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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16日，是美國作家、評論家蘇珊·桑塔格誕辰90周年。在剛剛過去的2022年，有多種桑塔格傳記推出了中文版，本文摘自《智性與激情：蘇珊·桑塔格傳》，為該書的序言，標題為編者后擬，以此紀念這位20世紀重要的女性知識分子。

2004年12月28日，整個世界都在關注著印度洋，兩天前發生在那里的一場海嘯肆虐了印度尼西亞、泰國和斯里蘭卡的海岸。這場災難的規模仍然難以想象，它很快就躋身歷史上造成最多人死亡的災難之列。最終，22萬余人身亡，200余萬人流離失所，不可計數的人的生活從此天翻地覆。就像《洛杉磯時報》所說的，一道“40英尺[1]高的水墻奪去了超過兩萬六千人的生命，這使得其他方面的人類境遇都變得微不足道”。

在那些“微不足道”的事件中，就包括一位七十一歲作家的臨終時刻，她在紐約最好醫院之一的病房中死于癌癥。實際上，她的訃告被從亞洲蜂擁而至的消息所淹沒，數日以后，報紙上才開始出現對她的致敬與回憶，此時，這些信息已經失去了新聞時效性。

然而，蘇珊·桑塔格是她那個時代的標志，在20世紀后半葉和21世紀初留下了自己的印記。她1933年1月16日出生于紐約，時值阿道夫·希特勒上臺十四天，她將經歷并且見證那個時代的種種政治騷動，成為一種革命性文化的代言人，并將寫作變成她畢生的歷險。

十二歲時，她因為身患哮喘只能遷居亞利桑那州，這時她已經當起了記者，到處分發一份自編自印的報紙《仙人掌快報》，每份賣五美分。報紙專欄包括文學評論、政局解析，尤為特別的是，還登載當時正在歐洲和太平洋打響的戰爭的新聞。正是在太平洋海岸邊的洛杉磯，她度過了青春期的最后幾年，作為一名早慧的中學生，她跟托馬斯·曼一起喝過茶，并開始入門學習古典樂。

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上了一學期課以后，她考入了芝加哥大學，該校當時富于實驗性的課程與她那高于常人的智力可以說是天作之合。十九歲時，她不僅已經拿到學位，還成了妻子和母親。為了追隨丈夫，她搬去了（馬薩諸塞州）劍橋鎮，繼續在那邊的哈佛大學求學。從那里，她又去了牛津、巴黎，但在離婚后，又重返紐約，回到了她出生的城市。從此之后，她永遠都有一個紐約的地址，盡管某些年份她更多是住在巴黎、米蘭、柏林、巴里[2]或者薩拉熱窩……

1963年，在她的第一部小說《恩主》出版后，她放棄了自己的博士論文和在大學發展的抱負，開始靠筆耕為生，在重要雜志上發表文章，接受各種邀請，到大學參加會議、開辦講座和研討班。

她既是作家、評論家，也是電影人，她時不時會出現在銀幕上，或在一部伍迪·艾倫的電影里，或在紀錄片中。她是戛納電影節的常客，也是國際筆會[3]的成員。人們征求她的見解，她參與各種政治論戰，投入反越戰的斗爭，為波蘭、俄羅斯、波斯尼亞的言論自由呼吁；在古巴革命的最初幾年里，人們看到她站在菲德爾·卡斯特羅的一邊；因為對文學藝術的貢獻，她獲得法國政府授勛，同時，她在法蘭克福、耶路撒冷和紐約等地獲得過許多獎項。

要簡單概括蘇珊·桑塔格的人生是很困難的。她永不饜足的好奇心推動她走向攝像機或者劇院后臺，促使她選擇最多樣化的題材，學習多種語言，為個人圖書館添置成千上萬冊書。這也部分解釋了她從不中斷的旅行，和她作品的豐富性與多樣性。對“您是誰？”這個問題，她毫不猶豫地回答道：“我是一個流浪者，我從發現事物、相逢與交流中得到樂趣。我在美國時并不覺得自己是美國人，但我又從未像我在國外時那樣美國化。一切都令我感興趣，我所憂慮的只是我能否始終保持公正。吸引我的是那些最為蜿蜒曲折的心靈之路。關于它們，我想要用各種方式去描寫。”

好奇心和智力上的一絲不茍構成了她那千變萬化的作品的共同特征，盡管這些作品在她身后并非都能不朽。那些評論著作會被一讀再讀：很多是奠基之作，如果追溯20世紀下半葉的各種知識界論戰，不引用桑塔格的許多文章與文集，幾乎不可能，其中《反對闡釋》《關于“坎普”的札記》和《論攝影》肯定是她最為知名的作品。但就像她終生的友人理查德·霍華德[4]提醒人們注意的那樣：“她不想被看作知識分子。她會回應這樣的叫法。被這樣稱呼的時候，她會答應的。但她并不喜歡。”

她的電影和小說就遠不會有同樣長久的壽命。桑塔格寫的最后幾篇序言之一是為維克多·塞爾日[5]的一部小說所作的，文中她強調他的小說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提醒人們“當一位作家的大部分著作并非文學性作品，要低估其文學成就是很容易的”。她在后文繼續斷言塞爾日“作為虛構作品的作者，同樣遭到了懲罰。歷史真實性是通向虛構之路的絆腳石——就仿佛我們必須從中二選一”。她還指出，某些評論家甚至會說出這種話：“塞爾日最偉大的文學作品就是他自己的人生，充滿了危險與狂風驟雨，保持了道德上的忠誠與正直的人生。”

在她的四部小說中，只有《火山情人》真正取得了口碑與商業的雙重成功。最后一部出版的《在美國》獲得了2000年的國家圖書獎，但讀者并不因此就必然買賬，抄襲指控與評論界的溫吞反應都打消了她再寫一部的念頭。在生命行將逝去的時刻，除了留下一些筆記，以及在書信或采訪中的一些影射，她已經不再有寫小說的計劃。

矛盾的是，在今天，蘇珊更為讀者，特別是法國讀者所知的，正是那些從她的文件中整理出來的作品。這些文件在2002年由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獲得，遵循的是在美國根深蒂固的一種傳統：作家們生前出售自己的個人文件，不僅能夠從中獲利（通常事先約定只有在作家死后才遞交文件），還能自行決定這些文件的借閱條件。桑塔格決定自己的文件可供一切人查閱，只為幾箱嚴格私人性質的文件增設了限制。這些安排是出于她自身的意愿，并由她的兒子戴維·里夫加以推動，從那些本來被擱置的作品開始——如果沒有死亡這柄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頭頂，他永遠也不會如此快地處理。他更希望能親自編輯他母親的日記，前兩卷已經分別在2010年和2013年翻譯成法語出版。除了這些卷冊，還有一部最后的文集，作家本人生前已經開始匯編，但最終未能完成。這些日記以碎片化的形式編年記錄了她的青春期末期、她的感情生活、她作為母親的焦慮不安、她在智性方面的探險尋奇，還有她對寫作的重重疑慮。

雖然能查詢檔案文件與日記這一點極為關鍵，寫一部蘇珊·桑塔格的傳記可不因此就是一件易事。第一部傳記[6]是在她生前寫成的，她對此曾抱猶疑的態度，然后又充滿敵意地加以抵制，并禁止她的朋友們回答傳記作者的問題。這部傳記作品基本上完全以一個對桑塔格疏遠甚至抱有惡意的小圈子和書籍報紙作為信息來源，它僅僅在丑聞意義上獲得了成功。而2007年在作家死后出版的德語傳記[7]的作者丹尼爾·施賴伯，同樣未能從自由查閱檔案文件中受益，因為當時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還沒有對文件進行整理。

我為寫這本書開始進行研究是在2010年，當時檔案文件已經對外開放，在我最初探索后時日未久，第一卷日記就已出版。這一卷，就像接下來的一卷一樣，僅僅是對手稿全貌的一種節選，我閱讀過日記的原手稿，以及全部書信、手稿和筆記。然而朋友和家庭成員仍然極度守口如瓶，在我與戴維·里夫會面之前，他就告知我他盡管不反對，但也不打算參與到這種行為當中。

于是我寫作這部傳記依靠的主要是檔案文件——這是價值無法估量的資源和作品——以及已經發表或有記錄的評論與回憶文章。最后這一類文章在最近這些年里大大增加，因為桑塔格以七十一歲的年紀告別人世已經十二年。我的目標，就像在我之前的傳記作者們一樣，是勾勒出蘇珊·桑塔格的智性旅程。這個“包羅萬象的靈魂”，就像她經常在英語里被稱呼的那樣（使用的詞是polymath，“通才”），處在一個環境與一個時代的核心位置。

為法國公眾寫作這部傳記也是我特別的興趣所在。桑塔格對巴黎和法國文化的依戀之情及法國文化在她智性成長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都在她出版的日記中得到了確證；如果這還有必要證明。另外，以一種跨大西洋的視角來敘述這段人生（這在某種程度上倒置了：由一個生活在美國的法國女人來講述），我希望能展現出對她的作品與雄心的一種全新視野。

盡管戴維·里夫的母親是在紐約出生與去世的，但他為她在巴黎的蒙巴納斯公墓建立雕像的行為，想必并非對她的背叛。她的許多朋友已經在這里長眠——E.M.齊奧朗的墓距離她的墓不過幾步遠——還有她的楷模們，像西蒙娜·德·波伏娃與薩繆爾·貝克特。就像他在獻給她的文章里提醒大家的那樣，這么做是為了他的母親，也是為了她的眾多友人：“巴黎也是她的第二個家……在我看來，墳墓是為生者而建的——如果它們是為任何人而建的話。”

注釋

1.1英尺約等于0.30米。——本書編者注

2.巴里，位于意大利東南部，是意大利通向巴爾干半島和東地中海的主要港口。——譯者注

3.國際筆會（PEN International），非政府組織，旨在促進各國作家間友誼與合作，保護作家免受政治壓迫。——本書編者注

4.理查德·霍華德（Richard Howard），美國詩人、文學評論家、翻譯家，《巴黎評論》的詩歌編輯。詩集《無題的主題》曾獲普利策獎。——譯者注

5.維克多·塞爾日（Victor Serge），比利時無政府主義革命家、作家，著有回憶錄《一位革命者的回憶》、小說《被征服的城市》《圖拉耶夫同志的案件》等。——譯者注

6.即《鑄就偶像》（Susan Sontag: The Making of an Icon）。——本書編者注

7.即《蘇珊·桑塔格：精神與魅力》（Susan Sontag. Geist und Glamour）。——本書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