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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伯海，祖籍湖南長沙，1935年生于上海，1957年畢業于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原所長，上海師范大學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在唐代文學、文學史學、中國文化史、中國詩學、哲學和美學等領域出版專著及編著二十余種，論文一百余篇，代表作有《唐詩學引論》《中國文化之路》《中國文學史之宏觀》《中國詩學之現代觀》《生命體驗與審美超越》等。論文《自傳統至現代——近四百年中國文學思潮變遷論》獲首屆“魯迅文學獎”優秀理論評論獎，專著《唐詩學引論》韓文版獲韓國學術院獎。

陳伯海以中國古代文學為專業，實際從事的領域則更為廣泛，涉及古典詩歌、古代文論、文學史學、現當代文藝思想、中國文化、中西比較文學和文化以至美學理論等眾多方面，且皆能表露自己的新見，有所發明創造。其背后是他一貫的思想立場和文化路向：堅持站在當代中國的基點上來反思傳統和面向世界，爭取傳統與外來因子共同加入民族新文化的建構。

上世紀80年代中葉，陳伯海率先提出“唐詩學”的學術理念，并初步建立學科體系；同時倡揚中國文學史宏觀研究，探究中國文學自傳統至現代的演進軌跡與生成背景；他對古文論的一系列范疇、命題及其基本理論構架進行現代闡釋，力求“激活”傳統以進入當代；他領銜編撰的《近四百年中國文學思潮史》《中國文學史學史》《上海文化通史》和七卷本《中國詩學史》等，亦均有開風氣的意義。

21世紀，剛退休不久的陳伯海曾經做過一個夢，夢見他從理發店出來，聽見有個聲音在呼喚。那聲音自稱是上帝，問他想不想得到永生。“想要的話，明天中午十二點整再來這里，只要你同意我的條件……”

夢里一位朋友問他，如果條件是讓你當魔鬼呢？

陳伯海不解。朋友繼續說，凡人皆有死，能不死的除了上帝就是魔鬼。上帝只有一個，要永生的話，那只有當魔鬼了。“你在天性上是個不安于現狀的人，對于說不清的事理必要探究個清楚，對于看不慣的事象必要擺弄個順暢，……上帝安排了我們這個世界的秩序與規范，你卻要不斷給予解構、顛覆，你不是魔鬼又是什么呢？”

后來，上帝有意讓他睡過了頭。五年后，陳伯海落筆記下了這個夢。

16歲那年，把舊小說全賣掉了

陳伯海是一位馬克思主義的人文學者，長于以理論解析文學與文學史，同時強調資料第一性，嚴謹細致，實事求是。他說自己是長在紅旗下的一代人，一開始便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系統教育。老一輩學者學殖深厚，后生活躍趨新，他則耽擱了一些時日，自感知識結構“駁雜不倫”、構建思想上也是“半生不熟”，但是，能終身讀書求知，步步推進思考，享受了以學術為志業的樂趣，也是深感幸運，更無怨無悔。

1935年，陳伯海在上海出生。父親陳科美早年從湖南老家赴美留學，師從杜威攻讀教育哲學，篤信“教育救國”，后在上海各大學任教。母親程雨文畢業于武昌高等師范學校。陳伯海的中小學都在教會學校度過，從識字開始，還“飽讀”了幾百本公案武俠小說——《彭公案》、《楊家將》、三國水滸、福爾摩斯、還珠樓主……小男孩沒頭沒腦地看下去，如入自在天地。只是，16歲那年，他把舊小說全賣掉了。

那是1951年。這一年，在圣方濟中學念高一的他參加了上海市學生代表大會，聽了報告，特別是毛主席對青年人勉勵的那一段，“你們青年人……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于是準備將一生獻給中國富強的事業。陳伯海說，他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有了志向，并且覺得要有知識。除了聽從父母意見，讀些新小說之外，他也開始讀一批社會科學的書，像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河上肇的《經濟學大綱》、維諾格拉多夫的《新文學教程》等等。

陳伯海也想當教師，1953年考大學的時候，填的都是師范。第一志愿華東師大，第二志愿北師大，第三志愿東北師大，而且都是中文歷史教育這三個專業。如愿進入華東師大后，陳伯海開始大量閱讀雅文學，以及過去較少接觸的外國文學，對文學的愛好也逐漸由閱讀作品轉向了鉆研理論，“有志于學”。

好文章要像“青菜豆腐湯”

1957年畢業后，陳伯海進入上海第一師范學院中文系，在外國文學室任助教。不久，他作為新出道的“國家干部”下放農村，1960年離開高校，到長寧區教育局報到。教育學院的工作是培訓中學師資，于是陳伯海把大學中文系的課程——現代文學、古代文學、文學理論，輪流教了一遍。1977—1979年，還奉調去北京參與全國中學語文教材的重編。

待到1979年回到高教系統時，陳伯海已經44歲了。從二十多歲到四十多歲，他雖然身不在學界，卻從未間斷過讀書寫作。這時的陳伯海方才確定專業方向，開始有計劃地安排自己的研究工作。

他從唐詩入手，選了晚唐詩人李商隱與宋代詩家嚴羽的《滄浪詩話》作個案研究。到1984年，開始為“唐詩學”作準備。他認為唐詩具有典范意義，承傳一直未斷，且論爭激烈，如明清以后的宗唐宗宋之爭，再加上唐詩研究的“選編注考點評論作”多種形態，足以構成一門獨立的學科。于是他定下了唐詩學的結構，包括目錄學、史料學、理論總結等，陸續編撰成8種專書，搭建學科體系。這項“基礎建設工作”的質量有口皆碑，如工具書《唐詩匯評》1995年初版時即大受歡迎、一年加印3次，時至二十多年后，仍有讀者評價“為書中所選之唐詩、所摘之唐詩精評而癡迷、傾倒”；理論綱要《唐詩學引論》成為多個學校的研究生參考用書，并獲得韓國學者譯介，譯本榮膺韓國學術院獎。

與此同時起步的，還有他的文學史研究。他一直在思考文學的動因，反思“兩極對立”的模式，醞釀歸納出“三對矛盾一串圓圈”的文學史原理，即“文藝與生活”“思維與形象”“承傳與革新”三對矛盾，與“正—反—合”、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發展方向。他想用一代文學來驗證這個原理，而唐詩是相對完整的一代文學現象，或可拿來說明文藝的因果關系。

陳伯海一直記得初中國文老師李星樞說的：好文章要像“青菜豆腐湯”，不加特意修飾，想怎么說就怎么寫，直白自然動人。還有“講不清楚是因為沒想清楚，想清楚了自能講清楚，講清楚了也才能寫清楚”。他寫理論文章時，老師的教言一直高懸頭頂。

這位“對于說不清的事理必要探究個清楚，對于看不慣的事象必要擺弄個順暢”的學者有著突出的工作能力。回到上師院中文系后，陳伯海經由馬茂元先生推薦，參與了《中國大百科全書》的撰稿工作。其中《中國文學》卷的負責人是王元化。因為擔綱起草大條目，同時擅長悉心協調，在專家產生分歧乃至爭議時能為各方尋找共識、擬出體例，陳伯海被王元化先生認為頗具領導之才，于是將他借調到大百科出版社。幾年的編纂工程結束后，王元化先生在工作鑒定上寫：“這位同志早就該提拔到領導崗位上去了。”之后，更是推薦他來到了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我之所以關注文化問題，從根底里講，還是出于一種社會關懷”

陳伯海的中國文學史宏觀研究，也與他長于理性思考，意圖展現抽象規律的思維習慣有關。他曾打過一個比方，說局限于具體作家作品考析的文學史研究，“就像走進一個長長的畫廊，呈現在眼前的只是一幅幅的作家肖像……這樣的展覽當然也可顯得琳瑯滿目，卻又會留下一個缺憾，就是不知道其總的意向何在，歸根結底要告訴觀眾一點什么。”

他堅信對文學史可以有一種總體把握，并能從中提煉美學原理——中國人是怎么審美的，中國人是怎么考慮文藝表現的。他陸續寫成《民族文化與古代文論》等文章，以及《中國文學史之宏觀》等著作。他為《近四百年中國文學思潮史》撰寫的導言“自傳統至現代”一文發表后，于1998年獲評首屆“魯迅文學獎”優秀理論評論獎。由文學史步及社會文化背景的思考，讓他又陸續撰成一個系列，結集成一本小書《中國文化之路》。他在其中提出了“文化即人化”的命題。

陳伯海在大學時期深受錢谷融先生的影響，他自陳這個命題就是從“文學是人學”套過來的，但是也有一點不同：“文學是人學”重在講文學的表現功能，即文學要描寫人、感染人，而“文化即人化”，重在講文化的創造者是人，與“自然”相對的“文化”，其核心是人。他有感于在百多年來的中國歷史進程中，“新人”在“個體本位”與“群體本位”之間存在兩難，提出今天應以兩相結合的“社會協作本位”為新人的立足點，從而構建民族新文化的核心理念。

“我之所以關注文化問題，從根底里講，還是出于一種社會關懷，是要思考新形勢下中國社會究竟向何處去的問題。我想，當時‘文化熱’之所以那么熱乎，其實際的推動力恐怕也在于此。但社會關懷不以直接的社會評論或政治評論的姿態出現，而是以文化探討為托底，自亦帶有學理思考的成分在內，我也正是憑借這一學理上的思考來實現我的社會關懷。”陳伯海自述。

登香山的感悟

1977年去北京編教材的時候，陳伯海在香山住了許久。每天晚飯后，他都會和同伴走出香山飯店，沿著林苑的圍墻往南走，至靜翠湖。之后他再往上，向香山寺遺址攀行。沿路兩側青松古柏，壽達千年，讓人頓生森嚴肅穆之感。

寺旁一條小路的山壁上，嵌著一座木頭竹子搭成的小亭子，十分不起眼。但它所在的半山位置，又適足望遠。陳伯海極喜愛這個亭子，還曾寫過一首五言古詩，里面有一句：“半山未足歇，力攀方能高。”

1990年春夏之交，陳伯海欲再登香山，但到達時已過中午。因為懷有“半山亭情結”，他一開始還是按原來的路線走，上到閬風亭時，已知時間緊迫，便不再繞道能夠一賞美景的玉華山莊，直接循南路上行，沒想到很快登頂香爐峰。

他突然明白，要趕路上山，登上高勝處，就不能在風光之地流連。自此，他下定決心要辭去上海社科院文學所所長的職務，以便盡快在研究之路上“邁開大步，攀涉險峰”。

66歲那年生日，陳伯海曾經寫詩，中有：“揚帆學海恨無力，埋沒書叢幸有頭。志業半山何日歇，華年釉彩見時收。”華彩已經拋下，而半山亭留駐。

古典詩學的現代轉換

進入21世紀，陳伯海退而不休，仍在馬不停蹄地做研究，不過重點從史轉到論。他參與了“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的討論，認為“轉換”一詞涉及的傳統與現代的關系問題，其實質是文學史觀討論中的歷史與現實的關系問題。他指出文學史研究的目的，是在事項層面力求還原，意義層面求得重構。也就是說，歷史考據仍然必要，但必須認識到，現實意義是不斷變化的——文學作品沒有變，但是社會在變，文學作品跟社會的關系在不斷變化。因此，對于現代人而言，傳統里許多已死的東西，不必激活，但傳統里確有生命力的那些，仍可煥發意義。

在世紀之交的好幾年時間里，陳伯海經常翻看中西馬列的一些理論原著，并有感于海外漢學家推重的“天人合一”，思考有沒有可能在其中做文藝理論上的溝通。他嘗試著摸索了中國詩學的邏輯，指出中國詩學是以情志為本，所謂“詩言志”“詩緣情”，但情志是內在的，要變為詩，先要發動，所以中國詩學接著講心感。之后，情志轉為意象，意象便是詩性生命的形態。但中國詩學不以意象滿足，還要意境，所謂“境生象外”，還有更高一層的追求，這就構成了一個生命的流程。

于是，他把中國詩學稱為生命論詩學，此后撰成《回歸生命本原》《生命體驗與審美超越》等著作，體現他的“新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學觀”。他表示，自己“之所以不憚辛勞且不避風險地從事哲思與審美的探討，就其實質而言，跟我在詩學研究中的取向實屬一致，都是為要將中國學術傳統中以生命活動為核心的理念，予以創造性的轉化與提升，使之順利地進入當代人的視野，而為當代思想文化所吸收。”

需要一種民族新話語，進入全球對話

“我是搞傳統的，所以我后來的工作致力于傳統的現代轉換。”陳伯海從事的這項“揀選翻譯”工作，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全中國學術、思想、文化界人士的共同追求”——創造我們民族的當代新話語。

陳伯海認為，百多年來中國的人文學術界經歷了“失語”“借語”“學語”再轉向“創語”的過程，如今學科分野、取向多元，大家各說各話，迫切需要誕生一種“通用語”。這個“通用語”不求標準規范，而是相當于帶有各地方音的普通話，南腔北調、各自底色還在，卻對談無阻。陳伯海說，待到這“通用語”漸趨成熟，也就是我們民族的新文化真正成長起來之時，便可自信地進入全球對話。

那么，如何締造這通用語？陳伯海說，“話語”是應“話題”的需要而產生的，傳統“話語”的失落，導因于時代“話題”的轉移，因此，不必傷感于那些失落的話語，只要開掘與把握住民族新“話題”，便能創建適合時代需要的民族新“話語”。

開掘話題，“我們需要立足當下、放眼未來，立足中華、放眼世界”。陳伯海說，在話題的召引之下，我們有源源不絕的話語資源，也就是“傳統的現代化，外來的本土化，和我們一百多年來實踐經驗的理性化，三者相結合建立起來的資源”。我們已經擁有了建造巴別塔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