，多有交往，不過有一件事令白先生頗為不悅，白先生開玩笑說：“這個美國佬，借了我的線裝書，后來也不還?！卑紫壬v話時的神情，至今仍歷歷在目。他還提到他與著名荷蘭漢學家高羅佩（Robert Hans van Gulik）的交往，提到有一次他拜訪高羅佩，看到書架上有一本雕版圖譜，就很好奇，伸手取來想看，高夫人看到了，連忙說：“此書不好，不能看不能看！”（聊以一笑）

1997年春，應Napoli東方大學M.Fatica教授之邀，我第一次踏上令我夢寐已久的意大利，參加紀念馬國賢（Matteo Ripa）的國際會議，有機會與先生再次相會。在那次會議上，我結識了很多意大利學者，包括馬西尼（F.Masini）教授，還有美國的孟德衛（D.E.Mungello）教授，會議期間也與白先生多有交流。會后，感謝美國舊金山大學馬愛德（Edward Malatesta）的幫助，有機會在羅馬停留約一個月，訪問了羅馬的圖書館和檔案館，親身感受了查閱檔案、破解歷史之謎的快樂。

在羅馬期間，白佐良先生熱情地為我撰寫了介紹信，并專程陪我到梵蒂岡教廷圖書館辦理手續，介紹相關圖書目錄，并特意請我品嘗那里醇香濃郁、價廉物美的咖啡，令我十分感動。那次羅馬之行，成果豐碩，發現了不少尚未有人研究的新史料，包括白晉（Joachim Bouvet）的《易經》研究手稿、杭州教徒張星曜的史料、鄧玉函的《泰西人身說概》、湯若望的《天文實用》等刻本，我后來依據這些發現，撰寫了多篇論文，發表后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1998年4月，應德國哥廷根大學漢學系教授郎宓榭（Michael Lackner）先生之邀，參加“歐洲與中國”會議，得以和白先生、馬西尼先生再次在柏林相會，并結識多位學界前輩。

白先生是十分多產的學者，也是一位“文藝復興”式的學者，不僅精通拉丁文古典文獻，在中國文學史、明清史、基督教史諸方面都有重要的成就。盡管因為語言的關系，他的論著我閱讀得不多，但他的多篇論著，對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這里我僅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獅子在北京》（“A lion in Peking:Ludovico Buglio and the Embassy to China of Bento Pereira de Faria in 1678”）應該算白先生最有代表性的中外關系史的名作，體現了他的深厚功力和博學多識。因為我主要研究康熙時代，得知此文后，很感興趣，就寫信向他索要，他馬上把文章寄給我。

《獅子在北京》令我常讀常新，受益匪淺。此文分析了葡萄牙進貢“百獸之王”的故事。白先生不僅參考了葡萄牙國家圖書館的手稿、《明史》和《澳門紀略》中的材料，還查閱了不少清人文集，包括李澄中、王鴻緒、尤侗的“西洋貢獅子賦”（《西堂雜俎》），這在沒有數據庫的時代，無疑是十分費時的工作。在文中，白先生回顧了葡萄牙貢獅之前獅子傳入中國的故事，引用了德禮賢（Pasquale D’Elia）在《利瑪竇全集》中記述的西亞貢獅活動，利瑪竇（Matteo Ricci）1596年在北京與兩位貢獅的“回回”見面的故事，也提到了陳仁錫《皇明世法錄》、十分稀見的劉文泰《本草品匯精要》和李時珍《本草綱目》關于獅子的記載。接著對利類思的《獅子說》（1678）進行了詳細的翻譯和介紹，還對《獅子說》的可能來源做了推斷。此外，白先生還引用了陸次云《八纮譯史》，以及清代小說《聊齋志異》、袁枚《子不語》關于暹羅使節、西洋貢獅的故事，還提到了紀昀《如是我聞》的材料，這都體現了白先生對中國文學作品的熟諳。關于葡萄牙和貢獅的故事，一直是我感興趣的研究話題，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有文章發表，能為白先生的大作續貂。

白佐良先生、夫人黃美琳和白龍（Bruno Bertuccioli）先生均白龍先生提供

對中國讀者來說，白先生影響最大的著作，當推他與馬西尼先生合寫的《意大利與中國》一書，此書綜合正史、志書、文集、游記等中西文第一手史料，從跨文明和全球史的視野，對意大利與中國兩千年文明互鑒的歷史，作了全景式系統全面的描述。全書融會貫通，文字優美，行文深入淺出，敘事生動活潑，體現了深厚的學術功力和駕馭史料的才能，是作者在中西關系史領域長期耕耘的成果結晶，已成為中西文明交流史研究領域的典范之作，在學術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是我案頭必備的參考書。白先生對曾經在杭州生活過的意大利耶穌會士衛匡國傾注了大量心血，整理出版了《衛匡國全集》，并發表了多種研究論著，聽聞這些成果即將被譯成中文發表，這將是嘉惠中文世界的大好消息。白佐良先生成就的取得，與他多年收集的豐富藏書有關。2019年初，我有幸得到馬西尼先生的幫助，訪問羅馬大學，親眼目睹和利用白先生豐富的收藏，撫摸先生的藏品，就像親眼見到先生，在其書房朝圣，令我感動不已。

閱歷豐富的白佐良先生，作為職業外交家，在東亞工作長達三十年之久。他早年在南京和香港工作，之后在東京擔任外交官，后來擔任意大利駐韓國、越南和菲律賓大使，直至1981年回到羅馬，在羅馬大學擔任中國語言和文學教授。白先生不僅精通歐洲文學，對羅馬經典作品如數家珍，對中國古代文學史、思想史和明清耶穌會士的研究也有精深的造詣，他著述宏豐，多有創見，其成就代表了20世紀意大利漢學乃至歐洲漢學的最高水平，依我的淺見，他是和謝和耐（Jacques Gernet，1921—2018）、許理和（Erik Zürcher，1928—2008）先生鼎足而立的三位20世紀下半葉最為杰出的、影響最大的研究中西關系史的歐洲漢學家，其成就將被全世界的學者永遠銘記。

（作者為浙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