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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古代的傳統文化認知中，具有祥瑞之意的“兔”可分為凡間之兔與神仙之兔，通常以毛發顏色來進行區分。常見的野生兔子多為黃灰色或褐色，有著純白色毛發的兔子在古代十分罕見，所以常作為神話中的祥瑞之兔，出現在歷代與兔有關的神話傳說與藝術作品之中。

物以稀為貴。在古代如果發現白兔，便要獻給皇家。據《漢書》記載，在建平元年、元和三年、永康元年，地方百姓三次捕獲白色野兔并獻給皇帝。《后漢書》也有記載：“九月，日南徼外蠻夷獻白雉、白兔。”《明史》卷十八中記載：“四十一年春三月辛卯，白兔生子，禮部請告廟，許之，群臣表賀。”在當時，天子或諸侯出巡等重大事件需祭告祖廟，是重大的禮儀活動，白兔生子竟被如此看重，足以見得白兔在古人心目中被視為祥瑞。

旭日升，凡兔在地

早期的“兔”字以觀物取象的方式出現于人們的生活中，其中囊括了文字的形成、仿形生活用具的制造等。在數量有限的甲骨文字中就有“兔”字，其象形是這樣的：圖①。從這些象形文字中可以看出“兔”字非常傳神生動，有著長耳、短尾等兔子獨有的形體特征。

圖①

“兔”形象自古就以生活器具或配飾等形式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史前玉兔、商代兔形玉雕、西周青玉兔、漢代紅瑪瑙兔、唐代滑石兔、宋代圓雕玉兔、元代水晶兔、清代青玉嵌寶石臥兔等兔形制品均注重呈現兔子的天然特征。兔子多呈臥姿，長耳后貼于背部，前腿趴于身體兩側，后腿蜷于身體之下，表現出一種溫順、平和的姿態。兔形器物類型在隋唐以后趨于多元化，人們用多種材料塑造出憨態可掬的兔子形象，且造型更為立體，刻畫細致生動。兔形制品從片雕至圓雕、從平面至立體的造型，反映出人們在雕刻方面的審美趣味更加寫實。

兔形制品愈加豐富，源于“兔”形象所蘊含的深刻寓意——兔子是多子多福和充滿生命力的象征。《說文解字·卯部》中說“卯，冒也”。東漢劉熙在其《釋名》中對于“卯”字的釋義也是“冒”。“載冒土而出也，蓋陽氣至是始出地。”卯時，也被稱為兔時（早上五點至七點），是萬物生、萬物長的時刻。十二生肖也根據動物每日活動時間命名，因兔對應的地支與卯時相對，因此為“卯兔”。

東漢班固在《爾雅》中記載：“兔子曰娩。”兔子憑借著其極強的生育能力成為古人對于繁衍期盼的象征。兔子也被稱為“土子”，是因為母兔將幼兔生于洞中，幼兔出洞時看似破土而出，人們便將兔子看作土地的子女，也因此看重兔子與大地之間的密切關系。古人還認為兔子是從口中出生的，東漢王充《論衡·奇怪篇》中稱雌兔生產時，小兔“從口而出”；西晉張華所著《博物志》中稱“兔舐毫望月而孕，口中吐子”，因此兔子還被稱為“吐子”。在古人的認知中兔子這時具有了不同于其他哺乳動物的神奇性。

今天中國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們仍把兔子作為吉祥的象征。比如苗族人多選取兔年結婚、生育，日常佩戴兔形玉制品寓意家庭和睦，給孩子穿兔頭鞋以辟邪去災保平安；元宵節時，兔形紙燈被人們看作迎接神靈、祈求庇佑的吉祥之物等。在山西、陜西等地有一句諺語為“喜珠石榴蛇盤兔，榮華富貴必定富”。《史記·晉世家》有言：“龍欲上天，五蛇為輔”。其中“龍”喻重耳，一蛇為介子推。寒食節紀念介子推與其母，捏制“蛇盤兔”造型面點，以表達忠義與孝道。其中“蛇”代表介子推，“兔”代表其母。晉南地區稱為“蛇盤盤”的蛇盤兔造型面點通常用來祭祖，并以此贈予親友來表達祝福之情。后來“蛇盤兔”逐漸融入生肖、婚嫁等民俗文化當中，比如“蛇盤兔”窗花是多子多孫的象征，經常用于男婚女嫁之時，是人們對于幸福生活的向往。

月影現，神兔在天

月中陰影為何物，兔子與月亮又有何關聯，古人對此眾說紛紜。有關月中陰影是“蟾蜍”還是“兔子”的說法經過了多樣化的融合過程。在漢代以后已基本統一為“蟾蜍與兔子并存”，這確定了日后與月亮有關的神話傳說中兔子的存在。

屈原在其《天問》中的發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月亮為了什么利益，把兔子養在腹中？西漢劉向于《五經通義》中用“陰陽”之說解釋月亮上有“蟾蜍”與“兔”存在：“月中有兔與蟾蜍何？月，陰也；蟾蜍，陽也，而與兔并，明陰系于陽也。”蟾蜍與兔子的形象時常同時出現在與月亮有關的藝術作品之中。西漢蟾蜍玉兔紋瓦當中生動刻畫了一只跳起的蟾蜍和一只奔跑的兔子，而瓦當似滿月。

東漢王充在《論衡·說日》有言：“儒者曰：日中有三足烏，月中有兔、蟾蜍。”人們對于天界充滿想象，并將此體現在了諸多畫像石、帛畫作品中。在這些作品中，太陽與月亮同在，太陽代表呈現為三足烏，月亮代表則為蟾蜍與兔子，如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T形帛畫。

關于馬王堆帛畫天界景象中“人首蛇身”的形象，有女媧之說、羲和之說、太一之說等觀點。據《山海經》中的記載：“西王母穴處昆侖之丘”；《淮南子·覽冥訓》記載“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有關西王母的傳說在先秦兩漢時期出現了“掌不死藥”“西方昆侖”等內容。《博物志》記載“漢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澤以求神仙之道。時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當來，乃供帳九華殿以待之。”后來道教將西王母奉為天界至高之神。西王母的形象與玉兔、蟾蜍（月亮代表）、三足烏（太陽代表）組成了一個整體的圖像系統。

同時，西王母掌管不死藥的傳說使得代表著月亮的兔子出現了搗藥形象。《漢樂府·董逃行·欲上謁從高山》云：“采取神藥若木端。白兔長跪搗藥蝦蟆丸。奉上陛下一玉柈，服此藥可得神仙。”晉代傅玄在《擬天問》中寫道：“月中何有？白兔搗藥，興福降祉。”明代吳承恩在《西游記》第九十五回“假合真形擒玉兔 真陰歸正會靈元”中塑造的玉兔精形象，手持短棍兒“一頭壯，一頭細，卻似舂碓臼的杵頭模樣”與孫悟空打斗，后太陰星君帶著娥仙子前來稱玉兔精“是我廣寒宮搗玄霜仙藥之玉兔也”。

東漢時期陜西綏德墓門的門楣畫像石中有玉兔搗藥紋樣。在湖南省新邵縣和桂陽縣劉家嶺發現的宋代墓室的壁畫上均有玉兔搗藥圖案。從漢至宋，這些玉兔搗藥浮雕兔子均為站姿（仿人類站立姿勢），雙手持藥杵搗藥或一手扶著藥臼，后腿維持站姿保持平衡，常見的有單兔搗藥和雙兔搗藥兩種形式。宋代“濟南劉家功夫針鋪”印刷銅版上也有玉兔搗藥紋，銅版中部圖樣為站姿玉兔，四周為店鋪名稱、招貼文字。到了明代，玉兔搗藥紋樣出現在大批的緙絲、織錦、盤繡、刺繡之中。明、清以降，玉兔搗藥形象還出現在了耳墜、荷包、銅鏡套、淺碗、鼻煙壺等物之上。可見，“玉兔搗藥”傳說對人們的生活產生很大影響。

此外，人們耳熟能詳的“兔兒爺”文化與“玉兔搗藥”傳說亦有關聯。明末紀坤在《花王閣剩稿》中記載：“京中秋節多以泥摶兔形，衣冠踞坐如人狀，兒女祀而拜之。”據說當時玉兔因京城瘟疫肆虐而下凡幫助百姓，化身為“兔兒爺”的玉兔能夠治病救人，兔兒爺也因此寓意著平安吉祥。時至今日，“兔兒爺”形象的藝術作品仍舊備受人們的喜愛。

今時之人亦如古時之人，愛兔之活潑、兔之生動，愛兔文化中無限的生命力。在近現代藝術作品中，我們仍能處處發現兔子的身影。無論是齊白石創作的《丹桂雙兔》、張大千創作的《嫦娥奔月》，還是徐悲鴻筆下的《十二生肖·兔》，這些藝術作品無不蘊含著傳統兔文化的底蘊。每一個生動的兔形象背后都凝聚著千千萬萬的希望，表達著人們對自然的崇敬。這與中華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理論緊密相連。神兔也好，凡兔也罷，日月交替，歷史流轉。過往的時光雖已遠去，但這些文化載體，使得我們仍然能夠感受到歲月歷程中那些生動美好的文化意象，讓我們感知到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尊重生命和對自然和諧境界的精神追求。

（作者：李木子系中國傳媒大學藝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王黑特系中國傳媒大學藝術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