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茅盾作為中國作家協會的第一任主席、《文藝報》《人民文學》的第一任主編、中國文學最高獎之一“茅盾文學獎”的冠名者，在廣大作家和文學工作者當中具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他是一位緊跟時代步伐，密切關注社會，對人民、對歷史高度負責的作家和文學工作領導者。他的人生足跡，既是他戰斗、工作的證明，也在他的小說、散文作品中留下深深的印跡和生動的記錄。本期專刊，著眼于同茅盾生活、工作、寫作相關的“文學地理”，進行學術的也是淺顯的敘述和分析。感謝楊揚先生為本期專刊在組稿和策劃方面所做的貢獻。

——主持人：閻晶明

茅盾與北京：一個需要深度發掘的研究領域

□王婧瑩 賈振勇

在茅盾載浮載沉的人生歲月中，北京是他居住時間最長之地。他在此度過了人生后半程歲月，先后出任文化部長、作協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位，有著較高的社會地位與文學影響。此后30余年里，他親歷、見證了中國新文學曲折、復雜的發展進程。

“茅盾與北京”關系研究，不僅僅指涉地域文化層面，更是探索茅盾作為作家、社會活動家進行文化文學活動的相關研究。其中有很多重要命題值得我們深入探索，比如茅盾與作協體制、茅盾與文學刊物建設、茅盾對青年作家的培養等。“茅盾與北京”關系的深入細致探索，能讓我們從外在社會機制與內在心理構成等各層面，深度感受這位20世紀中國偉大小說家的精神世界，當然也能體會與理解人們常說的茅盾的“矛盾”現象。

茅盾在繁多的社會性、事務性工作之余，并沒有拋棄自己的安身立業之本，仍堅持“務正業”，筆耕不輟持續寫作，為文學藝術發展付出很多心血。涂光群的《茅盾在作協往事》以普通同事的視角，回憶了茅盾出任作協主席期間的工作經歷。該文介紹了茅盾以極高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事無巨細地支持作協的各項工作，他曾大力扶持茹志鵑、陸文夫等青年作家，支持和歡迎有才華的文藝青年。該文還記錄了《人民文學》刊載林斤瀾、藍珊等人作品的軼事，由此肯定了茅盾精準把握文藝報刊收錄標準的能力，贊揚了他敢為人先、勇于擔當且慧眼識珠的品質。李廣德、涂光群、鐘桂松、周逢梅等人通過史料梳理和論證，高度還原了茅盾擔任文聯副主席期間的工作場景。李廣德的《茅盾在文聯的領導崗位上》匯總了30余篇茅盾關于電影、戲劇的評論文章和講話，贊揚了茅盾在領導崗位上嘔心瀝血的工作態度。另外涉及到的研究成果還有鐘桂松的《試論茅盾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的歷史貢獻》、楊揚的《茅盾與第一次文代會》《茅盾先生和中國作家協會》等，這些文章從側面回顧了茅盾在作協等工作崗位上的經歷。近些年來對于茅盾這段工作經歷中的專題性研究不多，但是對于作協的重要活動，如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及相關研究成果相當繁盛，可見茅盾間接推動了當代文學創作活動以及文學批評的發展工作。

茅盾對于《文藝報》和《人民文學》的創立、選錄和改版厥功至偉，同時他依托《文藝報》發表了大量卓著的文藝論著。有關他與《文藝報》的史實研究頗多，其中洪子誠的《百花時代下的〈文藝報〉風雨》，詳細介紹了《文藝報》的編委會構成和改版始末。黃發有的《〈文藝報〉試刊與第一次文代會》一文從文藝制度的構想和茅盾建立除舊布新的話語高地，以及文藝評獎工作等方面，肯定了《文藝報》的文獻價值和文學史意義。此外，董穎的《新中國文藝體制確立的風向標——對第一次文代會籌委會主辦〈文藝報〉的考察》、王琳的《從1950年代初的〈文藝報〉看“英雄人物”創作模式的建立》、商昌寶的《同為主編 不同境遇——茅盾編輯生涯縱論》等均涉及茅盾與《文藝報》的創刊編輯風格研究。

茅盾后期的文學批評活動也在《文藝報》相繼展開，1958年《文藝報》刊登了茅盾論析現實主義藝術創作理論問題的著作《夜讀偶記》，現今有關《夜讀偶記》的相關研究類目大約百余篇，較有代表性的約30余篇。巴人在《重讀〈夜讀偶記〉》中談到這是一部從實際出發且具有戰斗性的批評論著，是文藝理論批評的一大收獲。林煥平和王可平的《從〈夜讀偶記〉看茅盾的創作方法理論——為紀念茅盾同志逝世二周年而作》、李海霞的《社會主義文學對“現代派”和形式主義的批判——再讀茅盾的〈夜讀偶記〉》、張慧敏的《重讀茅盾〈夜讀偶記〉》和甘傳永的《重讀〈夜讀偶記〉兼論茅盾的現實主義文學觀》等文章也是現今《夜讀偶記》研究的重要成果。值得一提的是，茅盾的紅學研究也大都刊登在《文藝報》，有關茅盾與《紅樓夢》研究的成果呈現少而精的態勢。劉夢溪的《茅盾同志與紅學》（《紅樓夢學刊》1981年第3期）一文，談到茅盾對各種紅學派別采取實事求是的分析態度，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科學評點各類紅學研究。魯德才的《關于“茅盾題紅詩”一首的說明》和北塔的《茅盾致俞平伯的一封信：紅學界關于曹雪芹卒年“大論戰”的一個側影》對茅盾和紅學研究的史料進行了補充分析。王人恩則在《新發現的茅盾〈紅學札記〉述論》中強調了茅盾在紅學史上自應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茅盾在《人民文學》的創立和收錄改版等工作，可以作為其獨特的現實主義文學批評觀的印證。吳俊在《〈人民文學〉的創刊和復刊》中回顧了《人民文學》的初創選材過程，通過與《文藝報》有關文學批評的內容對比，客觀評價了《人民文學》側重提倡正面的、肯定的、鼓勵的文學批評這一特點，尤其突出了茅盾在《發刊詞》中追求的多樣化選刊標準。李琳的《茅盾主編〈人民文學〉的編輯思想》強調茅盾的辦刊思想始終反映時代的風云變化，他不僅依靠和善待專業作家，更注重培育和扶持文學新人，在“互動式操作”中積極傾聽讀者的反映。這兩篇文章相對完整和客觀地反映了茅盾辦刊選材的獨特眼光，能夠作為研究茅盾文學批評發展歷程的側面補充。

茅盾賞識、扶持、獎掖青年作家等軼聞趣事，向來是文壇傳頌的佳話。擔任作協主席期間，他相當注重青年作家的培養，扶持了一大批年輕的文學青年，熱情鼓勵他們創作。比如通過札記和眉批等方式，指導了茹志鵑、姚雪垠、柳青、陸文夫、杜鵬程、王汶石、劉澍德、韋君宜以及少數民族作家瑪拉沁夫等人的創作，為當代文學的發展培養后備力量。這方面的研究，也已經初具規模。據統計，茅盾與碧野等作家的頻繁通信全年有115封之多，由此也可見他對青年作家的指導和培養是不厭其煩且細致入微的。張元珂的《論茹志鵑〈高高的白楊樹〉的茅盾眉批本——兼及“十七年”時期茅盾眉批實踐的價值及意義》、萬樹玉的《千古生輝的文壇厚誼——初論茅盾與姚雪垠的交往》等文章，從茅盾與青年作家交往的史實以及眉批等重要評點方式的探究中，見證了茅公對初登文壇的這批作家所付出的心血，同時也突出了茅盾建構的當代文學批評文體和風格，是如何推動作家成長的。楊建平的《把心沉在人民中間——回憶茅盾先生與茹志鵑女士》回憶了茅盾任作協主席期間對作者創作的親切指導與鼓勵；該文同時記錄了茹志鵑女士對作者創作的指導，比如茹志鵑認為創作不能脫離生活，要重視細節并刻畫農民的心靈。由此可見茅盾對青年作家的熱情指導和愛護，已經作為優秀傳統在一代代作家中不斷傳承。瑪拉沁夫曾在《巨匠與我們——緬懷茅公》中回憶了茅盾指導其創作的點滴故事。茅盾希望瑪拉沁夫的創作不僅要“從生活出發”，還需視野遠大廣播，分析深入細致。羅宗義也在《茅盾論作家和批評家的關系》中提到茅盾的文學批評觀與魯迅基本一致，他們都堅持作家與批評家的團結與互助，以此推動科學的文學批評發展。王本朝曾在《成為作家：茅盾論當代作家的藝術修養》中提到茅盾強調文學的藝術技巧和作家藝術修養的重要性，并肯定了他努力提升青年作家的藝術素養，始終維護文學標準的優秀品格。

總體來看，“茅盾與北京”的研究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也必須看到，“茅盾與北京”關系的研究多側重史實、現象的記載和描述，文章也大多以回憶為主，往往也缺乏理論層面的深度探討。茅盾與北京的聯系，遠不止于他在領導崗位上的經歷或與各類文學組織機構和刊物的關系這些顯在層面的問題。“茅盾與北京”關系研究的諸多命題，比如個體與文藝組織、制度、機制等問題，可供深入開掘的空間還相當大。對這些問題的深層探討、理論分析，不但會帶來茅盾研究的新突破，而且對恰當理解當代文學發生發展過程中的諸多復雜問題，也將有所裨益。

（作者單位：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

茅盾在西北：從史實梳考到深度闡釋

□李躍力

茅盾的西北之行相當偶然。無論是遠赴迪化還是訪問延安，都不在計劃之中。據茅盾回憶，身在香港的他在一次集會上偶遇杜重遠，得知杜即將遠赴新疆興辦教育。杜重遠發出了邀請，茅盾“未置可否”。但好友張仲實、薩空了已接受了邀請，加之香港的生活難以為繼，在《三渡天山》描繪的光明“新疆”的招引之下，茅盾征求了香港地下黨組織負責人廖承志的意見，決定舉家前往新疆。自1939年3月11日到達，至1940年5月5日離開，茅盾在新疆居留一年兩個月之久。在新疆，茅盾除了在新疆學院潛心教學，還致力于新疆的文化建設。他擔任新疆文化協會委員長，撰寫文章之余，支持創辦刊物，組織編寫教材，推動劇團演劇，為新疆的文化事業不遺余力。1940年5月6日，茅盾由哈密乘飛機到達蘭州，本準備次日晨乘飛機前往重慶，但因傅作義一行要乘同班飛機，座位不夠，同行的張仲實便轉念要去延安，茅盾就決定與他同行。1940年5月26日，茅盾從西安到達延安。在延安，茅盾廣泛參與文化活動，在“魯藝”講學，積極投身“民族形式”的討論，在延安文藝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茅盾在西北”之所以成為一個重要的學術話題，當然與茅盾舉足輕重的文化影響及其在文學文化方面的巨大貢獻有關。無論是在新疆還是在延安，茅盾對文學文化事業都傾盡心力。他不僅創作了大量的理論文章，也積極參與和推動多樣化的文化活動，這為后來的研究提供了廣闊空間。但更為重要的是，茅盾身處的新疆和延安，均具有極為特殊的政治生態和文化語境。主政新疆的盛世才，表面上與中共和蘇聯親善，推行“六大政策”，實則專制殘暴，在表層的欣欣向榮、百廢俱興之下，實則暗流涌動。茅盾在新疆的種種活動包括寫作，無不需要小心翼翼思慮周全，這與外部的政治氛圍構成了一種奇妙的張力。當茅盾來到“圣地”延安，天地雖然為之一寬，但他畢竟是“外來者”，對延安政治與文化的理解尚需時日。他倡導的“市民文學”與延安對文學的想象有差別，對“民族形式”的理解也與延安主流不盡相同，這使茅盾和延安處于一種張力之中。這種“張力”的存在使“茅盾在西北”具有了可供深度闡釋的可能性。

對“茅盾在西北”的研究需要大量文獻史料才能展開。但正如周安華在1983年所指出的：“對于茅盾此期的生活特別是寫作，由于資料缺乏，人們知道的很少。在他的著譯年表上，‘1939-1940年’這個階段只記載著一篇文章，那就是歷來為研究家所重視，發表在1939年6月1日《新疆日報》《綠洲》副刊上的《〈子夜〉是怎樣寫成的》。”因此，1980年代學界對相關文獻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證開啟了“茅盾在西北”的研究。周安華和陸維天旗幟鮮明地提出了“茅盾在新疆”這一命題，發掘整理了大量文獻史料，將茅盾在新疆的文學活動基本勾勒出來。1986年，陸維天出版了《茅盾在新疆》一書，整理出茅盾在疆著述41篇，且收錄了張仲實、任萬鈞、趙明對茅盾新疆之行的回憶，為推進這一話題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史料基礎。“茅盾在延安”早在1979年就受到關注，孫中田的《茅盾在延安》以大量一手史料梳理了茅盾在延安參與社會活動文化活動、到“魯藝”講學、在延安的寫作等方面的基本情況。唐祈則發現了茅盾在蘭州短暫停留期間的演講記錄稿《抗戰與文藝》。當然，史料永難窮盡，新的文獻史料也在不斷“重見天日”。2019年，景李斌發表了《茅盾在新疆時的創作補遺與文藝講話》，公布了此前未發現的茅盾在《新疆日報》上撰寫的《論“體驗”和“實感”》等5篇文章以及茅盾在抵達新疆之初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無疑為研究“茅盾在西北”提供了新的重要文獻。需要指出的是，文獻史料作為歷史的碎片，它本身可能能夠提供“事實”，但無法形成連續性整體性敘事。因此，“史實”的呈現既需要研究者對文獻史料進行梳理，也需要對文獻史料的真偽、疑點及其矛盾處、空白處進行考證。張積玉的《茅盾與張仲實在新疆時期的交往史實考辨》就關注文獻史料之間的矛盾之處，雖然聚焦茅、張二人的交往，但文章從二人回憶中的不一致之處入手進行考辨，確定了茅盾從內地去新疆的出發地、時間，以及途經西安、蘭州的時間和停留時間，該文還考證了茅盾在新疆學院的任職和授課情況，使一些基本“史實”得以確定下來。

在“史實”梳考清楚的基礎上，我們方可論及茅盾在西北之時對文學發展和文化建設的歷史貢獻。在《茅盾在新疆》之后，陸維天對茅盾在新疆的新文化運動、新疆的戲劇運動等方面的成績進行了詳盡的論述。張積玉的《抗戰時期茅盾在新疆對西部文學事業的開拓》《茅盾與新疆抗戰時期的文學發展》則深入剖析了茅盾在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對西部文學事業的開拓性貢獻。鄒贊的《茅盾在新疆的文藝活動及其對當代民族文藝評論的啟示》則將茅盾在新疆納入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傳播與實踐這一視域中，突出其為當代民族文藝評論帶來的有益經驗。孫國林的《茅盾在延安的理論成就》闡述了茅盾在延安參與“民族形式”討論時的理論貢獻。黃彩文的《雜談茅盾與延安》更關注延安之行給茅盾的思想、生活和創作帶來的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可以說，學界對“茅盾在西北”的研究，大多還停留在史實梳考和貢獻凸顯上，這當然是遠遠不夠的。但一些研究打開了局面，也預示著新的研究增長點。如李繼凱借用文學地理學的理論對茅盾與西北關系的研究，其《茅盾與中國大西北的結緣》關注人文（茅盾的文化活動）與地理（西北獨特的地理空間）之間的互動關系，《文學地理視域中的“西北書寫”》注重“走西口”體驗對茅盾創作的深刻影響，并從“文學地理”的視角分析了《新疆風土雜記》《白楊禮贊》的獨特“經典性”魅力。再如李永東的《風景與茅盾的戰時中國形象建構》則受到“風景美學”的啟發，關注“風景”在茅盾的延安想象和重慶想象中的豐富隱喻性。通過使用兩種截然不同的話語描述重慶與延安的風景，茅盾將風景政治化了，“風景”或可作為茅盾的“認知裝置”。風景的書寫影響了茅盾的戰時中國形象的建構，其中，重慶的中心價值被消解，延安的中心地位得以確立。李永東由“風景”展開“文學—地理—政治”三者間的深層互動關系，其方法和結論都令人耳目一新。郭鵬程的《“市民文學”的玄機——茅盾延安之行的精神軌轍》可謂“異質性”“復雜性”研究的范例。文章從茅盾參與“民族形式”的討論入手，但關注點不在茅盾與延安話語的相合之處，而是以文本細讀為基礎，揭示出1940年代茅盾文章中體現出的三個矛盾點：其自身的“市民文學”論與“民族形式”論的沖突、延安政治生態的偏差，以及離開延安后從“市民”轉向“人民”。作者并未夸大短暫的延安之行對茅盾的影響，而是在對茅盾復雜多變的表述的辨析中把握茅盾復雜的心態，由此呈現其思想轉變的契機與軌跡。以上的嶄新研究無不展現出“茅盾在西北”這一話題的生命力，也給予我們方法論的啟迪。

對“茅盾在西北”，我們呼喚一種深度闡釋。深度闡釋的目的是揭示這一學術命題的深刻性和復雜性。深度闡釋的前提當然是占有足夠多的文獻史料，但又不能止步于此，而是借此回到具體卻復雜的歷史語境，通過對文本的審慎辨析和深入解讀，將茅盾的文學行為、文化實踐與其所在的特殊的地理空間、政治空間之間的互動關系揭示出來。這種復雜多元的互動關系不僅關涉文學與政治、人事的內在聯系，也關乎作家茅盾如何認識與調節話語生產與政治權力之間的微妙關系，具有精神現象史和心靈史的意義。這不僅有助于我們加深對作家茅盾的理解，亦對我們認識文學與地理、文學與社會、文學與歷史等普遍問題大有裨益。

（作者單位：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

重回1930年代的上海：新世紀茅盾研究的新動向

□翟月琴

茅盾與上海的關系，向來是學界的熱點議題。自1916年起，21歲的茅盾就來到上海從事編輯、翻譯、批評、創作等一系列文學活動。長達30年間，茅盾也曾數度離開上海，但這座現代都市卻始終滋養著他。可以說，沒有上海，就沒有茅盾，是上海這座城市成就了茅盾的文學事業。

20世紀30年代開始，茅盾的文學事業迎來了最輝煌的時段。1933年1月，《子夜》由開明書店出版，確立了新文學傳統中的“茅盾式的敘述”（宋炳輝）。誠如楊揚在《茅盾與上海》一文中所說：“《子夜》的確很能體現茅盾與上海的關系。”上海作為中國社會最為復雜、典型、現代性的都市，無怪乎茅盾要將其視為剖析中國社會的“麻雀”。他的《子夜》以蛛網式的結構，全面系統、經緯交錯地勾勒出20世紀30年代上海的政治和經濟景觀，張鴻聲在《文學中的上海想象》中認為：“從上海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角，到上海退出主角地位，茅盾的作品簡直是一部涵蓋政治與經濟的編年史。”重繪這部“編年史”仍是學者們的研究重點，鄔冬梅的《1930年前后的中國經濟背景與〈子夜〉的創作》、趙丹的《論〈子夜〉對1930年中國民族工業危機反映的真實性》、蔣曉璐的《"在金融的上海呻吟"——論〈子夜〉中的金融與現代性》、張全之的《〈子夜〉與1930年上海絲業工人大罷工》等，都側面展現了茅盾所編織的上海宏闊的政治和經濟圖景。

提到《子夜》的價值，卻不只是反映了1930年代上海乃至整個中國社會的格局，還有著超越左翼立場的文學書寫態度。關于此，楊揚就對《子夜》另有新解。他不再拘泥于茅盾所受到的左翼文學立場的影響，而是探討茅盾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和對政治活動經驗的文學汲取，重新發現作為小說家的茅盾的文學經驗積累。在他看來，茅盾沒有為大革命時代的農民運動進行辯護，而深刻認識到農民運動的復雜性，其中就不乏超越的姿態。而身處時代之變中的茅盾，從烏鎮來到上海這座繁華的都市，無疑以切身的情感經驗參與了城與鄉、新與舊之間的比較。這其中，吳老太爺不堪摩登上海燈紅酒綠、聲光化電的刺激而一命嗚呼，恰恰就象征著舊時代、舊人物、舊的鄉村文化的現代結局。這不僅提醒研究者回到文學本位，還將茅盾文學的上海書寫推向更開闊的視野。

近年來《子夜》研究繼續深化，可謂引領讀者們不斷返回到1930年代的上海，且賦予其更豐富的想象空間。文貴良的《“如火如荼之美”：論〈子夜〉的漢語詩學》一方面通過語速急迫、節奏緊張的“語言集束彈”展示了都市物語對吳老太爺造成的聲、光、電的立體刺激，另一方面則從“謔畫式人物”范博文的俏皮話里看到了浪漫的情調和抒情的意味。李國華同樣關注茅盾小說中的“黃金”與“詩意”，撰寫了專著《黃金和詩意：茅盾長篇小說研究四題》，被吳曉東評價為“對上海鏡像（虛像）的體認，最終把視野引向了都市學，進而表現出把小說敘事、詩學（理論）分析、歷史觀照與都市想象進行統合的努力，從而展示出令人期待的學術潛質和研究視野。”與之相關的是，《子夜》中的汽車、燈光等物質載體方面的研究也得以開展，充分彰顯了都市的視覺現代性特點，比如李翠芳的《三十年代茅盾都市小說中的汽車書寫》和周旻的《都市空間的展開與一九三○年的上海——從〈子夜〉中“汽車”說起》。汽車作為一個既開放又封閉的空間，不但將上海的幾個重要的城市空間串聯起來，還與大街、人物內心和家庭都形成了對話關系。

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擁有無限可能性，茅盾則是“文學與上海想象”坐標系中最重要的一環。一些研究者選擇以平行比較的研究方法，將茅盾與其他作家的上海書寫進行對比，多視點透視20世紀30年代上海的不同面相。楊揚的《上海的文學經驗——小說中的宏大敘事與日常生活敘事》比較了茅盾與張愛玲的上海書寫。茅盾以證券交易所、舞廳、租界、大型紡織工廠等上海標志性建筑完成了史詩般的宏大敘事，張愛玲所寫的灰色弄堂呈現出大上海的另一幅面孔，它陳舊、頹廢，充斥著小市民日常生活的氣息。左懷建和馬揚的《茅盾與夏衍作品的上海書寫比較》提到，茅盾以全景視野、機械動態和情色頹廢的方式展現了豐富的現代性上海形象，與之不同，夏衍則通過局部性、平靜式和情欲凈化的途徑，建構了一個民族革命和階級反思的上海形象。

我們很難定義1930年代的上海，但在跨越時空的比較視閾中，上海的影像由模糊開始變得清晰。同樣是集中反映現代化成就與惡果，19世紀中期的巴黎和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又有何不同？除了作家作品的對比之外，也有學者高度重視城市之間的比較分析，陳曉蘭的《文學中的巴黎與上海——以左拉和茅盾為例》就聚焦于巴黎與上海兩座都市的繁華與罪惡，探尋不同城市空間的社會問題、心理困境與現實出路。另外，同樣是書寫1930年代的上海，那么，以茅盾為代表的左翼作家又與新感覺派作家有何不同？楊迎平的《功利性與藝術性——論茅盾〈子夜〉與穆時英〈中國行進〉的都市抒寫》和文學武的《都市空間中的欲望、消費及美學——新感覺派、左翼文學中的上海都市敘事比較》都有較為詳盡的分析。

從城市文學的角度出發，茅盾研究日漸表現出多元化的動態發展趨勢。研究者將茅盾文學視為一扇窗口，不斷重返20世紀30年代上海這座城市。在外來文化的影響下，上海這座國際化大都市呈現出一種復雜獨特的美學特征，可以說在頹廢的黃金沃土上，開出了如火如荼又充滿詩意的盛艷之花。

言不盡的茅盾，言不盡的“文學中的上海想象”。

（作者單位：上海戲劇學院戲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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