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驚悉侯一民先生仙逝，感到萬分悲痛。

我第一次見到侯一民先生，是在1960年夏天。

那年，我只有17歲，在內蒙古美術家協會做通聯工作。9月的一天，美術家協會副主席旺親拉西告訴我，說中央美術學院侯一民教授要到內蒙古錫林郭勒大草原來體驗生活，讓我關照一下他的生活。

第二天，我便到火車站去接侯一民先生。當他看見我的手里舉著一張寫有他名字的白紙時，便微笑著朝我走來。他當年30歲，高高的個子，身材筆直、面龐英俊，梳著大背頭，簡直一表人才！那時呼和浩特還沒有出租車，機關也無小轎車，我便叫了一輛四輪馬車將侯一民先生送至新城賓館安頓下來。翌日凌晨，我們又坐四輪馬車到新城西街的美術家協會展覽部。

待我們到達時，展覽部已經聚集了內蒙古美術機構專家和大專院校美術教師100多人。他們有的專程從包頭、集寧等地趕來，傾聽侯一民先生創作作品《劉少奇與安源礦工》的專題講座。

先生的講座是有備而來的。與大家見過面后，在一片掌聲中他便開始了講述。他是1959年接受了《劉少奇與安源礦工》的創作任務，到煤礦體驗生活時，曾三次下安源，又走京西、奔阜新、赴大同，鉆巷道，就住在當年礦工居住的四面透風漏雨的工棚里。期間，他為工人畫的速寫和素描就達84件之多。當他講到此處時，便從畫夾里取出了當時畫的寫生作品展示給大家看：全是用鉛筆、炭筆畫得結結實實的素描和速寫素材，畫面已經噴上膠液，此外也有顏色概括的油畫寫生。講座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進入創作階段后的那段歷程。

當時，侯一民先生將畫完的習作掛在板棚里，又在四處貼滿了礦工罷工時向資本家呼喊口號的標語……直到有一天深夜，他仿佛看見一群面目黢黑、衣衫襤褸的工人和骨瘦如柴的孩子喊著震耳欲聾的口號迎面走來，就再也躺不住了。于是爬起來開始夜以繼日地繪制《劉少奇與安源礦工》草圖：作品中的工人領袖劉少奇堅毅而果敢，帶領過著非人生活的礦工們沖向礦主以爭取生存的權利，極具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

講座一直延續到過午方散。第二天早晨，侯一民先生又過來，為旺親拉西的妻子曼凱畫了一幅半身肖像。

旺親拉西是內蒙古騎兵部隊出身，轉業后于1952年進入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進修，與侯一民結下了深厚友誼。曼凱是內蒙古歌舞團的歌唱演員，與旺親拉西一樣高高的個子，年輕漂亮。她的畫像干凈利落，侯一民畫了整整一個上午。畫完，還在畫面的右下角簽上了他的名字和日期，說道：“留個紀念吧！”便收工了。

那一次，侯一民先生只在呼市逗留了兩天，便起身去了錫林郭勒大草原。那年秋天，我也考入內蒙古師范學院藝術系上學去了。侯先生的音容笑貌、他的創作激情、他的重友情講義氣的人格魅力，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等我再次見到侯一民先生時，已是40年之后的事情了……

10年前，我已經當上了大學教授，開始寫作100萬字的三卷集《徐悲鴻時代》。1947年，徐悲鴻北上接手北平藝專時，侯一民就是他的學生，而且是地下黨員，直至畢業留校，可以說作為北平藝專中共地下黨支部書記的侯一民是最了解徐悲鴻的人之一。因此，我必須對他進行采訪。

那時侯一民先生已經退休在家，我通過他的學生、1953年畢業于中央美院的高帝老師聯系到他。他還記得我，聽說我是40年前在呼和浩特接待過他的“小夏”，便非常愉快地答應了我的采訪。

按照約定，我來到了他在北京的寓所。侯一民先生的書齋里藝術品琳瑯滿目，藝術氛圍濃郁。先生鶴發童顏，胸前飄著長須，神采奕奕。沒有任何客套，他便向我講述了與恩師徐悲鴻的全部交往。末了，他擔心時間短沒講全，還從書架上取下一本全面介紹他與徐悲鴻當年關系的《泡沫集》送給了我。我見他有些疲勞需要休息，手頭又有一大堆工作，便告辭了。回到呼和浩特市，根據對侯一民的采訪和他送給我的《泡沫集》資料，我把《徐悲鴻時代》進行了完善，對當年北平地下黨保護徐悲鴻、保護北平藝專不南遷進行了詳細解讀。

無論油畫、國畫、壁畫、雕塑、工藝美術，侯一民都無所不精。他是華君武所評價的“多才多藝的侯一民”，也是大家口中的“雜家”“雜牌軍”“泥人侯”“畫鈔票的”，還因燒制了10萬余件高溫斗彩小瓷人，又被稱為“小公崽之父”。無論哪一種稱謂，都飽含著大家對他的愛戴與景仰之情。

2008年，侯一民患直腸癌，瞞著鄧澍到北大醫院做了手術。在高危病房搶救了七天七夜后，為了鼓勵侯一民戰勝病魔，鄧澍要為他畫一幅油畫肖像。鄧澍還曾為宋慶齡、吳作人、蕭淑芳、王朝聞、黃胄、李苦禪、江豐、董希文、李政道等人畫過許多幅肖像，可畫得最多的還是侯一民。現在，這位令人敬仰的藝術家離我們而去了，他留下的功績卻使我們追思不忘。

（作者系內蒙古藝術學院教授）