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為20世紀著名作家和文化名人，魯迅和同時代的人有著廣泛的交往。據包子衍先生統計，僅在《魯迅日記》中記載著與魯迅交往過的人物約有一千九百五十人[1]。彭定安、馬蹄疾編著的《魯迅和他的同時代人》一書，篩選出包括其家人、保姆在內的180人，梳理了他們與魯迅的交往情況。“所有這些人，都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和社會生活中，生活和活動，他們構成一個整體，反映一個時代。從他們的經歷和思想、生活、活動中，我們窺見了時代的面貌。這個時代，便是魯迅曾經在其中生活和戰斗過的時代。由此，我們也就具體地感受到魯迅所處的時代和魯迅的思想發展狀況了。在這些方面來進行對魯迅的研究，可以說是在某些方面和某種程度上，對魯迅研究的擴大和深化?！盵2]但是，由于“資料缺乏，或因對其人的評述的意見尚未考慮成熟”，許多人物只好被“割愛”[3]。章錫琛，這位《東方雜志》的編輯、《婦女雜志》《新女性》的主編、開明書店的創始人，出版總署調查研究處處長、古籍出版社編輯、中華書局副總編輯，就是被“割舍”的一個。實際上，章錫琛不僅與周氏三兄弟均有密切的來往，而且還以編輯和出版人的身份，介入到魯迅的文學活動中。有人統計，單是《魯迅日記》中提及章錫?。ㄓ械囊卜Q章雪村、雪村或章錫箴）的就有47處[4]，魯迅和他之間的直接書函往來也有數十次之多。章錫琛先后贈送魯迅《婦女問題十講》《新文學概論》及倍倍爾的《婦人論》等著作，魯迅也回贈以譯著《苦悶之象征》《思想·山水·人物》、論著《中國小說史略》、編輯的《海上述林》（上）以及創作的木刻等。因此，考察魯迅與章錫琛之間的交往，對于拓展和豐富魯迅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

大致說來，魯迅與章錫琛的交往表現為三個階段：最初因《婦女雜志》而結緣、魯迅對章錫琛的強力支持和章錫琛對魯迅的擁護和紀念。

一、魯迅、章錫琛因《婦女雜志》而結緣

魯迅與章錫琛同為紹興人，而且曾經有一年多的時間同在故鄉從事教育活動。1910年8月，魯迅離開浙江兩級師范學堂，回紹興府中學堂任教并兼任監學一職，歷經辭職、復職等波折，曾被越社邀請參加慶祝杭州光復的群眾集會并公推為主席，后擔任山會初級師范學堂校長，直到1912年2月卸任赴南京教育部任職，一年半的時間內一直活躍于紹興教育界。此時的章錫琛同樣服務于家鄉的教育事業——1909年在紹興新設立的師范學校畢業后留校任附小教師，不久擔任紹興縣小學聯合會書記，1911年主持小學教師訓練班，兼任縣立女子師范學校教員，1912年離開紹興赴商務印書館編輯《東方雜志》。因此，不能排除二人存在相互認識的可能性。與此同時，魯迅的三弟周建人和章錫琛在這一時期相交甚篤，也有可能成為魯章二人相識的橋梁[5]。但無論是魯迅還是章錫琛，均未留下這一時段與對方有過接觸的文字記錄，而且周建人也未提及當時三人交往的情形。因此，魯迅與章錫琛在紹興時是否已經相識，也就無法成為定論。

章錫琛第一次出現在《魯迅日記》中是在1921年7月23日：“下午……寄章錫琛信,代二弟發?！盵6]當時周作人因患肋膜炎，正在香山碧云寺養病，他與外地朋友的書函往來，大都是通過魯迅來完成的。在這前一天即22日，周作人在日記中記載：“下午寄章雪村君函”[7]。23日經由魯迅轉寄給章錫琛的信函中，包括了周作人于7月21日完成的論文《歐洲古代文學上的婦女觀》，后來發表在章錫琛主編的《婦女雜志》1921年10月第7卷第1號上。當然，這并非周作人與章錫琛首次發生交集，早在后者編輯商務印書館的《東方雜志》時，就發表過周作人的文章——《文學上的俄國與中國(一九二○年十一月八日在北京師范學校及協和醫學校所講)》（1920 年12月10日《東方雜志》第17卷第23期），只不過當時報刊登載尤其是轉載演講稿的現象比較普遍，在多數情況下不必征得作者的授權，而且也沒有留下二人交往的記錄。1921年8月2日，周作人再次寄信給章錫琛，同時還有寄給魯迅的信[8]。這一次魯迅日記中并沒有轉寄章錫琛信的記錄，但他對章錫琛向周作人約稿的事情是清楚的。魯迅在8月6日寫給周作人的信中說：“對于バンダン滑倒公（即章錫琛）不知擬用何文，我以為《無畫之畫帖》便佳，此后再添童話若干，便可出單行本矣。”[9]可見，周作人對于章錫琛的征稿，應該是征求過魯迅的意見。盡管周作人最終沒有聽從兄長的建議，把《無畫之畫帖》寄給章錫琛，但后者已經開始引起魯迅的關注。據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來看，此時的魯迅本人并沒有和章錫琛進行直接的交流，而更多地是以旁觀者，至多也不過是建議者的身份間接與之接觸的。

1920年，章錫琛開始接手《婦女雜志》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革新。圍繞著塑造“新女性”的主題，雜志在辦刊宗旨、欄目設置、內容革新、語言形式等方面均呈現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面貌。這使得雜志的銷量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暴增到一萬余份，從而坐穩了當時女性雜志的“第一把椅子”[10]，為商務印書館贏得了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雙豐收。向周作人等名家約稿，就是《婦女雜志》改革成功的策略之一。

章錫琛能向周作人約稿成功，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和周建人之間的深厚友誼。在章編輯《東方雜志》之時，周建人就曾在該雜志上發表過《善種學與其建立者》（《東方雜志》1920年第17卷第18期）等文章。1919年冬，周建人跟隨魯迅搬到了北京，和兩位兄長同住八道灣宅。他與章錫琛此前的交誼，也就為此后章錫琛與魯迅、周作人的交往提供了便利。章錫琛革新《婦女雜志》時常常邀約周建人、周作人兄弟為其撰稿，并在1921年5月第7卷第5號雜志上為周作人做了預告，說是他已經“允許常常為本志作文”，但由于身體原因，《歐洲古代文學上的婦女觀》只有延期了。這一方面是對于雜志的宣傳，另一方面也暗含著該雜志已經預定了周氏這篇文章的用意。雜志還說，周建人也已經答應了成為雜志的撰稿人，同時對其《家庭生活的進化》一文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不但學理圓澈，即行文上也很有文學的趣味，真是極有價值的文字”[11]。此后，周建人便常常有文章在《婦女雜志》上發表。據章錫琛回憶：“當時在北京的友人周喬峰（建人），常常應我的要求寄來不少稿件，有些是他自撰，有些托人撰寫。”[12]對于章錫琛而言，成功地邀請周作人、周建人加入《婦女雜志》撰稿人隊伍，既解決了部分稿源問題，同時也為今后與魯迅的密切交往搭建起人脈的橋梁。這也正是其作為雜志主編的精明之處。因為就當時的雜志而言，與能夠獲得周作人、周建人的稿件相比，從魯迅那里獲取一手稿件的難度更大，即使是《新青年》《小說月報》《晨報?副刊》等赫赫有名的報刊編輯，也不斷地通過周作人向魯迅約稿，但也并非每次都能如愿。

把周作人、周建人吸納為《婦女雜志》的撰稿人之后，章錫琛還成功地贏得了魯迅的稿件支持。這其中離不開一個重要的契機和前提，那就是周建人到《婦女雜志》編輯部任職。不同于魯迅、周作人有過海外留學的經歷，而且從事的是影響頗大的新文學創作和思想啟蒙運動，周建人主要通過自學，致力于生物學、女性解放等方面的研究；另外，和兩位哥哥已經獲得新文化運動主將的盛名也無法相提并論，周建人則顯得默默無聞了許多。兩位兄長為赴京后的周建人操費了不少心思。魯迅曾在1920年8月16日、21日兩次寫信給蔡元培，請其推薦周建人赴中法大學以繼續從事研究[13]。與此同時，周作人也請托胡適等社會名流為弟弟謀職。后來，周建人進入商務印書館，協助章錫琛編輯《婦女雜志》。章錫琛在回憶文章中說：“因他（指周建人）當時沒有工作，我一個人實在忙不過來，就向總編輯室請求，聘他幫同編輯，得到許可。他到上海和我住在一起，彼此共同商討改進的方針，方向逐漸明確，來稿也逐漸增多。”[14]章錫琛在這里交代了周建人入職的一個重要原因——雜志的編輯人手不夠：“商務對這雜志一向并不重視，只求換一個人，把提倡三從四德、專講烹飪縫紉的老調變換一下就成，所以只讓我一人單干。我接手后，只得一面整理積稿，把勉強可用的略加修改充數，一面四處拉稿，又在雜志上出題征文，再不夠自己也寫一些，只求能盡快編好。過了三個月，總算把積壓的各期趕出。”[15]在這一前提下，他向商務印書館的老板要求增加人手也在情理之中。這也體現出章錫琛對周建人的重視。

盡管商務印書館提供的薪水微薄，但為了尋求更大的發展空間，同時也基于家庭方面的原因，周建人于1921年9月2日離京赴滬，入職《婦女雜志》。為此，章錫琛在雜志上進行了專文宣傳：“我們今年第一件可以報告讀者的事，就是素來承讀者歡迎的周建人先生，已經聘請來社，擔任社務”；除了表達對周建人的隆重推薦之外，他還宣布：“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先生，文學家魯迅先生，及婦女問題研究者YD先生、李光業先生等，都允常常替本志撰譯文字。這真是本社極大的榮幸”[16]。邀請周建人加入《婦女雜志》，也就能夠很自然地把魯迅這位文壇巨擘同時吸引過來。這一點，章錫琛不僅心里清楚，而且也成功地做到了。魯迅繼周作人之后也成為《婦女雜志》的撰稿人，他與章錫琛的交往也就密切起來。

此后，魯迅在《婦女雜志》上發表小說《鴨的喜劇》《幸福的家庭》、雜文《娜拉走后怎樣》以及譯文《小雞的悲劇及譯后附記》《一篇很短的傳奇及譯后附記》等作品，以實際行動表達了對章錫琛及其主編的《婦女雜志》的支持。周作人也有論文《圣書與中國文學》《婦女運動與常識》、譯作《現代戲劇上的離婚問題》《穿靴子的貓》《愛昆蟲的小孩》以及演講《女子與文學》等刊登在《婦女雜志》上。這些作品一方面與《婦女雜志》的辦刊宗旨和用稿要求相契合，另一方面則是作者對女性解放、婚姻、家庭等問題做出的深入思考和精辟表達。就魯迅而言，從雜志的旁觀者到積極地撰稿支持，直接動力源于周建人的加盟，同時也是對章錫琛及《婦女雜志》辦刊宗旨與思想立場的認同和支持。另外，章錫琛在創辦《新女性》雜志后，還托周建人通過魯迅向許廣平約稿[17]?？梢娬洛a琛對編輯雜志、對經營周氏兄弟這條人脈關系的用心良苦。從章錫琛及《婦女雜志》來看，這不僅進一步充實和壯大了雜志的作者隊伍，同時也對雜志本身起到了重要的宣傳作用，因而也就在無形之中擴大了它的社會影響；對于魯迅、周作人而言，也不僅僅是多了一份能發表作品、表達觀念的刊物，同時也拓展了其關注對象的范圍和深度，豐富了作品的類型與思想內涵。由此也可以說，這對于編者與創作者雙方開創了一種互利雙贏的局面。

二、魯迅對章錫琛的強力支持

在獲得周建人的加盟，以及魯迅、周作人的支持助力后，章錫琛對《婦女雜志》的改革更為賣力。他在《漫談商務印書館》一文中說道：“周建人能翻譯英文，我也學過一點日文，曾經在《東方》幫助翻譯，兩人就從圖書館借來幾種有關婦女問題的英日文書，共同選譯，自己也東拼西湊寫些提倡婦女解放和戀愛自由一類時髦的短文，銷數竟逐漸增加。尤其是這年秋季出了一期《離婚問題專號》，破例重版兩次?！盵18]當然，雜志在商業上的成功主要與內容上的大膽革新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力密不可分的。1925年1月，《婦女雜志》圍繞著“新性道德問題”推出了專號，集中發表了《新性道德是什么》（章錫?。ⅰ缎缘赖轮茖W的標準》《現代性道德的傾向》（周建人）、《性道德的唯物史觀》（沈雁冰）、《愛倫凱的<戀愛與道德>》（沈澤民）、《近代文學上的新性道德》（默盦）、《離婚防止與新性道德的建設》（美國哈脫著、文宙譯）等重磅文章，大力倡導以新的性道德代替舊的性道德。這些文章在當時引起了一些“衛道士”的強烈不滿，他們紛紛撰文予以攻擊。其中，北京大學教授陳百年在1925年3月14日《現代評論》第1卷第14期發表了《一夫多妻的新護符》，批評章錫琛、周建人的文章成為“一夫多妻的新護符”，在本質上是鼓勵縱欲的。對此，章、周二人分別撰寫《新性道德與多妻——答陳百年先生》和《戀愛自由與一夫多妻——答陳百年先生》予以反駁，同樣也寄給了《現代評論》雜志。但是這兩篇文章不僅被拖延發表，而且內容也遭到了刪節。魯迅對此極為不滿，就把周建人的《答<一夫一妻的新護符>》和章錫琛的《駁陳百年教授<一夫一妻的新護符>》兩篇文章在自己主編的《莽原》雜志上全文登載出來。他在《編完寫起》一文中說道：“誠然，《婦女雜志》上再不見這一類文章了，想起來毛骨悚然，悚然于階級很不同的兩類人，在中國竟會連成一氣”，“我總以為章周兩先生在中國將這些議論發得太早，——雖然外國已經說舊了，但外國是外國?？墒俏铱傆X得陳先生滿口‘流弊流弊’，是論利害而不像論是非，莫名其妙”?！罢孪壬鸟g文似乎激昂些，因為他覺得陳先生的文章發表以后，攻擊者便源源而來，就疑心到‘教授’的頭銜上去。那么，繼起者就有‘拍馬屁’的嫌疑了，我想未必。但教授和學者的話，比起一個小編輯來，容易得社會信任，卻也許是實情。因此從論敵看來，這些名稱也就有了流弊了，真所謂‘有一利必有一弊’。”[19]不難看出，魯迅對章錫琛、周建人所倡導新性道德是鼎力支持的，盡管他對章錫琛的激烈言辭在態度上有所保留。

當然，這是在公共輿論領域，魯迅旗幟鮮明地站在章錫琛及新思想的立場上。而在熟人的私密空間，章錫琛的性格和特點卻成為魯迅的有趣談資。1921年8月6日致周作人的信中，魯迅稱章錫琛為“バンダン滑倒公”，雖帶有戲謔的成分，但決非諷刺和挖苦；9月17日，魯迅又談到對章錫琛的印象：“但宮小姐（即宮竹心之妹，魯迅曾為其推薦稿件給《婦女雜志》）之作，則據老三云：因有‘日貨’字樣，故章公頗為躊躇。此公常因女人而バンダン，則神經過敏亦固其所，擬令還我，轉與孫公耳”[20]。這里流露出對章錫琛猶豫不決性格的些許微詞。到了1925年和許廣平熱戀期間，章錫琛又成為他們的話題之一。首先是許廣平在給魯迅的信中說，魯迅對她的人生指導太過含混，希望他“能否不像章錫琛先生在《婦女雜志》中答話的那樣模胡，而給我一個真切的明白的指引？”[21]魯迅則在復信中回應道：“章錫琛先生的答話是一定要模胡的，聽說他自己在書鋪子里做伙計，就時常叫苦連天?！盵22]前者認為章錫琛的表達態度和方式不夠明確，而后者則指出了章錫琛同樣有苦悶的經歷，其實暗含了一定的幽默成分，同時也間接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對于解決人生與思想苦悶的問題，自己和章一樣沒有明確的答案，所以只能“模胡”。這實際上也包含了對章錫琛“模胡態度”的理解和同情。

《婦女雜志》革新成功以后，章錫琛引起了其他報刊的關注，被邀請編輯《民國日報》副刊《婦女周報》、《時事新報》副刊《現代婦女》等。但是，社會上對“新性道德”的攻擊，再加上“學者們的喉舌”——《現代評論》雜志的煽風點火，給商務印書館的高層帶來了極大的壓力，章錫琛、周建人被調離《婦女雜志》。章錫琛后來辭職離開商務印書館。1926年，在鄭振鐸、胡愈之、吳覺農等人的幫助之下，另辦《新女性》雜志，并逐漸擴展成為開明書店。有一種說法，“開明”是魯迅給取的名字。作為開明書店創辦人之一的吳覺農曾回憶說：“關于用‘開明’二字作為書店的名稱，一說是孫伏園起的名，據我記憶，章錫琛曾同我說，是魯迅先生給取的名，有待再考證”[23]。章錫琛的侄子章士宋也提出：“開明書店的名稱由來，有不同的說法，據紹興魯迅紀念館的史料記載，是魯迅取的名”[24]。這至少從一個側面表明了魯迅對開明書店的支持與鼓勵。

盡管周建人沒有跟隨章錫琛一起離開商務印書館，但二人的友誼并沒有受到影響。周建人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好朋友。1926年8月29日，魯迅由北京南下廈門時途經上海，抵滬的當天晚上就由周建人陪同，“至開明書店訪章錫箴”[25]。有人說：“魯迅此行，是在周建人的要求下，為新開張不到一個月的開明書店捧場來了”[26]。由此可見魯迅對周建人及其好友事業的支持和幫助，以及周建人在魯迅和章錫琛的交往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第二天晚上，鄭振鐸為魯迅設宴，章錫琛不僅在座，而且飯后還到魯迅的寓所繼續交談。第三天，章錫琛再次拜訪魯迅。即是說，魯迅在上海短暫停留的三天時間里，章錫琛每天都和他見面、交流，而且時間還很長。這在魯迅的日記中都留下了記錄。盡管雙方交流的內容不得而知，但這表明二者之間的關系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另外，魯迅的《吶喊》自費出版后，社會影響很大，于是在孫伏園的介紹下，版權交給了孫伏園的北大同學李小峰創辦的北新書局，《中國小說史略》《熱風》等也由其出版。但是在1926年魯迅離京南下之后，北新書局或者拖欠版稅，或者不足額支付，使魯迅產生了與其脫離關系的念頭，甚至鬧到差點對簿公堂的地步。據曾經在北新書局和開明書店工作過的王燕棠回憶，魯迅曾產生過將著作權收回并轉交給開明書店的想法，而且還就此和章錫琛進行了洽談[27]。盡管此事最終未能如愿，但在當時眾多出版商對魯迅著作一稿難求的情況下，章錫琛及其開明書店顯然是得到魯迅的信賴和支持的。因為出版魯迅著作，為出版商贏得的不僅是經濟利益，而且還有重要的社會聲譽。這對于一般的書店而言是求之不得的。

盡管如此，魯迅對于章錫琛及開明書店還是保持了更警醒的認識和更高的期待。首先，魯迅指出：“《現代評論》是學者們的喉舌，經它一喝，章錫琛先生的確不久就失去《婦女雜志》的編輯的椅子，終于從商務印書館走出，——但積久卻做了開明書店的老板，反而獲得予奪別人的椅子的威權，聽說現在還在編輯所的大門口也站起了巡警。陳百年先生是經理考試去了。這真教人不勝今昔之感?！盵28]這是魯迅在1935年回憶當年章錫琛被商務印書館解聘事件的附記，既包含了對章被迫離開商務印書館所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同情，同時也對其身份轉變后做派也隨之而變的警惕。這其中包含著魯迅對一切凌駕于他人之上，特別是具有“予奪別人椅子的威權”者的不滿，也是他對盛氣凌人、以強凌弱者所一貫持有的警惕和批判態度。其次，魯迅對開明書店的商業化經營模式也有著清醒的評價。1935年，他在寫給鄭振鐸的信中指出：“書店股東若是商人，其弊在胡涂，若是智識者，又苦于太精明，這兩者都于進行有損。我看開明書店即太精明的標本，也許可以保守，但很難有大發展?！盵29]這是他對1927年招股改組后的開明書店的評價?？雌饋?，此后的開明書店不僅在經濟上獲得了極大收益，而且在社會地位也隨之提升，在1930年代中期與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大東書局鼎足而立，并稱“商中世大開”書業五巨頭[30]，但實際上，魯迅更希望書店和出版商在創造經濟效益的前提下，能夠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即立足于思想啟蒙事業，為宣傳新文學、新文化和改造國民思想付出更多的努力。正如他在談到自己對早期對李小峰及北新書局的態度時所說的那樣：“我到上海后，看看各出版店，大抵是營利第一。小峰卻還有點傻氣。前兩三年，別家不肯出版的書，我一紹介，他便付印，這事我至今記得的。雖然我所紹介的作者，現在往往翻臉在罵我，但我仍不能不感激小峰的情面?！盵31]可以說，魯迅更欣賞李小峰最初犧牲經濟效益而致力于文化宣傳的“傻氣”，因而也憂慮于開明書店借文化之名而達盈利之目的的“精明”。這也是作為文化啟蒙者、思想批判者的魯迅，和作為書店經營者的章錫琛在觀念上的不同之處。

三、章錫琛對魯迅的擁護和紀念

魯迅在廈門、廣州期間，他和章錫琛之間主要通過頻繁的書函往來保持著溝通與交流。1927年10月魯迅從廣州回到上海定居，一直到逝世的這九年間，他和章錫琛又有了面對面交流的機會。魯迅在1928年3月10日日記中寫道：“章雪村贈倍倍爾《婦人論》一本,轉送廣平?！盵32]他也回贈給章錫琛自己翻譯的《思想·山水·人物》等作品。當然，這些都是些日常的交往。二人不同尋常的關系還可以從幾個重要事件中得到體現。

其一，魯迅在上海定居期間，國民黨文禁森嚴，經常檢查或限制報刊書籍的出版和發行。盡管他經常變換筆名，采用“曲筆”等藝術手法進行雜文創作，但仍然難以幸免。1933年12月，開明書店再版了臺靜農編的《魯迅先生及其著作》一書。作為現代文學史上最早研究魯迅生活、思想和著作的集子，該作曾于1926年7月由未名社出版。此次開明書店的再版，顯然也包含了對魯迅堅定支持的態度。1934年2月，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把149種圖書列為反動書籍，并下令查禁，包括魯迅在內的28位進步作家的著作均在此列。面對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章錫琛不但沒有退縮，反而以開明書店名義，主動聯合了二十幾家書店，兩次向國民黨“請愿”抗議。與此同時，他和夏丏尊聯名寫信給國民黨內的民主進步人士蔡元培、邵力子等人，要求解除禁令。這既體現了章錫琛不畏強權、勇于追求進步的膽識和魄力，同時表明在立場上和魯迅等作家保持一致，更是對后者的有力聲援和堅決擁護。

其二，是對魯迅搜集出版瞿秋白譯文集《海上述林》的幫助。瞿秋白是和魯迅關系非常密切乃至可以引為知己的共產黨人之一。1931-1934年間，他在上海秘密養病，得到了魯迅無私的指導和幫助，二人結下了肝膽相照的情誼。1933年出版的《魯迅雜感選集》，就是由瞿秋白編選，并撰寫了17000余字的《<魯迅雜感選集>序言》，成為現代文學史上的經典。1935年2月，瞿秋白被捕，后因身份暴露，6月18日在福建長汀被國民黨殺害。為了懷念這位難得的摯友，也為了表達向國民黨政府的抗議，身患重病的魯迅毅然決定收集整理并出版瞿秋白翻譯的文章。他說：“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個紀念，也是一個抗議，一個示威！……人給殺掉了，作品是不能殺掉的，也是殺不掉的。”[33]從1935年10月22日開始，魯迅親力親為，收集原稿，過錄復本，分類編排，標明式樣，校對訂正，設計裝幀，生病期間也從未停歇。經過努力，1936年3月上旬編成上卷《辨林》（主要收集瞿秋白翻譯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普列漢諾夫、拉法格等人的文藝論文，以及高爾基的論文選集和拾補）。在辭句方面，編者僅改正明顯的筆誤和脫字，人地名的音譯字等盡可能地“存其真”，以示對好友的尊重。他還親自為《辨林》撰寫廣告語，給予瞿秋白極高的評價：“作者既系大家，譯者又是名手，信而且達，并世無兩。其中《寫實主義文學論》與《高爾基論文選集》兩種，尤為煌煌巨制。此外論說，亦無一不佳，足以益人，足以傳世”[34]。緊接著，他又馬不停蹄地編成下卷《藻林》（主要收集瞿秋白翻譯的蘇聯文學作品，包括《高爾基創作集》、高爾基的詩歌《市儈頌》、盧那察爾斯基的劇本《解放了的唐?吉訶德》、別德訥依的長詩《沒有功夫唾罵》、帕甫倫珂的《第十三篇》等）。兩冊計近80萬字。魯迅將出版社的名字命名為“諸夏懷霜社”，表達對譯者的“懸劍空垅”之意。但是，在當時出版這樣的著作，不僅要受到國民黨文藝政策的封鎖，甚至還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價。冒如此大的風險，一般的出版商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另一方面，魯迅也因為出版商的言而無信和屢遭盜版書的傷害而對許多書店印象不佳：“一切書店，縱使口甜如蜜，但無不惟利是圖”[35]。但在他看來，章錫琛及其開明書店仍然是值得托付的。的確，章錫琛也不辜負魯迅的厚望，毅然應承下該著的印刷出版任務：先是在他經營的美成印刷廠秘密排字制版（由章錫琛的兒子章士敏親手排版而不讓其他任何人參與），然后再轉送到日本印刷。為了解決購買鉛材的資金問題，章錫琛發動開明書店編譯所同人捐助，許諾出版后贈書一套。于是，“葉圣陶、徐調孚、章錫琛、宋云彬、夏丏尊，為出版《海上述林》各認捐十元；王伯祥、丁堯先各認捐五元”[36]。正是憑著章錫琛聰明的經營之道，妥善解決了出版的資金問題。這種籌集資金的方式也得到了魯迅的認可，“關于搜羅文稿和校印事務種種，曾得許多友人的協助，在此一并志謝”[37]。10月2日，也就是在魯迅逝世前的17天，《海上述林》的上卷被送到了他的手上。魯迅對守在身邊的許廣平說：“這一本書，中國沒有這樣講究的出過，雖然是紀念‘何苦’（瞿秋白的筆名——筆者注），其實也是紀念我?！盵38]而且，他還專門致信章錫琛，委托其對當初捐助該著出版的開明同人贈送書籍[39]。而《海上述林》的下卷，直到1936年年底才在日本印刷完成，此時魯迅已經辭世一個多月了。據說，在1936年6月，當《海上述林》下卷排版工作進展緩慢時，魯迅直接寫信給章錫?。骸胺g的人老早就死了，著作者高爾基也于最近去了世，編輯者的我，如今也快要死了。雖然如此，但書卻還沒有校完，原來你們是在等候著讀者的死亡的嗎！”[40]這一方面體現出晚年魯迅對出版瞿秋白遺作的心急如焚，另一方面也間接反映出他和章錫琛關系的不同尋常，正所謂“愛之深所以責之切”。盡管如此，章錫琛為滿足魯迅實現的夙愿所做出的努力是不可抹殺的。

其三，章錫琛及其麾下雜志對魯迅逝世的紀念。魯迅去世之后，章錫琛不僅參加了送葬活動，而且還在開明書店主辦、已經發排了的《新少年》和《中學生》雜志上，臨時撤換稿子，增加悼念魯迅的文章和照片以示紀念。

《新少年》第二卷第八期（1936年10月25日）《編者的話》中說道：

正當本期付印的時候，我們接到魯迅先生的哀訊，他是十月十九日晨五時逝世的，對于我們這位時代的斗士，舉起他辛辣的如刀的筆，戰斗了一生的斗士，他的處世態度是那樣認真和嚴肅，感動了成千累萬的年青人，大家在廿、廿一兩天成群結隊的到膠州路萬國殯儀館去瞻仰遺容。住在外埠的新少年諸君當然無法親來憑吊，所以我們特地在萬分困難中急忙收集了他的遺像，特攝了這次大眾瞻仰遺容的照片，并寫了一篇紀念的文字，以盡少年刊物中最先報道的任務[41]。

該期雜志的封面和卷首的插圖部分，臨時安排了幾幅以魯迅逝世為主題的照片（包括魯迅遺容、許廣平與周海嬰、青年群眾哀悼場景等），加急發表了狄福的《魯迅先生之死》一文；第九期登載了張天翼的《魯迅先生是怎樣的人》、張杰的《送葬的行列》、瞿粲《魯迅先生死了》以及張庚作歌、呂驥作曲《魯迅先生挽歌》等紀念性文字。

1936年11月號的《中學生》第69期《編輯后記》也同樣表達了對魯迅逝世所緊急采取的紀念措施：

本志這一期編輯將完畢的時候，忽然接到魯迅先生的噩耗。這位思想家、文學家不僅受國人的推崇，就是別國人士也欽敬著他。他的逝世激動了世界各地人的心，將同高爾基逝世當時一個樣子。本志特在《卷頭言》欄內刊載一篇文字，表示敬意。另外又有一篇文字，記述他逝世的前后，并由社員照了一些相片作為插圖，下一期我們再請宋云彬先生做一篇解釋他思想的長文，使哀悼魯迅先生的讀者諸君可得深切的印象[42]。

自此開始，《中學生》先后有9期登載了紀念魯迅的文章15篇，內容涉及對魯迅的哀悼（納芣《悼魯迅先生》）、傳記（歐陽凡?！渡倌牯斞浮罚⑺枷胙芯浚ㄋ卧票颉遏斞杆姷男梁ジ锩罚⒆髌费芯浚ê矽i《魯迅論寫作》、佩韋《怎樣讀魯迅遺著》、云彬《魯迅雜文研究提綱》）、回憶性散文（歐陽凡?！渡倌牯斞浮?、蕭紅《記我們的導師》）等諸多方面，成為當時紀念魯迅活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這些實際的紀念活動，不僅僅是基于《新少年》《中學生》的主編葉圣陶、豐子愷、夏丏尊等人與之間的深厚友誼，而且是作為開明書店老板的章錫琛本人深切哀悼魯迅的間接表達。

因此，作為現代著名編輯家、出版家和學者的章錫琛，一方面“非常佩服魯迅先生的文章和為人”[43]，另一方面也以自己所從事的編輯、出版事業為魯迅的文學活動盡其所能地予以擁護和援助。

魯迅與章錫琛的交往，不僅成就了20世紀中國出版史、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話，而且也揭示了20、30年代作家與編輯、出版商之間的良好互動關系，對于透視當時的文學生態，同樣具有重要的標本作用。

注釋：

[1]包子衍：《<魯迅日記>中記有哪些人物？》，《魯迅研究百題》，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6頁。

[2]彭定安、馬蹄疾編著：《魯迅和他的同時代人（代序）》，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頁。

[3]彭定安、馬蹄疾編著：《魯迅和他的同時代人?后記》，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465頁。

[4]宋志堅：《魯迅根脈》（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7頁。

[5]有人認為，章錫琛與周建人的交好是在明道女校同事時開始的。但此說也值得商榷。周建人1906年在紹興僧立小學任教，1908年起擔任校長，至1911年1月該學校停辦后轉入紹興小學養成所任教員。他和章錫琛之間的友誼應該是在此期間建立起來的，因為1913年（一說為1915年）周建人進入明道女校時章錫琛已經離開一年多了。（謝德銑：《周建人年譜簡編》，《周建人評傳》，重慶：重慶出版社，1991年版，第357-359頁。）

[6]《魯迅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頁。

[7]魯迅博物館藏：《周作人日記（中）影印本》，鄭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頁。

[8]有人認為，章錫琛與周建人的交好是在明道女校同事時開始的。但此說也值得商榷。周建人1906年在紹興僧立小學任教，1908年起擔任校長，至1911年1月該學校停辦后轉入紹興小學養成所任教員。他和章錫琛之間的友誼應該是在此期間建立起來的，因為1913年（一說為1915年）周建人進入明道女校時章錫琛已經離開一年多了。（謝德銑：《周建人年譜簡編》，《周建人評傳》，重慶：重慶出版社，1991年版，第357-359頁。）

[9]《魯迅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頁。

[10]魯迅博物館藏：《周作人日記（中）影印本》，鄭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頁。

[11]《編輯余錄》，《婦女雜志》1921年5月第7卷第5期。

[12]章錫琛：《漫談商務印書館》，《1897-1987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116頁。

[13]魯迅致蔡元培信，《魯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84-385頁。

[14]章錫?。骸堵勆虅沼^》，《1897-1987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116頁。

[15]章錫?。骸堵勆虅沼^》，《1897-1987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116頁。

[16]《編輯余錄》，《婦女雜志》1922年2月8卷2期。

[17]魯迅、許廣平：《兩地書》，《魯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頁。

[18]章錫?。骸堵勆虅沼^》，《1897-1987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116-117頁。

[19]魯迅：《集外集?編完寫起》，《魯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79-80頁。

[20]魯迅致周作人信，《魯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25頁。

[21]魯迅、許廣平：《兩地書》，《魯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頁。

[22]魯迅、許廣平：《兩地書》，《魯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頁。

[23]吳覺農：《懷念老友章錫琛》，《出版史料》1988年第1期。

[24]章士宋：《章錫琛和開明書店》，《出版史料》2007年第2期。

[25]《魯迅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35頁。

[26]章雪峰：《中國出版家?章錫琛》，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5頁。

[27]王燕棠：《懷念章錫琛先生》，紹興縣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紹興文史資料選輯》第十輯，1991年，第86頁。

[28]魯迅：《集外集?編完寫起》，《魯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頁。

[29]魯迅致鄭振鐸信，《魯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27頁。

[30]朱聯保：《漫談舊上海圖書出版業》，《出版與發行》1986年第5期。

[31]魯迅致章廷謙信，《魯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頁。

[32]《魯迅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頁。

[33]轉引自史莽：《魯迅的最后一年》，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6頁。

[34]魯迅：《集外集拾遺·紹介<海上述林>上卷》，《魯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89頁。

[35]魯迅致曹靖華信，《魯迅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頁。

[36]周國偉：《略述魯迅與書局（店）的關系》，《出版史料》1987年第2期，轉引自章雪峰：《中國出版家?章錫琛》，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8頁。

[37]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附集·<海上述林>上卷序言》，《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93頁。

[38]轉引自章雪峰：《中國出版家?章錫琛》，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9頁。

[39]魯迅致章錫琛信，《魯迅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頁。

[40]內山完造：《憶魯迅先生》，《現代文選》1936年第1輯第1集。

[41]《編者的話》，《新少年》1936年10月25日第2卷第8期。

[42]《編輯后記》，《中學生》1936年11月號第69期。

[43]吳覺農：《懷念老友章錫琛》，《出版史料》198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