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徐文堪（1943—2023）

2023年1月4日，備受學界同行尊敬的徐文堪先生在上海病逝，享年79歲。聽到這個消息，倍感悲痛。雖然近年來文堪先生信中常說自己年老體衰，但我看他還是沉穩堅韌，家族中有長壽基因，想來不會有大礙，沒想到在疫情即將過去，春光就要到來之際，他卻沒有挺過來。悲痛之中，謹就與文堪先生交往中所受學恩，擇要幾點，聊綴哀思，以作悼念。

1986年蘇州會定交

1985年我畢業留校任教，第一次出門是1986年5月跟隨恩師張廣達先生去蘇州鐵道學院參加“中國中亞文化研究協會蘇州學術討論會”。因為復旦大學畢業的芮傳明兄當時在這里任教，所以召集了這次會議，雖然有會長陳翰笙先生以及張廣達、穆舜英、陳高華、周偉洲等老師輩參加，但會議以中青年學者聯誼為主，我得以認識“文革”以后從事中亞史研究的一批年富力強的人物。

會上，徐文堪先生發表有關新疆考古發現的古人與講印歐語的吐火羅人的關系問題，讓我耳目一新。特別是他文章中引用了前一年劍橋大學出版社剛出的貝利（H.W.Bailey）《于闐語文獻集》（Khotanese Texts）第7集，我1985年7月從歐洲回國時帶回來一本，按照當時中國國內圖書館購買外文書和編目程序來說，不可能這么快就在圖書館里讀到此書。我底下問文堪先生在哪里看到這本書的，他說在上海外文書店二樓。我再看他那因小兒麻痹癥而不方便的腿腳，對面前這位清瘦的《漢語大詞典》編輯由衷敬佩之至。交談之下，方知他從未出國，卻對歐美各種西域語言研究情況了如指掌，說起來如數家珍。由此我們一見定交，開啟了長達近四十年的學術友誼。

文堪先生大我17歲，父親是大名鼎鼎的徐森玉（鴻寶）先生，因此他有著廣泛的社會關系。自1986年在蘇州與文堪先生相識，多年來我一直視他為師長，他對我也關愛有加，在使用電子郵件之前，我接到過他大量的紙本書信，有時一天兩封；電子郵件通暢后，他的來信遠遠多于我的去函。我雖然沒有統計過，但他給我的信應當是學人中最多的，而且書寫工整，一筆不茍，內容更是滿紙學問，沒有任何費詞。

書信往來 書籍傳送

徐文堪先生從1977年就開始供職于《漢語大詞典》編纂處，為《漢大》的編輯、出版貢獻了人生最主要的精力。他做事兢兢業業，認真負責，編纂《漢大》是他的本職工作。同時他也研究漢語史、詞匯學、詞典學，做詞語考釋，他的《編余問學錄》把這方面的文章放在第一組，表明這是他的本行，理應放到首位。但他的興趣是歐亞大陸的語言、考古、人類學，以及相關的語言交涉、基因和族群起源等問題，對于這些研究的把握，在上世紀80年代，主要靠到處跑圖書館翻閱書刊來積累。文堪先生對這方面研究信息把握之快，判斷出版物水平之準，我從他陸續的來信中倍感欽佩。我有關吐火羅語和吐火羅人的許多國外研究信息都來自文堪先生，他知道我開始集中精力研究粟特人時，經常告知我許多國外新的粟特學論著，特別是我不熟悉的俄文發表的研究成果。他給予我的學恩，真的是難忘也難以回報的。

文堪先生收集學術信息恐怕不止圖書館一條途徑。在使用電腦傳輸資料之前，他如有需要，會讓我把相關書刊寄給他，甚至從北大圖書館借出寄他，用完璧還。我想起來的有臺版的林悟殊《摩尼教及其東漸》、魏漢茂的《伯希和生平與著述》、龜茲會議論集《鳩摩羅什和中國民族文化》等。后來我略微掙點稿費，就直接把他要的單本書復印寄送給他，如Acta Asiatica 78、哈密屯（J.R.Hamilton）慶壽文集、Tremblay的Sogdian and Manichaeism等等。虞萬里兄悼念文章中提到他讓我把臺灣《漢學研究通訊》四十余冊寄去參考，由此可見他把握信息量的魄力和能力。

這樣頻繁的書信往還，讓我們之間建立了緊密的聯系和深厚的友誼。文堪先生自己出版的著作也都送我一冊，我記錄下來的就有《外來語古今談》《吐火羅人起源研究》《歐亞大陸語言及其研究說略》《編余問學錄》，還有他和潘悟云合譯的蒲立本（E.G.Pulleyblank）《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我深感文堪先生是利用編輯之余的時間做學問，所以寫出來的東西相對要少，但他毅力驚人，筆耕不綴。

他也把其父的大著《徐森玉先生文集》《漢石經齋文存》寄給我。此外，還把自己經手的一些圖書送給我，現在記得起來的有張永言《語文學論集》增訂本，有他編的《光明王國：圖說摩尼教》，還有《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唐代文學百科辭典》《古典戲曲外來語考釋詞典》，有他幫忙校對的楊繼東、陳引馳譯梅維恒《唐代變文》，當然還有他幫王元化先生編的每一輯《學術集林》。

說到《學術集林》，承蒙他的厚愛，我也受邀撰稿，但乏善可陳。1997年蒙他慨允，把在柏林調查吐魯番文書以及所獲歐美東方學的信息，以給他的通信形式，在《學術集林》卷十發表了一篇《柏林通訊》。這篇文章之所以采取書信模式，就是因為我接到的文堪先生這樣的書信太多了，所以做一次集中的回報，其實平日里他的信遠比我的要長，要多。

對我編輯的各種書，只要有求于他，他都是全力支持，在《敦煌吐魯番研究》上他發表過恩默瑞克（R.E.Emmerick）與蒲立本合著《一件中亞婆羅謎文拼寫的漢文文獻：晚期中古漢語和于闐語語音新證》書評，在《唐研究》上發表過耿世民《新疆文史論集》書評；在《敦煌文獻·考古·藝術綜合研究——紀念向達先生誕辰11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發表《關于〈向達文集〉的編輯與出版——紀念向達先生誕辰110周年》，其中有珍貴的1947年7月18日曾昭燏致徐森玉先生的信。

文堪先生對我的學術研究十分關注，對我的每一點進步都給予鼓勵。2014年歲末他來信說：“從俄羅斯網站獲知，您榮任該國東方文獻刊物編委，甚好。”這指的是我擔任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主辦的Written Monuments of the Orient編委，國內很少有人關注，但文堪先生竟如此留心，特與激賞。

讓我非常感動的一件事，是2019年6月15—16日我去復旦大學參加“絲綢之路寫本文化與多元文明”國際研討會，文堪先生看到會議議程，來信說因身體緣故，近一年沒有去過復旦，16日下午16時一場由我主持，他經考慮，打算在家人陪同下，前來參加，“以資學習，并向您和各位請教”。其實，這時他已經坐著輪椅，行動很不方便，但他明顯是對我的支持，所以一定要來參加這一場。聽完會他就離去，我送別他，不免惆悵。

我每出一本書，都會寄請他指教；主編的書出版，也都寄給他惠存。2017年12月，我主編的《唐研究》最后一本出版后寄上，他馬上回信：“惠賜的《唐研究》23卷收到，非常感謝。先生自1995年任主編二十余年，成就斐然，謹致崇高敬意!”這個肯定，讓我感到十分欣慰。

2020年11月我把新出的《三升齋隨筆》寄上，隨即接到文堪先生電郵：“新刊大作《三升齋隨筆》已經在昨晚收到。連夜閱讀，感到美不勝收，非常精彩。全書內容豐富，論斷精當，充分吸取最新國內外學術成果，實非易事。我注意到您對岑仲勉先生大量論著的重視，很覺贊同。岑先生書限于當時條件，有可商之處，但總體上是高水平的。近來國內學人也開始注意用自然科學和新興技術方法及手段研究人文和歷史，我雖年老體衰，跟不上了，但相信會有美好的未來，因附及之。多年來蒙您賜教，謹表示最深切之感謝！”這好像是他給我的最后一封論學的信，文字也比較長，他最后的話似乎有點語重心長。

“吐火羅”之謎

徐文堪先生最關注的學術問題，是新疆古代“吐火羅”人的起源問題。簡單說來，在羅布泊地區的古墓溝、小河墓地等處發現了距今近4000年的一批原始高加索人（歐羅巴人），他們可能是從南西伯利亞經阿爾泰地區南下到達塔里木盆地。而大約公元5—10世紀塔里木盆地北沿的龜茲、焉耆、吐魯番流行一種被定名為“吐火羅語”的西支印歐語，學術界有不少人認為講這種“吐火羅語”的吐火羅人就是公元前2000年以來生活在塔里木盆地的高加索人的后裔。文堪先生對此深信不疑，而且發表了多篇文章加以論證。對此，體質人類學、考古學、歷史學、語言學界都有許多不同的聲音。這個問題涉及到印歐人和印歐語的起源問題，也同印歐人和蒙古人的早期接觸有關，甚至與人類的起源與不同支系的擴散問題相關聯。

看上去外表完全是中式學者模樣的徐文堪先生，其實思想意識是非常超前的，他對于新興的分子人類學的人類單一起源說、遺傳學Y染色體和DNA測試、語言起源一源論、“歐亞超級語系”假說、“農作—語言擴散”假說等等國際上的熱門話題，都了如指掌，不斷用各種文字形式講述這些新學說的來龍去脈，并且把這些宏觀的解說與“吐火羅”問題的解析聯系起來，不斷推進自己的看法。

為了及時把握“吐火羅”問題的學術脈搏，同時發出中國學者的聲音，他克服重重困難，參加各種國內外的學術會議。1996年，他與中國考古學界的安志敏、韓康信、林梅村、水濤四位先生一起，去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參加梅維恒（Victor H.Mair）主持的“中亞東部銅器和早期鐵器時代的居民”國際研討會，兩卷本會議論文集1998年出版。這一次會議我沒有參加，但后面兩次重要的國際會議，我都曾陪文堪先生前往。

一次是2000年3月8日，我和徐文堪、林梅村、水濤一起飛往洛杉磯，轉圣迭戈，在Quality Resort旅館住下，我和文堪先生同室，問學兼照顧他。3月10日正式參加美國亞洲學會的年會，整個會有兩千多人，分成幾個時段，每個時段有若干分會場，隨個人所好，打游擊式地聽講或報告。我們參加的是3月11日梅維恒主持的圓桌會議，題目是“新疆古尸對中國史前史和歷史時期研究的重要性”。梅維恒開場白后，丁愛博（Albert E.Dien）首先發言，他對梅維恒的看法有所批評。然后依次是水濤講甘肅和新疆史前文化的關系，林梅村講新疆的史前石堆墓，我講吐魯番的三種葬俗，最后是愛爾蘭皇后大學的馬洛瑞（James Mallory）講新疆古尸的學術意義和限度。各位發言后，梅維恒讓徐文堪提問并講述自己的看法。其實文堪先生對這個會議主題最有發言權，但他身份是編輯，按照美國學術會議的不成文規則，發言者一般都是來自大學和研究單位的人，他們不認為編輯能做學術研究。文堪先生一時興起，講的時間有點長，在座的許多人想發言質疑梅維恒的觀點，結果袁清教授起來打斷了文堪先生的發言。會后我趕緊把兩位拉到一起解釋，一位是原北京圖書館館長袁同禮的公子，一位是北圖善本部主任徐森玉的哲嗣，可惜他們這次才得相識，于是也就一劍泯恩仇了。

另一次是2013年6月26—28日維也納大學瑪爾粲（Melanie Malzahn）教授主持召開“吐火羅語文獻的內涵：吐火羅語寫本與絲路文化”國際研討會，因為我和慶昭蓉、荻原裕敏正在開展龜茲石窟吐火羅語題記調查與整理工作，所以受到瑪爾粲的邀請，徐文堪先生聽說有這個會議后，也申請參加。于是，6月24日他先到北京，25日我陪同他從北大出發，到機場與狄原會合。飛行10小時到維也納，慶昭蓉從柏林過來。晚上住維也納大學附近的Pension Andreas賓館，比較簡陋，但好在距離會議地點不遠，對徐先生倒也方便。

接下來三天會議的情況，文堪先生有專文記述，即《維也納歸來談吐火羅學》（收入《編余問學錄》），他特別表彰中國學者的發言，介紹了英文發表的觀點，也提到他本人與復旦大學韋蘭博士、李輝教授合作的《從考古學和遺傳學的進步看吐火羅人與月氏人的不同起源》，即把與小河文遺址、察吾呼文化有關的吐火羅人和東黑溝、岳公臺—西黑溝文化有關的月氏人區分開來，他希望將來在吐火羅語和吐火羅人的故鄉新疆召開一次規模更大的“吐火羅學學術會議”，他套用季羨林先生對敦煌學的定位，號召“吐火羅語在中國，吐火羅學在中國也在世界”。開會幾天，我盡到了照顧文堪先生的責任，甚至因為他走得比較慢，我倆錯過了大會合影。不過我和他在一起的時候，十分愉快，他不時提示我發言者是專攻哪個方面的專家，發表過什么吐火羅研究的文章，特別是不同學者對吐火羅人看法的根據和假設，提示各個不同學科學者之間的偏見和局限。

對龜茲石窟題記項目的大力支持

2008年我到巴黎參加“伯希和：從歷史到傳奇”國際研討會，見到跟隨吐火羅語專家皮諾（Georges-Jean Pinault）教授學習的慶昭蓉和荻原裕敏，開始謀劃把他們兩位引進到國內，開展龜茲石窟吐火羅語題記的調查與解讀工作。翌年荻原應聘于中國人民大學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而慶昭蓉則進入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后流動站。于是從2009年開始，我們在龜茲石窟研究院前期工作的基礎上，與趙莉副院長帶領的團隊一起，經過多次調查、測量、摹寫、解讀，把大約七百條婆羅謎文題記做了整理和釋錄，其中最多的是吐火羅語B（龜茲語）題記，也有梵語、回鶻語、粟特語等材料。

在這期間，我一有機會就向文堪先生匯報我們的工作進展，他不時也過問。2015年7月16日我去信給他：“關于龜茲石窟吐火羅題記項目，我們斷斷續續進行了五六年了，因為有很多學術之外的難處，所以我打算今年把這個項目結束，現在簡報已經發了大半，最后整理成一個正式的報告書出版，相信對龜茲石窟研究、吐火羅語研究等，都是非常有意義的。”次日就接到回信：“石窟正式報告的出版是一件大事，盼早日問世。這也是中國吐火羅學研究的一個里程碑，歷史會留下記錄的。”諸如此類，他一直是一位幕后的強有力支持者。

2018年6月《題記》書稿正式交付中西書局，書局要申請國家出版基金，需要兩位專家推薦。我即請新疆考古專家王炳華和最懂吐火羅語題記意義的徐文堪兩位先生。邀請信發去后，文堪先生立刻回復：“關于為龜茲石窟報告寫推薦書事，雖然不敢當，但此系千秋大業，義不容辭，自當遵囑寫出請政。雖然發了許多重要論文，但國外學者仍然有點隔膜，深盼中西書局務必做好，盡可能達到一流水準。近日海外吐火羅研究似較前熱些，這是國內大貢獻，有劃時代意義。”

2020年11月我和趙莉主編的《龜茲石窟題記》終于出版，荻原和慶昭蓉是解讀題記的主力，我們十年的辛苦終成正果。當時我正好在上海博物館開會，所以讓中西書局李碧妍聯系文堪先生明日去送書，又在朋友圈發了一條微信，文堪先生看到后馬上來信：“在微信上看到您對《龜茲石窟題記》的說明，非常感動。您的團隊十年辛勞，終于結出碩果，是有世界意義的。我得以先睹為快，自感榮幸。我因年老體衰日甚，做不了什么事。只希望在有生之年，多聽到一些有關學術的好消息。”22日下午，我和李碧妍、王宇海一起往華東師大附近一家簡陋的快餐店，與文堪先生見面，恭敬地奉獻給他新出的《題記》三大冊。他看上去身體很弱，但精神很好，見到書時異常高興，并贈我打印出來的幾篇新刊吐火羅語文章。我們談了不短的時間，總是有說不完的話，但怕他勞累，所以大概一個多小時后告別。第二天就收到他的來信：“昨天得以快唔，承惠賜《龜茲石窟題記》和新刊大著（《從學與追念》），感激不盡！您今天離滬返京，一切請多保重（聞北京已降雪），并祝健康快樂！”雖然身體已經很弱，但文堪先生的學術熱情很高，而且仍然是雷厲風行的性格。

2021年3月21日，我們在中西書局召開《龜茲石窟題記》出版座談會，很榮幸地請來了王炳華、徐文堪兩位。文堪先生坐著輪椅，身體顯得非常虛弱，但他堅持發言，給予高度評價。他無法與大家一起用餐，早早由家人護送回府。當時我和大家都沉浸在新書出版的喜悅之中，沒有想到這次會面竟是我與文堪先生的永訣。

（作者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